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意识形态角度看《牡丹亭》译本中隐性情态的显化英译

2015-03-08□赖鹏

现代语文 2015年33期

□赖　鹏

□赖鹏

摘要：基于情态运用的人际功能及其表达主观态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功能，本文对翻译语篇（《牡丹亭》，许渊冲、许明译本）中的情态英译行为进行意识形态角度的考察。以情态动词“should”和“can/could”所表达情态的类型分布和使用频率的数据对比为基础，从社会价值观方面解读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分析其对原文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英译在传递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作用。戏剧文学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基于对本国文化意识形态的感知而进行的隐性情态显化翻译，对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并推动中国古典戏剧和中国文化价值观走向海外英语国家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隐性情态显化英译语言意识形态《牡丹亭》译本

一、引言

《牡丹亭》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瑰宝，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国内外的巡演热映，代表中华文化正走向世界。对《牡丹亭》剧本唱词的英文译本进行语篇分析，对于促进跨文化沟通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走向海外具有重要的意义。

Fowler & Kress（1979）指出，对语篇进行分析应着重考察分类、及物性、转换和情态这几个方面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本文聚焦情态方面，以《牡丹亭》中译英双语对照语篇（许渊冲、许明，2009）为语料，考察译者基于原文隐性情态意义对译语情态形式的选择和添加及其所重构出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就是以翻译语篇为对象，挖掘译者对于情态语言形式的选择背后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考察意识形态价值观对译者行为的支配及译者对意识形态的重塑或再现。

意识形态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是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Hodge，1979）。迄今为止，（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众语篇和其他非文学语篇，其分析范围不可能不狭窄。但如果真的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理解世界、归纳经验的总的观点和看法”的话，任何语篇，包括文学语篇都是有意识形态的，都体现了作者和听话者一定的观点和看法（陈丽江，2006）。因而本文将眼光转向文学戏剧语篇，考察戏曲对话中语言形式背后传递的意识形态意义。由于情态的人际功能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陈中竺，1995），本文着重分析译者对情态意义的英译，揭示其向海外观众传递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舞台剧曲词的字幕英译在海外巡演时对外国观众理解该剧并了解中国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时历史背景下剧中人物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何通过英译策略促进原文含而不露的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对帮助外国观众理解该剧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矛盾冲突颇为重要。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牡丹亭》的情态英译进行研究并分析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英译，不但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也能促进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本文探讨译者对情态形式的选择和添加所体现的思想价值观念等主观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说话人对外界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取向，体现着话语的主观性（汤敬安、央泉，2008）。情态在语言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表达观点态度的）主观化范畴（彭利贞，2007），是表达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所以“情态范畴是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形式”（冯光武，2006）。这是本文聚焦情态英译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理据。下文将通过《牡丹亭》文学语篇中情态的使用情况反映当时的意识形态，看译者如何通过具体情态形式的选择、添加来跨语言传递戏曲原文所隐含的观点态度。

二、译者的情态选词反映意识形态意义

在《牡丹亭》的《训女》和《诘病》两出的曲词对白中，分别包含杜父、杜母与杜丽娘三人之间的对白，杜母与丫鬟及与杜父之间的对白。作者或发话人往往会在话语中通过多种情态表达方式来向读者或受话人传达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李杰，2005）。本文着眼于考察译者在对汉语隐性情态进行跨文化翻译时添加“should”和“can/ could”这两种显性情态形式所反映的当时社会中有别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些中国传统观念。所选的两出剧目（《训女》和《诘病》）是在未细读全书各出剧目译文的情况下随机选择，选取标准是包含杜父、杜母、杜丽娘和丫鬟几个主要角色的对白的剧目。

批评话语分析将语篇视为生成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汤敬安、央泉，2008）。不管对作者（作为源语篇生成者）还是译者（作为翻译语篇生成者），情态表达形式的选择都传递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这是因为，情态是表达观点和态度的主要手段，是一条展示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陈中竺，1995）。在文学戏剧语篇的对外翻译中，翻译语篇的生成者（译者）在情态形式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选择是基于其对源语文化价值观的了解而向译语读者（观众）进行跨文化价值观的传递的过程。

