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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国民互联网导师

2015-03-11屈一平

小康 2015年3期
关键词:邬贺铨宽带

屈一平

他是李克强总理点名会见的四位中国互联网精英中唯一的院士,短短8分钟给总理出了四个“考题”;他每天3小时泡在网上,通读所有互联网企业家传记,然后,颠覆曾经在传统垄断电信阵营那一边的自己,他说,动摇霸主地位的是创新。他,是邬贺铨

自1975年到今天,在邬贺铨身上,可以看到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叙事。

他被列为影响中国3G(TD-SCDMA)的决策人之一,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40分钟主题演讲,被马云称为“院士单口相声”;他是李克强点名会见的四位中国互联网精英中唯一的院士,短短8分钟给总理出了四个“考题”。

百度搜索他的名字,相关词条1780万条,远远超过周鸿祎。所有搜索几乎全部是他在各大论坛、院校等公开场合的观点陈述,标题通常为名字加冒号的组合。

邬贺铨今年72岁,性格乐观,回避粉饰,对任何“负能量”不欣赏。当《小康》记者求证他是否为解决中国宽带问题遇到阻力,他迅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会有不同声音,没关系,不断修正”。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各类保守、不变革。“颠覆”在他身上随处体现,批判体制,期待深化,期待改革之心赤子一般。

国家回报邬贺铨以荣誉。他是现今中国最有地位的互联网院士,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科研领域,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他每天3小时泡在网上,通读所有互联网企业家传记,然后,颠覆曾经在传统垄断电信阵营那一边的自己,他说,动摇霸主地位的是创新。

院士的颠覆相声

中国人真正接触互联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4年4月,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正式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这背后却是,邬贺铨及其同事们,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准备了整整15年。

1979年,邬贺铨在成都邮电部五所,主持开发出国内第一个60路复用设备;随后,研发中国第一套SDH设备,为日后他最早从事的ISDN(“一线通”上网技术)的研究打下基础,此后,作为项目和总体设计负责人完成了ISDN 2B+D和 30B+D NT1的开发,也即完成了“七五”攻关任务。

中国人从最早的拨号上网,到ISDN一线通(编者注:同时支持电话与上网两项任务)、宽带ADSL、光纤入户、3G网络、4G网络、移动互联网,乃至今天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邬贺铨他们面临更多的是对“过去自己”的一次次颠覆。

2014年3月,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位老一代电信领域权威专家,大唐电信原副总裁,却力挺电信、金融等传统垄断行业挑战者——互联网企业。40分钟的主题演讲,被马云称之为“院士的单口相声”。

马云表达对邬贺铨演讲的认可:“我们还是感谢你”,乌镇大会后,他和邬贺铨被邀请与李克强总理座谈,他面对后者说,你帮企业讲了不少话,为我们互联网企业发展创造不少空间。

这种能够与最高层直接沟通的身份,有时会令邬贺铨的处境非常微妙。2014年3月13日,杭州,面对李克强总理,仅有8分钟时间发言的邬俨然“企业家代言人”,提了三个建议,每一个都关乎互联网企业,又要求政府“作为”。

邬的建议,句句指向“开放”——政府开放大数据,几乎是所有大数据企业者的心声。他看看马云,甚至在建议汽车行业开放准入门槛时,直言电动汽车如果由马云来做,那是个什么局面?政府出资组建第三方非赢利云计算服务中心,被他放在第一位提出,当然,以他院士的谨慎求证,这些建议之前他设定了诸如不违反国家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的前提。

“明天我要到杭州吉利汽车企业去,你们互联网企业跟我去。”听完邬贺铨的提法,李克强当即做出决定。

邬贺铨在互联网界的身份,更贴切的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然而,对这一角色他曾经犹豫。

2011年,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人选锁定邬贺铨,他并不积极:“我已经兼任好多理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深知互联网协会比其他协会领导难当,表面看是技术,更多时候是部门利益协调,更会触及意识形态的管理。

邬保持了他一贯互联网式“创新”个性,从一个电信领域传统专家,完成服务互联网企业的“转身”。

“大智物云”——邬式自创词汇,频频见诸各类演讲。这位身为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的广东人,以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音,介绍道——“早年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每年给他贡献几十亿纯利润,可是国资委批评中国移动了,现在市值这么高,国有资产流失。”

近十年,邬更像一个导师,指引互联网方向。他很少谈及自己辉煌的过去,那是光纤入网的二十年。

“我们必须迅速调整”

中国人的数字通信,是在一次次变革中壮大的。而最初的变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

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会议,中国的数字通信标准何去何从?关系中国数字通信体制的方向,当时还是重庆邮电部第九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邬贺铨,力主从美国标准转为欧洲标准,支撑了当地市话的数字化与世界同步建设。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数字通信的发展来说,“值得载入史册”。

