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虎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绵阳621000）

古代植棉史与羌绣起源关系的研究*

焦虎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绵阳621000）

关于羌绣的起源，是目前国内羌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广义”与“狭义”之说各执一词。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古代羌人不仅种植棉花的历史悠久，纺织与刺绣的历史同样古老，其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年代均远早于汉代。

羌族；羌绣；棉花；源流

关于羌绣的起源问题，目前国内虽专论不多，但争议也不可谓不大，其中之一，大凡将之推及远古，以证其“源远流长”，可谓之“远古派”，笔者所述大凡可归于此也[1]；其二，以为羌绣起源时间不会太早，上限止于元，下限近于明清，甚至民国初期，可谓“近现代派”，典型如何光伟便认为羌绣何时起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结论。许多羌绣论著中提到羌绣起源时基本上是这样描述的：羌绣历史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在明清时期，羌绣已经在羌族中盛行。其说辞含混大概，没有涉及起源时间。本文试图从现有羌族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中国西部地区人文历史演变线索、中国古代民间文化发展共性、现存最早羌绣藏品物证等方面进行分析，搜寻出羌绣起源的条件，推论出羌绣起源时间应该在元代中后期的结论[2]。关于何文中的观点，笔者以为，在此历史现象与文化事件的追溯与判断上，首先必须分清“古羌”和“羌族”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由此，羌绣的源流问题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之凡“远古派”可看为“广义”之说，而“近现代派”，大多以今岷江上游羌族的相关历史文献、文物作参照，甚至以今羌族遗留的“口头传统”和羌绣现状作倒推，可视为“狭义”之说。

笔者以为，所谓的“近现代派”，大多以中国古代植棉史的追溯来论证羌绣的源流时间（朝代）。这意味着，从古代植棉史的角度，辨析古羌及其绣品与之的关系，对于重新审视羌绣的源流问题，这个全新的角度，毫无疑问是必需与迫切的。

1 四川古代植棉史与羌族之关系

广狭之说，其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族群对象依据有异，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时空中互有理由，如：今羌族所见之刺绣，材质上，织物均以布料为主，绣线为丝线、纱线，今所见布料多为细绒棉类的陆地棉（又称“美洲棉”）及其变种，这是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的经济作物种[3]，在此之前，华夏较普遍种植的为亚洲棉，如元以后统治者都极力征收棉花、棉布，出版植棉技术书籍，劝民植棉。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亩。10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据《乾隆湖州府志》记：棉花“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而四川亚洲棉的种植史约在元明之间，至明万历时种植面积已居全国前茅，“入清之后，四川植棉业在道光之前有了长足的发展，种植范围遍及整个盆地，逐渐形成了以成都平原、沱江中游、涪江及嘉陵江中游和绥定府与夔州府之间为重点的集中产棉区。其中尤以沱江中游产植区最为著名。”[4]据此以推，今羌族所见以亚洲棉为主要织物的刺绣，年代不会太早，其上限最多也在清中期，而以陆地棉为主要织物的刺绣历史，年代更晚，最早也在民国时期，对此，1939年版的《四川植棉浅说》有所概述：“四川原有栽培棉种，多属中棉，川北射洪一带，种有退化美棉，系清时周孝阫氏引进的，土种中棉大都是黄色红心紫叶品种，而以产地之县名分别命名，此种中棉的缺点：一是衣分太低，普满28%～29%，鲜有超过30%者；二是纤维粗短在一英寸下，不适合机器纺纱需者。二十五年曾自江苏引进脱字棉品种在射洪推广，并在桂花园推广孝感棉。二十六年自河南引进德字棉种一千担，已在川北推广，成绩极佳。本年再有五千担德字棉，自河南陕西运川推广，所以今后四川棉种问题，必须逐渐淘汰原有退化美棉及中棉，代以美棉德字棉、脱字棉，及中棉孝感棉，常德铁子等品种，大力推广优良美棉以供给纱厂原料”[5]。

