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教授评说侠义文化

侠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传说故事到传奇小说，从戏剧到电影，从诗歌到绘画，到处充满着侠气、侠影，侠义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侠义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不可避免有其负面性，但“侠”在中国人心灵世界中的强者形象影响深远，它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积极因素，仍值得我们借鉴。

当人们听到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水里火里一起走，生死之交一碗酒。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会感到血脉喷张、荡气回肠。这是一种什么气概呢？是一种侠义气概。所以，我们现在谈谈侠义文化。

最先为狭义之士树碑立传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著有《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讲述了十几位侠客感人的事迹。后来的文学家大都为侠客人物歌功颂德。至于民间，侠义之士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是正义的化身，侠客故事更是口耳相传、妇孺皆知。于是形成一种人人认同的侠义文化。

侠义一词，在今天看来就是不怕死、讲哥们儿义气。在过去，侠义却有着丰富的含义。

“侠”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作“夹”（夾），后来才有现在这个“侠”字。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解释说：“侠之言夹也；夾者，持也。”（《说文解字》段《注》引如淳言）可见“侠”本有“挟持”之意。按这个意思理解，侠字上面一个大人，左右各有两个小人，就是指小人敢于对抗大人，要反抗强暴。我个人认为，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下面两个小人，上面一个大人，就是指大人能够庇护小人，要扶弱济贫。同时这两层含义可以互补，反抗强暴为的是扶弱济贫，扶弱济贫依赖于反抗强暴。但反抗强暴不是毫无原则地一股脑儿乱反，像李逵那样拿起板斧不分好人坏人一阵风地砍将过去，恐怕也不妥。所以还要用一个“义”字来加以规范。

《礼记》：“义者，宜也”。北宋理学家程颐说：“顺理而行，是为义也。”即一个人的行为合乎时宜、符合情理，就是义；不合时宜、不近情理，就是不义。比如一个恶霸正在欺负一个美女，你见了会怎样反应呢？你说我去帮恶霸共同欺负美女，也好分一杯羹哩！那就不符合常理、不合时宜，是不义之举。反之，你说我想去帮美女，但我不会武功，打不过人家呀！咋办？你可以悄悄打个110嘛！至少也不要去助纣为虐！这时有好汉上来飞起一脚，将恶霸踢翻在地，一顿狠揍，恶霸屁滚尿流而去；然后美女真诚答谢，好汉豪爽地说一声：“不用谢！”然后大踏步而去。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侠义形象。

所以，侠和义是不可分的，侠之义者才是侠客；侠之不义者，只能是“瞎整”。唐朝著名政治家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人间正义没有侠士的担当，就难以得到伸张；勇侠之人没有道义的约束，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侠士。“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那些有勇气不怕死，不顾道义，只知道提起脑袋往前冲的人，只能称之为强盗。

因此，侠义文化的精神，关键就在这个“义”字。主要有如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是信义

重视信义是侠义文化最基本的精神。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本来是人人都应当具备的品格。但侠士所提倡的信义，往往超出正常人可以想象的范围。比如我们和人打交道，应该诚实守信，但遇到自然灾害，或危及到个人的生命时，无法履行诺言也是可以原谅的，在法律上也是可以免除责任的，叫做“不可抗力”。但侠士信守承诺，是不讲条件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史记游侠列传》），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维护自己诚信的形象。

大家知道“一诺千金”的成语，就是出自一位侠客。季布是秦朝末年楚国著名的侠客，非常勇武又很守信用，当时楚国流行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千金一诺”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史记》卷100《季布栾布列传》）。接下来讲一个为守信义而牺牲的典型。

战国时期，齐国有个侠客叫聂政，隐居闹市，杀狗为业。韩国大臣严仲子，不远千里去与他结交，目的就是想请他帮自己刺杀韩国的相国侠累。开始聂政没有答应。聂政母亲去世后，他对严仲子说：“您作为韩国的卿相，瞧得起我这个杀狗的平民百姓，我很感动。以前我不答应，是因为老母健在。而今老母享尽天年，‘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为您完成心愿。”然后独自杖剑，闯进侠累的相府。侠累身边全是手持兵戟的卫侍。但聂政如入无人之境，径直走上台阶，一剑杀死侠累。又高声大叫，击杀几十个人。考虑自己不能全身而退，为了不被人认出，以免连累严仲子，他毁容后剖腹。聂政为信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司马迁说：那些侠士“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不失信于人，不背弃诺言，这种信义是大有可取之处的，所以为这些人专门创作了《游侠列传》。