当年,32岁的邬贺铨负责主攻国内首批PCM30路(编者注:PCM即一种话音处理技术)产品研发,之后,国内通信网开始装备,该系统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邬贺铨出生于邮电世家,父母都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职工。少年时期经历父母双亡之痛的邬贺铨,无奈高一退学,改上中专广东邮电学校,学习市话专业。

1960年,邬贺铨以优异成绩从中专保送到武汉邮电学院学习。当时武邮有个老师要求甚严,声称他的功课能及格就很光荣了,邬贺铨竟然能考到90多分,甚至满分。1969年邬贺铨被分配至四川眉山电信总局505厂。

邬贺铨事业的早期,对于一位通信科学家来说,并不算一个好时代。到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 他从事的研究是美国标准,当时美国已升级到第二代,但邬贺铨所在的项目组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开发条件,搞起了国际上没有的组合,话音质量虽差一点,但对后来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上述那次载入史册的邮电部会议上,邬贺铨一度推翻自己,提出转向欧洲标准研究的总体方案,并负责终端总体设计。

1987年邬贺铨参加国际电信联盟会议时,确信同步数字系列(SDH)是个方向。当时他敏锐提出:“信息技术和市场每天都在变化,我们必须迅速地调整。”1991年他和团队终于如期研制出了STM-1/STM-4复用设备样机,中国在同步数字通信上,与世界站在同一时间窗。

这是一段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初步探索的旅程,环境上也颇多掣肘。1993年,他任863(编者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通信技术第二届主题专家组组长之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很多专家对此还不理解。

邬贺铨当时的难题是,互联网接入是做ATM交换机还是路由器?那时有两派意见:电信领域主张交换机,互联网领域观点是路由器。邬当时的身份还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他打破自己专业的局限,倾向于后者。他坦言自己是互联网的追随者,但路由器由于计算机专家组的进程搁浅,通信组开始向无线上网CDMA方向转。

“在中国,4G(编者注:第四代移动通信)容易,频谱来得不容易,所以且行且珍惜”。2014年4月,邬贺铨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讲话,绝非简单的热门词汇表述。

十年前的2003年,中国还没有听说3G的时候,作为战略研究者,邬贺铨便组织起草了一批互联网基础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无线互联网研究的方向。同年,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起草组成员,他提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重大专项,项目定位就是3G、4G,甚至5G,这一预算达到500亿的项目,预计历时14年。纲要2006年颁布,预算到2020年,将中国建成无线通信强国。

期待改革,期待深化

邬贺铨对《小康》记者说,自己会关注有争议的文章,全面透析正反两方观点。身边工作人员评价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对此邬贺铨的解释是,“自己讲的东西自己要信”。

2004年,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邬贺铨从中央党校毕业,写了篇文章为《论在网络时代党的执政能力》,核心观点是:当今的领导干部不能靠先知,而要靠先觉。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颇为信息化——过去我们党,是一层层传达红头文件,所以领导干部比群众先知道,老百姓感觉水平真高。现在网络时代,老百姓知道得比领导干部还多,靠信息不对称领导已经不行了,而要靠先觉。

邬贺铨这种独立思考态度,颇受企业界和媒体欣赏,同时他也不惧怕任何不同的声音,“没关系,不断修正”,因为他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毫不避讳批评运营商在通信市场上的失职——讲述自己在日本调研期间,看到运营商在研究手机制造,得知是政府要求具备的社会责任之一。“我回来问过电信运营商,他们说政府只要求我们保值增值,我们不需要带动国内制造企业”,邬贺铨为此痛心,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中国没有把市场当作资源。

邬贺铨在公开场合的反思,远不及他向管理者的质问。2011年,在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毫不留情质疑工信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中国的网络是靠老百姓撑起来的,国家为何不建立宽带普遍资金?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建立宽带普遍资金,谁做农村补贴谁,唯独中国没有。他提议,从运营商上交的钱一部分抽出来作为国家宽带普遍资金,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让运营商自己来投资,运营商应该尽社会责任。

2013年8月1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部署未来8年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意味着“宽带战略”从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宽带战略制定组组长,邬贺铨对此却并不满意,他首度回忆,当时打给财政部的报告是,建立国家宽带普遍服务基金,财政部改了两个字,建立国家宽带普遍服务机制。

相较于邬贺铨对政府的期待,对互联网企业,他的宽容度颇高。互联网协会理事长的身份,让他必须面对这个不成熟的互联网市场争议的成长,诸如“3百大战”、“3Q大战”等等互联网界的厮杀,最初都是先由互联网协会调解。

“3百大战”最终判定360败诉的依据,是互联网协会根据国际协议订立的自律公约,周鸿祎签字认可。

这是一份“黑名单”公约——邬贺铨在确定这一公约属性时,最大限度呵护互联网企业的成长。他说,互联网是讲创新的,管得太死,无法创新。只能做黑名单,“我没写不能做的你就可以做,这样,空间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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