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洁(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20世纪20年代中国西方史学课程建设研究—— 以留美学人为考察对象

张洁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伴随20世纪前期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中国世界史课程的多样性与细化以及中国高等院校“史学系”的诞生，到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中国西方史学课程正式开设。留美学人通过讲坛授课、翻译西方史著、编写教材等途径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让西方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使中国史学与世界接轨，对中国西方史学课程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西方史学；留美学人；课程建设

留美学人，指20世纪前期（1900 – 1949年），通过各种途经到美国留学，完成学业以后，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学人群体。本文以留美学人胡适、何炳松、陈衡哲、余楠秋、蒋廷黻等为主要对象，探讨他们对“西方史学”课程所做的贡献，以念其筚路蓝缕之功。

一、中国西方史学课程产生的背景

所谓“西方史学”，指的是以西方国家（欧美国家）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生与发展，演变路径与规律及发展方向的课程。中国“西方史学”课程的产生，有外因也有内因。就外因言，是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科的繁荣与发展，诸多史学理论与思潮的产生，对中国史学带来的强力冲击。就内因言，有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世界史课程的细化与史学系的诞生。

（一）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

中国的高等院校的发展，当从京师大学堂说起。

1898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御史王鹏运向光绪皇帝建议开办京师大学堂，5月总理衙门上报由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以“中西并重”，“以西学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学为学堂全体”①参见: 熊明安. 中国高等教育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3: 309.为办学宗旨。学堂课程“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别，参以中学”[1]。6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7月3日派孙家鼎为管学大臣，创办京师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席。1900年“庚子之变”，京师大学堂停办。1902年1月，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恢复整顿工作（同文馆也并入京师大学堂）。同年8月15日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即《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其中第二章“功课”规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其附设名目：曰仕学馆，曰师范馆”[2]。其中“大学专门分科”仿日本例。但因制订过急，加上清廷内部权力竞逐，“壬寅学制”虽颁布但未能执行。

1903年张之洞奉命入京，主持新学制设计。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上“重订学堂章程折”，即《奏定学堂章程》（“葵卯学制”）。该学制虽仍参照日本模式，但内容比“壬寅学制”更加详细，《奏定学堂章程》之《大学堂章程》对分科大学堂的设置和各科各门所应修的课程作了具体的规定。依据章程，“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分科大学堂之学习年限，均以三年为限，惟政法科及医学科中之医学门以四年为限，通儒院以五年为限”[3]，大学堂分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在课程设置上，除“主课”外，还有“补助课”、“随意课”，为后来各大学主修课、辅修课和选修课之雏形。

1911年秋天，武昌起义爆发，教员学生纷纷离京回籍，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12年5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由清政府“学部”改成）下令，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任命严复为校长兼文科长，重新开学。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4]。1916年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后，一方面进行人事调整，聘陈独秀为文科长，李大钊为图书馆长，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为教授；另一方面根据《大学令》，对学科进行调整，决定停办工、商科，充实文、理科。192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令》，规定：“1、国立大学设文、理、法、医、农、工、商科，各科分设各学系；2、国立大学学生修业四至六年，采用选科制，学生修业完毕，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称某科学士；3、国立大学设大学院，招收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有成绩的授予学位。”①参见: 熊明安. 中国高等教育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3.374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就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精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高等教育机关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和研究院（所）。”①380其中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医各学院，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方可称为“大学”。

上述有关高等教育的规定和规划，为各大学专业的细化和设立“史学系”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世界史课程的多样性与细化

中国的世界史课程可追溯到“同文馆”的设立。

1862年恭亲王奕诉等向咸丰皇帝上“奏设同文馆折（附章程）”，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5]。章程确定“同文馆”肄业的学生，其各项课程，都有次第可循，如果从洋文而涉猎各种学科，共须八年，其中第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6]，此为“同文馆”之世界史课程。

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溥通学”十门之第三门为“中外掌故学”[7]，主要讲中外历史及典章制度，此为京师大学堂之“世界史”课程。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整修告毕，开始招考“仕学”、“师范”两馆学生，12月17日，停办两年多的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预备科”、“仕学馆”、“师范馆”有关“世界史”课程如下：

表1　京师大学堂预备科、仕学馆、师范馆学生应修史学表①资料来源: 佚名.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八年[C] //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554-559.

