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史注

2015-02-28刘治立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刘治立

(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史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史学多途发展的一种体现。到了隋唐时期，史注进入平稳发展时期，虽然其成就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史注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出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等史注名作，有关史注的理论探讨也有了一定的创获。

一、隋唐时期文化政策与史书注释

隋唐时期，史书编修被官方控制起来，私家修史受阻，史注也随着这种变化发生了一些变化。隋唐时期的史注与朝廷也有密切的关系。唐朝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内设秘书监一人，全面领导工作，秘书郎四人，“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四库”［1］1855，校书郎八人，校理典籍，“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2］300。显庆四年( 659 年) 又置详正学士四人，“掌详定典籍，正其文字之纰缪”［2］300，校理勘正图籍文字。唐初秘书监的人选，必须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之人。唐太宗在授予颜师古秘书监的诏书中说，“学该流略，词兼典丽，著述有成”。唐朝设立的弘文馆集顾问、学校、图书馆于一身，也是图书整理的重要机构，承担聚书和校书的任务。

集贤院为校书而设，“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1］1852。其职责是编辑图书，发现并推荐贤才。崇贤馆( 后因避太子李贤讳而改为崇文馆) 隶属太子东宫，有校书二人，“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2］665。司经局也是东宫属官，是太子的藏书所，有洗马二人，“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校书四人、正字二人，“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书”［2］666，文学二人，“掌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总辑经籍缮写，装染之功，笔札给用之数，皆料度之”［2］666。

隋唐时期皇家子弟热心典籍的校理，参与组织注释史书的活动，太子主持或支持的史注活动有多例。隋朝太子杨勇曾令包恺等注释《汉书音》，“《汉书音》十二卷废太子勇命包恺等撰”［3］1953。刘讷言“以《汉书》授沛王贤”［1］4956。唐朝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不久，便积极召集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一批学者，共同为《后汉书》作注。唐初史注的发展和章怀太子对《后汉书》的爱好、政治投资有关，注疏完成后，唐高宗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厚所怀”［1］2832，并手赐褒奖，赏赐锦帛3 万段。

唐朝史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了唐代私家史学活动的开展，私家史学避实就虚，研究和整理历代史著，“仅《新唐书·艺文志》春秋类和正史类著录了这方面的书籍五十余部，其中尤以关于《春秋》《史记》《汉书》的注释与研究为大宗”［4］7-8。科举制度是唐朝史学人才培养的温床［5］413，在限制私家修史的同时，为了改变进士“多谋古今”的状况，唐朝科举制度规定史学为贡举中的常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6］1159。而明经科中“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6］1159。三史科试《史记》《汉书》《后汉书》，明经科中的史科，试三史，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五道，大义通七、策通二以上者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对于弘文馆、崇文馆的学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6］1162。长庆二年( 822年) 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诫。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 伏请置前件史料，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7］1658。这一奏折很快得到朝廷的认可，三史成为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对于三史的解释也成为学子们理解史书的桥梁，客观上刺激了史注的发展。

二、《汉书》之学的勃兴

班固的《汉书》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不易理解，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授受之学。据统计，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就有43 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8］124。隋唐时期，随着朝廷对史书重要性认识的加强，《汉书》更受到朝野的重视，出现了许多种《汉书》注本。通过整理统计，隋唐时期的《汉书》注本达28 种，600 多卷，注释内容包括解析音义、辨惑指瑕、议论问答等。

包恺和萧该《汉书音义》在《隋书·经籍志》中均作12卷，《宋史·艺文志》作3 卷，宋景文《笔记》卷中曰：“予曾见萧该《汉书音义》若干篇，时有异议。然本书十二篇，今无全本。颜监集诸家《汉书注》，独遗收此，疑颜当时不见此书。”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4］1715。包恺本传中也清楚记载了他注释《汉书》的成就及地位，“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4］1716。萧该、包恺的《汉书》注，为后来的注史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颜师古在23 家注解的基础上，采取了集注的方式注成，他采用汉人注经之法注史，又不恪守成规。既有各家之说，又有所选择，先引各家不同说法，再以“师古曰”断以个人见解。在注史中尤精训诂，当时“古篇奇字，世所惑者”，经他考定剖析，曲尽其源。宋人洪迈说： “颜师古注《汉书》，评较诸家之是非，最为精尽。”［9］288《通志》中说： “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指论易说之者，如明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颜师古的《汉书》注，便利了人们对《汉书》的阅读和利用。

