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文化思想探析

2015-02-27李白鹤

学习与探索 2015年5期

关键词：新文化李达民族性

李白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武汉 430073)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李达的文化思想探析

李白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武汉 430073)

在《社会学大纲》《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著述中，李达在吸收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探寻中国新文化的建立路径时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对新旧文化的关系、新文化的“民族形式”、新文化建设中的“文化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入阐发。他的这些思考不但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李达；《社会学大纲》；中国新文化；“中国本位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古今中西”的争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热点。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这一突显文化民族性的概念引发了思想界的热烈关注和探讨。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帮助中国人民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李达的著述中，并没有就文化问题以专文的形式直接参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的讨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的文化问题漠不关心。1937年，《读书》杂志刊载了一篇对李达的访问，主要内容是请刚抵达上海、时在北平大学任教的李达介绍一下当时北京的文化运动的情况。在那篇访问中，李达就对新启蒙运动的性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的必要性以及新旧启蒙运动的区别作出了简明清晰的阐述，并对当时杨立奎等对新启蒙运动的攻击表示反对[2]。可见，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他的关注视域之中。

一、文化的含义及新旧文化的关系

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第五章“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梳理了由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之后，在最后一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新文化的特征进行了讨论。实际上，全书也是在这里才出现了“文化”概念和关于文化的直接讨论的。尽管他在书中没有对“文化”概念做出明确界定，但是从他在文中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的前后使用来看，他所说的“文化”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一时期其他的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对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过一些明确的表述。艾思奇在发表于1936年的《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一文中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的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3]。柳湜则在发表于1938年的《什么是思想运动与文化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的构造是由下层基础和上部建筑合成的，下层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上部建筑却又可分为上部建筑一和上部建筑二，一是政治法制的生活过程，二是社会意识诸形态的过程。平日我们所谓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会的上部建筑二”[4]。将这些表述与李达关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论述“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5]235相比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进一步推断出，在李达这里，“文化”也是被作为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来看待的。

在“五四”之后思想界关于文化的争论中，“如何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既有复古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推崇备至，也有全盘西化派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李达在《社会学大纲》里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做的相关考察，实际上已经为分析文化的古今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李达系统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自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揭示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特征，深刻展现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存性，指出“人类的历史上，社会经历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的各个顺次的发展阶段，因而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各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5]469-470。由此，李达强调，社会主义新文化区别于之前的旧文化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旧文化，是建设在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离的基础之上。……反之，新文化却是在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差别之克服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就是新文化的根本特征。”[5]499-500他对新旧文化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就是根据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来揭示新旧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他看来，在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普遍受剥削的社会中，“既然有榨取者与被榨取者各阶级存在，精神劳动自然要成为一方的特权，而肉体劳动就成为他方的义务了”[5]499。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才能造就既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又以劳动为荣的新文化的建设者，才能创造出完全地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新文化。

由李达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他是基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的不同来说明社会主义新文化区别于以往旧文化的根本特征的，因而对于中国文化复古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极度尊崇，他立足于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考察进行了批判。1941年李达撰写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分析了中国从西周初年起到清代鸦片战争止三千年内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李达就儒家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析。他指出，自从汉代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孔子学说就占据了中国古代学术界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人们的知识与思想也被局限于儒家学说的范围，一切与儒家学说相抵触或无关的学说都无法自由发展。李达认为，孔子学说是心性之学，引导着知识分子们“向着自己的内心去做‘存、养、省、察’工夫，当然对于心外的客观世界就熟视无睹了”[6]701，而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尊崇孔子学说却不是重视孔子学说中的真正精华，而是“只因为这学说能成为封建政治的理论体系，可利用为精神的统治的最优良的工具”[6]701。在李达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这种精神统治之下，整天只是埋头于四书五经，专注于向着自己的内心去用功夫，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这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的不发达和社会进步迟滞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李达指出，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适应于封建政治经济的精神文化，是巩固封建秩序的精神支柱。在揭示了儒家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之后，李达进一步强调，这种影响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重要表现，但是却并非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那种障碍科学发达的精神文化，只有在它适应于封建的政治经济之时，才能成为阻碍科学发达，阻碍社会进步的阻力”[6]704-705，所以“那种向着内心做功夫的精神文化是障碍社会发展之原因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原因”[6]705。可以看到，李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对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既明确揭示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发挥的为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精神支柱作用，又强调并不能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完全地归结为儒家学说。实际上，这些观点也可以视为对当时思想界围绕如何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回应：既反对脱离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实际的全盘复古，又反对那种因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全然地归结为文化而要求全盘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

也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在谈及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时，李达特别强调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指出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绝不是从天上飞来的，也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是在人类全发展的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吏社会的压迫之下所创造的储蓄的知识之合法则的发展’”[5]499。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包含着对旧文化的批判改造，而非截然地割断历史、摒弃人类之前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

二、新文化的“民族形式”