在这里，“世界史”课程已作为“三类”学生的重要课程之一，且有上古、中古、近世之分。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葵卯学制”）规定，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一、中国史学门，二、万国史学门，……”[8]其中“万国史学门”科目如下：

这里的“万国史学门”，相当于后来的“世界史专业”，表明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急需培养“懂西文，通外务”的人才。但后来京师大学堂筹建“分科大学堂”（1909年）时，因经费、生源及师资等原因，未设“万国史学门”。

表2　大学堂分科大学堂万国史学门科目表②资料来源: 佚名.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C] //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592.

1906年6月，清政府学部订定了“优级师范选科简章”，确定“优级师范选科”之设，是为了“养成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学习期限预科一年，本科二年。其中历史地理本科中，“世界史”科目有“亚洲各国史、西洋近世史”[9]。1908年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又更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1月，教育部根据1912年的《大学令》制定《大学规程》，强调大学文科分为四门（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10]652，“门”下设“类”，其中“史学门”分两类：“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有课程15种，分别是：史学研究法、历史地理学、宗教史、中国史（《尚书》、《春秋左氏传》、秦汉以后各史）、考古学、美术史、塞外民族史、年代学、人类及人种学、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经济史、法制史（《周礼》、各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外交史；“西洋史学类”有课程12种，分别是：史学研究法、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学、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种及人类学[10]654。

这里的“西洋史学类”实乃前面未付诸现实的“万国史学门”（1903年）之再设，并根据形势的需要，新增了“人种及人类学”“外交史”“宗教史”“考古学”等时髦课程。1913年2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11]726，学制统一为三年。“历史地理部”中“世界史”的课程有“东亚各国史、西洋史、史学研究法”[11]742。

“世界史”课程的多样化和逐步细化，为高等学校设立“史学系”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高等院校“史学系”的诞生

表3　主要高校史学系成立信息表

高等院校的“史学系”，有一个由“目”到“门”，再由“门”到“系”的过程。1899年7月，清政府选派许景澄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1900年2月，许景澄向朝廷汇报其办学功效时，讲到“专门讲堂，史学、政治、舆地，计三处”[12]，首次提到京师大学堂设有史学专门讲堂。1900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大学“专门科”下设若干“目”，文学科共七目：“一曰经学，二曰史学，……”[13],史学由“专门讲堂”演变成“目”。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葵卯学制”）规定文学科大学分九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强调，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14]四门，“门”下设“类”，史学从“目”又演进为“门”。1913年夏，原“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堂”226名学生毕业，其中“中国史学门”就有29名学生，成为北京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之后，按照北京大学公布的招生章程，“中国史学门”与“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中国文学门”继续招生。但因教育部筹划将北京大学“分科暂行停办”，“与北洋大学合并改组”，引起学生激烈反对，加上南方掀起“二次革命”（1913年），1913年秋“中国史学门”停办（直至1917年）。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计划文、理科各增设一门——“史学门及地质门”[15]。1917年6月28日，教育部发布训令，将民国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国史馆”①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 孙中山指出: “民国开创, 为神州空前之伟业, 不有信史, 何以焜耀宇内, 昭示方来?”为此, 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人为了收集资产阶级革命的档案史料, 编纂中华民国的历史, 提出了建立“国史馆”的建议, 经孙中山批示同意, 于1914年5月正式成立.设于北京大学文科，改称“国史编纂处”，从事中国历史和民国史料的征集与编纂工作。另从“中国文学门”内“分出一部分教员，及国史编纂处一部分编纂员，组成中国史学门”②参见: 朱希祖. 北大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M]. 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 第70页.。1919年，北京大学改革学科制度，废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同年8月12日，在北京大学评议会上，经康宝忠③康宝忠（1884 – 1919年）, 陕西城固人,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参议员. 1915 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中国史学门”成立后, 主讲“法制史”. 1919年11月1日, 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授课后,在休息室突发疾病去逝, 年仅35岁, 遗著有《中国法制史》《社会学讲义》.提议，正式决定“中国史学门，依新制改称史学系”[16]，康宝忠为系主任。1921年康宝忠病逝，朱希祖接替他继任系主任（1921 – 1927年）。

史学从“门”走向“系”，表明“史学”已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始向着专业化发展，接着主要高校纷纷设立“史学系”。

二、中国西方史学课程产生过程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当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19世纪80 – 9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翻译了一些西方史学著作。据1909年陈洙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在160种译书中，史志就有6种：“《四裔编年表》、《埏纮外乘》、《俄国新志》、《法国新志》、《东方时局论略》、《西美战史》”①参见: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19.。但在“京师大学堂”时期（1898 – 1912年），虽有一些世界史课程，但能讲世界史的只有部分日本人和个别中国人。

表4　京师大学堂“世界史”课程教员情况表②资料来源: 佚名. 京师大学堂担任史学课程教习表[C] // 尚小明.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研究: 1899-1937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

这里的“万国史”、“世界史”，实都与“东洋文”联系在一起，以讲日本史为主，还谈不上真正的“世界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前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大批留美生回国，“西方史学”课程才正式开设，其中北京大学是主阵地，具体情况如下：

表5　1917 – 1929年北京大学史学系世界史任课教师名单③资源来源: 佚名. 1917-1937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讲师[C] // 尚小明.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研究: 1899-1937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6-41.

