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波 符明秋 杨 帅

(1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重庆 400715)(2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宁波 315211)(3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65)(4重庆邮电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重庆 400065 )

陷入困境的人失去了给平庸注入兴趣的生活热情,他看起来像人、举止像人,但他感到生活是苦役,成就是虚无。

——海因茨·科胡特

1 引言

活力是指个体能够运用身体和心理的能量(the energy available to the self),展现富有生机的精神面貌而且行动有力。当个体有活力时,会体验到源自自体(emanate from the self)的一种激情、生机和能量(Ryan &Deci,2008;Ryan &Frederick,1997)。

从理论的角度看,活力是诸多理论聚集的一个“交汇点”：活力是心理动力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而且,活力是幸福感、旺盛感、工作投入、学习投入、性格优势、理想人格等诸多构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心流、心理弹性、自我损耗、自我驱动、自我决定、心理资本等诸多构念联系紧密,从“活力”的角度出发看待各流派的观点以及对各构念的研究,有助于探寻其内在联系性和规律性,有助于发现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从实践的角度看,活力发散到现实的各个层面：在微观个体层面,活力与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成就等关系密切,活力是人的内在能量的体现,是生命力的象征;在中观组织层面,活力是积极组织行为的题中之义;在宏观社会层面,活力是社会和谐、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Ryan和Deci(2008)指出,活力已成为当前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活力”的研究可谓历久弥新,本文试图主要立足当前积极心理学研究,详细评述活力的相关研究及进展,以期为这一领域的未来探索提供参考。

2 活力的理论及构成

2.1 传统理论对活力的论述

活力的“历久”性表现在各传统理论对其关注及论述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牟钟鉴,2008),道的自然无为、致虚守静、柔弱不争等特性(陈鼓应,白奚,2001)以及道生万物、体万物的道物关系(蒙培元,1996),是在哲学、文化层面对“活力”的阐释;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体系中,主要研究能量是如何被“损耗”的。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及自我心理学家侧重活力的“自我损耗模型”(The ego-depletion model)：将力比多和攻击能量看做是生命的基本燃料,视力比多和攻击冲动的满足以及对这两种冲动的防御为心理生活的潜在剧本。神经症患者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心理冲突中耗散心理能量,由此,改变的核心机制就是通过时机恰当的解译带来领悟(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的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突出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重要性),从而解除压抑,让人能够更好地爱和工作(Freud,1923)。克莱因的客体关系学派将怀孕(现实的和象征性的)理解为个体内部客体世界状态的一种反映。能生育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意味着内部的生命力,意味着一种内在活力体验(Klein,1957)。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在他的论文《对Z的两次分析中》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为自己拥有爱与工作的能力感到快乐和自豪的能力。没有这一内心活力,成功是空洞的(Kohut,1979);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则侧重能量的开发：马斯洛“自我实现者”,其内在充满和谐与活力。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通过真诚、积极关注和共情,协助来访者与内在经验沟通以使行为和思想不再僵化,并朝向“功能充分发挥者”;此外,奥尔波特的“成熟者”、弗洛姆的“生产者”等健全人格模型,其核心其实也都在论述“人的活力”。

2.2 当前积极心理学对活力的论述

活力的“弥新”性表现在它愈发受到当前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关注,并把研究重点从能量的“损耗”转移到能量的“维持与提升”(maintain and enhance)。在积极心理学中,美德和幸福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喻丰,彭凯平,董蕊,柴方圆,韩婷婷,2013)。Peterson和Seligman(2004)列出跨文化普遍存在并受到珍视的6种核心美德：智慧、勇气、人性、正义、节制和超越,每种美德又包含若干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其中,在“勇气”(践行意志以达成目标)美德中就包含“活力”(vitality)。马丁·赛里格曼(2012)进一步认为积极心理学所关注的幸福的含义要较之传统的主观幸福感更加丰富,它的目标是增进生命的充盈与蓬勃,并具体阐释了促进这种“让生命充满活力”的幸福的 5个元素(PERMA),即：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意义和目的(meaning and purpose)、成就感(accomplishment)。

