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继民

父亲谢晋元与孤军营升旗事件

谢继民

在台儿庄失利后，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4月7日立即下达攻占徐州的命令，命华北方面军沿微山湖南下，华中派遣军自南京、江阴向北集中30万兵力分六路合围，寻找中国军队决战。我军在逐次抵抗后，于5月19日前分五路在敌军缝隙间突围而去，日军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得到徐州一座空城。

日本国内严重经济危机出现，占领半个中国国土造成兵力分散，自“八一三”淞沪会战以来有一二十万士兵伤亡……这些使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日益显现。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占领中国的心脏城市武汉，在会战中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结束战争。6月5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的命令：“华北方面军在追击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队途中向武汉转进，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和淮河自东向西推进，两个方面军合兵会战武汉。”为此，日军调动飞机500架、舰艇120余艘，兵力35万人投入战区。

武汉地处中国腹地，平汉、粤汉铁路在此交接，三镇沿滔滔长江和汉水而建，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办事机构和军事委员会都设在这里，又是中国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在国共合作、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大好形势下，我军以100架飞机，40余艘舰艇，110万军队迎战，“保卫大武汉”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誓言。

坚持升旗 誓死护旗

在全国抗战热潮高涨的形势下，武汉等地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举行十万人的大游行。滞留上海公共租界的孤军，在继续交涉以争取自由的同时，为表达中国军人热爱国家民族的情感，决定在“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两个一周年纪念日，在孤军营升国旗纪念。

为了升旗，父亲（谢晋元）命人采购了旗杆、旗绳等物品，万国商团并未阻止。7月20日，在营房中央将旗杆竖立起来，准备到时悬挂国旗。不久租界委派暂时代理留禁营司令的寇尔斌少校及工部局代理总办葛勃先后来函称：“营内不得有任何建筑上变更”及“孤军营不准许悬挂国旗”。父亲复函对工部局“此种违反法理的歧视行为”表示“极端遗憾”，并据理力争，“借此唤醒公共租界当局严重注意”。他从“受何人请求，因何而撤退”讲起，强调“查公共租界乃中国之领土，国旗系表示一国家之尊严，任何国民不能无国旗以示敬仰其国家。况余等为中华民国之军人，非法被留此间，所有本营房内一切措施，依据海牙陆战条规——一切宗教信仰如不越出秩序与风纪之范围，均得自由之规定。似此余等认为（租界）此种行为，实有损于中华民国之尊严”。对于谢团长理直气壮的言词，租界当局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只是蛮横地坚持“不准升旗”。

为了达到目的，23日租界当局派寇尔斌少校与陈时侠前往孤军营协商。当时。马飞少校休假由寇尔斌临时代理，所以他尽量想法表现。陈时侠在租界洋行里当高级职员，是万国商团中华队的上尉队长，两边都要听洋人的话，故而也特别卖力。但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升国旗”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道义上他们都讲不通。所以只能请谢团长看在万国商团亨培上校和他们两人私交的情分上，给点面子。父亲为了事情能通过协商解决，答应看在接替格莱姆担任商团司令的亨培等人“私人情感”上，暂时先将旗杆拆下，继续交涉，但至迟到7月31日为止，一定要有答复。

组织孤军士兵手工业生产（肥皂、毛巾、袜子、木器）

在双方为竖旗杆交涉的时候，日军的飞机频繁低飞盘旋于孤军营上空，一是侦察事态的发展，另外也是在显示武力，进行威吓。日军的动作对孤军未起作用，但租界当局对于早就自称是“上海真正主人”的日军一直怕得要命，唯有通过对孤军的控制和压迫去讨好日本人。

与租界工部局的交涉直至8月1日仍无结果，2日父亲命令将旗杆再行竖立。3日上午，休假后返沪的马飞少校来到孤军营，借口“接到报告说孤军营由外面运入武器”，要进行检查。父亲对此种无中生有的行为，断然拒绝，当即表示：“如有此事，余愿负一切责任。”过了两天，5日上午马飞又来，仍然坚持说孤军营有外面运入的武器，并准备立即实行检查。父亲再次表示：“我等绝对遵守应遵守之法理，倘有自外面私运武器入营并有其他意图，即属越轨违法，由本人负完全责任。”接着他不卑不亢地给马飞几句话：“检查并非不能，如无正式情报来源之文件证明而欲检查，则会刺激彼此情感，倒不如不查为妙。”马飞所谓“私运武器入营”不过是个借口，只是因“悬旗”问题上讲不出反对理由，而借此纠缠。父亲给了他几句话后，又表示愿意出具任何形式的证明文件，马飞只得表示“满意”而去。