讲师 徐渭津 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　1923 – 1924讲师 熊　遂 欧洲文化史、欧洲中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 1923 – 1926讲师 刘崇鋐 欧洲上古史、西洋19世纪史、英国史、西洋近百年史、西洋近世史研究1924 – 1925 1929 – 1931 1934 – 1937留美硕士 清华历史系教授兼教授 陈翰笙 欧美通史、欧美近世史、欧美史学史　1924 – 1927 留美硕士 柏林大学博士讲师 李宗武 日本史、日本近世史、西洋近百年史、战后国际现势 1925 – 1927 1930 – 1934讲师 李　璜 欧洲上古史、欧洲文化史　1925 – 1927讲师 吴祥麒 欧洲中古史　1926 – 1927教授 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南洋史地　1928 – 1935　　　辅仁大学历史教授兼讲师 孔繁霱 西洋史学史　1929 – 1930 留美学士留德硕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讲师 陆懋德 西洋通史　1929 – 1931 留美硕士 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兼讲师 王桐龄 东洋史、东洋通史　1929 – 1931　　　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兼讲师 陈立廷 西洋近百年史　1929 – 1931讲师 蒋廷黼 中外关系史　1929 – 1934 留美博士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

从上表可以看出：1、欧美留学生走上讲坛后，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逐渐摆脱日本体制，倾向欧美；2、留美生所开课程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明确开出“史学原理”（胡适主讲）“新史学”（何炳松主讲）“西洋19世纪史”（刘崇鈜主讲）、“欧美史学史”（陈翰笙主讲）、“西洋史学史”（孔繁霱主讲）等课程。

三、中国“西方史学”课程建设

20世纪初期，许多留日生就从事西方史籍的编译工作。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900 – 1911年编译的历史书籍就有220种，其中“绝大多数为欧美、日本新出版的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外交史、战争史、史学理论著”①参见: 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C] // 佚名. 游学译编: 第6期.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223。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上发表《史学概论》，以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1891）、久米邦武、浮田和民（《史学原论》，1897）的理论为依据，阐述史学的定义、宗旨和基本研究法。1903年湖南编译社出版的杨毓麟译日本史家浮田和民之《史学原论》，系统地概述了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评中国旧史学，认为“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博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①224。

当时留美学生也开始编译西方史著，如《世界文明史提纲》、《世界通史》（迈尔著，黄鼎译），其中《世界通史》还被多所大学选为教材。但留美学生人数太少，留日学生走在前列。“五·四”以后，随留美学生人数渐增，形成强大阵容，渐渐取代了留日学生，在“西方史学”课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6　20世纪10 – 20年代留美学生阵容表

（一）利用讲坛授课传播西方史学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史坛，新旧思想并存，有时旧思想、旧方法还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如饥似渴的青年学生对科学和知识的追求，有些老师讲授的内容与方法，往往不能令学生滿意。一位在1917 – 192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同学（丘耀芳），在多年后给胡适的信中谈到，黄节（晦闻）开设的“史学原理”、陈汉章（伯弢）开设的“中国通史”、叶瀚（浩吾）开设的“中国法制史”，均学问渊博，为各同学所敬佩，“惟以缺乏方法，未能引起学生研究兴趣。各同学尤感乏味者，如黄节（晦闻）老师讲授之‘史学原理’，完全以梁玉绳《二十四史劄记》为蓝本，黄老师知不能引起学生精神，因而停讲‘史学原理’，转由钧长（胡适）讲授”①参见: 尚小明. 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研究: 1899-1937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6。钧长因哲学系功课太忙，每周授一小时，遂又停止，各同学大失所望，由陶老师履公续讲，所讲者为古希腊、罗马之零碎史实，而少条理，“各同学也不感趣”，未几陶老师又辍讲，“史学原理”一科无人担任，改授“西洋通史”，由何炳松老师担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讲授“方法”对于求知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讲授的“内容”更是能否引起学生“好学”“探究”的灵魂的关键。信中谈到胡适接替“史学原理”课（1918年）后，说胡适“上课时引举中西史学之起源及其发展原理，滔滔不竭，各同学精神异常振奋”①47。1920年应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何炳松又开设了“历史研究法”，采用“美国Robinson所著《新史学》原本做课本，（也）颇受学生欢迎”[17]1。1929年蒋廷黻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后，运用西方的近代史学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一套全新的办系理念，在课程设置上，实施“中外历史并重”方针，使史学系每年开设的二十多门课程中，中外史各占一半。在治学方法上，蒋廷黻倡导“考据与综合并重”，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在考据、校勘方面有很大成就，但在理论综合分析方面欠缺，鼓励学生“学习外国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与方法，以提高中国史研究的水平”①参见: 清华院系: 开拓中国新史学的历史学系[C] // 佚名. 清华百年校庆资料, 2011.。

