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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的系列化呈现问题分析

2015-02-28

新闻研究导刊 2015年24期
关键词:系列化议程热点

向 可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的系列化呈现问题分析

向 可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本文以女大学生被杀案的舆论热潮为视角,透视新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系列化呈现问题,并对其呈现路径、传播机制及其负面影响进行剖析,为类似事件的呈现与报道提供借鉴。

传播机制;刻板印象;二次伤害

2014年8至9月,短短的三十几天里,网上接连曝出多起女大学生被杀事件引发关注,一时间舆论风起云涌。这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揭示了伴随网络时代的来临,热点事件由过去的孤立存在逐步走向关联化的现象,并形成了以主体、主题、情绪等为关联要素的舆情集和舆情簇拥。[1]相较于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规律、舆论监督与引导等话题的炙手可热,系列化呈现这一现象鲜少有人问津。本文则以女大学生被杀事件为切入点,对系列化呈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女大学生被杀案系列化呈现

网络热点事件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媒体发挥自身职能、政府监测社会环境、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的呈现由过去的孤立零碎化转向集中系列化,热点事件不再单独出现,更多的是以“批量化”和“同类复制”的方式集中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有学者将这种系列化的呈现归纳为“同标签型系列事件、同主体型系列事件、同类别型系列事件、同时段型系列事件”四种类型。[2]本文所探讨的女大学生被杀案系列化呈现现象更接近于“同时段型系列事件”,即事件具有共同特点,且发生时间相隔较短具有连续性,事件本身具有奇异性、暴力性、破坏性等特征。[2]系列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的特点:

(一)事件框架与呈现方式的重复性

恩特曼指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等”。[3]一般来说,当前面的事件受到关注与热议时,为了延续舆论热潮,媒体与公众便会主动在社会范围内搜寻与吸纳类似事件,选择性忽略事件差异,借助主体、主题等类似要素对事件进行框架处理,从而营造出事件接连发生的现象。女大学生被杀事件中“女大学生”、“离奇失踪”、“惨遭杀害”等成为议题呈现中的高频词汇,抢眼的标题与耸人听闻的细节成功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实现舆论聚焦。

(二)情绪易点燃性

在充满爆炸性、碎片化信息的网络海洋中,孤立事件要获得关注,得以扩散传播,演变成系列化事件,其概率并不亚于中彩票。有研究针对2007~2012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所评选出的120件网络舆论热点事件进行了梳理,结果显示网络舆论热点议题主要集中于八大领域,其中法治类和社会类议题占比最重,[4]由此可见,涉及公共利益、具有反常态性的法治事件和社会事件更能吸引公众的视线。女大学生连续失踪被杀事件作为极端恶性的刑事案件,暴力性与社会伤害性凸显,其所携带的公共性与公共利益更是毋庸置疑,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情绪点燃,引发公众关注与讨论。

(三)引发互动性

互动性主要是“话题与人的互动”,所谓话题与人的互动指某个特定话题是否能在最广泛程度上激起人们的共鸣。女大学生被杀作为社会安全事件与公众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尤其是在矛盾交织的转型期社会中,极易激发公众对生命权利的捍卫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引发舆情共振。仅9月5号央视官微发布的一条“女大学生张某失联被杀”博文,在短短24小时内便收到了6000多条回复,转发更是高达14000多次。在人与话题间不断地互动角力中赋予其持久的生命力,推动着系列事件持续升温,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议题”。

二、系列化呈现背后的传播机制

从近年来产生的网络热点事件系列化呈现现象并非单纯地由媒体或受众的某一方造成,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更真实表现为:社会问题激增的新媒体环境下网民、媒体等多种力量的交织作用。

(一)系列化根植于事件本身

舆论是特定时空里,公众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5]现实社会环境中,较短时间内恶性事件连续发生是造成舆论热点事件系列化呈现的根源。所谓无风不起浪,8月~9月内,社会上女大学生被杀事件接连发生的现实是造成事件系列化的根本因素。暴力恶性公共事件连发的奇异现象是导致舆情簇拥与井喷的根本缘由。

其次,事件的公共属性强化了事件的话题性。女大学生被杀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突出重围、迅速发酵、广泛地聚焦公众视野,正是与其作为恶性凶杀事件所具有的社会损害性和携带的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女大学生频繁被害违背与冲击着社会伦理道德与法律底线,持续震撼与刺痛着网民神经。这种涉及生命伤害的血腥事件必然会广泛地激起网民的正义感和权益感,吸引公众的密切关注。