颜师古本着“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的原则，收录了23 位前贤的注释，其中既有应劭、郭璞、崔浩等著名学者，也有像李斐、项昭等不详籍贯的人，甚至有像郑氏、臣瓒那样连姓名都不太清楚的人，但他们的注释成果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汉书注叙例》列举了他所参考的23 家旧注，但是对其叔父颜游秦《汉书决疑》的征引却未作说明，罗香林说：“游秦《汉书决疑》，初唐时，似与师古《汉书注》并甚流行，故有大颜之称，司马贞《史记索隐》，颇采大颜之说。……清末，敦煌石室发现六朝至宋初写卷无数，中有《汉书注》残卷，今藏巴黎国民图书馆。史文间有节略，注语尤寥寥无几，显非颜师古注本。所引如淳、文颖之说，亦视师古注本为少。然亦有在师古注本之外者。又注语之不著主名，或不见于师古注本，或与师古注本相合。堪与司马贞《索隐》所引大颜说，则正相同，似为游秦所注，殆即所谓《汉书决疑》之仅存者也。惟《汉书决疑》据《旧唐书·颜籀传》，仅十二卷，且亦不似史注体例。”［10］15-16清代学者对颜师古学术失范行为作了严厉批评，钱大昕说： “游秦为师古叔父，故称大颜以别之。史称师古注《汉书》多资取其义，而《叙例》及注初不见游秦之名，盖师古窃写诸父撰述，攘为己有，较之郭象注《庄》，罪又甚焉。”［11］1382王鸣盛则更为激烈地批评说： “攘叔父之善，而没其名，殆亦其一蔽乎!”［12］54王先谦在《汉书补注序例》中说：“游秦行辈、文学岿然在前，盗实遗名，有惭德矣。”从学者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颜游秦的《汉书决疑》在唐初有一定的声名，曾对颜师古的《汉书注》产生很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学者吸取前代的成就，在《汉书》注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以注释《汉书》为主要内容的《汉书》之学在当时成为一门显学。赵翼在《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中指出：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 《该传》) 。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 《恺传》) 。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 《臻传》) 。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 《师古传》) 。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讷言亦以《汉书》名家( 《敬播传》) 。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 《思廉传》) 。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 《姚传》) 。又顾允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 《允传》) 。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 《善传》) 。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 《方庆传》) 。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 《处俊传》) 。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 《炎传》) 。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13］440-441

隋唐时期注释《汉书》所受到的重视在史学史上是空前的，注本众多，师承连绵，隋朝杨汪就学于刘臻，青出于蓝，“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 ‘吾弗如也。’由是知名”［4］1393。“《汉书》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而‘《汉书》之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统治集团提倡的结果”［14］293。

三、《史记》之学的形成

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裴骃《史记集解》，但与《汉书》研究盛况相比，“《史记》传者甚微”［4］957，未能形成气候。进入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时期，《史记》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唐代科举考试有三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 之目，因此，研究《史记》成为时尚，《史记》注释获得大发展。《史记》注家蜂起，出现的注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唐朝初年刘伯庄有《史记音义》20 卷，“隋秘书监柳顾言，尤善此史。刘伯庄云：‘其先人从彼公授业。或音解随而记录，凡三十卷。隋季丧乱，遂失此书。’伯庄以贞观之初，奉敕于弘文馆讲授。遂采邹、徐二说，兼记忆柳公音旨，遂作《音义》二十卷。音乃周备，义则更略”［15］10。褚无量“尤精《三礼》及《史记》”［1］3165，许子儒有《史记音义》三卷。可惜与刘伯庄《史记音义》一样未能保存下来。唐朝保存下来且影响巨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30 卷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30 卷。

司马贞曾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约于开元七年(719年) 著成《史记索隐》。他在《史记索隐序》中说： “初欲更改舛错，裨补疏遗，义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书残缺虽多，实为古史，忽加穿凿，难允物情。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15］7-8《史记索隐》采各家旧注，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司马贞释文演注，尤其注意《史记集解》所未发。又为述赞二卷，“其言皆有条理”。

张守节生活在武则天、唐玄宗之世，广泛搜集了各家各派的诸般载籍，包括地理、字书，加以选择，发明史地幽旨，兼及注音解字。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 完成《史记正义》，其自序中称，“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理、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15］。《史记正义》参考了裴骃的《史记集解》，也有可能浏览了《史记索隐》，并且针对其内容作了疏解，训释详备，邵晋涵《南江文抄》卷三《史记正义提要》说，“守节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16］169。《史记正义》征引故实，颇为赅博，音义也较其他注释缜密，颇有参考价值，阐述也很精当。《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成为著名的“《史记》三家注”。

《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司马贞《史记索隐》30卷。而张守节《史记正义自序》亦云成《正义》凡30 卷，可见这几部书当初都是单独流行的。宋朝的文献整理者为了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在刊刻《史记》的过程中，将上述两种注本连同《史记集解》的注文拆开，分列在《史记》本文相关文句之下，从而使《史记》三家注得以流传于世，并且成为后人研读《史记》时不可忽视的部分。

宋人王应麟说： “司马氏《史记》有裴骃、徐广、邹诞生、许子孺、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17］871所列学者除了个别为魏晋南北朝人，大多为隋唐学者，特别是三家注在唐朝时期完成，可见《史记》之学形成于隋唐时期。

