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飞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南京 210093)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天妃信仰

胡梦飞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南京 210093)

天妃又称妈祖，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女性神灵。基于海运和河运的重要性，南宋以来，历代王朝不断对其进行加封。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天妃信仰逐渐从沿海扩展到运河沿线区域，祭祀天妃的庙宇遍布运河沿线各州县。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以及运河航运的现实需要是天妃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福建商人更是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天妃庙宇在为明清官方提供祭祀场所的同时，对运河沿线区域民众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福建商人；天妃信仰

天妃又称天后、天后圣母，闽、粤、台海一带呼为妈祖，民间俗称海神娘娘，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信仰极为普遍的女性神灵。天妃，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都巡检林愿第六女，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司。天妃信仰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国沿海人民的民间信仰之一，随后又传播到东南亚各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妈祖宫庙2500多处，信奉妈祖文化的民众多达2亿之多，天妃信仰逐渐演变成为海洋文化的重要内涵。2009年10月，妈祖信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但很少有人注意，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也是天妃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在天妃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天妃信仰的形成及发展

天妃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关于天妃的来历和身世，据史书记载，仅生卒年就有六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诞生，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升化。天妃信仰从产生至今，经历了一千多年，起初仅作为民间信仰，后来演变为道教信仰，最终成为历代朝廷祭祀的对象。

现今存世有关天妃(妈祖)信仰的录书与志书，主要有《天妃显圣录》、《天后显圣录》、《昭应录》、《敕封天后志》、《天上圣母源流因果》等，然这些录书和志书均以《天妃显圣录》为依据增删修订而来，由此可见《天妃显圣录》对研究天妃(妈祖)信仰的重要性。《天妃显圣录》由明末清初湄洲天妃庙住持僧照乘等人历经数十年编纂完成，主要内容包括序文、历朝显圣褒封二十四命、历朝褒封致祭诏诰、天妃降诞本传、显灵事迹等。其中《天妃诞降本传》专章详细记载了天妃(妈祖)的身世来历情况：“天妃，莆林氏女也。始祖唐林披公，生子九，俱贤。当宪宗时，九人各授州刺史，号九牧。林氏曾祖保吉公，乃邵州刺史蕴公六世孙州牧圉公子也，五代周显德中为统军兵马使。时刘崇自立为北汉，周世宗命都点检赵匡胤战于高平山，保吉与有功焉。弃官而归，隐于莆之湄洲屿。子孚承袭世勋，为福建总管。孚子惟悫讳愿，为都巡官，即妃父也。娶王氏，生男一，名洪毅，女六，妃其第六乳也。二人阴行善，乐施济，敬祀观音大士。父年四旬余，每念一子单弱，朝夕焚香祝天，愿得哲胤为宗支庆。……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方夕，见一道红光从西北射室中，晶辉夺目，异香氤氲不散。俄而王氏腹震，即诞妃于寝室。里邻咸以为异。父母大失所望，然因其生奇，甚爱之。自始生至弥月，不闻啼声，因命名曰‘默’。幼而聪颖，不类诸女。甫八岁，从塾师训读，悉解文义。十岁馀，喜净几焚香，诵经礼佛，旦暮未尝少懈。婉变季女，俨然窈窕仪型。十三岁时，有老道士玄通者往来其家，妃乐舍之。道士曰：‘若具佛性，应得渡人正果’。乃授妃玄微秘法。妃受之，悉悟诸要典。十六岁，窥井得符，遂灵通变化，驱邪救世，屡显神异。常驾云飞渡大海，众号曰‘通贤灵女’。越十三载，道成，白日飞升；时宋雍熙四年(987年)丁亥秋九月重九日也。”[1]

明正德《琼台志》卷26《坛庙》“海口天妃庙”条同样记载了天妃的身世来历：“按《灵著录》，妃，莆田人，都巡林公愿第六女。母王氏，于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生妃于湄后林之地，祥光异香，洲中土色皆变而紫。少长，能乘席渡海，尝浮云捧足，游于岛屿。雍熙四年(987年)九月九日，居室二十有八而升化。尝朱衣旋舞翩翩焉于水上飞行。乡人水旱、疫疠、海寇，求救响应。余灵异甚多，备见《录》。”①此外，《东西洋考》、《七修类稿》、《陔余丛考》、《续文献统考》、《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闽书》、《使琉球杂录》、《夷坚志》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天妃生平事迹、神迹传说、历代皇帝敕封等情况的记载。

