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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最大的是政治风险

2015-02-27赵灵敏

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7期
关键词:比雷埃夫斯中远走出去

赵灵敏

中国企业出资参与的“地中海第一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出售计划遭到意外叫停。1月27日,就在希腊左翼激进联盟主导的新政府宣誓就职的当天,负责航运的副部长Thodoris Dritsas就宣布将中止上届政府的出售计划,并根据希腊人民的利益“重新审核”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交易。这意味着,中远收购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的计划有可能落空。

而就在五天前的1月22日,中远比雷埃夫斯港三号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动工典礼刚刚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信祝贺,时任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出席典礼,并称赞中远对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已成为希腊成功吸引外来投资的典范。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在几天之内的命运翻转,完全是突然而至的政治风险所致,而这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2009年,希腊承认少报了国债占GDP的比重从而引发了欧债危机。此后,希腊接受了欧洲联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00亿欧元的巨额贷款救助,同时承诺实行紧缩政策和经济改革。作为希腊先前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达成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希腊需要出售国有资产,以换取援助。作为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的一部分,希腊方面就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务局67%的股份公开招标。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国内第一大港和第一大集装箱码头,并名列全球50大集装箱港口之列,同时也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有“欧洲南大门”之称。中远竞逐比雷埃夫斯港,看中的也是其作为“中欧陆海快线”交界点的地理位置。过去的很长时间,中国的货物要想进入欧洲,或者绕过好望角,或者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几经辗转才能抵达欧洲。而通过比雷埃夫斯港,穿过红海、苏伊士运河的中国船只就可以在此卸货,经由铁路直接运送到欧洲的腹地,这就等于开辟了中国到欧洲距离最短的海运航线,使中国货物抵达欧洲的海运时间缩短了7-11天。比雷埃夫斯港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2008年6月12日,在历经一番激烈竞争后,中远集团终于以43亿欧元的代价,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私有化招标中击败和记黄埔、迪拜国际等对手,成功中标该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此后,中远对该港进行了彻底的升级改造,包括配备了最现代的起重机和其他设备,以增加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也给希腊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入港之初,中远集团即向该港口投资8亿欧元,2014年11月20日又宣布,将再投入4亿欧元,欲将该港口打造成地中海最大、增长最快的港口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年,也就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入驻该港的一年以前, 比雷埃夫斯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仅为43万多个集装箱。2013年,这一数字暴增至316万。快速增长的中转业务,增加了希腊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的份额,为希腊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中远入驻该港口后创造的工作岗位已经达到1100个。从经济效益上看,中远的进入对希腊经济是好处多多。

不过,懒散惯了的希腊人并不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希腊工会批评中远实行“中世纪劳动条件”,多次组织工人举行抗议活动,包括到雅典议会门前抗议,并举着“中远回家”的标语牌。2013年他们更举行了大罢工,反对政府打算向中国人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和另一个大港口塞萨洛尼基港的控股权,正是这些抗议活动让港口完全私有化的最终决定迟迟没有做出。

与此同时,希腊政局也是波谲云诡。希腊当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了国际援助,也承诺进行相应的改革。但5年过去了,这些救助和改革并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虽然到2014年第三季度,希腊经济实现6年来首次增长。但是,经济形势仍不乐观,去年债务额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75.5%,居全球第二。根据《经济学人》的报告,希腊失业率仍然高达26%,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飙升至60%。自欧元区危机以来,希腊经济已收缩25%。紧缩政策同时令普通百姓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福利锐减,人们怨声载道。

2010年4月21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图/CFP

随着街头抗议运动的风起云涌,反对救助计划和紧缩政策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异军突起,迅速成为希腊最大的反对党,尤其得到了年轻人的支持。1月25日,该党赢得了新一届议会选举,与同样反对救助和紧缩计划的右翼小党独立希腊人党联合组阁。希腊政府叫停中远的收购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显然,这一决定是新政府反对救助和紧缩计划的一部分,并不是单独针对中国的。

而且,中远并不是这笔股权交易的唯一买家,而要与另外4家竞标者通过公开程序投标竞购,同时,这是一笔尚未开标的交易,因此并没有具体的金钱损失。中远此前投入的8亿欧元资金是用在2008年就已经获得35年特许经营权的二、三号码头上,正在投入的4亿欧元用于三号码头的扩建工程。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的交易结果,无损于早已完成的二、三号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

而希腊新政府和欧盟等国际机构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但无论如何,退出欧元区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希腊完全停止偿债应该也不会发生,双方都需要做出一定让步以求得最终的妥协。面对希腊严峻的经济形势,新政府终于一天会明白任性是行不通的。在这一过程中,比雷埃夫斯港的股权出让,也许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走出去”的最大风险

显然,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就是相关项目是否给你做、承揽之后又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各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虽然大都进行招投标,但显然并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在招投标过程中,双边的政治关系、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企业背后的政府支持,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对任何大型投资项目来说,一国政权的更迭是潜在的最大威胁。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分析,在2005年~2014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所致,其中8%是在审批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而失败,另外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损失。

这方面比较早的案例,是2005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优尼科石油公司铩羽而归的案例。当时中海油的报价是185亿美元,超出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的报价约10亿美元,而就在此前的十几天,海尔也宣布放弃以128亿美元收购美泰克;2005年,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英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马可尼公司展开了兼并谈判,但其后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音讯全无;2006年,中国移动以53亿美元左右的报价竞购米雷康姆国际移动通信公司,却中途放弃。2011年9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参与建设、投资额达36亿美元的缅甸密松电站工程因为缅甸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被突然叫停。

而在2014年,还有土耳其军购案的无疾而终和墨西哥高铁招标结果的被取消两个案例。自从2013年下半年土耳其公布将会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购买远程导弹防御系统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土耳其对华军购的协议一波三折,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能够成功签订。这与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而中国铁建参与的墨西哥高铁项目,更是在宣布中标的三天后被取消,这同样和墨西哥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

中国企业承揽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未来也可能会面临政治上的考验。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能在2014年12月22日开工,关键是总统奥尔特加的支持。奥尔特加是游击队领袖出身,对中国比较友好,再加上振兴经济的考虑,所以青睐中国公司。但尼加拉瓜反对派一直批评奥尔特加。此前几个月,因为运河征地问题,尼加拉瓜相关地区的农民已经进行了两次示威,并和警察发生混战。而尼加拉瓜会在2016年进行大选,一旦奥尔特加下台,加上民众的反对,运河项目能否继续就面临变数。

而除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项目之外,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斯里兰卡刚刚上任的总统西里塞纳指责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项目正在变成腐败的温床。

据路透社报道,西里塞纳特别瞄准了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该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将在科伦坡修建一个新的港口城,这个港口城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就在希腊叫停交易的前一天,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署以触犯环保法规及长期欠缴罚款为由,下令位于该国加勒比坎昆市郊的中资商城项目坎昆龙城全面停工,该项目竣工后将是中国在海外规模第二大的综合商城,仅次于迪拜龙城。

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第一次超过了引进的外资金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而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还在加快,而“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国家往往政治多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未来将十分考验中国企业和政府驾驭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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