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黎云

做官要打送礼者

■尹黎云

“官不打送礼的”这句话的确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这种社会现象似乎自古就有。《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这恐怕是史书中有关送礼最早的记录。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昌，为了把他从被囚之地解救出来，他的臣僚采用了虽然原始却很有效的办法——送礼。

当然，西伯的臣僚送礼，确实有些不得已。面对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他们也只能出此下策。古往今来，像西伯那样，为了保护个人合法的权益，避免遭受残酷的迫害，不得不送礼的人，屡见不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送礼者的动机并非那么光明正大，那么值得同情。他们送礼，目的只是谋取私利，结果是破坏法律。物理学上说，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社会学也是如此。既然有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惜破坏法律送礼，那么就必然会有正直的官员为了保护公利、捍卫法律，与送礼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这些官员来说，做官要打送礼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奉公守法的具体表现。所谓“打”，就是指对送礼者予以坚决的回击。“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平。具体地分析，“打”可以分为“虚打”和“实打”两种。所谓“虚打”，就是采取某种方法阻止送礼者的行动，使之知难而退；所谓“实打”，就是对送礼者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人杨震是个知识渊博而刚直无私的人，号称“关西孔子”。“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不愧为“关西孔子”，“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他对送礼者的回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得送礼者王密不得不羞愧地退出。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悬鱼”、“悬丝”、“悬瓜”、“悬鹅”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一不是在鞭挞那些居心叵测的送礼者，讴歌那些仗义而行的官员。

东汉人羊续担任南阳太守，他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从不以权谋私。《后汉书·羊续传》记载：“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羊）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於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这就是“羊续悬鱼”的故事。他把府丞送来的鱼“悬於庭”，以达到“杜其意”的目的，这无异是向世人宣告自己的政治态度，让那些送礼者在正义面前走投无路，求告无门。

西晋人山涛是竹林七贤之一，据《晋书·山涛传》记载，他曾经“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主管官吏的任免、考核事务。《晋书》和晋人戴逵的《竹林七贤论》都记载了“山涛悬丝”的故事，不过，《竹林七贤论》的记载更为具体一些：“鬲令，毅，为政贪浊，赂遗朝廷，以营虚誉。尝遗山涛丝百斤，众人莫不受，涛不欲为异，乃受之，命内阁悬之梁上，而不用也。后毅事露，案验众官，令吏至涛所，涛於梁上下丝，已数年，尘埃黄黑，封印如初，以付吏。”这位鬲县县令，毅为了升官发财，对朝廷大臣肆意行贿，山涛也得到了“丝百斤”。他虽然接受了礼物，却“命内阁悬之梁上，而不用也”。后来，毅的事情败露，许多高官被牵连其中，山涛则安然无恙。当令吏来到山涛的处所，山涛从梁上取下丝，丝上“尘埃黄黑，封印如初”。有人可能认为，山涛的举止仅仅是洁身自好而已。身为吏部的主管，他只是“悬丝”，而没有继续追究，毅的罪责，他的悬丝之举不过尔尔。不过，晋朝的统治者是极端腐败的司马氏家族，山涛这样做，或许有他的难言之隐，我们也不好苛责古人。

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有个南清河太守名叫苏琼，是个勤勉为民的地方官。《北齐书·苏琼传》和《北史·苏琼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郡民赵颍曾为乐陵太守，八十致事归。五月初，得新瓜一双自来送。颍恃年老，苦请，遂便为留，仍致於听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竞贡新果，至门间，知颍瓜犹在，相顾而去。”这位原乐陵太守赵颍只是出于对苏琼敬重，送来两个新瓜，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苏琼虽然收下新瓜，却把新瓜悬挂在听事的大梁之上。许多人听说苏琼接受了赵颍送的新瓜，纷纷给苏琼送来新鲜的水果，看到梁上悬挂的瓜，又只好怏怏地离开。两个悬挂在梁上的瓜就这样巧妙地拦住了送礼者的脚步。

