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庆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

□张庆庆

摘要：常用词演变研究是近年汉语史学界的一个热点。目前，关于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常用词的内涵及外延，常用词的交替性演变、衍生性演变以及常用词演变的动因与机制。随着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理论逐渐拓宽，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关键词：常用词交替性演变衍生性演变动因

常用词作为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对其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探明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基本格局的过渡，描述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形成的渐变过程，从而揭示汉语词汇系统的特点及发展规律。有关常用词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力便已身体力行，勾勒了若干常用词演变更替的轮廓，训释、辨析了一千多个常用词。而常用词研究的兴起，则滥觞于张永言和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1995）一文。二位先生通过对八组常用词在中古时期演变递嬗情况进行分析，大力提倡词汇史领域中长期被忽视的常用词演变研究。近年来，常用词研究已成为汉语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拟对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成就与经验进行归纳、整理，以期推动常用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常用词的内涵及外延

常用词作为一种词语类集，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常常与“基本词汇”相提并论。所以，学界关于常用词的内涵及外延的观点多有分歧。周荐（1987）将词汇学角度的“常用词”界定为：从人们运用词语的角度按词语的使用频率给词汇划分的类别。对于汉语词汇史意义上的“常用词”，李宗江（1999）认为，首先是作为训诂学研究对象的疑难词语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其次是指那些代表词汇的核心而其发展变化可以决定词汇发展面貌的词。常用词的所指与人类自身以及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能指包括语音和文字形式，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常用词的外延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词缀等。汪维辉（2000）、徐时仪（2000）持有相同的观点，指出常用词起着保证语言的连续性和为创造新词提供基础的重要作用，其核心是基本词。王云路（2010）认为，基本词汇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是常用词，常用词却并不一定都是基本词汇，基本词汇具有极长久的稳固性，而常用词汇却可以随着时代不同发生一定变化，常用词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义项丰富、使用频率高、构词能力强、字面普通、含义相对稳定、具有时代性。

在科学断代的基础上，“常用词”应该指在不同语言发展阶段，语义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各类实词、虚词以至词缀中的常用部分都可纳入其范围。当然，正如汪维辉（2007）所论及的，常用词从理论上界定相对容易，但制定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很困难，可以先从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的“核心词”做起，撰写“汉语基本词简史”，深入研究的同时再做思考。斯瓦迪士的“核心词”是指一些与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物质文化条件无关、不易受另一语言影响的基本词根语素，属于常用词。

二、常用词的历时演变研究

借鉴李宗江的观点，常用词的历时演变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交替性演变，指同一个义位中，词汇成员的新增旧减以及新旧词语的历史交替；一种是衍生性演变，也即词义发展，指词的形式自古及今没有变化，意义发生了变化。常用词的历时演变研究一般也从这两个方面出发。

（一）交替性演变研究

交替性演变研究往往以某个或某些常用词、核心词为单位进行个案考察，或以语义场为单位进行集合考察。

1.个案更迭考察

个案更迭考察包括对两个同义词的单一线性替换进行考察，也包括对各阶段主导词更替的考察。主导词指某一义位在各个历史阶段义域最广、功能最全、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主要是分析词语的由来、出现频率、语义发展、语法功能、组合能力、聚合关系、更替时间等。有断代性的研究，如：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2000）是一部常用词个案研究汇集，探讨了41组常用词在东汉到隋时期的演变兴替特征；雷冬平《近代汉语常用双音虚词演变研究及认知分析》（2008）对近代汉语时期一些常用双音虚词的形成、性质、功能、句式演变进行了个案研究。通史性研究也非常多见，如《常用词“焚、燔、烧”历时替换考》（史光辉，2004）、《常用词“窃”“盗”“偷”的历时替换》（王毅力，2008）等。

2.语义场演变考察

语义场理论的创立，使得词汇研究朝着系统性认识的方向发展。语言中的全部词汇构成一个完整的语义系统，词语根据意义又聚合成若干语义场。常用词演变研究主要是对涉及常用词的分类义场和同义义场的考察，分析义场成员以及子义场的更迭与发展。如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1993）一文对面部分类语义场和以“额”“颊”“腮”为代表的子义场中的“能指”的历史演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从同义聚合关系、反义聚合关系以及组合关系角度对义场成员的更替以及义场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剖析。汪维辉《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2003）分析了汉语“言说类”同义义场，包括“语、言、云、曰、谓、说、道”等词，探讨了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历时演变。