除此之外,女大学生主体身份的特殊性也是事件延续、关联化呈现的重要因素。西方新闻价值观认为,一起事件的新闻价值往往在于该事件与某种规范之间存在的负面比较关系,换言之,即所谓的事件冲突性。[6]女大学生作为一种身份认知符号,是清纯、青春与知识素养的代名词,而事件本身的血腥性和暴力色彩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不言而喻的冲突性导致事件的话题度猛增。加上长久以来媒介报道构建出的扭曲与污名化的女大学生形象,使得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相较于其他类别的暴力事件更具话题效应,一经曝光便可引发公众关注,掀起舆论风暴。

(二)媒介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

(1)新媒体环境下媒体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在系列化事件的形成过程中,议程设置作用体现在媒介将某类引起网民热议的事件作为线索,刻意地在现实中寻找类似版本从而集中展示出来。勒庞认为:“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7]事实上,这段时间内发生女大学生被杀事件是否就比其他时段更多或更集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媒介借助议程设置将零散分布在社会中的类似事件串联起来、集中呈现,营造出此类社会事件广泛存在、极为紧迫的表象,成功激发了网民的勾连想象,造成舆情的累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议程设置并非在所有话题上都可以实现如此大的作用,议题属性的差异会对媒介议程设置效果起到放大或限制的作用。长久以来,公众对女大学生抱有的“性别歧视”与负面印象是媒介在女大学生被杀事件上成功实现显著性转移的重要原因。有调查显示,在新闻报道中女大学生消极形象明显多于积极形象,占整体数量的68.24%,女大学生的研究样本中涉及“性”的占30.59%。[8]女大学生在新闻报道中多被塑造为“被害者”形象,且多于“性”、“暴力”等带有隐性色彩的话题联系在一起。正如李普曼曾提出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9]与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相比,社会对女大学生固有的非正面认知与印象强化事件的奇特性与暴力性,赋予了其更多娱乐化色彩与隐晦意味,使得事件一经曝光便会激发媒介与公众对系列化事件进行挖掘的热情与积极性。

(2)系列化议程设置的深层次原因。信息爆炸式增长,媒体间的竞争演化成对注意力资源的联合竞争,话题变更速度加快,导致信息冗余和注意力稀缺这对矛盾更为凸显。因此,媒体不得不着眼于轰动效应,借助规模化、关联化的报道方式来持续吸引公众注意。在舆情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的经济规律驱使下,媒介将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点发生的热点事件关联化呈现,利用规模效应、连锁效应有效地吸引公众注意,[2]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同时,为自己创造经济利益。其次,媒介组织间议题相互模仿也是导致舆论热点事件系列化呈现的直接因素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提出的模仿理论认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学习的重要形式,模仿也是人们互相影响的重要方式。[10]当前,在你争我夺激烈的眼球经济竞争中,媒介组织间议题模仿成风,模仿议程创新者成为获得关注,实现注意力经济的便捷途径。相较于新创议题将公众注意力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上的不确定性,依靠舆论热度延续、获取关注则来得更为稳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在生存压力与经济效益面前媒体的职业价值的追求无力,创新动力与社会责任被蚕食。

(三)公众推波助澜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达85.8%。[11]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为公众构建了信息交流和自由表达的空间,使自我议题设置成为可能。

(1)公众参与和自我议程设置的驱动作用。新媒体时代,传统传播格局被颠覆,在话语机会与权利的争夺中,公众逐渐摆脱弱势地位成为自我议程设置的主力。通常情况下,越是能产生道德震撼,激发对弱者同情的事件越有可能会成为网民议程设置的议题。女大学生被杀事件作为涉及弱势群体、带有救助性、人性关怀,故事性较强的事情无疑会激发网民议程设置的热情。因此,当社会中同类型事件勾起公众的特定记忆时,无所不在的“公民记者”便会通过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社交媒体,以自我熟悉的框架和方式将其传到网上,实现议题设置,从而造成热点事件不断地衍生,舆论声势持续扩张。

(2)公众框架构建需求与猎奇心理为其营造生存空间。网民自身有将事件“标签化”、“类别化”的偏好基础。当前,信息碎片化与浅阅读习惯,培养出了受众对快速获悉信息的期许,缩减了受众在信息获取上愿意为之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因此,网民需要媒体用最易识别、最节约时间的框架对事件进行构建。[12]系列化呈现借助标签化、类别化构建同类型事件,将具有共同特点的事件进行概括,简单直接地传递给公众,在节省时间与精力的同时,迎合了浅阅读时代受众的信息消费方式。另外,公众具有极强的猎奇心理,相较于严肃性、政治性较强硬的新闻报道,这种集中发生、饱含故事性、趣味性的报道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强烈的冲突色彩与娱乐色彩能极大地激发与满足公众的好奇心。

三、系列化呈现行为的反思

女大学生被杀事件作为恶性刑事案件,媒体报道使其环境监测功能的充分展现。种系列化呈现在引发相关政府部门重视社会治安问题,提高女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其中存在的缺陷与弊端同样不容忽视。