谢晋元带领孤军战士高呼抗战口号及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

租界当局惧怕日军以悬旗为借口而找租界麻烦，便托青年会总干事陆干成、体育会彭三美及律师鄂森等人前往孤军营调解。一个月前国民党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行成立三青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在上海租界，青年会有一定的背景，这几个人平时对孤军营也有所帮助，他们前来劝解，父亲不能不有所让步。8日午后，鄂森再陪何德奎副总办和马飞到孤军营商议。

在陆干成等人调解的基础上，何德奎又前来协商，双方都希望此事能圆满解决。父亲坚持升旗，因为是中国军人在中国土地上应有的正当权利。何德奎作为中国人，理解孤军升旗要求的正当性，但从租界角度出发，又怕日本人找工部局麻烦，所以提出将旗杆截短八尺，从原来高三丈二尺，截短为二丈四尺，使之“低于孤军营营房的高度”。双方商定：（一）将旗杆截短；（二）逢纪念日得升旗；（三）不升旗时，将旗杆拆下。以上三项经双方当面商议妥当，并言明不用任何书面公文形式，共同遵守。父亲与何德奎、马飞商定的三点应该说兼顾了双方的要求，也是合理的。租界当局只要还有点骨气和稍微讲点道义，则以后的矛盾和冲突便不会发生。

1939年上海四行孤军篮球队

10日下午，谢团长命孤军将旗杆截去八尺，旋即竖起。11日晨6时列队举行升旗仪式，当全体孤军和铁丝网外的上海民众看着庄严的国旗在朝阳的映照下冉冉升起时，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十个月了，神圣的国旗一直不能在上海升起，大家心头的痛楚可想而知。升旗后，父亲对全体官兵训话，说明第88师动员和出师上海一周年纪念的意义。8时许，父亲召集连排长等官佐解释。原来各连官兵因11日及13日两天升旗极为宝贵，均自动集资购买了爆竹，以备燃放。10日拟运入营时，白俄队长阻止运入，并说报告马飞少校即来处理。父亲表示：“运进来也无妨，但如因燃放爆竹恐发生误会，我马上令彼等不准燃放。”父亲要求各连官佐就此事向士兵作说明。当谢团长训话时，马飞正好前来，父亲叫人请马飞稍等片刻，训话马上要结束。不一会，商团中华队员吴萃其来说：“马飞少校已经走了。”10时，商团中华队员陈克勤报告：“何副总办来电询问旗杆截短否，吴答‘已截短八尺，今日为88师奉令动员日，业已升旗’。何说：‘很好’。”对此，父亲认为，按照原商定原则办，并未在意。不料12时许，马飞又带人来说：“奉令限孤军营必须在十分钟内将旗杆拆下。”父亲说：“此系君与何副总办等前来协议之事，谅不能同意。”马飞只得悻悻而去。

不久，吴萃其急冲冲地跑来报告（据说是另一位商团队员吴启荣跑来，告诉在大门口的吴萃其再转告的），万国商团在跑马厅集合队伍，准备前来抢夺国旗，请孤军快作准备。也就过了十几分钟，大批商团队员就赶到了。先是英格兰兵300名从南面胶州公园包围孤军营，再来意大利兵400名散布胶州路大门附近，然后是白俄兵400名，有的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人人手中挥舞着大棒向孤军守卫的二门冲去。

当时，父亲等并无任何抵抗和作冲突的准备，在突然被袭之下，立即命令第三连守营门，第二连在大操场散开，第一连守瞭望台，第四连保卫国旗。我手无寸铁的360名战士，在手持枪棒的一千余名兵丁围攻下，为保卫神圣的国旗，同残暴的白俄士兵拼死肉搏。