据《明史·周新列传》记载，监察御史周新由于“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惧，目为‘冷面寒铁’”。后来，他又出任浙江按察使，发奸擿伏，秉公执法，深受百姓的欢迎。“当是时，周廉使名闻天下”。至今在江浙一代还流传着他“悬鹅拒礼”的佳话。不过，《明史》里没有记载，倒是明人周清原在《西湖二集·周城隍辨冤断案》中简单地提了几句：“同僚一日馈以鹅炙，悬於室中，后有馈者指示之。”“鹅炙”就是烤鹅。同僚送他一只烤鹅，他把烤鹅悬挂在室内，再有人送礼，他便把悬鹅指给他们看，以表明自己拒收礼物的决心。

这四位官员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分别演译出“悬鱼”、“悬丝”、“悬瓜”、“悬鹅”这样精彩的故事，四个故事好像四出反贪拒腐的折子戏，不断地向后世的为官者敲响振聋发聩的警钟，也不断地向后世的送礼者发出曲尽其妙的劝戒。这四位官员在“官不打送礼的”的团团迷雾中，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个坚定有力的“不”，又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悬物示众的办法，阻止送礼者的脚步。这样做，既给送礼者留了面子，又坚守了自己的名节，可谓两全其美。

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

做官要打送礼者，悬物示众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廉政文化也丰富多彩。

宋人刘温叟在回击送礼者方面就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宋史·刘温叟传》记载：“太宗在晋邸，闻其清介，遣吏遗钱五百千，温叟受之，贮厅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执扇，所遣吏即送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还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钱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纳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岁不启封，其苦节愈见。’”送礼者赵炅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当时还是晋王，担任开封府尹，是京师的最高长官。有人问刘温叟，晋王送他财物，他为什么封署不用，他回答说：“晋王身为尹京，兄为天子，拒之则失敬。我方为御史，受而用之，则何以清流品也？”身为御史中丞的刘温叟，职掌纠察百官的事务，他用婉拒晋王送礼的办法，杜绝了一切送礼行贿的门径，其勇气和胆略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清人张伯行是康熙年间的高官，他清明廉洁，政绩突出。据《清史稿·张伯行传》记载，清圣祖玄烨曾经赞扬他说：“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清世宗胤禛则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他去世以后，谥为“清恪”，因而人称“张清恪”。

《清朝“史大观·清人轶事》中记载：“‘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是“张清恪”的《禁止馈送檄》中所言。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8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为了表明心迹，也为了公正执法，张伯行公布了这份《禁止馈送檄》，义正词严地将所有的送礼者拒之门外。他的《禁止馈送檄》写得情真意切，语重心长。所有送礼者只要良心尚未泯灭，站在檄文面前，恐怕都会面红耳赤，自惭形秽。“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用现代汉语表达，意思就是送礼的行为谁说是人之常情呢？实际上它在败坏官员的廉耻之心。他说话针针见血，堪为天下楷模。

昆剧《十五贯》让明朝苏州太守况锺成为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明史·况锺传》记载：“（况）锺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江西省靖安县况锺墓园里有一座清风亭，亭内镌刻着况锺的一首诗：“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这是况锺赴京述职时，他为了谢绝苏州官民向他送礼而写下的诗作。在封建时代，地方官员赴京述职，一般是要带去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地方特产，以便对京城里的权贵进行打点。况锺以诗明志，同样把送礼者全部拒之门外。

一般情况下，送礼者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美女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礼品。《清朝“史大观·清人轶事》记载，清朝中期，有一位姓丁的布政使以天子侍从臣的身份视察大江南北。一位军队的裨帅非常害怕，连忙把一个掳掠来的美女当作礼品送给布政使。布政使不动声色地收下美女，然后私下询问美女的来历。美女说，她是有夫之妇，丈夫是个士人，她在战乱中，家破身俘。布政使立即派快骑去寻找美女的丈夫。不到半个月，那位士人找到了。布政使不仅让他们夫妻团圆，还赠送银两，派人送他们返回家乡。当地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情，无不为布政使的正义之举感激涕零。布政使对美女的处置可谓细致入微，他对送礼者的回击也是坚定有力的。

不可否认，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官员会收到一些无法拒绝的礼物。如何处理这样的礼物，对官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国时期的魏国太中大夫田豫就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田豫传》的注中引《魏略》说：“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田）豫；豫转送官。胡以为前所与豫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原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后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於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戎，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当时北方的鲜卑人是魏国安抚的对象，因此，他们送礼，很难拒绝。田豫便把收到的礼物全部上缴。鲜卑人只好怀藏“金三十斤”偷偷地送给田豫，田豫有意张开袖口接受了礼金，事后他依然全部上缴归公。魏文帝曹丕很受感动，下诏表彰他，特地赏赐他五百匹绢。田豫把这些绢分一半藏在官府的府库里，以备公用，另一半则送给鲜卑人，作为对鲜卑人的答谢。