2 明清官方与天妃信仰的传播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天妃信仰的传播和漕运密切相关。基于海运和漕运的重要性，自宋代开始，统治者便不断对天妃进行加封。据史料统计，对天妃的加封，宋代有14次、元代7次、明代2次、清代15次。天妃本身是海神，元代因倚重海运，故官方和民间都进一步尊崇天妃，极其重视对此神的祭祀。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封其为“护国显佑明著天妃”。明初郑和下西洋，也极为重视对天妃的崇祀，永乐七年(1409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后，天妃信仰逐渐在运河沿线区域传播，祭祀天妃的庙宇也开始纷纷建立。

清朝建立后，漕运愈发显得重要，于是沿袭明朝的传统，不断对天妃进行加封。康熙十九年(1680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此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先后10余次对其加封，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天后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达64字之多，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清代对天妃的崇奉可谓达到了顶峰。正是由于官方的重视和推动，再加上海运及河运的现实需求，才使得天妃信仰在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极为盛行。明清两朝对天妃加封情况如表1。

表1 明清时期官方加封天妃情况表

3 天妃庙宇的地域分布

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运河成为明清两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动脉和生命线。运河的流经不仅促进了沿岸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沿线区域信仰风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众多运河沿岸民众以前并不知晓的神袛开始在运河沿线区域出现，并成为当地居民和外地客商共同的信仰对象。在运河区域众多神灵信仰中，以金龙四大王、天妃为代表的水神信仰最为盛行。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导致了天妃信仰的盛行，善于经商的福建商人在从事商业贸易的同时，也将天妃信仰传播到京杭运河沿线地区。表2是笔者在依据地方志等史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天妃宫庙数量及分布情况所做的简要统计。

由表2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共有天妃庙宇60余处。从庙宇数量上看，天妃宫庙的地域分布并不平衡，大多数州县只有一至两处天妃庙，而天津、徐州天妃庙宇数量达十余处之多。由于天妃信仰的传播路线是沿运河自南向北，运河南段的淮安、苏州、镇江、嘉兴、杭州等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天妃信仰的发源地福建，故建立时间较早，而运河北段的山东、直隶等地区的天妃庙宇建立时间相对较晚，天妃信仰在时间和地域上呈现出由南向北的传播趋势。天妃信仰起源于福建，福建商人视其为乡土神，故福建会馆多奉祀天后妈祖。表2中宿迁、泗阳、吴县、嘉兴等地天后宫皆为福建商人所创建，兼为福建会馆，在祭祀天妃神的同时，也成为联络感情、扩大与当地社会交流的纽带和桥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福建商人在运河沿线区域天妃信仰传播中的作用。

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福建，京杭大运河浙江、江苏段天妃信仰的传播要早于北方。京杭大运河的南方起点杭州，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早在宋代就建起杭州艮山顺济圣妃庙。②杭州天后宫：“在武林门内北隅，国朝雍正八年，总督李卫毁西洋天主堂改建，(雍正)十一年八月，奉旨春秋致祭。”③杭州天妃宫：“在孩儿巷北，以祀水神，明洪武初建，崇祯中加封碧霞元君，国朝康熙中毁于火重建，同治四年重修。”④在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宋代起建有天妃庙。同治《苏州府志》记载苏州天后宫：“在郡北中路桥，宋宣和五年，赐庙额顺济。绍兴二十六年，封灵惠夫人，赐庙额灵应。”⑤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也建有天妃庙，元人俞希鲁所纂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天妃庙：“在竖土山东，旧在潮闸之西。宋淳祐年间，贡士翁戴翼创于此。太学博士李丑父为记。”⑥从中我们可以得知，镇江最早的天妃庙建于南宋淳熙年间。