由此可见，整个四川大面积种植棉的历史并不长久，这成为“近现代派”最为有力的一个历史显证，如《羌绣起源小议》便云：“元朝时期的棉纺织业空前发达，著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就活跃在元朝前期。棉纺织技术给服装面料带来了革新。羌族的原始服装大部分是以皮毛为主(羌族至今都还保留着皮革服装——羊皮褂子)。元朝前中期羌族地区种植业出现了改良，大量种植棉麻。从此，棉麻就成为羌族人主要的服装面料(在羌族地区至今都还能见到保存完好的棉麻面料服装)。原始羌绣就是在棉麻底片上绣制成的(这在对羌绣老艺人的专访中得到了证实)。可见棉麻的生产改变羌族人服装面料的质地，也为羌绣的起源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6]。”客观而言，“小议”一文以对羌绣老艺人的专访和华夏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事实相应证，观点是有一定客观性的。但笔者认为，从广义而泛称的“古羌”来审视，“狭义”的“羌族”的“刺绣”的历史审视，并不意味着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与族群系谱中，古羌的刺绣技艺产生与“羌族”“刺绣”具有完全的对称性。

2 华夏古代植棉史与古羌之关系

关于羌绣艺术的源流问题，站在古羌悠久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参照诸多历史文献和现今考古实证，笔者认为认定其渊源久远的所谓“远古派”一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言无对证。

2.1 历史文献所载古羌的刺绣

首先，从历史文献来看，《虞书·益稷》便记帝舜“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十二章”中，“黼黻文章”，已证应与刺绣直接关联。清恽敬在《十二章图说序》中记：“古者十二章之制始于轩辕，着于有虞，垂于夏殷，详于有周，盖二千有佘年。”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也言：“五帝时期，时已有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按絺绣者，以絺绣六章于下裳也，六章者，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也。五采者言无论绘衣绣裳，色皆有五也。自黄帝制为垂衣，较以前进化矣，然至尧时时尚服素衣，未有服色，史所谓黄收纯衣也。至舜则加以五色，绘绣兼施。上衣下裳，文彩彪炳。”[7]这是从华夏文明史的角度宏观而言刺绣历史的久远，这其中，“垂于夏”的史实，与古羌不可谓无关。故沈从文认为“若从殷商时期高级丝绸的生产和丝织技术的成熟水平来推断，在殷商之前必然会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其时间至少应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是合乎逻辑的”，其言在理也[8]。他又以为：“史称唐尧时‘冬日鹿裘，夏日葛衣’，和实际相对照，说明本色（白色）的葛、麻织物普遍应用以后，服装材料分作了两大类，即皮革毛皮与植物纤维纺织品……传说中的唐尧时代，约相当于父系社会的末期，距今不过四千年上下。近三十年间的考古发现对于葛、麻织物的历史，已大大突破了传说年限，至少还可以以再向上推移两千多年之久。葛、麻织物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就得到了广泛应用。”[8]沈文固是多指织的历史，但织、绣历来密不可分，故史记“至舜绘绣兼施”也并非虚言。

至汉代，《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冉駹夷”能织作“旄毡、斑罽、青顿、荜毲、羊羧之属”；东汉马融《樗蒲赋》云：“素毡紫罽出于西邻，缘以缋绣，紩以骑纹。”一般是粗者称褐，细者称罽。可见，当时古羌人的毛织品不仅丰富多样，也能生产“缋绣”、“绮纹”的细毛布和绣品，毫无疑问，古羌人刺绣技艺的产生年代当应早于此。

2.2 非洲棉的引进与古羌的关系

从织物来看，在陆地棉之前，华夏更早传入的棉，为非洲棉和印度棉，其中，引入非洲棉的历史最为久远。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棉布之一，虽是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船棺出土的一小块青灰色平纹棉布，距今3445±150年[9]。但在古羌人生活的西北地区，棉的种植与纺织历史也十分悠久，“新疆出土的棉织品自东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先后几百年所织的都有。品种有印花布、白布裤、白手帕、褡裢布、棉口袋以及棉丝交织品，更有唐代西州的文书，记载了当地棉花的种植、借贷、棉花和棉布的价格等资料。”[10]这说明，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早有植棉与纺织的悠久传统。