情态动词作为情态意义（话语参与者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载体，有诸多形式可供选择。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若干种语言形式可供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目的的作用和结果（陈中竺，1995）。面对中国本土观众和面对海外观众这两种不同的语境，译者为了提高跨文化的可接受度而对原文情态意义进行形式重构。从功能语法角度来看，语言功能决定语言形式；从译者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跨文化传递决定了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译者根据译语的表达习惯以及对译语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的了解来决定情态形式的选择或添加，凭借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感知来形塑翻译话语。在这形塑过程中，意识形态价值观以潜在形式影响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

因此，对戏剧翻译语篇的情态运用的考察可以显示剧中角色的观点态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作者或发话人会在话语中通过多种情态表达形式来向读者或受话人传达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李杰，2005），即潜在的价值和信念系统。作为译者，借助语言转换（词语形式的选择和添加）来传递原文剧中特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基于译者对原文情态意义的理解，或者基于译者对译语表达习惯的了解，或基于译者对译语观众跨文化接受度的潜在感知。

本文统计了该剧中《训女》和《诘病》两出的曲词对白中译者为各角色添加使用“should”和“can/could”的频率及情态意义分类，分别制成表1和表2，依据统计数据对其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行分析，体现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添加所传达的中国当时社会背景中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系统。原文中未用到情态动词却传达出的情态意义在本文中称为隐性情态意义，对应的译文中如果出现添加的情态动词则视为译者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翻译。

三、《牡丹亭》译本中显性情态动词should的添加及其反映的意识形态意义

表1：显性情态动词“should”在译文人物话语中的添加及其类型分布和使用频率

根据Fowler（1986），情态是直接体现观念视点的语法资源。情态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因为它是表达人际意义的语法资源，表达的是发话人对命题的态度（李桔元，2009）。通过情态表达方面的语言特点可揭示发话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因此情态表达方面的词汇选择具有意识形态意义。

在《牡丹亭》两出的原文中与“should”对应的表示责任的“应该”或“要”之类的汉语显性情态动词只在1处出现了，而译文中“should”这个英语显性情态动词在杜父杜母的言语中总共出现13处（见表1）（杜丽娘和丫鬟作为权势低者则未使用该责任型情态词），可见译者在杜父杜母话语中多处添加了should以重构原文中含而不露的以责任为主的情态。原文中显性情态动词较少出现，可能是因为戏曲唱词和汉语古文中惯有的省略，即便如此国内读者基于对中国当时社会文化和对汉语的熟知也能明显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隐性情态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但译者所面对的是不太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海外观众，为使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明晰化，译者对自己感知到的隐性情态意义进行了显性重构，添加使用了10余个英语情态动词，这种显性添加从跨文化角度来说能更有力地传递文化价值观。

从表1可以看出，译文中译者为杜父言语多次（6次）添加使用了表责任的中值情态动词（should），如“Fair maidens should be good in reading and writing.”（原文为：“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a wife at home should do her best.”（原文为：“有一日把家当户。”）；“Your mom should tell you what to do.”（原文为：“道的个为娘是女模。”），以对原文隐性责任型情态的显化英译来凸显他作为父亲对女儿的要求、作为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向海外观众传达了当年中国社会背景中父女在等级上的不平等关系和夫妻在性别上的不平等关系，从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折射了当时社会宏观的性别不平等，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义。