白俄兵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相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红军，对沙皇俄国旧军人的称呼。1922年，围攻红色政权失败后的沙俄军队一万多人，从西伯利亚溃逃进入我国东北。张宗昌收留的白俄军于1927年被击溃后，许多白俄四散流落于中国各城市，上海也有不少。他们看门、打杂、乞讨样样都做，常常拿些香烟、肥皂、毛毯、小饰件冒充舶来品在马路上骗人或上门强卖，一有点钱就喝酒，非到烂醉如泥不可，上海人叫他们“罗宋人”或“罗宋瘪三”。这些白俄，人高马大，有钱人往往请去做保镖，租界当局则招了几百人做雇佣兵，组成万国商团白俄队。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信念，图的就是钱，什么坏事都肯做，成为公共租界当局最得力的打手和工具。

租界万国商团历来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最令人发指的就是1925年因上海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后为上棉二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余人而引起的五卅运动中，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万国商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大肆逮捕和屠杀游行抗议的工人和学生，十天共打死60余人，重伤70余人，轻伤无数，犯下了累累罪行。

如今，万国商团又对孤军进行镇压，凶残暴戾的白俄团丁在主子的命令下，来势汹汹地向孤军营二门冲去，他们挥舞着大棒和铁尺，肆意殴打我手无寸铁的孤军战士。全体孤军以国旗代表国家尊严，宁死不屈，英勇抵抗。他们纷纷奔至消费合作社拿来空啤酒瓶，还有的拿到一些木条、木棍。但凶残成性的白俄兵，不但挥舞木棒、铁尺，有的更以步枪上的刺刀劈刺，英勇护旗的壮士有1人当场牺牲，孤军受伤者达100余人之多，其中重伤41人。白俄兵砍倒旗杆，抢去国旗。此时，300名英格兰兵又冲入营内弹压，假惺惺地将受伤官兵送往巡捕医院。

眼见孤军的惨相，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心急如焚，手忙脚乱地将受伤孤军一个个抬上车，开往山海关路巡捕医院，救护车此去彼来，每辆车都往返十余次。医生和护士眼见将士们血肉模糊的惨状，无不伤心叹息，泪流不止。他们对伤者进行仔细的治疗和包扎并亲切照顾。医护人员和闻讯而来的民众纷纷送来鲜花和食品，慰问受伤的战士。中国民众在孤军营外越聚越多，对租界当局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许多新闻记者也在胶州路大门附近忙着拍照。有的接着赶往医院采访、拍照，要把事件真相尽快告诉上海和全国民众。

冲突过后，白俄兵按照马飞的命令完全占领和控制了孤军营，全面实施搜查，仍坚持说营内有外来武器运入。白俄兵搜遍了营内的角角落落，翻遍了所有的物品，弄得到处一片狼藉。更可恶的是当时汤医官（聘辛）因腹泻卧病在床，不能下地，白俄兵仍不放过，硬将他拖倒在地，床上床下乱翻一通，结果仍一无所获。担任医护的孤军怒火万丈，二话不说，冲上去把两个白俄兵揍了几拳。几百个白俄兵里里外外搜了三个多小时，结果毫无所获。他们只好把四行仓库作战时守新垃圾桥英军送的几顶钢盔和几个防毒面具搜去，伙房内有四把菜刀，都是租界派人来编号登记过的，白俄兵拿走两把，算是搜到的“武器”。

当晚，父亲集合全体官兵训话，详细说明与何德奎、马飞等人协商的经过及内容，后何副总办也征得万国商团亨培上校同意孤军营升旗三天等情况。他说今天因为日本人威吓，他们惧怕日寇，竟以此种暴行对付我们。其次他对孤军为维护国旗而宁死不屈的行为表示嘉许。最后听取官兵意见，大家一致表示为维护国家尊严，决心坚持到底，必要时再次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会后，父亲又向全体官佐布置了应变措施和打算。