第二层是道义

如果说讲求信义是侠义文化的第一层含义，是最基本的精神，那么弘扬“道义”则是第二层含义，是最核心的精神。

那么何为道义？《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天道就像拉弓一样，高的地方压制它一下，低的地方抬高一下；多余的地方给铲平一点，不足的地方给补充一点，所以天道就是要减少多余部分来补充不足的部分。自然界有高下、多少，人世间有贫富、强弱。侠义之人要“救人於戹，振人不赡”（《史记·太史公自序》）。“戹”指困难、危险，在强弱之间，要反抗强暴，帮助弱者解除困难和危险，就叫“救人於戹”；在贫富之间，能赈济那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就叫“振人不赡”。这就是通常所讲的“扶弱济贫”。这样做就符合天道，就是道义。

这种道义，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正义。

扶弱

帮助弱者，往往意味着要和强暴者进行抗争，这会给自己带来难以预见的灾难。但拥有侠义精神的人，往往会迎难而上，为了解救别人，不惜自己的人身安全乃至身家性命。这就是常说的抱打不平。

武侠小说《三侠五义》第十三回中说：“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由此可见，侠义文化的核心，就是要有强烈的是非观和善恶观，路见不平，一定要拔刀相助。

宋仁宗庆历年间，王实的母亲被恶霸张本奸污，父亲也因此而死亡。市井侠士孙立便出头为王实讨公道。他一大早来到张本家门口，找他单挑，并约定不许任何人帮任何一方。两人赤手空拳斗了几个时辰，直到午时，孙立终于将张本打翻在地。张本求饶说：“你不杀我，我愿给你千两黄金。你杀了我，也得吃官司。”孙立说：“我还以为你是条好汉，原来这么怕死。你依仗自己有钱，奸淫良人家妇，简直就是禽兽。饶你不得。”说完，砍下他的脑袋，用来祭奠王实父墓。然后扔掉刀，去官府自首（宋人刘斧《青琐高议》）。

在这个事件中，当人人都觉得大快人心的同时，孙立却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至少有两种。一是武力风险。张本也是个练家子，史称他“力若熊虎”，孙立找他单挑，鹿死谁手，不可预知；二是法律风险。自唐宋以后，国家法律禁止民间私斗。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说，剥夺他人生命权，任何个人不能为之，谁敢以私斗的方式剥夺他人生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孙立不怕被张本打死，也不怕受国法惩处，为了弘扬道义，他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生命。

济贫

遇到贫穷无助的人，侠义之士就会疏财仗义，帮助他度过难关，而且不计回报。

大家都知道李白是一位大诗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大侠客。诗歌号称天下第一，剑术屈居天下第二。《新唐书·李白传》说：“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所谓“任侠”，就是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意思。他把钱财看得很轻，喜欢施舍穷人。他曾经东游扬州、金陵一带，遇到落魄公子，便慷慨解囊、出钱救济，不到一年时间，“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裴长史书》）。

好在李白有写诗的本领，大江南北粉丝如云，经常有人请他吃喝。安徽泾州（今安徽省泾县）人汪伦就曾专门写信请他去吃喝了几天，留下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名篇。

历史上，由于国家公权力的不足，很多事管不过来：冤屈得不到声张，正义得不到维护，穷困得不到救助，弱者总希望有英雄人物来帮助自己，侠客正是来帮助弱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历来为民众所传颂。但是侠客通过非常途径替他人报仇雪恨、伸张正义，这样的行为，无疑分割了国家公权力，损害了政府的权威，不管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难以容忍。

第三层是忠义

侠义文化的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心系天下，追求忠义。明人余象斗在《题〈水浒传〉序》中指出，行侠仗义的最高境界，“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现在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要追求忠义。