如表1所示，杜父与杜母所用“should”总量的77%用于表责任型情态（10次），使用它表推测型认识情态只有1次。作为父母通过该中值责任情态词向女儿传递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意义是：淑女应足不出户多读诗书，谨遵父命，他日为人贤妻，光耀父母，如：She should confine herself behind the screen（止堪深阁重帘）；Fair maidens should be good in reading and writing（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You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and feel what your father has to reveal（爹三分说话你自心模）。对比原文可见，以上英文例句中的显性情态动词should皆为译者添加，用于重构责任型情态所传递的如上意识形态意义。原文中仅出现1次的表“应当/要”的责任型情态动词是“要”，是在杜父拟给女儿请家庭教师学习诗书时，他说道：“请先生不难，则要好生管待。”，表达了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形态意义，译者译为：“It’s not difficult to find a teacher，but he should be welltreated as a preacher.”。这是两处的原文与译文均出现了显性动词且对应翻译的唯一一处，其它皆为译者显化添加，用于向海外观众明晰化译者所体会到的隐含的责任情态。基于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的曲辞倾向于含而不露，而英语或英美文化表现为更加直接。译者许渊冲倡导“发挥译语优势”（许渊冲，2006）。因此译者对情态动词的显化添加更加符合译语的情态表达习惯，具有传递跨文化价值观的必要性，体现了译者自由转换的双语文化能力。根据仲伟合、周静的观点，双语文化能力是译者在“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所特有的、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敏感度以及阐释文化差异、调节文化冲突的能力（仲伟合、周静，2006）。从本文的角度来说，这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意识形态沟通桥梁的能力。

在这一场的曲词/对白的英译中，译者在译文中为了体现封建时代的父女关系而添加了原文中不曾出现的情态动词，并且为剧中各人物添加情态动词的类型和频率各有不同。在该曲目的原文与译文中，女儿杜丽娘均未使用任何责任型情态动词，但译者为杜父则添加了多处责任型情态形式（见表1）。即，父亲使用责任型情态而非能愿型情态，女儿使用能愿型情态而非责任型情态（见表2）。这种情态类型和使用频率上的对比体现了情态选择与说话者身份的一致性，凸显了杜父作为封建家长在权威方面的高高在上，训斥女儿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而女儿则以能愿型情态动词的使用表示顺从。这种对情态动词的显性添加和类型选择所传递的是父权为上的封建意识形态，显示了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权力距离，为其后的情节冲突高潮（杜丽娘追求爱情自由，反抗父命及封建意识形态压迫）奠定了基础，为观看《牡丹亭》的外国观众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并促进剧情理解起了一定作用。

另外，使用“should”表达惊讶、忧伤、责备等强烈情感也是英语的惯用法之一，是译语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在译文中译者为杜母的话语添加使用该用法2次（见表1）。在《诘病》一出中得知女儿杜丽娘患病不起时，杜母深感悲伤，译者两次用该词翻译杜母的独白：“Why should my only daughter fall ill？”（原文为：“[天呵，偏人家七子团圆，我才这]一个女孩儿厮病”）；“Why should violent wind and rain harness her with might and main？”（原文为：“风雨于花生分劣，作意十分凌藉”）。对比可见原文中并无情态动词，译者添加显性情态动词“should”译成英文后突显了情感之浓烈，给人“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的悲怆感，以情态词的添加，形象地传达出了原文隐含的情态意义。但译者未为杜父言语添加使用“should”表强烈情绪的该种用法（见表1），使其对女儿的生病显得比杜母更为冷静。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别差异和为父为母的差异（女的感性、男的理性），体现了男女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译者添加使用“should”表达惊讶、忧伤、责备等强烈情感是发挥译语优势的一大表现，对使用英语的海外观众具有更深的情绪上的感染力，促进了该剧的戏剧效果和跨文化传递。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者在将一种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对所译语言的价值观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转达的策略，即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操纵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运用（王东风，2003）。《牡丹亭》译者基于对汉语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了解和对译语惯用情态表达的运用而选择了添加显性情态动词这一策略来发挥译语优势并促进中国当时价值观的跨文化传递，体现了情态显化翻译在以“含而不露”为特色的中国文学语言的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必要性。

