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志 娟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潘岳《闲居赋》是“高情千古”吗？

杨 志 娟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潘岳《闲居赋》被元好问评为“高情千古”之作，认为它表现出潘岳淡泊名利的高逸情怀，这是不准确的。赋中潘岳八次用“拙”形容自己，描述闲居环境时流露出对统治者的歌颂，名为“闲居”，实则流露出潘岳对名利的追求和对官场的留恋，入仕态度相当明显。元好问却认为《闲居赋》是“失真”之作，这种判断失之稳妥。

潘岳；《闲居赋》；“高情千古”；眷恋仕途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525，他认为《闲居赋》表达了潘岳与世无争的隐逸情怀。又因《晋书》及其它史料记载潘岳望尘而拜和重名利的行为，所以推断《闲居赋》“高情”之呐喊与潘岳的实际行为不一致，进而认为《闲居赋》是“失真”之作，是文品与人品不一致的反面典型。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拙”与潘岳立功、立事的追求

《文选》把《闲居赋》列在“志”类，认为该赋以抒情述志为主，是比较准确的。潘岳在赋中八次使用“拙”字，序文中出现六次，正文中两次。

第一个“拙”是潘岳感慨司马安巧于做官：

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题之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2]70

司马安善于做官，谄媚上下，官位四次做到“九卿”，固然是“巧宦”。潘岳虽不善于逢迎，但“宜然”做官三十年之久，进而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借此“拙”表达建功立业的追求，同样的，在早于《闲居赋》创作四年的《西征赋》里，潘岳也曾谈到“唯生与位，为之大宝。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2]1。在潘岳的概念里，唯有生命和权位是人生的重要追求。

第二个“拙”是总结自己为官之路时“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2]70，他把三十年为官之路的不畅达，归因于自己的笨拙，言此为自己不善于为官的表现，并非归于社会，从这点可以看出潘岳对社会生活所抱的希冀。

紧接着潘岳连用三个“拙”字回复何峤对他的评价，并再次强调自己不善于为官。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是“拙”于为官的人应该追求的，所以自己可以“绝意”于此。

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谓拙於用多；称多则吾岂敢，言拙信而有征。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之赋，以歌事遂情焉。[2]70

和峤对潘岳的评价是“拙于用多”，“固谓”两字含有“特别，特意”和“坚定地认为”之意，可见潘岳的不足在于过多的表现自己，锋芒过露。事实上潘岳的确过于张扬。《晋书·潘岳传》：“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3]1502《晋书》记载潘岳22岁确因《籍田赋》颂扬武帝而惹来群臣嫉妒，沉寂长达十年之久。该“拙”字非但没有表达出潘岳不善于为官，反而显现出潘岳的聪明过人，并非“笨拙”。第四个“拙”字在“拙者”一词中出现，与第二个“拙”字一样，意为不善为官的人。第五个则交代了自己的闲居理由。不同于东汉张衡《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4]76，张衡是在对政治清明遥遥无期，失望之后选择闲居。潘岳的理由则显得委婉和牵强“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政治生活一切井然有序，他便可有机会绝意于仕途荣宠。这时潘岳举出两条闲居理由：一是“百工惟时”，二是“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潘岳如若迫切想闲居，是不会把“俊乂在官” 放在母亲 “羸老之疾”之前的。第六个“拙”字与第二、第四个一样，称己为“拙者”，“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2]70。既然不善为官，就把敬老爱兄作为自己闲居以后的政事。

一般而言，序文是赋主旨的概括，此序以“拙”字贯穿，包括何峤对潘岳的评价，并没有显现出潘岳的笨拙，反而体现出他的聪颖。从“拙”字可以窥见潘岳创作的深意。

不仅是序文，赋的开头和结尾也都突出了“拙”字。第七个拙字在正文开始，“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2]70-71。可见潘岳的牢骚之态。不同于《论语》中宁武子和遽怀玉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的出仕之道，潘岳一反常规，奈何自己不够聪颖睿智，仕途艰难，对于不善于做官的他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最后一个拙字在赋的结尾“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2]72。首尾呼应，表达“闲居”情愿。潘岳想就此与母颐养千年，不再有希冀。“终优游以养拙”，潘岳闲居的最终境界是“养拙”。东晋陶渊明也曾谈到“拙”，“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5]76承认自己“拙”，并固守本性而“守拙”。“养拙”与“守拙”对比之下，潘岳闲居并非真“高情”。