留美学人多抱着“科学救国”的理念出洋留学，回国以后利用讲坛，把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传播给学生。

（二）通过翻译西方史著传播西方史学

“译书”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热衷于文化学习的留美学生在求学之余就翻译一些新书。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4期发表了《译书以灌输政治知识议》一文，把译书作为中国“治标治本”的一个好方法，呼吁留美学生翻译外国书籍。回国后的留美学生，更是把翻译当作传播西方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所译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多为欧美原著。

表7　留美学人翻译西方史著目录表

1917年何炳松留学回国后，先被留用为浙江省省长公署助理秘书，后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同年9月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聘请，开始其教学生涯。1919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通史”课程，由于教材质量较低，他参照英文本编写中文讲义为课本，对于基础较好的高年级学生直接用英文原本授课，将“西方史学”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很有兴趣，效果也很好。1920年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后，以鲁宾逊的《新史学》原本为教材。为方便教学与学生阅读，何炳松在朱希祖和胡适鼓动下，1921年2月决定将《新史学》译成中文。1922年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决定将《新史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组成部分出版，后因胡适没能及时写序而搁置。1924年经朱经农介绍，《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引进“西洋史学理论”的终结。《新史学》共八章：第一章“新史学”，说明新史学的意义；第二章“历史的历史”，讲解史学观念的变迁；第三章“历史的新同盟”，解释历史同各新科学的关系；第四章“思想史的回顾”，表明欧洲思想史的变迁；第五章“普通人应读的历史”，告诉普通人也应读历史；第六章“罗马人的灭亡”分析了罗马灭亡的意义；第七章“1789年的原理”，阐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第八章“史光下的守旧精神”，诠释对待创新与守旧的态度。朱希祖认为，八章中第一、二、三、八最为重要，第四、五次之，第六、七又次之。

《新史学》针对当时有些人 “用旧眼光观察新问题，用旧理论解决新问题”，对历史学的范围与性质，观念“还是陈腐的很”的现象，明确提出“历史有革命的必要”[17]13

鲁宾逊《新史学》译成中文后，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何炳松本人就认为《新史学》用意很深，“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碱砭”①参见: 史学界新闻：新史学译本出版[J]. 史地学报. 1922, 1, (2).张其昀（1900 – 1985年）在1922年的《学衡》杂志上发表《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在分析刘知几与章学诚进化观念时，专门提到鲁宾逊和他的《新史学》，并借助鲁宾逊的话，表明西方史学科学化的趋势。朱希祖也说：“何先生译了Robinson这部书，很符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创者，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生，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17]3谭其骧也认为《新史学》是本世纪初（20世纪）第一部著名的史学译著。《新史学》作为早期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曾被20世纪20 – 30年代许多大学历史系作为历史研究法的教材。

1925年任教光华大学的何炳松与学生郭斌佳合作，翻译了美国Shotwell（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此译本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西洋史学史》共五编，加上附录合计二十七章。第一编导言：第一章 历史之定义与范围；第二章 神话与旧闻之先史；第三章 书籍与文字；第四章 时间之计量；第五章 埃及之纪年史；第六章 巴比伦亚述与波斯之记载。第二编犹太史：第七章 历史观之旧约全书；第八章 摩西五经；第九章旧约中其余史书；第十章 经典之构成；第十一章 非圣经文学与约西弗。第三编希腊史：第十二章 自罗马至希罗多德；第十三章 希罗多德；第十四章 修昔底的斯；第十五章 修辞与博学；第十六章 波里比阿；第十七章 后来之希腊史家；第四编罗马史：第十八章 罗马之历史演说与诗；第十九章 罗马纪年史学与初年诸史学；第二十章 尼禄、恺撒与萨拉斯特；第二十一章 李维；第二十二章 塔西陀；第二十三章 自斯韦托尼阿至安密西那斯、马塞立那斯。第五编基督教与历史：第十四章 新纪元；第二十五章 玄谈与妸利振之贡献；第二十六章 年代学与宗教历史攸西比阿斯，附录 中古及近代史学；第二十七章 历史之解释。何炳松在《译者序》中说：翻译此书意在为编撰中国史学史作借鉴，“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18]。