四、其他史注

1.正史注释

除了《史记》《汉书》之外，其他几部正史也出现了注释著作，其中《后汉书》章怀太子注最为著名，章怀太子李贤“召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赐物三万段，仍以其书付秘阁”［1］2832。清代王先谦曾对李贤《后汉书》注做出了客观评价，“详观章怀之范注，不减于颜监之注班”［18］4。还有注当代所修正史的，如开元二十年(732 年) 清池主簿高希峤上《晋书注》130 卷。处士何超《晋书音义》，所注当为房玄龄等修撰的《晋书》，是距《晋书》编成时代最近的一部注疏，对阅读和研究《晋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史学性质经书的注释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所说的“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均为重要的史体，因此本文将有关《左传》《国语》及《尚书》的注释界定为史注。张后胤在并州时“以学行见称”，李渊将其“引居宾馆”，李世民“就受《春秋左氏传》”［1］4950。唐代《尚书》《左传》诸多注释中，以孔颖达的二“正义”成就最高。孔颖达批评“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炫嫌焯之繁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19］1474。《春秋左传正义》以杜预注为本，吸收南北朝义疏成果，并参酌刘炫、沈文何、苏宽等人的成果，择善而从，以为定本，引据的材料较为丰富，注释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唐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春秋左传正义》的编纂，对前代的注疏带有总结性的意义，主观上则在于证实所选定传注的合理可靠，并在不违背这一前提的原则下对传注作疏通发挥。《春秋左传正义》继承了汉代古文学派重视训诂名物、要求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学风。从方法论看，无论是归纳论述还是从一点推导到另一点，思维逻辑的缜密，学术见解的卓荦，都超过了两汉的学者。但是由于过分偏喜杜预，而鄙弃贾逵、服虔诸解，也出现了一些弊端。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集其大成，对当时和后世的《左传》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振孙说： “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推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20］54-55清末皮锡瑞则称“《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21］432；“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21］435。陆淳继承啖助、赵匡的思想，杂采《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21］435。四库馆臣认为，清代以前两千年经学发展经过六次重要的变革，其中唐代的“孔( 颖达) 、贾( 公彦) 、啖( 助) 、陆( 淳) ”［22］1，是上承章句之学，下启宋明理学的第二变，“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22］213。啖助、赵匡、陆淳等从另一个角度为《左传》作解，开启一代注释风气。

3.《通典》自注

《通典》为杜佑历时35 年(766—801 年) 撰写的一部政书，记载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时。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宫、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个门类。每个门类之下又分若干子目。作者综合群经诸史文集、奏疏等，分类编纂，极有条理。特别对于唐代的典章制度，叙述得较为详细。

《通典》中大量使用自注，全书正文约180 万字，而自注约有20 余万字，约为正文的1/9，使自注的体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典》自注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传统注疏意义的内容，又有补充、考辨材料、说明、议论正文的内容；既有转引前人材料的注文，又有自撰之注。《通典》自注有解释音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除了注释难读、难懂的字音、字义，还列举典故，补充史实、标明互见及考证史料。《通典》自注不受正文断限的束缚，容纳了很多相关的历史事实，反映出作者非凡的历史视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而特别作《考异》一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杜佑的启发。《通典·兵序》自注：“凡兵以奇胜，皆因机而发。但取事颇相类，不必一一皆同，览之者幸察焉。其与孙子义正相叶者，即朱书其目；颇相类者，即与墨书。其法制可适于今之用者，亦附于本目之末。”［23］3782这条自注说明了《兵志》的编次办法，由于传抄时间太久，其朱墨之别现在已经无法一目了然，但是其处理办法还是能从书中看出来的。宋代范冲《神宗实录》考异所采取的朱墨以别的办法，究其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通典》自注。

五、史注评论的创新

梁启超说，“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24］204。这种发达与灿烂不仅体现在史注著作的繁多，而且体现在史注评论的创新。史注评论的成就体现在颜师古《汉书叙例》与刘知几的《史通·补注》中。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的集大成之作，广泛吸取了前代的成果，并对这些注本的得失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汉书叙例》总结了前人注释《汉书》的成就，分析诸注家失误之处，“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25］3。颜师古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史注家为了注释赅博，广泛征引杂说，随意攻击正文，没有进行审慎的考证，不能忠实于原作，无法为读者理解原作提供方便，有可能误导读者。颜师古认识到前代史注家的失误，提出注释史书要翼赞正文，闭绝歧路，“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23］3。他认为自己注解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汉书》旧貌，纠正汉魏诸家注解的错谬。他坚持正确的注释方法，因而所作《汉书注》具有久远的生命力，被称作班固的“忠臣”。颜师古能够站在学术史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前人进行的文本注释工作，表现出从事文献整理和注释的“自觉”意识，把前人的注释实践中的优劣得失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加以全面的概括，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26］63-66。

刘知几《史通》对唐初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重要成就做了深入系统的探索，特别是对史学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其中《补注》篇集中讨论史注问题。刘知几结合以往史注的成就，将史注分为三类：训解式史注、补阙式史注和史书自注，并分别对各类史注的优劣得失做出了评价。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种讨论开创了史注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由于刘知几侧重于史学方法的要求，对前代史书注释做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未免有苛求古人的倾向。后来的学者对刘知几的观点分歧很大，出现了一系列对刘知几史注批评的批评［27］44-48。

隋唐时期是中国史学的转折发展时期，作为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史注也有很大的进步，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对宋朝以后的史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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