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琛 张雯怡

美国著名性教育效果评估专家道格拉斯·科比（Douglas Kirby）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性教育效果评估发现，全面的性教育“取得了推迟初次性交时间的效果”。

16岁少女小徐（化名）带着闺蜜珊珊（化名）来到医院的妇产科，相比珊珊的惊慌焦虑，小徐显得十分从容淡定。这是小徐第四次来这里，第一次是自己做人流手术，后两次是看妇科炎症，这次则陪着闺蜜珊珊来做人流。

而走廊另一边，富家女孩倩倩（化名）正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与父母争执不下。倩倩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两人在一起不久，倩倩就怀孕了。父母知道后暴跳如雷，坚持要女儿把孩子做掉，但倩倩却义无反顾，要像电影《朱诺》里的少女一样把孩子生下来。电影里的朱诺是一名美国高中女生，意外怀孕后，她任性地生下孩子，最后送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上海411医院的真实故事。故事里的少女们或云淡风轻或酷劲十足，面对意外怀孕，她们不再是惊慌无措的小鹿，相比忧心忡忡的医生和焦躁不安的家长，她们似乎更淡定坚强。

上海411医院少女意外怀孕热线负责人张红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近两年来，她接待了许多类似的少女意外怀孕案例，由此也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如今青少年的性知识相比以往越来越丰富，但是临床上给未成年少女做人流手术的比例却在增加。

在儿童性教育专家的眼中，性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因为它并不仅仅关乎性，还将影响孩子一生的各种选择。

“正确的性教育关乎孩子一生的幸福，因为它是和儿童自身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这样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青少年性教育27年变化

2015年，是少女意外怀孕热线开通10周年，电话繁忙依旧，但少女们的故事却不似从前。

“像那种怀孕了自己也不知道或者受到性侵也不了解的情况，近年在江浙沪一带基本上不太会有了。一般来说小姑娘停经一段时间以后，都会自己到药店买试纸来测一下。”张红燕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孩子的性知识是在增加，但是人流这一块却不见下降。其中，有些人的态度甚至是无所谓。”

张红燕医生认为，不是性教育教坏了孩子，而是孩子接受了错误的性知识。她向记者分析道，当今社会信息丰富且网络传播迅速，通过非正常渠道传播的各种不合时宜的性知识，有可能会破坏青少年们尚未健全的道德意识。而与网络上虚假难辨的性知识相比，正规、专业的性教育太少。

近日，海军计生宣教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张红燕的观点。调查显示，80%以上的少男少女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并不合理，甚至称得上“性盲”。

作为妇产科的专业医生，谈及性教育，张红燕反复强调的不是冷冰冰的生理知识，而是性背后的自我保护意识差，看到少女们不爱惜、尊重自己的身体，她总是心痛难过。

“色情网站、色情论坛，错误的‘知识’就通过这些渠道传播给青少年。”张红燕表示，这些网站上的性知识在医生看来谬误百出，而对于孩子们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多数父母并不知情，“紧急避孕药可以常吃、流产可以在网上买药、一夜情是时髦，种种错误观念和认识让很多未成年人深受其害。”

2011年，刘文利和她的团队也曾经在三所师范大学内进行过性教育调查，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性知识的来源。结果显示，65.8%的受访者获取性知识额来源是大众媒体，包括杂志、书籍、网络、电影和电视。

“虽然不同的调查，取样或者调查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发现是，大众媒体是各个群体性知识的主要来源。”刘文利表示，在她从事性教育研究的27个年头里，还是看到了不少可喜的变化。

1988年8月24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刘文利说，这一通知标志着中国已经把性教育纳入中学教育的内容，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就是这一年，当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刘文利，把青春期性教育选为她的硕士论文研究课题，开始走上了她的性教育研究之路。

在刘文利看来，特别是在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后，政府发布了大量有关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政策性文件。同时，通过各方面的宣传，公众对性教育的认知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管是家庭也好，学校也好，都认为性教育是儿童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文利表示，从她的调查发现，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持普遍的支持态度，达到了95%。

到了2008年，教育部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又明确规定将性教育纳入大的健康教育领域。之后，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性教育的研究中，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在支持开展学校性教育。

“现在，有关性教育的国际交流也更加广泛。”刘文利说，由于网络的发达，大家又更多地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总的来说，现在公众的意识，还有开展性教育的大的环境都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有课也没老师教

理念与政策大踏步，事实上，却没有换来行动上相应的前进。正规性教育上的疏忽，让大量非正当的性知识传播钻了空子，从而增加了各种意外的发生。

2007年，刘文利教授与其课题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套小学一至六年级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并作为教材在北京一所小学投入实验。

据悉，这套性教育教材包括六个单元：（1）家庭与朋友；（2）生活与技能；（3）性别与权利；（4）身体发育；（5）性与健康行为；（6）性与生殖健康。到目前，小学一至四年级的教材已正式出版，今年3月将出版五年级的教材，2016年将全部出齐一至六年级教材。

刘文利告诉记者，至今，北京市已有19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一至四年级学生在使用此课本。这些学校都拿出固定课时（每学期6个课时）来开展性教育。受益的学生达1.2万多人。

“据我所知，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而且是拿出固定课时、把性教育正式作为课程来开展的学校并不多。更多的学校是，开办讲座，或者是主题班会的形式，或者请外面的专业人员来学校开展活动。”刘文利特别强调了性教育的学科地位，“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争论性教育到底应该是学校来教还是家长来教，却没有人争论语文或数学该由谁来教？就是因为性教育不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而且是一个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必须要在学校里学习的学科。”

提起性教育的学科地位，刘文利强调，性教育必须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强制所有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

