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力

(天津师范大学 a.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b.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精髓及其当代价值

王力a,b

(天津师范大学 a.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b.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遵循的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始终的价值目标。这三者构成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精髓，且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领导制度；民主；调动积极性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既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又蕴含着具有深远影响和普遍价值的思想精髓。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政治问题时，邓小平发现了制度建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运行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各种障碍，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动荡和国内政治风波，他又提出了以稳定为前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准则；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始终的价值目标就是通过不断扩大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线——以解决权力集中为主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政治权力的配置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现代化程度、决定政治体制能否科学有效运行的核心因素。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时，邓小平发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就是权力的过分集中。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着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邓小平从理论上和宏观上反思中国原有制度和体制弊端，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路，并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邓小平坚持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政治，提出了“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141。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在到黑龙江调研时就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2]163当时邓小平透过“文化大革命”及他在领导治理整顿时期暴露出的问题，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所在，开始思考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

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的高度明确指出，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为，我国当时的上层建筑已经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实施，民主集中制因个人崇拜的盛行而形同虚设，党政已经习惯的官僚主义正侵蚀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充分的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146。此时，邓小平主要从理论上思考和分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深层问题，主要针对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和个人崇拜、官僚主义这些宏观问题，寻找改革出路。

第二，针对“文革”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民主的言路被堵塞，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168。民主是权力集中和权力异化的解毒剂，1979年3月，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思想僵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理解肤浅、对文革的遗留问题认识混乱等问题，党中央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特别指出，要通过发扬民主克服政治生活中长期无法根除的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推动经济全面发展。

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亲历者和“左”倾错误的受害者，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官僚主义的极端表现，首要的根源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加之监督监察制度，以及规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使得党内正常的政治民主生活无法延续。“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3]151“文革”的错误时间之长、代价之沉重的惨痛教训，需要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为从根本上避免“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第三，邓小平深刻洞察到政治权力配置不合理是“左”倾错误和“文革”灾难的根源。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领袖崇拜、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官僚主义以及监督监察制度缺失或乏力等问题，以至于多数国家陷入“左”的路径而无法自拔，给本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327这次会议主要从制度上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政不分、新老交替和干部选拔问题、领导干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错误不能仅仅归罪于某些或个别领导人，深层根源在于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政治制度。

邓小平强调“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33。即使是影响中国政治向现代政治跃升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以及权力依附等观念层面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也可以通过制度变革，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来解决。

邓小平在其有生之年重点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未能解决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历经邓小平以及陈云、叶剑英等主要领导的长期酝酿和推动，党的十二大确定建立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过渡机构最终完成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历史重任，为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以及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障，这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贡献。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历经仅八年实践，高度集中和习惯计划经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不断变革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自称为改革派的邓小平发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4]164。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形成于高度集权模式下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弊端，如官僚主义问题、思想僵化问题、党风和贪污腐化等问题进一步暴露，这使得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解决党政、政企等各种权力关系，握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成为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绊脚石；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就会毁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4]176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通过改变原有的高度计划体制，实行简政放权，党政各司其职，而这就直接触及那些掌控各种资源、习惯了发布指示和命令的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中央的权力不愿下放给地方，党委的经济管理权力也不肯让位于政府，实现党政分开就遇到了困难，政治体制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障碍。同时，由于管理不到位和法律不健全，一些掌握生产资料调拨和审批权的政府官员利用这样的时机开始谋取非法利益，一时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1986年初，邓小平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4]154。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也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体制、机制和制度问题。此时的各种重大问题都集中表现为政治体制对改革的不适应，乃至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所以，邓小平此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整个改革的进步还是退步的问题。虽然改革也包含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未与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直到1986年，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改革的重点还是在经济领域。80年代中期，当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领域，改革的领域同时涉及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文化等多领域，再次触及政治权力问题，政治管制过多就压制了各领域和各行业的活力，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愈益凸显，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正是针对当时各领域改革遇到的诸多问题，在这一年里，无论是会见外宾还是听取中央领导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几乎都在思考和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第三，政治体制必须主动变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导致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和冲突，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体制要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通过不断自我变革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等到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被动变革。