在当前心理学研究中,活力是很多构念(如工作投入、学习投入、性格优势、理想人格、幸福感等)不可或缺的部分,结合这些构念,我们会对活力有更直观、全面和深入的理解。Schaufeli,Salanova,González-Romá和 Bakker(2002)将工作投入定义为“一种积极的,令人愉快的与工作相关的意识形态,具有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其中活力是指“个体具有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弹性,自愿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努力而不易疲倦,并且在困难面前能够坚持不懈”。Toner,Haslam,Robinson和 Williams(2012)以澳大利亚高中生为被试,将性格优势划分为“节制、活力、好奇、关系优势、超越”五个维度,其中“活力”特质主要表现在幽默和娱乐、领导力、勇气和胆量、视角主义、热情和能量、社会智力等方面。Brdar和Kashdan(2010) 以克罗地亚大学生为被试,将性格优势划分为“关系优势、刚毅和勇气、活力、谨慎”四个维度,其中活力表现在“强烈的兴趣(zest)、希望(hope)、好奇心(curiosity)和幽默(humor)”等方面。王振勇、黄希庭和支富华(2002)探索了我国高中生的理想人格结构,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的理想人格结构包括五个因素,即有理性、宜人性、虚伪性(负价)、内外倾和有活力五个因素。其中,有活力的代表性特质词为“多才多艺、思想开放、德才兼备、有创造性、精力充沛和兴趣广泛”。曾晖和赵黎明(2009) 对我国企业员工敬业度的结构模型研究中得出敬业度结构的六个维度,分别是任务聚焦、活力、主动参与、价值内化、效能和积极坚持。其中活力是指“对工作的愉快体验、毫不厌倦、浑身充满着力量与激情、期待投入每一天的工作”。

2.3 活力的典型成分

综合以往和当前研究,我们将活力的典型成分归纳为：能量(energy)、警醒(alert)和生机(alive)。活力首先是源自自体的一种激活的能量和生机状态,由此而区别于那些未激活(non-activated)的积极状态,如幸福(happiness)、满意(satisfaction)和满足(contentment)等(Nix,Ryan,Manly,&Deci,1999)。能量是活力的根本,是活力作为行为动力以及产生积极情绪的源泉。这种能够让人产生活力的能量,不是作为一种被压抑的能量存在,而是一种能够释放出来的能量,以用于调控有目的的行动(Ryan &Deci,2008)。近年来倍受研究者重视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在区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基础上,发展出能量活力模型(energy and vitality model),认为主观活力代表了自我能量的可用性,满足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联结感)的活动会增加主观活力,维持或加强能量,而阻碍这些需求的活动会减少活力,导致能量的损耗(Ryan &Deci,2008)。当人们致力于某个行为目标时,如果能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性以及自我驱动(self-driven),这种活力状态会得到增强;当人们感到行动的外在压力时,这种活力状态会减弱。

警醒和生机是活力的另外两个典型成分,也可理解为根植于自体的能量所激发出来的活力的典型状态。警醒是一种积极的、开放性的认知状态,有活力的人能更好地活在当下,能开放性地面对内心经验以及能动性地面对外在环境。活力是一种意识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个体感到自己是有生机的和警醒的(Bostic,Rubio,&Hood,2000;Ryan &Frederick,1997)。生机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精神状态,Nix等(1999) 指出,活力是一种源自自体的能量,被一种轻松活泼的状态所标识。生机这一成分的存在,使得活力有效地区别于狂热、狂躁(mania)：有活力的个体能体验到内在的生机,而狂热、狂躁的个体,其精神状态似乎更具生机,但实质上源于外在环境的特定威胁,其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driven)、被迫的(compelled)(Bostic et al.,2000)。

2.4 活力与其他构念的区别

与活力密切联系却又有所区别的构念主要包括幸福感、旺盛感和投入。

2.4.1 活力和幸福感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幸福感(well-being)主要包括基于快乐论哲学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基于实现论哲学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而活力是体现人的机能充分发挥、心理健全的一种状态,主观活力是指人们对自己活力水平的知觉,可以作为评价个体幸福水平的指标之一。许多研究表明：活力是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真正幸福的人其内在是充满活力的,活力是幸福感的一种动态反映(Kasser&Ryan,1999;Ryan &Frederick,1997;Ryan &Deci,2001)。

2.4.2 活力和旺盛感

Spreitzer,Sutcliffe,Dutton,Sonenshein 和Grant(2005)将工作旺盛感(thriving at work)定义为“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活力(vitality)和习得(learning)的一种心理状态”。由此可见,活力是旺盛感的一个维度,它的另一个维度是习得。活力代表一种充满能量、热情,拥有生机的感觉,是旺盛感中的情感维度,而习得意味着一种通过对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和应用来提升能力和自信的感受,是旺盛感中的认知维度。