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这是中国对国际的承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我奋斗的目标。”刘文利说。但是目前，全国很少有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在现行的中学课本中，所有的性生理知识都被压缩在生物课本的短短一章里。

既然要把性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来教，是要系统的、有知识架构、有课时、有教材的，那必须也是要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教。

但现实生活中，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由于体育、心理等课程并不与学生升学相关联，很多小学并不对此类课程的质量做很多要求，相关课程老师大多比语文、数学等课程老师的待遇低。

专业教师的缺乏同样是让刘文利感到头疼的问题，“性教育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在她看来，一名合格的老师应具备以下必要的素质：第一，就是要有关于性学的基本知识；第二，要对性有积极开放的态度；第三，要敢于开口讲出那些有关性的敏感词汇；第四，要了解关于儿童性发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第五，在教学方式上，要会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

“当然不仅限于这些要求。通过实践，我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的师范教育体系下，经过一些特殊的培训，老师是可以胜任性教育的教学任务的。”刘文利表示，师范院校要设置培养性教育教师的专业，另外教育部要有性教育教师的岗位设置。

刘文利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性教育教师的培养，为这些老师的专业晋升打通渠道。“性教育教师的岗位设置，需要国家整个教育体系对儿童性教育的重视。”

孩子问，你就答

性教育应当作为课程由学校系统地开展，但刘文利强调，家长并不能因此就置身事外。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刘文利的调查中，学生中认为父母是他们性知识来源的只占11%。而在海军计生宣教中心的调查中，30-40岁的家长里，47%的家长认为进行青春期发育、性安全等性相关知识的教育应是学校责任，仅28%的人表示会尝试面对面地解决孩子的性疑惑。

相比校园性教育的不足，家庭性教育简直被视为一块“烫手山芋”，家长对性讳莫如深。不过有趣的是，刘文利在调查中有发现，大部分家长都认为应该在家里和孩子谈性问题，只是出于尴尬，不知道如何开口，“大多数家长觉得和孩子谈性很困难，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也不知尺度在哪儿，或者讲深了讲浅了，或者张不开口。”

例如，“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多数年轻家长在面对这个“尴尬”时都会避而言它，甚至胡诌个答案搪塞孩子。很多人小时候听说过“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样的答案，因此有笑话说，一个孩子每天蹲在垃圾堆旁边，想再给自己捡个弟弟。

对于这些羞于向孩子谈性而把性教育全部推给学校的父母，刘文利表示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孩子一旦问了相关的问题，家长就要如实回答、坦然回答，不要因为孩子小就不回答。孩子何时问就何时答，问谁，谁就答。”

刘文利表示，家庭性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父母能培养孩子的一些良好行为习惯，这是学校的老师很难做到的。

“从孩子出生开始，父母就应该注意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是孩子一生对性认识的基础。家庭是一个个性化的教育，父母有责任向孩子传递家庭的价值观。父母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个人对性的问题的看法。日后，孩子一旦有性的问题，他便愿意去问父母。父母也有责任去回答他，去指导他的行为。”刘文利说。

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帮助家长开展性教育的儿童绘本。有家长就曾告诉记者，自己私藏了一本德国的性教育绘本，一直不敢拿给儿子看。因为这本书有大量的裸体画面，尺度较大，她吃不准什么时候应该给孩子看，又担心儿子看了以后会不会因为知道太多反而做坏事。所以这位家长希望等到儿子上初中了，再给他阅读这本书。

对于家长们类似的顾虑，刘文利认为，当孩子可以和父母一起阅读书籍的时候，父母就可以给孩子选择一些性教育绘本和孩子一起阅读。这些性教育绘本大多是教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给孩子解释“我从哪里来”，让孩子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孩子看来，认识生殖器官跟认识自己身体的其他器官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和父母一起阅读，孩子在特别温馨的环境中，感受父母的关爱和呵护，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经历。孩子对生命的探究、对自己身体的探究能从父母那里获得鼓励和正确的信息，这对孩子一生的成长都非常有利。

在家庭性教育中，刘文利认为，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父母应该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机会，如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让孩子在“生活小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练习做决策，而不要把成年人的观点强加给孩子。这种对孩子选择的尊重是培养“决策能力”的基础，早期培养的决策能力能让孩子一生受益。

目前，刘文利和她的团队正在研发一套幼儿性教育绘本，适合3～6岁的孩子。“配合这套绘本，将为幼儿园教师设计教育活动，并为父母提供性教育读本。”

也许有父母担心，性教育会“诱发”孩子过早关注性问题，甚至会导致性交行为的提早发生。但刘文利肯定地告诉《新民周刊》，目前从世界范围看，还没有研究证据表明，性教育会让青少年初次性交的时间提前，“倒是美国著名性教育效果评估专家道格拉斯·科比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性教育效果评估发现，全面性教育‘取得了推迟初次性交时间的效果’。”

当被问及性教育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和价值时，刘文利回答道：“性对儿童的发展不亚于语文、数学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学到的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接纳，对自己的尊重，对自己的爱护，由此去接纳别人，尊重别人，爱护别人，爱护家庭，爱护环境，爱护国家等等。这是由近及远的爱的教育、培养学生独立、尊重、自由、民主、公正、公平等核心价值观。”

“我们并不希望，由儿童性侵害这样的恶性事件来引起大家对性教育的重视，那已为时太晚。预防性侵也只是性教育中的一部分。”因此，刘文利把爱、家庭、友谊和婚姻等等作为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入教材，“性教育不仅仅教授孩子们性知识，更多的是培养孩子开放、阳光、尊重、积极的性观念。性难教，但却不能不教，性教育的好坏关乎孩子一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