表2 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区域天妃庙宇分布情况表

续表2

州县名称庙宇名称数量创建及重修情况资料来源吴县天后宫8一在胥江西岸夏驾桥南,明万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集资建,名三山会馆。一在阊十一都二十二图小石晖桥,康熙间,漳州士商公建。一在阊十一都二十八图雁宕村,康熙间,泉州商人公建。一在阊十一都二十三图南濠王家港,宁波商人公建,名浙宁天后宫。一在阊二十二图南濠新巷北,名邵武天后宫,创建无考。一在阊二图南濠姚家街内,康熙间,兴化士商公建,名兴安天后宫。一在阊二十八都五图上津桥上塘街汀州商人公建,名鄞江天后宫。一在阊二十八都五图上津桥东上塘街,康熙四十七年,潮州商人公建,名潮州天后宫。民国《吴县志》卷33长洲天后宫1在郡北中路桥,宋代建。乾隆《长洲县志》卷6嘉兴天后宫2一在府治东北二里,宋乾德中建,明嘉靖年间,嘉兴所指挥巩洋捐建,道士沈道诚重修。一在南十三庄北称字圩,明崇祯年间创建,兼称福建会馆,乾隆五十年重修。光绪《嘉兴府志》卷10杭州天后宫3一名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一名天后宫,在武林门内北隅,雍正八年建。一名天妃宫,在孩儿巷,明洪武初建,同治四年重修。民国《杭州府志》卷9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明清时期的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漕运兴盛时的淮安：“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⑦数量众多的官员、漕军、客商、船工、水手云集淮安，在淮安黄运沿岸建立起众多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祭祀要求，其中就有专门祭祀天妃的祠庙。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当时山阳县境内的天后宫在：“城西南隅，宋嘉定间安抚使贾涉建，国朝康熙中漕督施世纶重修。又一庙在察院西，一在新城大北门内”。⑧明代淮安府城天妃庙称灵慈宫，永乐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敕赐灵慈碑记》中记载：“永乐初，平江伯陈公瑄奉命率舟师，道海运北京，然道险所致无几。……遂作祠于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盖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响应。守臣以闻，赐祠额曰‘灵慈宫’，命有司岁有春秋祭祀”。⑨清河县天妃庙叫惠济祠，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在运口，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年，章圣皇太后水殿渡祠，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⑩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皇帝首次南巡，视察惠济闸和高家堰石堤河工，并瞻谒惠济祠，命重加焕饰。同年六月撰写《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碑文曰：“清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肃。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命有司焉鸠工加焕饰焉。”此后，乾隆皇帝又分别于乾隆二十二年(176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次奉孝圣皇太后南巡，每次皆驻跸祠左。乾隆皇帝在视察河工、督理漕运之余，必奉孝圣皇太后亲临祠下，瞻礼上香，虔诚致祭，并屡屡颁赐御笔所书匾额、楹联，先后以“惠济祠”为题一共作了六首七律，对此钦定《大清一统志》有着详细的记载：“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巡，御赐《重修惠济祠碑文》，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临幸，并有御制《惠济祠诗》，赐匾四、联四，旁建行殿，御赐匾二、联二。”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清口惠济祠的高度重视。道光年间以后，因运河淤塞、漕运转衰，清口地位下降，惠济祠逐步淡出朝廷的视野。民国年间，惠济祠仍然有房屋九十九间半，规模宏大，香客如云。之后历经水灾、战乱，日渐倾颓，最后不幸在文革时期被彻底摧毁，全部建筑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乾隆御碑。

明清时期的徐州因黄运交汇，河工频繁，再加上福建商人在此活动，故天妃信仰也很盛行。同治《徐州府志》记载沛县竟有天妃行宫十处之多：“一在县治东关护城堤内，一在县东五里射箭台上，一在县东十里，一在县北三里吕母冢，一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刘八店集，一在夏镇新河西岸，一在县西南戚山北，一在县东南十五里，一在县东南三十里里仁集，一在县北三十里庙道口”。宿迁县天妃庙称天后宫，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即福建会馆，在新盛街”。泗阳天后宫，俗称妈祖庙，亦称闽商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民国《泗阳县志》记载泗阳县天后宫：“在众兴镇西骡马街，规模宏敞，殿宇辉煌，系闽商会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线区域的天妃庙宇最早出现在德州。明初的德州只是一处重要军事重镇，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才逐渐形成城市，运河与德州城市的发展可谓关系密切。乾隆《德州志》载明人王权《天妃庙记》云：“德州旧无天妃庙，庙初立无文记岁月，天顺庚辰，成化辛丑两新之。吾境内多泰山元君祠，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由此可以看出，德州早在天顺四年(1460年)以前就出现天妃庙。天顺四年(1460年)重修后，又经过十一年，于成化七年(1471年)再次重修。再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天妃庙又因岁月侵蚀“栋宇垣壁复圮坏，于是德州的耆老联络当地民众共同捐资再次加以修复。嘉靖年间的这次重修天妃庙，是当地民众自发行为，且捐资甚重，整修过的庙宇“正殿仍四楹，两庑仍各六楹，……倍壮于旧，庙貌鼎新，观者肃然起敬焉。”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明代前期天妃信仰已为山东运河沿线区域民众所普遍接受。

随着福建商人在临清贸易的频繁，山东临清也出现了天妃庙。《安海志》记载在临清有闽人建立的天妃庙，《梼杌闲评》中也有明工部尚书朱衡在临清天妃宫宴请钦差并看戏玩乐的描写。在山东运河南端的济宁，历史上也建有两处天妃庙，道光《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济宁天后宫：“在天井闸河北，乾隆三十年，总河李清时建，次年奏请御题‘灵昭恬顺’额。”另一处更早的天妃庙建于济宁城北关外，当地人称为天仙阁或天妃阁。除此之外，山东运河沿线区域还有一些不称天妃庙或天后宫的庙宇也崇祀天妃。如张秋显惠庙就崇祀真武、龙王、天妃三神。还应注意的是，在山东运河区域各州县，几乎遍设碧霞元君祠。本来这类祠庙是用来供奉碧霞元君的。自京杭大运河重新开通以后，运河沿岸民众将天妃和碧霞元君混为一神祭祀的情况更为普遍。明人王权《天妃庙记》云：“吾境内多泰山元君祠，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