在何炳松计划编译的《西洋史学丛书》里，还有英国史学家古奇(Gooch)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29年春至1929年8月期间由郭斌佳协助翻译），并完成过半，自谓“不期年当可脱稿”[18]，后因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而辍。

（三）利用编写教材传播西方史学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必备资料，也是体现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史学，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如学生没有一个合适的教材，学习将无从着手。留美学生在授课传播、翻译介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着手编写教材。陈衡哲在谈到编写《西洋史》的目的时说有两个动机，其中一个动机是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时，反对注入式教育，特别注意学生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助或证明她的演讲之用。但她深感中文资料缺乏，于是“辞去教职，专门编书”，以打破以往只注重翻译而没有著书的局面，主张把“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者心中。在编写教材方面，何炳松、胡适、陈衡哲做出了较多的贡献。

表8　留美学人编写教材情况表

陈衡哲《西洋史》（上、下）分三编：第一编上古史（第一章先史时代；第二章埃及古文化；第三章西亚古文化；第四章希腊历史的背景；第五章希腊古文化；第六章罗马古文化；结论）；第二编中古史（第七章蛮族入宼时代；第八章封建时代；第九章近代列国的成立；第十章中古文化的回顾；结论）；第三篇近世史（第一章文艺复兴；第二章列国新形势；第三章宗教革命前的欧洲；第四章宗教革命；第五章地理上的大发现及殖民地的竞争；第六章列强政局的开始；第七章法国革命；第八章自拿破仑至梅特涅；第九章1848年后的欧洲；第十章欧洲与世界）。

《西洋史》虽然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但并未被教科书的体例所限。在史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突破了中国学人惯以使用的“以西洋人眼光看西洋史”，而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洋史”。

胡适高度评价了《西洋史》，认为“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者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著作”[19]。

孙郁在“推荐序”中也认为：陈衡哲对《西洋史》的解释是贴切的，“她在史学修养上的不同凡俗，其实也因了她艺术见解的深切和心绪的平和。……我们读《西洋史》的时候，便获得了一种知识和美的滋润”①参见: 陈衡哲. 西洋史[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

2002年，陈乐民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推荐陈衡哲的《西洋史》，并称赞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②参见: 陈乐民. 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N]. 南方周末. 2008-6-12.

总之，20世纪20年代，旧学新说交融，保守创新并存。随着西方史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化，催使中国冲破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史学的冲击，加速了中国史学的颤变，尤其是留美学人，利用他们系统接受西洋教育、精通外语、视野开阔等优势，积极投身到史学的变革之中，把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思潮引入中国，并根据自己的体会，结合中国实际，通过授课、翻译、编教材等途径，对西方史学课程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而让“西方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使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

参考文献

[1] 佚名. 京师大学堂章程[C] //北京大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9.

[2] 佚名.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八年[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551.

[3] 佚名. 奏定大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578.

[4] 佚名.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1912年10月[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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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佚名. 奏定大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C] //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588.

[9] 佚名. 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光绪三十二年)[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706.

[10] 佚名.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1913年1月[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11] 佚名.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1913年2月[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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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佚名.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八年[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551.

[14] 佚名.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1913年1月[C]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652.

[15] 蔡元培. 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C] //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 第3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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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鲁宾逊. 新史学[M]. 何炳松,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8] [美]绍特威尔. 西洋史学史[M]. 何炳松, 郭斌佳, 译. 上海: 上海印务印书馆, 1929: 译者序.

[19] 胡适.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C]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 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51.

(编辑：朱青海)

Study o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For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1920s—— Take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udying in America as a Case

ZHANG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he diversity and refinements of the world history curriculum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urn out. In the 1920s, the course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was formally opened one after another follow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udying in America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through the ways to platform lectures, translate the historical works and to compil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ey spread the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make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courses important cont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o connect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world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the 1920s;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udying in America; Curriculum Construct

作者简介：张洁(1964- )，男，浙江武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现代史，西方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留学史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224818)

收稿日期：2014-06-1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1.004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1-0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