八一三抗战时的四行仓库，右上图为谢晋元头像

精神升旗 绝食抗争

8月12日晨6时，孤军在早操跑步后，照常举行升旗典礼。白俄兵虽然抢去了我们的国旗，但父亲对全体官兵说：“我们照样可以升旗，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我们用精神升旗法进行，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热血沸腾的烈士的鲜血，足以代表我们的国旗。”于是在齐声高唱国歌声中，一切仪式照常进行，几百名战士目视着旗杆，心中想象着国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就像国旗仍飘扬在空中一样。精神升旗典礼后，父亲又带领大家为英勇护旗而牺牲的刘尚才烈士举行安葬仪式。他先报告烈士生平事迹，默哀三分钟，行鞠躬礼，最后全体绕棺木一周，告别战友。许多战士采集了花朵放在战友灵前，悲痛号哭不止。由于不能出营房大门，大家要求将烈士安葬在营内可以朝夕相处。后选在大操场以北，营门铁丝网南边的网球场旁安葬，当天将坟做好，立了墓碑。胶州路铁丝网外聚集着大批民众，都对租界当局的暴行非常愤怒，为殉难烈士无限悲伤。同时，又为孤军唱国歌升国旗的爱国精神感到自豪。壮士们以精神升旗的方式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信念，也给上海民众以鼓舞和激励。这种身处逆境仍不屈不挠的高尚精神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孤军宁死不屈的斗争令租界当局更为恼怒，他们又进一步采取迫害措施。12日晚10时，白俄队又出动二三百人包围孤军营。马飞先带了几个人入营与父亲谈，提出要全部官佐移往别处暂住，父亲坚决予以拒绝，严词指出工部局所作所为完全违背法理与道义。马飞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双方相持到12时以后，马飞无计可施，悍然命令白俄兵百余人，由队长伊万诺夫率领冲入营内将谢团长以下至连排长共16名官佐强行押入救护车内，驶往南京路黄浦滩路口（今中山东一路和平饭店南楼，走九江路5号边门）中央银行大楼三楼俄国队第二司令部软禁。工部局要用官佐与士兵分开的办法，瓦解孤军的抗争。

父亲面对帝国主义者的进一步欺压，按照以前布置的预案，当即下令全体官兵绝食抗议，16名官佐自13日晨就开始绝食。该日为淞沪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租界当局为对付孤军及市民的纪念活动，四处派兵，严加戒备，气氛更加紧张。

白俄兵在孤军营劫持官佐时，以留发与否来区分，二连三排长伍杰因剃了与士兵一样的光头，所以没被抓走。他根据谢团长事先安排的应变计划，指定一些班长分头负责，组织孤军展开斗争。在伍杰带领下，孤军营照常吹起床号，整理内务后出操跑步。6时整，举行精神升旗礼，齐唱国歌。然后有三名战士上台演讲，谈“八一三”抗战和淞沪抗战一周年纪念的意义，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最后，伍杰宣布全体战士绝食，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

被分禁于两处的孤军官兵同时宣布绝食，通过报纸、电台又一次在上海引起巨大的震动，租界当局想平息事态的如意算盘被完全打乱。他们想尽办法叫人劝说，专门派人烧了许多好吃的饭菜，既送到十几位官佐的面前，又扛到孤军营。孤军自办伙食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们的行径，更显出租界当局的无奈。对于送去的饭食，孤军官兵都不屑一顾，表示宁愿饿死，也决不屈服。

在此期间，日本特务机关也配合行动，派出多批日籍浪人，或三四人一组，或五六人一伙，怀藏短枪及手榴弹，在胶州路星加坡路大门附近游荡，寻找机会图谋暗害孤军。我守卫二门的战士，日夜加强警戒。后为巡逻的万国商团意大利士兵发现，当场制止并予以带走。

孤军护旗和绝食斗争的消息和照片在报纸上刊登后，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民众无不义愤填膺，个个咬牙切齿，痛恨帝国主义者的残暴行为。上海各社会团体如地方协会、市商会、纳税华人会、总工会等，一致决定罢市三天，向租界工部局抗议。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抗议上海租界当局的无耻行径。8月13日，在汉口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撰文：“向羁留在沪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诚挚慰问之意。”中国政府十分关心孤军的处境，蒋介石命中央有关部门及外交部分别向各有关国家交涉。外交部还致电英国驻沪总领事卡尔，要求他维持公理和正义。

上海各地方团体派出一批批代表前往慰问，此去彼来，川流不息。他们带去上海民众的声援和支持，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同时也从爱护孤军出发，诚挚地劝说孤军进食，爱惜生命，以便更好地报效国家。全国各地的同胞和团体，也纷纷来信来电，向孤军表示慰问和声援，有的也劝说停止绝食，保住生命，再作斗争。

