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

王岐山的反腐思路

□李永忠

王岐山反腐的特点

王岐山反腐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

第一，反腐战术坚决。他深知腐败问题太多太重，经过调研和判断后，得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应急举措。他提“当前”，不是“现阶段”，更不是“将来长远”，直言只是权宜之计——以治标为主。更重要的是后面半句——“治本”才是目标和方向，灵魂是最后四个字——“赢得时间”。

第二，战役思想正确。王岐山认为，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而战役目标的关键，在于要打好歼灭战。将“打老虎”作为重点，打给领导干部看，从自己做起、现在改起。“苍蝇”打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从身边看到变化并提升对反腐败的信心，恢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就是 “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思路。

第三，战略目标清楚。王岐山的战略思维已经越来越明晰：通过反腐败维护中央的权威，通过严格整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通过抓好自身队伍“铁的纪律”来解决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自身的建设问题，让“打铁还需自身硬”落到实处。通过整合力量打好歼灭战并赢得时间，这就是战略思想。当前中共中央还是用权力反腐：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中纪委书记来反腐败，但是战术和战略的明确将有可能通过改革，将权力反腐转变成制度反腐，从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战略目标。

因此，这一年中纪委反腐的重大变化是从过去的量变发展到了质变萌芽的出现。笔者归结为“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中央体现了求真务实、以民为本、从严要求、权为民赋以及尊崇法治的思想。其中“权为民赋”是习近平当总书记之前的思想，把权力来源和主体讲清楚了。“9个前所未有”分别是：认识的清醒、重视的程度、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行动的迅速、媒体的报道及时和报道公开、群众的参与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前所未有。

强化异体监督，党内权力分立制衡

中国一直沿用苏联模式的同体监督，笔者总结了一句话：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由同级纪委监察局检举揭发出来，不是我们的纪委书记才干上的无能，而是体制上的悲哀。

30多年反腐败、党内监督、纠不正之风乃至廉洁自律都无法取得有效成果，同体监督是重要原因。不但没有成果，还越来越严重。王岐山看到这个问题，从巡视和派驻这两个问题上入手，这是30多年纪检体制改革的两个支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初见成效的异体监督手段——巡视组，中纪委高度重视，加强了中央巡视组的工作，全会提出要改进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全覆盖。巡视制度下一步应该在巡视组长的选择上下功夫，扩大巡视组长库。现在的组长只有正部级官员才有资格担任。笔者建议应该让副部级甚至厅局级的官员也来担任，比一比谁的工作效果更好。其次，现在巡视组成员是由中纪委统一指派，将来应该由巡视组长挑选自己的“兵”，而且可以在中央机关甚至全国范围选择，实现优化组合的效果，毕竟“包办婚姻”的效果总不如“自由恋爱”好。第三，巡视形式要多样化，现在是公开巡视，将来暗地巡视甚至微访的形式也应开展。最后，巡视组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够，应该协调其他的力量，特别是第四种权力——媒体的力量，用媒体监督的优势搜集信息，掌握情况。

突出纪委内涵，有序扩张监督权

纪委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定位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由于监督很难才会变身办案机关，再遇阻力就会变成纠风部门，又碰困难就会收缩为执法检查、效能监察……30多年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外延越来越扩大，专门监督的内涵越来越小，监督机关沦为办案机关。

中纪委办大要案没有司法手段，只有“双规”的手段。与此同时，在县市一级解决问题的任务观念很重，时间要求紧迫，如果一些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不高，就会出现大问题。

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到了“双规”的“四用原则”。第一，是“要用”，因为“双规”是一线反腐指战员的发明，不是腐败分子的创造。在法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前，当前不用“双规”，只能让腐败分子高兴，所以要用。第二，要慎用，“双规”并非与法律没有冲突，所以要慎用。第三，要少用。使用“双规”风险很大，后遗症很大，因此可用可不用的，坚决不用，即使能用的，也尽量少用。第四，最后不用。纪委要成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就必须以缩小自己的外延来扩大自己的内涵。为此，笔者建议：十八大的班子以5年为期，每年减少20%的“双规”使用数量，5年后不用“双规”；如果考虑远一些，以10年为期，每年减少10%，10年后不用“双规”。因此“双规”要用慎用少用，最后达到不用。真正达到不用的时候，纪委就会由那些陷入琐碎事务缠身的部门定位，恢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纪委战略改革的方向可归纳为“六转”：第一，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第二，由扩大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外延转向重视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内涵；第三，由同级党委的领导为主，转变为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第四，由当前治标为主尽快转向治本为主；第五，由全国性的治标为主转向以政改特区的治本为主；最后，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这样一来，虽然纪委在监督权层面看似扩张，却是有序、有制度保证并且在制度规范条件下进行，以避免纪委在扩张权力时，成为新的腐败增长点。同级党代会能够制衡纪委的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和协调，这样就能在党外不允许有党，党内不允许有派的前提下，通过党内分权，实现党权三分。

（摘自《高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