清高宗乾隆年间，有个湖南巡抚名叫陆耀，号朗夫，他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居官廉俭。《清朝“史大观·清人轶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陆朗夫……初至任，盐商进白金三万两。公问其故，商人曰：‘此旧规也。先进此金，后当以时继进。’公不受，并绝其再进。商人曰：‘大人不受，则此金无所归矣。’公命以其数平盐价，价为之顿落。”这位陆耀在处置盐商送来数额巨大的礼金时，方法十分巧妙，既然盐商执意要送，他索性让盐商把这些礼金用来平易盐价，为百姓谋得福利。

在中国历史上，廉洁奉公、拒收礼物的为官执政者不乏其人。他们的思想和业绩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具活力、最为强劲的正能量，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做官要打送礼者，这是中国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多数情况下，这种“打”只是虚打，但有时则是实打，而且常常是出以重拳，打得送礼者魂不附体，抱恨终天。

《梁书·顾协传》记载：“（顾）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恐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及为舍人，同官者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於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於馈遗。”这位顾协担任廷尉正，是司法部门的最高长官，位高权重，他却能够做到严于律己。他的属下看他“冬服单薄”，想送他衣服也不敢轻举妄动。他的一位门生“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顾协还是怒不可遏地将这个门生重打二十杖。

《南史·郭祖深传》记载，南朝梁人郭祖深担任南津校尉时，他“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姥饷一早青瓜，（郭）祖深报以疋帛。后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徇众。”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送礼，老妇人送瓜，他收下了，并用重礼予以回报；富人送货，他却对富人施以鞭刑，并且加以示众。原因很简单，老妇人送瓜并非行贿，是出于对他的关心爱护；富人送货则是别有用心，意有所图。

《元史·杨景行传》记载，抚州路总管府推官杨景行是个不徇私情、执法如山的好官，创造了“发擿奸伏，郡无冤狱”的优异政绩。金溪（今江西金溪）有个豪僧法号云住，居然盗掘坟墓，偷取里面的财物。事情败露以后，他向当地官吏行贿，当地官吏有意把案子压下，对云住进行包庇。杨景行得知这件事情以后，迅速按察。云住连忙给杨景行送去厚礼，企图让杨景行停止追查。杨景行不仅不接受他的厚礼，反而加快了按察的步伐。云住吓坏了，连忙贿赂杨景行的上司，企图通过杨景行的上司向杨景行施加压力。杨景行全然不顾，一查到底，终于把云住绳之以法。

《清朝“史大观·清人轶事》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康熙年间，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宋德宜担任户部侍郎，掌管入京的门票。有一次，龙江关大使李九官押解铜料准备入京。他夜里给宋德宜送来银子四十两，要求宋德宜给他门票。宋德宜勃然大怒，毫不客气地把李九官赶出门外。同时，他立即向朝廷弹劾李九官。清圣祖玄烨对宋德宜严格执法的行为大加赞赏，并立即罢免了李九官的职务。

对送礼者严加惩处，毫无疑问是对送礼现象的坚决否定和有力鞭挞。官场上的所谓送礼，是极其丑陋的腐败现象。“官不打送礼的”只不过是贪官污吏们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蒙上的一层遮羞布而已。我们之所以呼吁做官要打送礼者，就是因为送礼现象如果不加以阻止，任其蔓延，那么国家政权的机体就会锈蚀腐烂，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创造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人际交往中，礼物无疑是一种催化剂，它可以融化人的感情，软化人的意志，弱化人的思想，使人的感情漠视法律的约束，使人的意志臣服物质的诱惑，使人的思想脱离正义的轨道。东汉章帝时期的司空第五伦贵为三公，他奉公尽节，铁面无私，深得世人和后人的赞誉。《后汉书·第五伦传》有这样的记载：“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他的话非常坦诚。有人送他千里马，虽然他没有接受，也没有为那人办事，然而，每当“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这说明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礼物的作用绝不可小觑。面对诱人的礼物，清廉的官员也会为之所动，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像第五伦这样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做到清廉，就在于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自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