如若真要孝顺母亲，与世事荣华断绝联系，又何必在“仕”与“宦”的语境中大肆言“拙”呢？又何必将“俊乂在官”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摆在第一位呢？可见潘岳写作该赋时心中的牢骚不平，他并非真心想与仕途荣宠断绝联系。

二、闲居理想与潘岳的生活环境

潘岳《闲居赋》的环境清丽，四字句六字句结合，即富跳跃性，又具音乐感。这段描写可以想见潘岳创作时心境的轻松愉悦，环境描写显出了“超然世外”高逸情怀，或许潘岳的园中并没有举世罕见的蔬果，但游鱼、池塘、竹木、蔬菜足以让闲居生活安静闲适，潘岳会在生活中做到真正的“高情绝世”吗？

序文中潘岳总结了闲居生活状态“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2]70池塘鱼钓以陶冶性情，舂税鬻蔬作为经济的来源，牧羊酤酪作祭祀的材料，自给自足，这是自称“拙者”的潘岳的“政事”，也正是潘岳闲居理想的概括。

从《闲居赋》的生活环境来看，潘岳的闲居生活是舒适的：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荽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2]71

《闲居赋》虽有赋体文学夸饰的特点，但与“隐逸之宗”陶渊明的生活条件相比，潘岳的生活也显得奢华。陶渊明的闲居环境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荣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5]460-461，是荒芜、清贫的。潘岳《闲居赋》里则竹木池塘，鱼儿游泳，芙蓉玉立，各种各样的果树，茂盛的蔬菜，奢华舒适。闲居的隐士，应如陶渊明那样种豆南山，虽清贫，但亦能在自己心中修篱种菊，物质不再是生活的标尺，隐者追求的应是心灵的清高脱俗，即便贫困也怡然自乐。潘岳《闲居赋》里生活奢华舒适，他的闲居并不是“高逸”的。

同时，潘岳闲居住处的位置也没有远离世俗，没有与政治生活断绝联系。潘岳在赋中这样描写其住所：

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谿子巨黍，异絭同机，炮石雷骇，激矢虻飞，以先启行，曜我皇威。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萦映，圆海回渊。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祇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张均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服振振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隐隐乎，兹礼容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祈祈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如草靡，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2]71

住所的西侧和东侧分别是军队和教育场所，潘岳本想表达住所的里仁之美，以此彰显他美好的品德。但在住所描写过程中出现了对军事实力的歌颂，对天子祭天的记述，这又如何是“绝意乎荣宠”的“拙者”应该关注的呢？《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的生活状态“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5]461陶渊明生活里描写的对象是“亲戚”、“农人”、“西畴”，与潘岳笔下的“王制巨丽”，“ 天子有事于柴燎”迥然不同。与潘岳时代的陆机，在《文赋》中讲到作家气质与作品时说“故夫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6]99。潘岳的浮竞的气质与他文中丝丝缕缕的政治眷恋相符。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讲到：“‘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7]418文人作文，不能改变的是“笔性”。潘岳入仕心态急躁，其赋也表达出对王制恢弘的夸赞，对帝王推行孝道的颂扬。潘岳闲居之时仍不忘歌颂政治，又如何会绝意乎荣宠呢？

《闲居赋》里闲居环境奢华舒适，描述闲居位置时又表达出对国家和君王的歌颂，潘岳的“笔性”将其汲汲仕途之心表露无遗，可见潘岳闲居并非真心。闲居之情撼动不了入仕的志向，情可以变，志难以迁，所以闲居之情没有在潘岳的生活中得以实践，作完该赋的第二年，潘岳便出任著作郎，并逐步走向权利中心。

三、《闲居赋》写作背景与潘岳的创作心态

魏晋文士的“文”与“行”往往不一致，不仅仅是潘岳，与他一起谄事贾谧的石崇也在《思归引序》中也表达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8]2041像石崇这样汲汲名利的人，在文中也流露出归隐之情，可见隐逸风气对文士的影响。

