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静（1991-），女，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小学教育。

一、教育评价的意义

教育评价活动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环节，不仅肩负着检测学生学业成绩、选拔优秀人才、考核教师教学业绩和评定学校办学质量等重任，更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增加教师任教信心和保证学校坚定不移的沿着新课改理念大步前行的重要手段。教育评价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生存与未来。

二、传统教育的消极影响

1.教育评价功能工具化。传统教育评价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甄别与选拔两方面。其一，评价者在考核规定时间内，采用一定的考核形式，通过对比评价者事先提供的参考标准与被评价者的“答卷”，以完成对其“贴标签”的甄别功能，并做出相应的优劣划分。其二，评价者在甄别的基础上，还需达成选拔的功能，以考核学生学业成绩为例，对于甄别出是“合格”者来说，可以顺利进入上一年级继续学习，并且对于那些“优秀”者，更是要给予奖励，而对于那些“不合格”者则宣告学业失败，通过惩罚等措施迫使学生向评价者提供的标准靠拢。

2.教育评价主体单一化。传统的教育评价主体往往比较单一，一般而言，主要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评价学校、由校长评价在校老师、由班主任及任课老师评价学生。学生、教师、学校没有自评权和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学校之间没有相互评价权，同时，学生家长及社区也没有教育评价的参与权、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和评价结果的解释权。 [1]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价主体，客观地造成了评价双方地位的失衡，在缺乏公平公正的监督与裁决下，评价的信度大打折扣。

3.教育评价指标唯分化。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一切都“唯分化”，“不是学生学知识，而是知识控制了学生”。 [2]由于高利害考试（如中考、高考）一直侧重书本知识，在这重量级指挥棒的影响下，传统的课堂教学只注重“双基”教学，往往忽略学生的情、意、行。造成的后果不但是学生逐渐学会功利的竞争，承受不符合年龄段的压力，而且在考试中，存在“造高分”“抄高分”的现象。

4.教育评价手段的量化。量化测评成为传统教育评价中主要的评价手段。“在学校教育评价中，教师教学业绩、学生学习成绩评价出现量化，人的研究能力、学习能力评价出现量化，甚至人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评价也出现量化”。 [3]“对教育而言，量化评价把复杂的教育现象加以简化或只评价简单的教育现象，它不仅无法从本质上保证对客观性的承诺，而且会丢失教育中最有意义、最根本的内容”。 [4]

三、新课改实施以来教育评价的改革成绩和引发的问题

1.评价功能的激励化引发评价作用的虚无化。新教育评价强调“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关注学生成长与进步的状况”。 [5]在该观念的倡导下，“激励性评价”通过采用包含“人情味”的话语，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但在实践中，“激励性评价”却意外地引发了教育评价作用的虚无化，主要体现在“激励性评价”运用频率过于频繁。

在新评价体系下，教师选择“激励”的方法，这课这位同学得到夸赞，那课那位同学得到表扬，容易给学生造成极高的自我优越感等错觉。教师从每位学生身上挖掘出闪光点，这样做无可厚非，但造成的“满堂夸”现象不得不引起反思。只有采用科学合理的激励方式去激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才算真正帮助到学生。

2.评价多主体化导致评价结果的失真化。发展性评价提倡多主体共同参与教育评价活动，从不同角度做出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主体教育评价实践中，同样造成了评价结果的失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的一员，既充当“球员”又充当“裁判”，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往往对同一评价对象出现差别较大的情况，造成评价结果的失真。 [6]

第二，学生家长参与教育评价时，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家长进行必要的评价指导，不清楚评价的注意点等。另一方面，由于各位家长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即使进行指导，家长们掌握和运用情况也不尽乐观。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留守儿童，学生的日常生活通常由爷爷奶奶负责，这种情况下的家长评价有效度基本为零。

3.评价指标的多元化造成评价标准的空泛化。评价改革提出要遵循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教师要全面客观的评价学生。实行评价指标多元化，本意是为了扭转“唯分化”的现象。但这“度”明显没拿捏准，又造成评价标准的空泛化。

为构建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体系，学校力求“面面俱到”，把各种需要学生培养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实践中，不仅给学生和教师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而且容易使教师迷失评价的方向。“多元”不等于“面面俱到”，“多元”是有重点有层次的评价策略，评价者应该给予评价指标以不同的权值，做到以主带辅，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4.评价手段的多样化带来评价方法的表面化。教育评价改革为了避免“量化的评价把复杂的教育现象加以僵硬化、简单化和表面化”， [7]提出了质性评价。如以成长记录袋为代表的评价法，这种评价模式受到了教育界的大力推崇。评价改革实践中，质性评价却停留在了表层，流于形式。探其问题核心还是围绕高利害考试“选拔”这一老大难问题。

现如今，高利害考试仍旧是纸笔测验，所以不管质性评价如何有效，学校和教师依旧采取量性方法评价学生。在诚信危机肆意的年代，上级学校招生时，即使给予质性评价内容一定的权重，评价内容的含金量也是相当难以掌控的问题。

四、教育评价的解决措施

1.完善国家教育制度，着重指向高利害评价。我国高利害评价主要指中考评价和高考评价，高利害评价相对于其他评价来说，既显得更为公平公正，同时又肩负着关键考试的选拔重任。如何延续它的优点，做到扬长避短，需要对其不断地加以改革完善。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考方案一直处在改革的热潮中，如今，教育界对于高考的试行方案可谓“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有学者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考模式，通过表现评价的校本考核成绩和统一入学考试相结合，认为我国高考也可以采取此评价模式，改革高考的计分方式。 [8]也有学者认为将表现性评价纳入高考制度，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9]诸如此类的改革方案无疑给广大饱受应试之苦的学子带来了福音，促进了其健康成长。

2.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切实做到帮孩子“减负减压”。学生的减负减压问题，一直是教育中最受争议的话题。一方面，学校和教师根据新课改要求实行评价改革，本意是为了帮孩子减压。然而在实践中，学生家长却成了头号阻挠改革前进的绊脚石。他们不仅要求教师多布置作业，而且在课外给学生报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如此情形下，孩子们小小年纪就戴着厚重的眼镜，背着厚重的书包，结果“减负”倒成了“增负”，学生因不堪学业压力而选择自杀的新闻报道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诫我们：在高利害评价未改变之前，要想帮孩子减负减压，必须先从各位家长的观念转变开始。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提出：建立“家长学校”。 [10]在“家长学校”里，各位家长一边通过学习教育理论完善家庭教育能力，更新教育理念，一边可以共同参与育人的百年大计，给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活动进言献策。各级各地学校也可以实行“家长学校”，由当地教育部门牵头，各地学校承办，制定一套适宜当前教育形势下的“家长学校”项目方案，规定方案的具体培训内容、交流活动时间和项目预期效果等等。

3.教育实践者坚持灵活运用原则，克服“大跃进”心态。纵贯古今，任何成功的改革都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课改，十一次大纲变动情况，不管这些大规模的变动情况是出于何种或何些原因，高频率的变动情况，必然会影响学校和教师对改革理念正确的解读，必然会使改革理念贯彻落实的执行力大打折扣。

反思过去，是为了警示当下。教育评价改革理应经历“曲曲折折”的重生过程。从教育理论的提出到具体实践的操作应用，必然会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这过渡期里面，我们要避免“大跃进”现象的发生，不仅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更要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谨慎地推广实验区的教育评价改革经验。在评价改革大方向的引导下，可以通过给予教育实践者更多的自主权，做到因时因地因校制宜，坚持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