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波 马广贤 李若男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新媒体时代中国独立纪录片话语权的发展研究

赵金波 马广贤 李若男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形态，如数字杂志、网络终端、数字媒体等新型传播形态，已成为席卷21世纪的一股信息化浪潮。而作为纪录片中的一个独特分类——中国独立纪录片，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发展，它所发出的声音业已成为行业内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处在新媒体时代下的独立纪录片，除了可以继续进行更深层次的艺术性挖掘和探索之外，更重要的是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传播的独立思想和人文关怀，对于独立纪录片话语权的全新建构和阐述。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媒体语境下独立纪录片的典型特征进行分析，指出文化消解过程中呈现出的身份的转变与地位的提升。

独立纪录片；文化消解；利益市场；个体话语权

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参展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柏林国际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国外影展，由此开启了中国独立纪录片走向国际影坛的征程。2001年，贾樟柯的《公共场所》获得“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获得“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特别提名奖”等国际奖项，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再次闯入国际视野。经历了地下电影、民间影像、私人电影、独立影像、独立电影等种种说法，跨入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独立电影开始呈现出新的意义性解读。

与当下呼声甚高的电视纪录片截然不同，中国独立纪录片近30年的发展始终是一条艰辛之路。在当下瞬息万变的文化消费市场，尽管独立纪录片早已褪去了单纯纪录生活影像性质，更多的内容开始尝试转换思路，适应和融入庞大的市场运行机制，但这种媒体市场化的语境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份额”与主流商业电影相比依旧捉襟见肘。并且，尽管一些纪录片频道虽然出现，但其实整个平台的营运过程早已步履艰难，很多频道一直处在亏本状态。无资金支撑，无播出平台，无技术支持，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这大概就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最真实客观的一个基本现状。

一、新媒体时代

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报刊、户外广告、广播、电视四大媒体，新媒体的出现被形象地称之为网络时代的“第五媒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我们难免会把传统媒体和它作比较，新媒体的一些特点越来越多地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欢迎。简单而言，相对于旧媒体来说，新媒体最直接、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的消解性——可以消解一切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这些由于新媒体技术引发的日常生活变化，不仅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交流和信息的沟通，而且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的地位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呼声。

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迎合了人们日常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随着日常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人们的休闲时间愈来愈呈现出一种碎片化倾向，下班后、周末、假期等，新媒体中手机终端、网络媒体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应运而生。而新媒体的到来也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的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的要求，基于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媒体在受众与传播的诉求过程中兼具个性表达与双向传播特点，相对于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而言，消费者更愿意成为新媒体的忠实用户。这样受众就拥有了一种双重身份，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播者。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人们对于自我表达的目的性和信息选择的主动性密切相关。信息选择的使用更加个性化，双向传播的速度更加及时，市场资源共享的开放性，导致了信息的细分更加充分、受众群体的多样化。这种时代特征下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其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新技术平台的大量出现与应用，弥补了早期记录影像中技术层面的劣势，拥有更加自主性选择的受众群体，为独立纪录片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互联网思维”流行，纪录片进入整合营销、全媒体营销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冲击纪录片的传统生产传播方式，引发纪录片人重新审视市场、受众、产品、价值链乃至整个行业生态。［1］

二、文化消解的市场

市场全球化、现代主义结构、后现代主义与传统的决裂……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刻变化的时代。这些理论上的标签对现实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甚至可以说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节之中。尤其是对文化领域的全面冲击和消融建构，传统文化中精髓的继承和发扬越来越显得迫在眉睫。全球化进程把工业、文化、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多元不平等的舞台。其中有关文化的定位，或者说文化本身，更是被当作一种商品进行消费、传播，以满足人们在精神领域的空虚。在这样一个场所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差异与发展似乎显得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了。伴随着权利的争斗、资本的争夺，文化和其他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附属品罢了。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义为时代的倒退、人类的无知等问题，因为每一种现象背后都涉及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人的欲望没有对错一样，对处于市场中的文化该如何继续拥有自身的独特性并且不是以一种商品来衡量的思考，才是当下我们应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作为纪录片中一个特立独行的片种，中国独立纪录片中特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建构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显得更加艰难。与典型的商业电影、主流电影迥然不同，简单概括当前独立纪录片最真实的处境，用举步维艰形容完全不为过，尽管它所取得的成就正日益证明本身的价值所在。所以，在中国独立纪录片身上散发出的思想光辉，很容易就消解在利益至上、文化商品的市场之中。中国独立纪录片这种非常尴尬和无奈的局面，究其原因并不只是市场的消费机制不完善，在商业和艺术两个极端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鸿沟，短时间内还很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和交汇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独立”、“客观”、“真实”的精神始终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本质所在，多元文化的消解造成的影响也并不能完全阻碍独立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三、话语权的建立

如果说当下全球市场消费中文化消费中国独立纪录片作为小众群体的接受对象，从诞生一路发展，并不是一直都在沉默。尽管在国内始终难以作为大众的欣赏对象，但国际上的认可和接受充分证明了独立纪录片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不仅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还与中国当下愈加激荡与繁荣的文化市场息息相关。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中国纪录片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注意力。相对而言，中国独立纪录片这种身份的扭转与形态的建构，一方面给予了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纪录片制作人更多的信心坚持创作；另一方面也为纪录片这类小众化的电影片种在如此举步维艰的文化消费市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尽管中国独立纪录片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在中国始终难以真正走入大众视野，摆脱小众群体的标签和走出艰难生存的处境却一直存在。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研究者只有突破创作者共同体与评论家共同体之间狭小圈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审视这一研究对象，中国独立纪录片整体的研究水平才能获得较大提升。［2］

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非影视无疑。称霸世界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的文化工业，消费的却是文化基因。从30、40年代美国经典好莱坞开始，由它所建构的头号话语权便一直屹立不倒。几十年来，这种话语权已经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霸权侵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宣扬美国精神和文化，一些不甘沦为文化附庸的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同时也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入侵进行积极的抵御和借鉴学习。毋庸置疑的是，有着坚固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支撑的地位难以轻易撼动，在我们国家节节攀升的电影市场，愈发证明了似乎只有商业电影才能被大众接受，成为话语权的代表与象征。

总之，始终处于边缘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始终直面现实。新媒体时代传播迅速、受众范围广泛、反馈效果及时的特点为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而纪录片中个体人物的展示是为了更好地引起社会关注，关注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一个作者倾注于一部作品的精神力量，其重要性超过他所关心的人物的精神状况。对于相对艰难的独立制作而言更是如此。［3］

［1]张同道，胡智峰. 2013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传播，2014（4）：107.

［2]王庆福. 2010年以来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概述［J］.当代艺术观察，2015（10）：35.

［3]甘小二.精神是我面对的第一现实［J］.贵州大学学报，2015（5）：18.

J952

A

1674-8883（2015）24-0122-01

赵金波（1986—），男，内蒙古包头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试听艺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