潘岳望尘而拜的行为，与中朝浮竞之风关系密切。这一时期文人群体汲汲名利，如潘岳、陆机等“二十四友”，他们希望在外戚和王侯的权利争夺战中获得重用，进而实现人生抱负。这时期潘岳作有《金谷集作诗》、《为贾谧作赠陆机十一章》和《于贾谧坐讲〈汉书〉诗》等。潘岳在《于贾谧坐讲〈汉书〉诗》中称美贾谧“显允鲁候，文质彬彬”[2]238吹捧贾谧高贵诚信、举止文雅，诗文中潘岳谄媚之态尽显。但是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文人只是外戚、藩王斗争中的工具。张爱波在《西晋士风与诗歌》中讲到：“他们又多是文人，具有文人所特有的敏感，时时感觉到环境的险恶和生命的忧虑，向往回归亲情与淡泊，并且创作出了大量抒发此种情怀的作品。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做到淡泊，没有完成回归，最终多被杀戮。”[9]84而潘岳正是这类文士的代表，潘岳既受儒家入仕思想影响，又受玄学隐逸风尚的熏陶。钱志熙先生在讲述西晋士人心态时说：“所谓儒玄结合，本来就是折中、调和的一种人格，既非纯儒，亦非纯玄。而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在入仕与出仕、奋进与退却之间徘徊，也是由人性的复杂性所决定的。”[10]181所以在浮竞风气下，潘岳这类文士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儒玄思想结合，文人的敏感特质，让他们的“归隐”情愫仅仅成为一种情愫，他们没有做到与世绝恋。潘岳作完《闲居赋》后，弃“拙”取“巧”，短短四年步步逼近权利中心，最后沦为这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

从创作心态上看，《闲居赋》作于元康六年(296年)，这年潘岳五十岁，因母疾辞官。元康元年(291年)，潘岳因主薄杨骏被诛连坐，险些丧命，因公孙宏救助才保全性命，这时潘岳的心态是如履薄冰的。次年再次选为长安令，奉命西征，在西征途中幼子夭折，其心中的苦楚可以想见。作于元康二年(292年)的《西征赋》中潘岳感慨“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圣智弗能豫”[2]1。此时潘岳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无奈感。潘岳重情，他对幼子的离世伤心不已，《伤弱子辞》中“叶落永离，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2]162可以看出潘岳对幼子的不舍和对自己的埋怨。《闲居赋》是潘岳在经历了险些丧命，再次为官后外放西征，幼子夭折这些事情后，流露出的对闲居生活的向往。如王瑶所言：“潘岳《闲居赋》云：‘身齐逸民，名缀下士。’又言‘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序中言其‘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当然也是一种希企隐逸的思想。”[11]213潘岳的闲居之情是他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并不是内化到骨子的坚定信念。闲居是潘岳不得已而为之，这种闲居情愫是暂时的，也是真实的。《闲居赋》被元好问讥讽为“失真”之作，症结即在“高情”二字的评价上。

潘岳受希企隐逸风气的影响，又经历险些丧命、贬谪、幼子夭折，尽管他汲汲名利，经过一系列打击之后他也会感到疲倦和心灰意冷。同时，在中朝权利争夺战中，寄身外戚本身就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做法，一旦依靠的那一方失势，自己便会有生命危险，潘岳赋中“闲居”的追求是其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

综上，“高情千古”之论并不适用于《闲居赋》。“闲居”之情，是潘岳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之后，唤起的特殊需求，但这种需求并不是潘岳人生长河的主流。皇甫谧《高士传》中的高士形象是淡泊名利、避世隐逸的，有高洁的操守，不为物质名利动摇。而《闲居赋》中流露出的是仕途之恋，潘岳并非“高士”。潘岳的入仕信念难以改变，他虽有闲居情愫，但这种情愫是暂时的。正是元好问“高情千古《闲居赋》”的评价，引出对潘岳文品与人品不一致的议论，《闲居赋》表达了潘岳的世俗之恋，并非高逸之情，潘岳不是“高士”的化身，“高清千古”的评价也不适用于《闲居赋》。

[1] 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董志广.潘岳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3]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吴云.汉魏六朝小赋译注评[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5]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 张爱波.西晋士风与诗歌——以“二十四友”为中心[M].济南：齐鲁书社，2006.

[10]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责任编辑：石长平

Is Pan Yue’s Xianju Fu the Most Holy Feeling through the Ages?

YANG Zhi-ju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Yuan Haowen appraised Pan Yue’s Xianju Fu as the most holy feeling through the ages, believing that it showed Pan Yue’s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wealth, which is not accurate. In this article, Pan Yue described himself with the word “clumsy” eight times and his living environment description also revealed his extolling of the rulers. It was called Xianju, but it actually showed Pan Yue’s pursuit of fame and fortune and his unwillingness to leave the official career. His active attitude to enter the official career was quite obvious. Yuan Haowen thought that Xianju Fu was a “distortion” with Pan Yue’s behavior, which is not correct.

Pan Yue; Xianju Fu; the most holy feeling though the ages; enter the official career

2014-10-10

杨志娟(1992—)，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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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9824(2015)03-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