四、《牡丹亭》译本中显性情态动词“can/could”的添加及其反映的意识形态意义

表2：显性情态动词“can/could”在译文人物话语中的添加及其类型分布和使用频率

“Can/could”既可表能力又可表责任，也可表认识型推测。原文中无一处出现相应的“能/可能”之类的显性汉语情态动词字眼，可见译文中的显性情态动词“can/could”的多义型使用（共23次）皆为译者所添加。从表2看译文的剧中各人物角色对三种情态类型的使用，可见杜丽娘只用该词表能愿型情态而未用它表责任型情态或认识型情态，丫鬟也主要用此词表能愿型情态（2次），用它表认识型情态（1次）是在杜母问道“柳梦梅将杜丽娘抱去牡丹亭为何？”时，答道：“春香（我）怎得知？”（How could I know？），等于说“我不可能知道”。除此之外，杜丽娘与丫鬟对“can/could”的使用均以表能力和意愿（能愿）为主，体现这二者在辈分与身份上的低势地位。杜丽娘对这个情态动词的能愿型使用表现在这句上：“How can young grass repay，the warm light of the spring day？”（原文为：“寸草心，怎报得三春晖？”）以草自喻，体现父母的慈爱如春日阳光，是小草没有能力报答的，通过草对阳光的感激体现了“孝”的意识形态意义。

丫鬟两次用该词表能力，是在杜母询问杜丽娘病倒后太医所为时，答道：“He used acupuncture，but it couldn’t cure her tender heart. He used magic pills，but how could pills cure her of lovesickness.”（原文为：“则除是八法针针断软绵情，怕九还丹丹不的腌臓证。”），丫鬟此言意在表示太医或灵丹妙药都没有能力治愈心病，体现了在那个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在思想束缚之下追求自由恋爱的心理诉求和意识形态意义。

图1：《牡丹亭》译文中各人物角色使用情态动词“can/could”的类型和频率

再看杜父对该词表达的三种情态类型的使用比率（见表2和图1），以表责任型情态为主（6次），认识型情态和能愿型情态为辅（各3次）。除体现出他作为长辈的权势高位之外，它们的具体使用还体现出意识情态意义，分析如下。译文中杜父对这个情态动词的责任型使用出现在对女儿或对妻子说的如下句子中：“How could you have slept away your hours without reading books on your shelves？”（原文为：“你白日眠睡[不读书]，是何道理？”）；“How couldyour mother forget to tell you that？”（原文为：“这都是你亲娘失教也。”）；“How could you，as her mother，let her spend her leisure to stroll in the back garden？”（原文为：“你为母亲的，倒纵他闲游。”）。原文中无情态动词且多数未用疑问形式而是用的肯定形式，但译文中转化为使用情态动词的反问句式。这种以反问句表示高度否定的“非疑用法”传递了很强的价值观意义，体现了作为父亲和丈夫他对女性的要求：知书识礼、相夫教子、足不出户，是那个封建时代大男子主义环境下普遍的意识形态。由表2可见，杜父使用can/ could次数占所有人使用该词总量的52%，说明他用该词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在诸人之中为最强，体现了男性封建家长的绝对地位。

杜母使用该词占总量的30%（见表2），其中又主要用于表推测（认识型情态，意为：怎么可能）（共使用5次）（见表2和图1），多出现在因为杜丽娘的病而对丫鬟的责备中：如“How could she have fallen ill since your service？”（原文为：“才着你贱才服侍他，不上半年，偏是病害。”）；“How could she grow so slender（since your service）？”（原文为：“她一搦身形，瘦的庞儿没了四星。”）；“How could she? How could she？”该句型反复重复多次，在强烈责备中传递了她的愤慨和仆人必须服侍好主子的意识形态意义。原文表示高度责备但未用情态动词（属于隐性情态意义），译者添加了显性情态动词而使其更符合英语的情态表达习惯，便于海外观众清晰地判断剧中角色人际间的社会权力关系，为理解之后的情节冲突做铺垫。这是译者出于跨语言和跨文化考虑而对感知到的隐性情态意义和权力关系进行的显化翻译。