关于这一点，有不少织与绣的文物可加以佐证，如：200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1区410号墓葬中就出土有鸡鸣枕1件（09TAM410：7），“棉布缝制，略呈元宝状，两端为翘起的尖状，内填沙子。出土时已残成数小块散落在尸身旁，难以完整拼对，部分残片上粘有绢布，可能棉布外又贴有一层素绢，或为死者衣物”；[11]同时出土绢袋1件(09TAM410：8)；另有纸鞋1双，系“用麻线缝接。”[11]09TAM410应是属于晋至南北朝初期的墓葬，这说明西北地区用棉、绢等织物的历史悠久；又如：在新疆罗布淖尔西汉末至东汉的楼兰遗址中曾发现过棉布残片；新疆民丰县大沙漠北出土的东汉合葬墓中已见用非洲棉织成的绵布[12]，又出土有蓝色腊染棉布残片。这种高超的织染技术是不可能在棉花引进后不久就能形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年代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后的甘肃马鬃山区石板墓中，发现有织物样品，“样品的燃烧测试、红外光谱测试、扫描电镜观察结果均表明其成分为棉纤维，很可能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棉织物考古材料”。[13]关于甘肃马鬃山区石板墓的族属，已有研究证明其与古羌人有关[14]。由此综合推断，西北地区使用和种植棉花的历史应远早于汉代，而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应为非洲棉传入华夏的中介者，他们极可能也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棉花种植和生产使用者，这其中，以马鬃山区考古为例，不排除远古羌人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又据考证，非洲棉因品质差，产量较低，从远古东渐，至元代止于甘肃一带[15]，随后因亚洲棉和陆地棉的传入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历史上，新疆至甘肃这片广大的区域，本就是古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

2.3 亚洲棉的引进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

亚洲棉又称为印度棉，分为草棉与木绵两种。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信德地区已发掘古老的棉织品遗存[16]。在今巴基斯坦的基利古尔·穆罕默德、拉纳昆代、梅赫尔格尔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陶纺轮在各地发现较多，以上远古文明年代约公元前6000～前3500年，印度河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人，“从事畜牧、农业和狩猎，饲养牛、绵羊、山羊，种植小麦、大麦和枣树。住所系泥房或土坯房，有单间和多间建筑。房外或房内有灶，俾路支有些地方采用河中巨砾石筑墙，有些聚落掘有水井。墓葬见于梅赫尔格尔遗址的房屋之间空地上，有侧身屈肢葬和直肢葬，死者身上撒有赭石，并以石器、骨器和饰物随葬。”[17]这些文化属性，一方面与中亚西部的哲通文化及西亚文化联系十分紧密，另一方面，与中国西北地区大约同期的“先羌”至“古羌”文化特征也有不少共同点。已有学者证明：“陆地棉是在19世纪传入中国的，海岛棉在中国的种植历史也较短，中国古代应用的棉花是草棉和树棉（系旧大陆棉种中的亚洲棉，又称中棉）两种。”[10]而1959年在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发现的唐代棉籽，已被确定为草棉种子，这同样说明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植棉的悠久历史。

从以上方面综合而论，认定古羌人刺绣历史的悠远，从材质条件方面来看，是完全具备的。况且，今天之羌族，本为古代羌人的一个部份，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古羌，今羌族之刺绣，固为古羌刺绣艺术的传承，但不能凭此，单就羌族使用陆地棉较为短暂的事实去绝对化倒溯古羌刺绣艺术的历史，进而否定古羌刺绣艺术渊源的存在。

上文对华夏古代植棉史与古羌及其绣品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就绣的原材料而言，与之相关联的，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就技艺方面而言，西北少数民族衣饰与衣绣的历史十分悠久。这可以民丰尼雅东汉墓为例，出土男装为布料，裤腿下半截为长约31厘米的兽纹刺绣；女装领口、袖口及二肩垂腰处均镶宽10～20厘米的动物纹刺纹[18-20]。这说明西北少数民族早有以刺绣美饰衣着的习俗，也有较为成熟的绣艺。