在《社会学大纲》中，在论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时，李达特别谈到了新文化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绝不是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5]500。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给予民族文化以内容，民族文化给予无产阶级文化以形式。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李达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民族形式”的论述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影响。1925年斯大林在《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中就指出：“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7]1930年在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再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是一种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民众。……事实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8]。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引述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论述，并赞同性地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从内容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从形式上说是民族的”[5]500苏联民族文化的繁荣。这些显示了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或者说，当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榜样和示范作用使得来自苏联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应当看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有关文化的论述并非只是在简单地复述或机械地照搬来自苏联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如果我们将李达对新文化的“民族形式”的强调放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关注这一背景下来考察，则可以看到李达专门论及了新文化的“民族形式”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的争论中，与文化的古今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有关文化的中西问题。“向西方学习”会不会带来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的消失，这是文化的复古派、守旧派们经常会提出的质疑。20世纪30年代，面对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这也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对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中国本位派就以保存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开展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的重要依据。“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9]。对“中国本位”的讨论也引发人们开始反思以往在对文化的时代性的关注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忽视。“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的方向一直是朝着民主与科学的方向，但是也曾有过一个错误，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杀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杀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10]。于是，人们在日益重视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开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就曾发出过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新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则提出通过“辩证综合”的方法创造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新文化：“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11]

在这一背景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特别地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论述，这正可视为是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如何结合起来”这一问题的回应。社会主义新文化从内容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它是建立在新的经济政治基础上的新文化，因而在时代性上是“新”的；从形式上说是民族的，因为“只有在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地盘上才能产出一般人类的文化”[5]500。可以看到，李达在强调新文化的时代性的同时，对新文化的民族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说明新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尽管李达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谈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但是正如他在《社会学大纲》的第四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他的这本书旨在帮助中国人“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5]序，而他关于新文化的“民族形式”的论述无疑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思考中国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此后不久，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通常被认为是在这段论述中被正式提出的。在这里，“民族形式”不仅仅限于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而是被进一步地延伸到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问题、政治问题的思考之中，而且“民族形式”也被进一步地阐释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并与“中国化”相联系。之后，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又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关于新文化的形式内容统一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3]707。实际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这一论断也正可视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新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的思考的总结。由此，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达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新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的思考的启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所起的某种前导作用。

三、新文化建设中的“文化革命”

依据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揭示，在《社会学大纲》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节中，李达还着重强调了“文化革命”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关于“文化革命”，在五四以后的很多倡导变革旧文化、建立中国新文化的文献中都看到这一概念的使用。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中就强调，中国的新文化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14]22。这里的“文化革命”强调的是与政治、经济上的斗争相配合而在文化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种文化上的战斗，是和一般政治经济的斗争联系着的，是总的革命斗争之中的一个队伍”[14]22。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多次使用过“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他在这里所谈到的“文化革命”强调的也是在革命时期为政治、经济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服务的”[13]699。“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3]706。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使用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含义与此不同，主要关注的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文化建设的重视和强调。李达对“文化革命”概念的这一使用源自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敏锐地觉察到苏俄当时的落后文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建设的制约后，列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以“文化革命”来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列宁在其晚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文化革命”的概念，他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出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5]773。“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15]773。列宁指出，尽管新的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工农群众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又受到旧观念的影响，“对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16]。因此，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也是使得工农群众能够参与国家管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在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主要内容、重要途径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对他的影响。李达指出，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建设“与大众的再教育即文化革命紧密的结合着。因为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求相当的工业的技术的基础，这同时就需要提高劳动大众的文化水准。因为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国家机构活动的正确与敏捷，要求官僚主义的克服，这样，自然要提高一般的文化水准了”[5]498。在这一论述中，李达也着重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管理的参与这些方面来强调进行文化革命、提高劳动大众文化水准的重要性。因此，在李达对新时期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的阐释中，他重点论及的也是劳动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根本提高，“所以，劳动大众的大量的改造、他们文化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意识的养成，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5]498。而且，李达并不片面地脱离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来无限夸大文化革命的功能，他指出，文化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的，劳动大众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的根本提高是在包含着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过程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再教育的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才能产出人类的新质，即新社会建设者的质”[5]498。可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就根据自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和观察，明确地论述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和必要途径等问题。一方面，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显示出李达思想的深邃和开阔；另一方面，李达强调文化建设“犹如一场革命”的重要性，但却并不无限夸大文化革命的功能和作用，也并未片面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对“文化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这种恰当定位，也显示出他对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

李达关于文化问题的直接论述，虽然在其整个理论生涯的数百万字的著述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但是却显示了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独到。将李达关于文化的这些论述，置于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探讨这一历史语境和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关注这一具体背景下来考察，能够清晰地看到：李达在吸收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探寻中国新文化的建立路径时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对新旧文化的关系、新文化的“民族形式”、新文化建设中的“文化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入阐发。他的这些思考不但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更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刻地体认到李达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汪信砚.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深刻启示[J].江海学刊,2012,(2):39.

[2] 文化斗争：文化运动在北平[J].读书，1937，1(2)：39-40.

[3] 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J].现世界，1936，1(1)：8.

[4] 柳湜.什么是思想运动与文化运动[C]//柳湜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87-688.

[5] 李达.社会学大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 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17.

[8] 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19.

[9] 马芳若.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编[M].南京：龙文书店，1935：1-2.

[10] 胡绳文集(1935-1948)[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79.

[11] 张申府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92.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