2.4.3 活力和投入

对投入(engagement)的研究首先是工作投入,而学习投入的研究范式基本借鉴于工作投入。Maslach和Leiter(1997)将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视为一个三维连续体的两极,其中投入以精力(energy)、卷入(involvement)和效能感(efficacy)为特征,分别直接对应于工作倦怠的三个方面：枯竭(exhaustion)、讥诮(cynicism)和专业效能感低落(lack of professional efficacy)。而 Schaufeli等人(2002) 将工作投入建立在幸福感(well-being)的两个维度,即快乐(pleasure)和激发(activation)这一更易理解的分类系统基础上,认为工作投入本身就是一种正性体验,体现了工作中的高能量水平和强烈的认同感,精力专注而不涣散,包括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和专注(absorption)三个维度。

2.5 活力的测量

活力的测量通常采用自陈量表,使用比较多的是主观活力量表、简明健康调查问卷中的活力问卷、简明心境量表中的活力问卷及工作/学习投入量表中的活力分量表。

2.5.1 主观活力量表

主观活力量表(Subjective Vitality Scale)由Ryan和 Frederick(1997) 研制,其信度α系数为0.89。该量表由7个项目组成,分别为：我感觉自己是有生机的和有活力的;我拥有能量和精神;我常常觉得无精打采(反向问题);我感觉自己是警醒的;我在每一天都向前看;我感觉自己是被激励的;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有生机以至充满爆发力。项目反应形式采用7点 Likert 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由此,被试对自己当前状态进行自陈。主观活力量表在关于活力的研究方面被广泛应用,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并应用该量表,而且还做了修订,如唐本钰和张承芬(2005)在研究中以我国大学生为样本对量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如果删除反向条目“我常常觉得无精打采”,可以提高量表的内部信度。这样,修订后的量表只有 6个条目,各条目均有良好的鉴别度(t值均达p<0.01显著性水平);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2.5.2 简明健康调查问卷中的活力问卷

SF-36(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是由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医学中心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Ware &Sherbourne,1992),目前已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生命质量测评工具。SF-36评价生命质量的8个方面,即生理功能(physical functioning,PF)、生理健康问题导致的角色受限(role limitations due to physical health,RP)、躯体疼痛(bodily pain,BP)、总体健康(general health,GH)、活力(vitality,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SF)、情绪问题导致的角色受限(role limitations due to emotional problems,RE)、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MH)。根据各条目不同的权重,计算每个维度中各条目积分之和,得到 8个维度的积分,再将积分转换为0到100的终得分,各维度终得分和综合评分越高,表明生存质量越好。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2至0.87之间。SF-36主要测量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大领域,其中活力问卷主要测量个体对自身精力和疲劳程度的主观感受,属于心理健康领域。

2.5.3 简明心境量表中的活力问卷

简明心境量表(Brief Profile of Mood State,BPOMS)由 McNair,Lorr和 Droppleman(1992) 编制。该量表由30个形容词组成,表述了5种负性心境：紧张-焦虑(Tension-Anxiety:TA)、抑郁-沮丧(Depression-Dejection:DD)、生气-敌对(Anger-Hostility:AH)、疲劳-倦怠(Fatigue-Inertia:FI)、困惑-迷乱(Confusion-Bewilderment:CB)和1种正性心境：活力-活动(Vigor-Activity:VA)。每个项目为5级评分,从0(一点也不)到4(非常地),要求被试根据一周来的心境,在这些描述心境的形容词上选择一种最符合自己情况的相应等级,正性心境反向计分,总分越高则心境越差。

2.5.4 工作/学习投入量表中的活力分量表

Schaufeli等开发了“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th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UWES),该量表包括活力(6个项目,α = 0.89)、奉献(5个项目,α = 0.89)和专注(6 个项目,α = 0.72)等三个分量表。该量表在积极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Schaufeli等在工作投入量表(UWES)的基础上,以大学生样本编制了学习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共有17个项目,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1”代表“从来没有”,“7”代表“总是/每天”,它具有稳定的三维度结构。方来坛、时勘和张风华(2008)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其中总信度系数为 0.951,活力的信度系数为0.858,奉献的信度系数为0.913,专注的信度系数为0.905。

综上所述：SF-36主要涉及癌症、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及其他慢性病生命质量的测评,主要研究对象是老年人,而 BPOMS广泛应用于临床评估、药效学和运动科学领域,两个量表虽广泛应用,并且也都涉及“活力”这一维度,但其侧重点均非“活力”本身。UWES以及UWES-S主要应用于工作/学习投入的实证研究,“活力”则是其三大维度中重要而基础的部分,对于深入了解工作及学习情境下的人的活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观活力问卷》则直接研究活力状态,而且现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只是测量人的活力状态而未深入到“活力”的结构本身。当前缺乏基于理论建构的活力的测量。

3 活力对个体的影响

活力对个体的影响效果广泛,但归纳起来主要涉及身和心、工作、学习和幸福,综合已有的实证研究,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促进身心健康、提升工作和学习效果以及实现人生幸福等影响效果方面。