黄树先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对不少核心词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语义场-词族-词”的研究模式，即建立一个语义场，在这个语义场之下，再系联同族词，同族词里，再拿单个的字词进行亲属语言间的比较，从而探讨核心义场早期的语音面貌和形态变化等问题。在黄先生理论的指导下，他的研究生作了很多断代核心词的研究，多为核心分类义场的研究，如吴宝安《西汉核心词研究》（2006）分析考察了西汉时期表示身体、生物、自然现象等核心名词语义场和表示进食行为、知觉行为、肢体行为等核心动词语义场的结构、成员的演变以及语义场之间的关系。

（二）衍生性演变研究

衍生性演变与交替性演变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常用词衍生性演变的研究既有对传统训诂学理论的继承，也有对现代语义理论的借鉴。

1.运用训诂学原理探求词义演变

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审辨字形、比类综合、考索异文、因声求义、探求语源和分析语义发展等。徐时仪在研究常用词意义演变时对这些方法多有采纳，如《“忙”和“怕”词义演变探微》（2004）一文，认为“忙”又作“恾”，本义为“忧虑、害怕、茫然不知所措”，中古后取代吴扬方言表“急遽”词义的记音字“茫”而变为表“急遽、匆促、没有空闲”义的常用词；“怕”则由“憺怕无为”义取代“怖”的俗音（普嫁反）而成为表“畏惧、害怕”义的常用词。他指出词义的演变不仅是词汇、文字、音韵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且往往还涉及到方言和俗音的古今演变以及语音借代等因素。其他如：徐时仪的《“嚏”“欠”和“唾”“涎”词义考探》（2009）、《“东西”成词及词义演变考》（2010）。

2.运用现代语义学理论分析词义演变

现代语义学从语言的聚合和组合关系中探讨词义演变，对历史语义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义素分析理论的创立，又使得词义分析的触角延伸到词义的内部。学者们运用“语义场”“义位”“义素”等新的分析单位和描写方法研究常用词词义的演变，多有收获。如吕传峰在《“嘴”的词义演变及其与“口”的历时更替》（2006）中认为“嘴”的词义演变经历了由东汉时指“鸟嘴”，到中古译经中用于虫类，再到唐朝泛指人或动物进食发声器官的过程。其词义演变蕴含了两个层次：首先是“嘴”通过一些特定词语使其隐性义素特征＋[尖利]、＋[坚硬]、＋[凸出]等显现化，从而实现了对虫类的指称，扩大了指称范围；其次，经过与“口”的连用，受到“口”的强势词义的浸染，由此逐渐完成了理性义的渗透演变。

蒋绍愚曾多次撰文论及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通过研究一些常用概念及词语的历时变化，提出了以概念场为参照背景的“概念要素分析法”。不同于通过义位对比分析义素，而是在一个概念的领域中，分析词义结构和词的构成要素，并归纳、理清词义之间的联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研究词义系统历史演变的有效方法。

（三）常用词演变的动因与机制

在充分描写常用词演变史实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尝试解释常用词演变、更替的动因与机制。

1.社会环境的影响

语言诸要素中，词汇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总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旧词的消亡、新词的产生、词义的变化，无不与一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文化交流等方面息息相关。汪维辉（2000）指出，凡是社会动荡、思想解放的时代，语言的变化就快，反之则相对较慢。如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快、民族战争最频繁的时期，加之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语言尤其是词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汪维辉对东汉到隋41组常用词演变更替的考察以及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2010）中关于中古词汇的研究，印证了这个事实。

2.心理认知的动因

认知语言学把语言当作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主张研究人的认知能力与语言的相互关系。认知因素对语言词汇演变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人们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进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认知研究中称为“范畴化”。语言形式的意义形成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正是人们对所处世界进行范畴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一些词的产生与消失也是人类范畴化能力发展的结果。

双音节词的形成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心理“组块”的过程。董秀芳（2002）指出：为了减少记忆负担，人在理解语句时，都是一边听一边及时处理，把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尽量组合在一起。句位相邻的两个成分由于某种原因经常同现，在重新分析的作用下，有可能在旧有句法构造的基础上形成双音节词。

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在词义发展过程中起着替代、推导和建构等维持意义机体有序性的作用。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在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转喻则是在相接近或相关的不同认知域中，一个突显事物替代另一事物。赵倩《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2007）通过分析指出，人体名词词义演变形成两大模式：一是在隐喻思维作用下，引申出与所指对象“形貌”或“位置”相似的“非人实体”范畴直接引申义与“抽象事物”范畴间接引申义；二是在转喻思维作用下，引申出突显所指对象“功能”的“行为活动”范畴的直接引申义与间接引申义。