(一)引起社会恐慌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每个人的行为依据的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自己制作的或别人给他的图像。[9]媒体的系列报道所营造出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的景象极易让公众产生一种威胁即将逼近的错觉。9月5“央视新闻”官微发布的一条“女生防身小贴示”博文,转发量高达14500多次,其中“女生出门注意安全啊”、“不敢出校门”等类似充满恐惧情绪的评论更是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时空限制的打破让受众更清晰地“感知”事件的发生,而过度的负面信息传播无疑会造成恐慌,徒增社会的无望与焦虑。因此,媒体应把握报道的平衡性,避免同类事件的不断演绎给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二)固化刻板印象,造成二次伤害

中国长期处于父权统治模式,对女性的弱势、附属地位的认知根深蒂固,即使是在当前相对民主开放的社会中,这种性别差异的思维方式仍未冲破樊篱,并且可以从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上窥见一斑。在新闻报道中女性多被塑造为软弱无知、易受侵害的形象,即使是高知群体的女大学生,仍无法摆脱社会对女性这一刻板认知的限制与束缚。在新闻报道中关于女大学生的报道大多涉及暴力、权色交易等,相较于负面报道,对其正面形象塑造的报道几乎寥寥无几。

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的系列报道看似讲述的是女大学生遭受的不幸,呼吁女性提高安全意识,但却在无形中加重了公众对女大学生“无知”与“轻浮”印象,存在报道失衡的问题。另外,在对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的微博评论中充斥着“穿着如此成熟一看就不是好学生”、“看韩剧看傻了吧”等带有侮辱性、贬低性意味的评论。这不仅固化与加深公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本就受损的女性形象雪上加霜,更会因为网络传播中的语言暴力和对悲剧事件的娱乐化解构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女大学生群体带来二次伤害。

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女大学生群体存在负面消息在所难免,但是媒介作为具有专业素养的组织应该注意把握信息的平衡与全面,在还原事实真相的同时,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避免成为落后思想的助推者。

(三)媒介报道中娱乐化倾向严重

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尤其是在众生喧哗的时代,媒介组织更应该坚守其作为理性捍卫者的角色。但现实情况却令人担忧,很多时候为了获得轰动效应,相较于对深层次问题的追问,媒介往往选择捕捉那些最具社会情绪点燃性的新闻点,[13]以此实现眼球效应。就如此次女大学生系列事件报道中,媒体一边倒地将报道侧重点集中在“性”、“缺乏安全意识”等煽动性话题上,不仅忽视了作为理性舆论引导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反而成为话题炒作的始作俑者,使悲剧性事件的严肃性被娱乐性吞噬。

四、结语

女大学生被杀事件系列化呈现是新媒体环境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现象,且近来舆论事件的这种系列化呈现方式不断涌现。它的产生是媒体、公众等各方力量交错纠缠的结果。因此,媒介、公众和政府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充分发挥舆论热点事件在监测社会环境、表达民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有效避免系列化呈现的负面效应,媒体要做到审慎议程设置,坚守专业主义信念,加强舆情把关,自觉担任理性舆论的引导者。公众则要主动适应新媒体环境,合理使用自身权利,避免标签化认知,做到谨言慎行。而政府则要居于领头羊位置,还原事实的真相,营造有序的公共环境与表达空间,引导舆论热点参考文献:

事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以此避免热点事件中的跟风与模仿,娱乐性吞噬公共性,舆情累加威胁社会稳定等问题的出现。

[1]王国华,邓海峰,王雅蕾,冯伟.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舆情关联问题研究[J].情报杂志,2012(7).

[2]肖林,方付建,王国华.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系列化呈现”问题研究[J].情报杂志,2011(2).

[3]张洪忠.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与理论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

[4]刘艳婧.网络舆论热点议题的信息架构分析[J].现代传播,2013(12).

[5]李良荣.新闻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7.

[6]严利华,高英波.从个案激情、话题互动到公共理性[J].当代传播,2015(1).

[7]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67.

[8]李薇.新闻报道中的大学生媒介形象[J].新闻界,2008(3).

[9]沃尔特·李普曼(美).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7,18.

[10]吕菁.论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染性及其启示[J].传播与版权,2013(7).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2014.

[12]王斌,李诗瑶.新媒体环境下职业记者角色争辩[J].新闻战线,2012(10).

[13]李向阳.试论传媒转型的陷阱[J].南方电视学刊,2014(2).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15年度浙江万里学院研究性教学改革示范建设课程项目“《新闻评论》课程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G206.3

A

1674-8883(2015)24-0028-02

余显仲,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新闻系讲师。

作者简介:向可(1992—),女,安徽凤阳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社会法制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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