3.1 活力与身心健康

由于有活力的人能够把心理能量更具建设性地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并且有活力的人内在警醒、平和而不躁动、烦乱,充满生机并时常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身心得以健康发展。研究发现,活力状态下人们可能采取更恰当的应对方式并报告出更好的身心健康状态(Kasser &Ryan,1999;Penninx et al.,2000;Ryan &Frederick,1997)。Ryan和Deci(2008)指出,活力是健康和动机的重要预测因素,有活力的人更加身心健康。此外,心身疾病的研究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临床经验都告诉我们,很多身体上的症状并找不到器质性原因,而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相关实证研究进一步显示,特别是与活力密切相关的积极情绪,会让人们更具弹性地面对身体和病毒性压力源(physical and viral stressors),进而不易疾病缠身(Polk,Cohen,Doyle,Skoner,&Kirschbaum,2005)。

3.2 活力与工作、学习

在工作领域,员工在工作中的活力有助于他们产生更多的工作投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角色功能,以实现工作业绩(Heaphy &Dutton,2008)。Vinarski-Peretz,Binyamin和 Carmeli(2011)的研究显示：在组织环境下的关系活力与积极关注、人际互惠性共同组成积极的主观关系体验(Subjective relational experiences),通过组织情感认同(Affective commitment)、心理上的可用性(psychological availability)、创新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的中介作用(其中心理上的可用性完全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中介),积极影响员工的工作创新行为。Allen和Kiburz(2012)通过对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并且至少在家中有一个孩子的131名大学校友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特质正念(trait mindfulness)具体通过睡眠质量和活力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的家庭‒事业平衡(work-family balance),而家庭‒事业平衡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家庭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等高度正相关(Allen,Greenhaus,&Edwards,2010;Carlson,Grzywacz,&Zivnuska,2009)。

在学习领域,Wefald和Downey(2009)研究揭示,学生在学习中的活力有助于他们产生更多的学习投入,从而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提升专业成熟性(professional maturity),降低辍学率(dropouttendency),并与学习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郑全全和徐沙(2011)的实验研究探讨了自主支持对自我损耗的影响,采用 Stroop 作为最初的自我控制任务,通过比较自主支持与压力控制情境下进行自我控制的被试在任务前后工作记忆容量的变化,考察自我控制情境对自我损耗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自主支持情境下的被试比压力控制情境下的被试更不容易产生自我损耗效应,且这种差异与被试的情绪变化、动机和自信都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自主支持对自我损耗的影响是以主观活力的变异为中介的,且最初自我控制任务的损耗程度对这一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即当损耗程度较高的时候,主观活力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

3.3 活力与人生幸福

Ryan和Frederick(1997)研究指出,活力与自尊、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与抑郁、消极情感和焦虑负相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时常能感受到：有活力的人更容易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拥有积极心态,采取积极行动,从而与生活不断产生良性互动;而抑郁的人则被“无助、无力、无望”的心理阴影所笼罩,焦虑的人则总在“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压力之下。Porath,Spreitzer,Gibson和Garnett(2012)的研究发现旺盛感可以通过减少工作倦怠和增强健康感知来影响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在活力与人生幸福的关系中也得到进一步验证。Peterson和Seligman(2004)研究发现生机活力、感恩感激、爱与被爱、兴趣好奇等性格优势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密切相关。Shimai,Otake,Park,Peterson和Seligman(2006)对美国和日本青少年的研究也表明活力、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优势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Brdar和Kashdan(2010)的研究中,以“生活满意度”、“主观活力”、“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三大基本需求的满足”、“追求快乐、投入和有意义的生活的内在动机”等四大指标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感,并考察与各种性格优势的关系,结果发现,特质活力与幸福感具有最大的相关性。

4 活力的影响因素

活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动和静、内和外因素的影响,综合已有的实证研究,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体育锻炼、冥想、外在物理环境以及人际环境等影响因素方面。

4.1 体育锻炼和活力

有许多研究显示,身体锻炼能够明显提高人的幸福感和内在活力(如Frederick &Ryan,1995;项明强,2013)。这类研究大多数以年轻人为被试,对老年人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而且结果分歧较大。由于采取不同的锻炼类型以及干预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群体,再加上研究方法的不一致,导致研究结果模糊性和争议性：有的研究显示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活力具有积极影响(Cassilhas et al.,2007),有的研究显示影响微不足道(如 Chin,van Poppel,Twisk,&van Mechelen,2004;De Vreede et al.,2007),而Oken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让平时进行步行锻炼的老年人改为有氧锻炼甚至反而会小幅度降低他们的活力。