综观译者对各人物角色话语的情态词添加，多使用“How can/could…？”这个包含情态动词的反问句式（原文中则可能既没有用到疑问句式也没有用到情态动词），通过反问式来表否定含义，实际是转化成高值情态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力地传达出了上述各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译者这种对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翻译是一种基于跨文化差异所作的有效调适，不需要添加额外文句或旁白来注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普遍价值观念，仅通过将不同的各个显性情态动词糅合进剧中角色的相应话语中即可向海外观众直观地传递中国当时的文化价值观，不失为意识形态意义的精炼传达方式。

对《牡丹亭》译文的分析显示，译者添加选用情态形式来传达隐性情态意义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分析译者对情态形式的增补和选择，反映了上述意识形态（父对女、夫对妻、主对仆的各种要求）对译者选择和添加情态形式的影响。译者对原文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英译是基于反映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需要，是进行跨文化价值观传递的需要。由于两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其社会结构和人际权势关系也具有较大差异，通过对隐含主观态度的中文隐性情态意义的跨语言显化，有助于将中国当时文化背景中的价值意识观念明晰化，能促进海外观众对中国戏曲剧本的理解，促进跨文化沟通。

五、结语

本文对《牡丹亭》译文情态的话语分析揭示了翻译语篇的情态系统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Lefevere （1992）指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操控，译者在意识形态和自身文学观的支配下，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和操控原作并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本文考察译文情态形式的添加和选用，显示译者对原文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情态形式被译者选择和添加的目的在潜意识中是为了向海外观众传递原作的思想价值观（足不出户、知书识礼、相夫教子的淑女观，妻从夫和女遵父的性别等级观，禁锢自由的爱情观等）。译者对情态形式的选择或添加因此而蕴含有丰富的意识形态信息（重男轻女、孝侍双亲、主仆分明等等），虽然这种情态增补策略和显化英译行为导致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不一定一一对应，但这种情态上的重构在功能意义上是与原文对等的，有助于剧中角色隐性观点态度的显性化和隐含意识形态的明晰化，从而提高海外读者或观众的跨文化接受度。

话语分析可以显示“隐含于语言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人际权力关系的影响”（辛斌，2008）。通过对译者的情态运用进行话语分析显示译者添加并选择情态形式来反映剧中发话人的意识形态是与剧中人物的人际权力关系紧密相关的。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语言的运用所反映的“权势关系和维持这些权势关系的价值观念”（丁建新、廖益清，2001）。《牡丹亭》译者从人物角色之间权势关系的体现方面通过译语中惯用的情态动词来向译语受众展现中国文化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增进了外国观众对剧中人物冲突高潮和剧本社会意义的理解，促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

本文以翻译语篇为语料，从社会角度阐释情态方面的语言运用，考查《牡丹亭》译者对情态形式的选择，显示英译过程中译者受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潜意识对其英译策略的支配，体现译者受中国意识形态价值观驱动而进行的情态方面的增补和显译。由于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以意义再生为任务（刘和平，2009）的，考虑译语受众而对原文进行符合意识形态传递的转换再生和适当重构是基于跨文化必要性而采取的策略。《牡丹亭》翻译语篇中添加的情态形式是译者基于原文社会背景中的价值观念并考虑译语受众和译语情态表达习惯而做出选择的结果，这种显化翻译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也由此具有跨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Fowler，R.& G.Kress.Critical Linguistics[C]//R.Fowler et al.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

[2]Fowler，R.Linguistic Criticism[M].Oxford，New York，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Hodge，B.Kress，G.& Jones，G.The Ideology of Management [C]//R.Fowler et al.Language and Nuclear Arms Debate. Nukespeak Today.London，Dover，N.H: Frances Printer，1979.

[4]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5]陈丽江.中国的批评语言学综观[J].外语教学，2006，（6）.

[6]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论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7]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1，（4）.

[8]冯光武.语言的主观性及其相关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06，（5）.

[9]刘和平.论本科翻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J].中国翻译，2009，（6）.

[10]李杰.情态的表达与意识形态的体现[J].外语学刊，2005，（4）.

[11]李桔元.情态及其在广告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J].外语学刊，2009，（2）.

[12]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3]汤敬安，央泉.英语情态范畴的多视角研究[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14]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15]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