在炎热的天气下，绝食的孤军不断有人出现虚脱、昏迷等症状，处于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状态的人越来越多。工部局怕再死人，局面更难收拾，便派救护车不断将垂危的孤军（含官佐5人），送往医院吊针抢救。胶州路孤军营大门外，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又不停地响起。

绝食事件发生时，工部局董事会已开始暑期休假，很多董事均在外地。还在上海的华董只有奚玉书、袁履登两人。他们立即与工部局交涉，要求采取措施，同时电告在香港度假的虞洽卿等人，望早日回沪。工部局见事情闹大了，便先行将抢去的国旗送还，其他事情答应可以商量。奚玉书等一再前往会见谢团长，恳请下令停止绝食，政府正通过多种渠道与工部局交涉。根据当时情况，全体孤军官兵在绝食三天后，奉谢团长命令于第四天开始恢复进食。

据理力争 继续奋斗

刚恢复喝了几天流质，身体还很虚弱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于8月20日致送租界工部局。他从“去岁10月31日晨，由第三者要求我当局下令撤退至今，余等遵守法纪，贵局所允诺言，迟迟未实现”讲起，说到准备升旗及与何德奎、马飞商定的三点，直至工部局派兵血腥镇压的全过程。并严正指出：“余以往常向马飞少校表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者，辄为吾人之人格精神。生活之苦非所欲计较，但求合法之待遇。吾人为君子，光明正大，所有不合情理之限制压迫，任何能加于吾人精神之刺激者，均非余等所欲见。”

接着，他提出四项责问，要工部局明确答复：“余等始终并无逾越法理之过分要求，期请贵局予以解释者：一、第三者要求撤退，一因表现人类同情心，不忍见余等陷入绝境；其次枪弹横飞，顾念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安全。今贵局收容余等是否本此意义？二、余等已非俘虏，决非犯人，余等法律地位及私权是否完全丧失？三、旗杆及升旗问题，业由何副总办等协议妥当，为何突用武力拆除，且被殴伤亡111名之多？四、本月十三日晨一时，贵局复派队将余等全部官长移押此间，不知是何法律？所有竖立旗杆交涉经过，强被拆除及以上四项质疑，特函奉达，请烦贵局赐予解答，是所盼祷。”

对于父亲义正词严的责问，工部局根本拿不出理由来解答。三天绝食使父亲与多位官佐的身体非常虚弱，有的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工部乘机以健康为由，转请奚玉书等华董出面劝说先行住院治疗。父亲允许五名体弱的官佐住院，自己则坚决拒绝前往。他严正表示非得等到整个事件获得解决，决不住院治疗，也决不迁回孤军营。如果整个事件不能妥善解决，对四项质疑工部局仍避而不答，他与留下来的官佐将再次绝食，宁可共同死在白俄队总部。

谢晋元团长与万国商团队员：（后排右起）吴达人、吴萃其、陈克勤

事件的发展完全出乎工部局的预料。扣留孤军、悬旗事件都是出尔反尔，残暴压迫又激起了公愤。连日来，上海和全国的团体及民众罢市、声讨、抗议不断。上海的报纸及电台，限于环境，大多使用“孤军与工部局发生纠纷”，“胶州路孤军营因悬旗发生不幸事件”等中性字句作标题。也有直指“工部局行为是对孤军的侮辱”，“抢夺国旗有辱我国尊严”。只要问题不解决，有关事件发展的详细报道、白俄兵残暴行为的许多照片、谢团长的严正责问……就不停地在报纸上出现，无异于把工部局放在被告席上审问。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主持公理和道义，使之在外交上也很被动。最使工部局感到棘手的是谢团长等11名官佐，宁死也不肯离开白俄队总部，非要工部局对四项质问有了整体答复才肯罢休。租界工部局原来认为扣押官佐是一着好棋，在不怕死的谢团长和全体孤军面前却变成了死棋。

8月下旬，结束休假急忙自港返沪的工部局华董虞洽卿、江一平立即进行调解。虞洽卿和江一平律师首先不能违背工部局的意见。但在全民抗战的情势下，作为中国人，他们也不得不考虑我国政府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他们先前往谢团长处进行了数次商谈，父亲坚持以20日信中提出的四项作为交涉的基础，先弄清是非曲直，不允许工部局回避。