自唐朝开始，侠义文化就体现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境界。唐朝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军队攻陷京师长安，唐军四处溃退，唐代宗逃往陕州，老百姓惨遭杀戮。长安城内的民间武侠人士积极进行抗争，与潜入城内的唐将王甫取得联系，于同一天夜晚突然在城中心的朱雀街一起击鼓。鼓声大作，群侠齐呼：“王师已到!”吐蕃惊骇不已，仓惶出逃，溃不成军。唐军乘势收复了京师，百姓得以重见天日。

近代以来，国家内忧外患不断，侠义之士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不息、前赴后继。著名武师霍元甲于1909年创办精武体育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办会宗旨，把侠义精神与爱国精神结合起来，体现的正是为国为民的忠义精神。

传统的狭义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但主要就是上面讲的三个义字：信义、道义、忠义。这样的精神，与前面我们讲的仁爱、廉耻、诚信等传统道德相比，它是最为高尚的道德品格。

廉耻、诚信是要求管好自己，侠义则是要帮助他人。仁爱提倡“仁者爱人”，是有条件地帮助他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自己没有能力时，就做好自己；当自己有能力时再去帮助他人。侠义则要求无条件地帮助他人，救济穷困，可以慷慨解囊；反抗强暴，不惜舍生取义。

据报道，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忙乎一天，好不容易卖了二百元钱。回家路上，好心人告诉他说钱是假的，老人一听，不由得痛哭起来，引来多人围观。这时来了一辆小轿车，一个中年人下来问明情况后，从自己兜里掏出两百元崭新的钞票，对老人说：“大爷，咱俩换一换吧！”然后将真钱留给老人，将假币带上走了。这就是仁爱。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为了解救金老儿父女，拳打镇关西，还把身上仅有的五两银子拿出来，又嫌不够，找九纹龙史进借了十两银子，统统塞给金家父女，让他们赶紧离开。这就是侠义。仁爱令人感动，侠义则令人激动；仁爱令人阵阵温暖，狭义则令人热血澎湃。所以《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侠义之士，那都不是一般人儿；侠义精神更是最难得的一种品格。

侠义文化所具有的恪守诚信、扶弱济贫、为国为民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着重要意义，对当今的社会进步更有着不可小视的积极作用。

金庸先生在谈及“当代人最需要继承和提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

我以为，中国人不缺乏侠义，缺乏的是对侠义的赞扬、对英雄的崇拜。

历史上，行侠仗义的人物层出不穷，现实社会，见义勇为之人也时有所见。那些勇救落水儿童而牺牲自己的人，那些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勇斗歹徒的人，那些在自然灾难中慷慨捐赠或勇赴灾区抢险救灾的人，那些乐于帮助老弱妇幼不图回报的人，那些对贪污腐败现象敢于实名举报的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侠义精神。

然而对他们，社会却没有足够的褒奖与赞扬，甚至还会有负面反应。当你在大街上扶起摔倒在地的老人，或许你得不到周围群众的赞许，也得不到对方的一声“谢谢”，反而会被对方说是你撞倒了他。当江西两位高中生在公交车上反抗暴徒、不幸受伤，无法正常参加高考时，一些高校主动向这两位“夺刀英雄”、“少年儒侠”伸出橄榄枝，这时有了反对的声音，说这是破坏教育公平，是封建社会“举孝廉”的复活，是搞特权。大学如何录取这样的学生，自然有一套规则，人们没有必要在网上叽叽喳喳地说三道四，即使不愿意向英雄致敬，也没有必要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现在是法治社会，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法就万事大吉了。人们只在乎法律的底线，不关心道德的高线。面对道德上的丑恶行径，哪怕缺德至极，人们也不会为之愤慨，反而会以娱乐化的方式在网上疯传；面对行侠仗义的壮举，也不会有更多的人为之顶礼膜拜，而会调侃地说“我是打酱油的”，因为人人崇拜的是财富、是权势，而不是英雄。正是由于社会的冷漠，导致了侠义精神的流失。

侠义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我们应该为行侠仗义的行为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在是非善恶之间，对邪恶的行径投以鄙视的目光，对行侠仗义的勇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就像《水浒传》主题歌唱的那样，在走向正义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是“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长此以往，全社会就能形成明确的是非观和善恶观。到那时，侠义精神必将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