权力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权力的再分配以及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成为社会发展的负力。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权力问题集中表现为党委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中央的权力和地方的权力边界不清，党政内部各层级的权力和义务模糊，各级政治权力的约束和监督的缺失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主动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政治制度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国的政治体制虽经三十多年的改革，但权力分配不合理、权力滥用、监督制约乏力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只有走出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权力束缚，才能更大程度上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在思考政治体制的问题、探索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历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在国内外政治形势不断变动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时，邓小平进一步完善了政治体制改革理论。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向世界表明，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4]177，同月27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4]178通过制度和体制的变革，释放和激发蕴藏在普通民众中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潜力，推动了我国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986年底的学潮使得邓小平深深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风波，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评价国家政治体制的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213他还是延续以往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谈政治体制改革的习惯，提出了必须以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政治体制改革标准。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次学潮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果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矛盾就得不到表达和缓解，矛盾的累积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87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时重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难度更大，后果可能无法预想，但学潮并未阻止邓小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然而，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促使邓小平放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次政治风波似乎表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但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更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大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让邓小平重新审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世界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困境和大规模的倾倒究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还是迟滞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还需进一步研究。潜在的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并未让邓小平畏难止步，在稳定时局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在思考我国政治生活中制约改革开放的突出问题，确立了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他在1991年10月会见金日成时表达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看法：“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2]702邓小平仍然在思考如何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官僚主义，从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成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价值目标，也是指导新世纪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同时，他非常明确地向世界宣布，中国的改革绝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西方民主，中国要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三大精髓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领导干部职务完成了由终身制向任期制和退休制的转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断完善，官僚主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但是，当年邓小平看到的权力集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化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正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当代价值所在。

第一，制度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保证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基石。依据当代的新问题，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和及时的制度供给，真正解决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由此引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严重的腐败等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五大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彻底解决了，其他四大问题依然存在，且成为制约改革开放、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的祸首。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表明，这些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问题总根源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宏观和微观上完善各项制度，进一步解决政治权力配置不合理问题，特别是通过制度变革对权力作用的边界作出科学明晰的规定，实现权力约束和监督科学化、常态化、规范化，从根源上解决权力集中且约束和规范乏力问题，并且要“从营造制度环境、提升制度意识等方面入手，增强制度执行力，提升制度的有效性”[5]。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具体体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整体、系统地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政府的职能和观念实现根本转变。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政府与市场的勾连，政府掌控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在没有平等竞争的市场体系和完善法律法规的状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想获得它需要的资源，必然会以非法且快速见效的办法，即通过贿赂主管资源能源、项目审批、工程发包、政府采购等等相关官员获取资源，也就是用金钱、美色撬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同时，那些没有直接管控资源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干预捞取大量非法财物。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育的恶果，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的表现，所以，必须如邓小平所言，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从源头上解决党风和腐败等问题，才能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第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也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基础。缺乏民主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生命力的，更不可能提高治理能力。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指导，继续推进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坚定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原则，始终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为价值追求。具有完善的制度、明确的原则和价值目标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高效发展。

新世纪以来，面对当下的问题，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逐步清晰，党的十八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6] 2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3，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各项决定，是对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可以感悟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仍然是指导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陈朋.决定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三要素[N].学习时报，2014-03-10.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刘自强)

Essence of Deng Xiaoping's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WANG Li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Political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stitute

b.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al line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mmoderat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o reform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state.The principles it follows are th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should b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The target value is to promote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The above three aspects just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Deng Xiaoping's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also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ystem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leadership system; democracy; mobilize enthusiasm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3-0001-05

作者简介：王力(1967- )，男，河北行唐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的资本哲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逻辑的宏观与微观研究”(11YJA710049)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