至8月底，虞洽卿、江一平再与工部局商谈，以父亲提出的四项质问为出发点，具体磋商善后办法。面对事态的变化，工部局也表示愿意寻求解决的办法。当时英国人费信敦已卸任，美国人樊克令接任工部局总董不到半年，碰到这件头疼的事。8月30日，樊克令休假两周，去了香港，到9月13日回沪后，与虞洽卿等人继续商谈。

9月19日，住进巡捕医院的一百多位伤员中，王文义等三人因伤势过重，不幸死亡。其他人经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口痊愈，陆续离院回到孤军营。工部局华董虞洽卿、江一平、徐新六、奚玉书、袁履登等为孤军悬旗事件很尽力地与工部局交涉，因工部局顾及面子，讨价还价，华董们仍以谢团长提出的四项为基础，要其有答复和交代。一直到10月7日，租界当局才作了妥协，由工部局致函上海纳税华人会，对因孤军营悬旗而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表示“遗憾”，还口头表示因工部局董事会休假，多数董事均在外地消夏，不在上海，致发生这一“不愉快事件”，转弯抹角地表示了歉意。在信中还对死亡的士兵四人“表示深切同情，并致送遗族抚恤金每人一千元”。“移居俄国商团第二司令部之谢团长晋元以下官佐，亦即礼送回营”。此前，工部局已于8月份请上海纳税华人会及奚玉书、袁履登两华董“郑重送还国旗”，此次又明确，今后“逢节假日孤军营可以升旗”（一年八次）。

上海报纸报道了孤军营为升旗进行的斗争，工部局书面答复的有关内容，认为此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通过这一流血事件，父亲深感国家贫穷落后，帝国主义者横行不法，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应有的合法权益都不能得到保护，受人欺负也很难伸张正义，所以他对这一结果是不满意的。同以往一样，工部局仍然回避了履行诺言让孤军恢复自由的根本问题。父亲决心不怕牺牲，继续抗争。

谢晋元向来孤军营慰问的民众和孤军士兵讲话，宣传抗战必胜道理

附录：《谢晋元日记钞》节选（1939年）

八月十日 星期四 时晴时雨

连日精神感触极重，殊不痛快，上午召集各连长谈话，规定明日八一一辱旗事件纪念仪式次序。（一）绝食一日，八一三素食一日，将款济难民。（二）停止娱乐，停止运动一日。（三）晨五时举半旗，六时降旗。十二时一刻，全体集合默念三分钟，并作以下问答口号。问：今天什么日子？答：八一一。问：你们忘记吗？答：死不忘记。问：人可以不死吗？答：不可以。问：你们怕死吗？答：不怕死。（四）欢迎各连官兵尽量发表演说，鼓动敌忾心。（五）口号：一，毋忘八一一的耻辱！二，卧薪尝胆！三，誓雪耻辱！四，继续死难同志精神！五，不成功即成仁！六，死难同志精神不死！七，中华民国万岁！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五 时晴时雨

五时半举行精神升旗典礼，余先作问答口号。继续以吾人应以个人生命，贡献于国家民族，只有国家民族之自由，而无个人之自由。只有国家民族之生命，而无个人之生命。其次为生死意义，应当死则死，如果当死去偷生，实为妄生。继言抗战前途，光明日益在望。最后胜利，当有绝对把握。再言去年今日，为了悬挂国旗，吾同志曾有一百多人流血，并死难同志四名。此血当不会白流，总有一日，必有十百倍代价之事实。望大家刻骨铭心，永记勿忘。余言毕，并有数位同志，先后发表意见，约一小时毕。

余上午卧坐于沙法上，阅报看书，从十一时半起，余静坐默念，为死难同志祈祷，至十二时半始毕。旋移床上看《欧洲内幕》，冀能睡，但不如所愿。

六时举行降旗典礼，余复作问答，勉以誓雪耻辱之意义。继述本日为本师动员两周年纪念，本日一切经过良好，全体官兵均能同仇敌忾。

(注：《谢晋元日记钞》及谢继民先生撰写的日记解说即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8月19日在上海书展上首发，敬请关注)

（作者为谢晋元将军之子，上海市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