其二，关于远古刺绣材质的再认识。远古刺绣所使用之织物和绣线，是否如今主要限于绸、棉类与丝、毛线，其他纤维织物在其中，是否曾扮演如“绸棉与丝毛”之类重要的角色，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新疆哈密五堡墓地，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对于墓地的绝对年代，曾对4座墓葬内的盖木进行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后分别为：78hwm4：距今2960±115年；78hwm19：距今3265±140年；78hwm26：距今3280±150年；78hwm101：距今3300±150年。五堡墓地还出土有骨管和骨针，磨制精细，有孔径竟达1毫米。这不仅说明当时的毛纺织业较为发达，同时说明对羊毛的纺织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墓地还出土了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毛绣品：相关考古报告说明“绣品残长58.5厘米，残宽55厘米。彩色平纹，红底上满绣黄、蓝相间的小三角形组成的大三角形图案。工艺精良。”[21]这不仅证明了原始社会绣品原料的多样性，也再次说明：手工纺织工具的进化与精细和刺绣发生学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

笔者早年在汶川阿尔村，曾目睹一幅祖传的羌绣作品，据收藏人介绍，此为其奶奶幼年时在先人葬礼中所得衣服，她将其羌绣部分取下改缝为袖口装饰，因羌人葬礼中有将逝者衣服代代传承的习俗，故此件绣品年限应远远早于四代以上，北川羌族自治县也曾发现一件清代的巨幅羌绣作品（现作为镇馆之宝珍藏于该县羌族民俗博物馆），这些羌绣实物绣艺精细、技法熟娴，绝非短时间内偶成之技艺。

客观而言，随着羌族研究愈来愈成为“显学”与热门，羌族文化与历史的方方面面也受到学者们前所未有的关注。羌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之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关于其源流，虽然至今论著不多，但也是羌学界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目前，羌绣确切起源的时限，自不可妄下结论。众所周知，由于材质的易损性，远古纺织品极难保存下来，笔者认为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佐证，古羌人种植棉花的历史悠久，纺织与刺绣的历史同样古老，其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年代均远早于汉代。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看法，也只算抛砖引玉而已。文中涉及一些问题更深入的解答，当赖于今后考古发现的深入与求证，也有待更多学术研究的探索与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焦虎三．简析羌绣艺术的特点与源流[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12-14．

[2]何光伟．羌绣起源概说[J]．中国艺术,2013(1):127．

[3]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4]彭朝贵．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25．

[5]（民国）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四川植棉浅说[M]．重庆: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行，1939:2．

[6]何光伟．羌绣起源小议[J]．兰台世界,2013(25):122．

[7]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19．

[8]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29-32．

[9]福建省崇安县文化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福建崇安县架壑船棺调查简报[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4):98-105．

[10]曹秋玲,屠恒贤,朱苏康．关于我国古代棉与木棉名实问题的探讨[J]．农业考古,2007(3):20-21．

[11]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200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1区410号墓葬清理简报[J]．吐鲁番学研究,2010(1):4．

[12]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6):9-12．

[13]席琳．甘肃马鬃山区石板墓初步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0(2):83．

[14]席琳．马鬃山区游牧文化遗存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07．

[15]李根蟠．农业科技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6．

[16]李璠、钱燕文等编著．生物史(第五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80．

[17]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67．

[18]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6):9-12．

[19]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J]．文物,2000(1):4-40．

[20]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183．

[21]张成安．青铜时代哈密地区的畜牧经济[J]．农业考古,2000(1):273-275．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Ancient History of Cotton and the Origin of Qiang Embroidery

JIAO Hu-sa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Qiang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Mianyang，Sichuan 621000)

Origin of Qiang embroidery is at present domestic Qiang academia more controversial issues, "generalized"and"narrow"said each sticks to his argument.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s can prove that ancient Qiang people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e cotton plant,and has history of textile and embroidery as old,the historical era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s much earlier than the Han Dynasty.

Qiang；Qiang embroidery；cotton;origin

J523.6；K207

A

1673-1891（2015）03-0093-04

2015-04-15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项目编号：12EH123）。

焦虎三（1968-），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羌、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