3.语言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相互之间呈现出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某一因素发生了变化，就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其他因素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以达到新的平衡。导致常用词演变的语言内部因素包括词汇系统的整体调节，也包括语音、语义、语法特征及演变的相互影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偶见一些学者运用“拉链式”音变理论探讨常用词演变中语言要素的相互作用。王士元《语言的出现与传播》（2002）一文指出语义领域中存在链状演化；陈国华受王先生的启发，其论文《古汉语两组常用词演变的语义场考察》（2004）通过考察古代汉语下肢义场和行走义场的历时发展，论证了这种观点。下肢义场“腿→脚→足”的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拉链式替换过程：“足”的“充足、满足”义在中古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其所负载的主要意义，致使“脚”义上出现空位，从而引发了魏晋唐一直主要泛指下肢义的“脚”和本义为“大腿”的“腿”的词义发展；行走义场“跑→走→行”是一种典型的推链式衍生模式：首先是“跑”于唐代以后侵入行走义场并取代“走”成为“奔跑”义的常用词，这个过程加快了“走”的“行走”义的发展，并使之最终取代“行”；“行”的“行走”义被取代后，发展了新义“可以”，退出了行走义场。

三、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发展

汪维辉（2007）将现阶段常用词演变研究的特点概括为：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由断代到通史、由实词到虚词、由单音词到复音词；研究逐步向纵深推进，由注重事实描写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由单纯的历史演变研究到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相结合、由单个词研究到语义场研究；相关理论探讨也有所加强。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首先，是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研究相结合。历史语言学认为共时分布的差异是历时演变在一个历史平面上的映射，把汉语方言的活材料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文献等死材料紧密地结合起来，是汉语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对方言研究来说，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方言词的溯源和对共时分布的解释，分清一组同义词的历史层次；而对词汇史研究来说，方言的现实分布有助于理清词汇演变的脉络和新旧词更替的线索。如汪维辉（2003，2009）考察了汉语“言说义”“站立义”常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的关系，指出这些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总体而言呈对应的局面，可以相互解释。其次，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二重证据法”也得到提倡，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出土文献未经后人传抄、刊刻、校改，如实地保留着原貌，其中很多是失传己久的佚书，真实性很强，所以这种方法无疑值得推广。

（二）研究理论的拓展

在汉语史漫长的历程中，常用词的演变纷繁复杂，要详细描述这个过程，必须借鉴语言学的诸多理论。目前，常用双音节词的演变研究亟待深入，因为双音节词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汉语词汇系统面貌的根本性变化。双音节词的演变往往须有认知学、韵律学、词汇化、语法化等理论的指导。学者们在研究时也逐渐开始注重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如丁喜霞在《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一文（2004）中指出并列双音词的成词机制有：认知机制、联想机制、文化制约机制、韵律制约机制、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

（三）研究成果的运用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成果，现阶段多运用于古籍整理、语料价值判断以及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等方面。常用词使用频率高，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很难作伪，是从语言角度判定作品时代的一个可靠依据，也为衡量语料反映口语程度的高低提供了一条客观有效的标准，如汪维辉《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2004）、舒韶雄《从常用词演变看<搜神记>的语料价值》（2008）都利用了不同历史阶段一些常用词的特点来判断语料的时代、真伪。在辞书编纂方面，常用词的演变研究成果往往可以起到补充词条、增补义项、提供书证等作用，这也散见于不少研究中。利用常用词演变研究构建科学的汉语词汇史，目前来说还是汉语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YBB218]、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XJK012QGD006]、中南大学本科课程考试改革试点项目。）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周荐.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3]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J].古汉语研究，1993，（4）.

[6]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7]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9]徐时仪.“忙”和“怕”词义演变探微[J].中国语文，2002，（4）.

[10]汪维辉.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J].中国语文，2003，（4）.

[11]汪维辉.试论《齐民要术》的语料价值[J].古汉语研究，2004，（4）.

[12]陈国华.古汉语两组常用词演变的语义场考察[D].徐州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13]吴宝安.西汉核心词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4]吕传峰.“嘴”的词义演变及其与“口”的历时更替[J].语言研究，2006，（1）.

[15]汪维辉.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J].南开语言学刊，2007，（1）.

[16]黄树先.汉语核心词“我”研究[J].语言研究，2007，（3）.

[17]赵倩.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D].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8]蒋绍愚.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J].中国语文，2007，（5）.

[19]雷冬平.近代汉语常用双音虚词演变研究及认知分析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0]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上、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张庆庆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41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