天津的诞生与发展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元代开海漕以来，天津才形成一个重要的水旱码头。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为纪念当年在此处渡海河奠定了胜局，特取 “天子渡津处”之意，赐名 “天津”。随后朱棣废海漕为河漕，天津才成为运河和白河交汇入海的京畿门户。据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天后宫：“一在东门外，元朝建，明永乐元年重建，正德十年参将杨节重修。……一在陈家沟，一在丁字沽，一在盐水沽，一在贺家口，一在葛沽，一在泥沽，一在东沽，一在前辛庄，一在后尖山，一在秦家庄，一在城西如意庵南，一在大直沽。”海运和漕运是导致天妃信仰兴起和传播的主要原因，一座城市拥有如此众多天妃庙，由此可见海运和运河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天津地区众多天妃庙宇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天津东门外天后宫。天后宫原名天妃宫，俗称娘娘宫，始建于元泰定元年(1326年)，明永乐元年(1403年)重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改称天后宫，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群，与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列为我国三大妈祖庙。由于当时海运漕粮，漕船海难不断发生，而天津是海运漕粮的终点，是转入内河装卸漕粮的码头，元泰定三年(1326年)建天后宫(当时称天妃宫)于天津海河三岔河口码头附近，供人们奉祀海神天后。船工、水手、漕运官员在出海或漕粮到达时，都向天后祈福求安。天后宫最初为船工祭祀海神天妃并举行酬神演出的场所，后逐渐在天后宫两侧的街道形成商业集市和年货市场，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生之日，天后宫都会举行皇会，会上表演龙灯、高跷和旱船等民俗艺术，还有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手工艺品的买卖活动，届时人山人海，热闹空前。

位于京杭大运河终点的北京，目前有关天妃信仰最早的记载是来自明景泰五年 (1454年)的《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碑文记载：“京师旧有庙，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桥之西。景泰辛末，由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清升为宫”。在北京所属州县也有天妃庙的分布，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通州建有两座天妃宫：“一在州北门内，始建无考，明崇祯十三年修。一在州北门外。”北京怀柔也存在一座建于明朝的 “娘娘宫”。此外，明清以来福建在北京设立会馆有25所，也多供奉天妃神像。

4 结语

天妃信仰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华人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其开展相关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使得各种文化、信仰和风俗在此交流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俗信仰。宋元时期的海运导致了天妃信仰的形成，明清时期以河运为主的漕运则促进了天妃信仰在运河沿线区域的传播和盛行。天妃庙宇在为明清官方提供祭祀场所的同时，对沿岸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天妃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因天妃而产生的祭祀和庙会活动对沿岸民众经济和文化生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在运河沿岸的天津、泗阳、淮安、杭州等地，仍保留有天妃庙宇遗迹或祭祀天妃的传统。随着京杭大运河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天妃信仰及其庙宇作为运河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以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注释：

① 唐胄.正德琼台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据明正德十六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②③④ 齐耀珊，吴庆坻.民国杭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上海：上海书店，1993.

⑤ 李铭皖，谭钧培.同治苏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⑥ 脱因修，俞希鲁.至顺镇江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171)，据元至顺三年刻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⑦ 孙云锦,吴昆田.光绪淮安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⑧ 张兆栋,何绍基.同治重修山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⑨ 杨宏,谢纯.荀德麟、何振华，漕运通志[M].方志出版社.淮安文献丛刻(一).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⑩ 胡裕燕,吴昆田.光绪清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 徐祖望.妈祖信仰史研究[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郑孝芬)

The Tianfei Religion along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Reg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 Meng-fei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Tianfei, also called Mazu, is a female god worshipp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of China.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a and river transport, Tianfei was continually granted more titles from the past dynasties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After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was all connected in the Yong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Tianfei religion gradually extended from coastal to the region along the canal. The Tianfei's temples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states and counties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region. The official advocacy and promotion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anal shipping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prevalence of the Tianfei religion, in which the merchants of Fujian provi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Tianfei religion's propagation. The temples of Tianfei provide the places of worship for the count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also brought about th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ocial life of people in the canal coastal area.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rand Canal grain transportation; merchant of Fujian province; Tianfei religion

2014-12-01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

K29

A

1009-7961(2015)02-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