在深入研究体育锻炼与活力的关系过程中,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通过自主支持增进活力的研究是当前热点。自主支持的核心是接受他人观点、承认他人感受、提供给他们相关信息和选择机会、将强迫和命令最小化,促进个体积极地将外部规则转化为内部价值,从而促进动机内化。基于该理论的关于年轻人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指出,在锻炼中对自主支持型互动方式的感受和知觉,通过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对活力具有积极、显著的预测作用(Adie,Duda,&Ntoumanis,2008;Vlachopoulos &Karavani,2009)。Taylor和 Lonsdale(2010)进行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中国香港和英国)发现,体育教师对学生的自主支持同样通过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显著增强学生的主观活力感。Wilson,Longley,Muon,Rodgers和 Murray(2006)的一项纵向研究是让女性被试参加为期 12周的耐受力锻炼,结果显示胜任感和自主性的满足程度是预测活力的重要因素。Kinnafick,Thøgersen-Ntoumani,Duda和Taylor(2014)对69名不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为期 16周的午餐后散步纵向干预研究,以测试对主观活力以及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试验对被试提供两种自主支持,一种来自带领者,另一种来自锻炼计划,结果发现来自带领者的自主支持积极显著地影响了被试的主观活力和体育锻炼行为,而来自锻炼计划的自主支持只显著影响了被试主观活力的提升。研究进一步显示,从带领者自主支持中获得的自主感这一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中介作用于自主支持对活力及体育锻炼的积极影响。

4.2 冥想与活力

对于冥想的关注也是当前活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根据注意朝向的不同,国际上普遍将冥想分为正念式(mindfulness/open monitoring)和聚焦式(concentrative/focused attention)两大类(Cahn &Polich,2006;Lutz,Greischar,Rawlings,Recard &Davidson,2004)。正念来自佛教修行传统,非评判性地关注当下的各种感觉,从而培育一种稳定而活跃的意识状态(Carmody,Reed,Kristeller,&Merriam,2008)。正念强调开放和接纳,要求冥想时以一种知晓、接受、不作任何判断的立场来体验自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想法和感受。研究显示,正念能有效提升人们对当下经验体验的清晰性和鲜活性(Brown &Ryan,2003;Brown,Ryan,&Creswell,2007)。正念能力强的人能够更好地“活在当下”(活力的警觉和生机特征),避免游离和杂念状态,因此会更加有活力和幸福(Killingsworth&Gilbert,2010)。基于正念的治疗可以实质性地增强人们的日常能量水平(Smith et al.,2008),而特质正念则与活力有紧密联系(Brown &Ryan,2003)。

有活力的人对于外界的刺激会保持一种内在的平和,即通常所说的平常心,而聚焦式冥想练习(要求冥想过程中尽力将注意力放在感受呼吸、重复词语、想象图像等心智或感知活动上,而摈弃其余想法和感觉干扰)有助于这种平常心的建立。任俊、黄璐和张振新(2012)把62 名大学生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每组 31人),考察了冥想训练能否影响被试对于正、负性情绪图片的情绪唤起。实验组参与连续5天、每天20分钟的冥想练习,控制组在此期间的控制任务为通常的闭眼休息。结果显示：冥想组在练习过程中的脑 α波指数显著升高;与控制组相比,冥想组被试对消极图片的效价评定值显著改善,这表明冥想降低了被试对负性情绪图片的情绪反应,研究还发现了冥想降低被试对正性情绪图片的积极评价倾向,从而证明对外部施加的正、负性情绪刺激而言,冥想训练的调制作用是使人们的情绪反应趋于平和。

4.3 外在物理环境与活力

当前,环境心理学领域特别关注物理环境对活力的影响研究。总的说来,自然环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积极情绪、平静感、活力等,缓解人们的抑郁、焦虑、愤怒、悲伤以及疲乏等。Björk等(2008)研究发现,绿地能帮助人们减轻压力并增强心理调节能力。更有实验研究显示,即便是让人们看自然风光的摄影照片也比看都市环境的照片更能促使人们产生积极的情绪状态和积极的认知(Hartman &Apaolaza-Ibáñez,2010)。Tyrväinen等(2014)进行的田野试验分别将被试置于城市中心、城市中的大型公园和大自然森林景区,结果发现即使是短期内参观自然环境也比置身于城市之中更能消除压力、增进活力。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城市公园和自然景区在短期内对人们的身心具有几乎相同的积极影响。但对于增强人的活力来说,时间和地点的交互作用显著,从长远看来,置身自然景区更有助于身心的康复以及活力的增强。除对自然环境的研究外,办公室等物理环境也是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显示,办公室的合理布局、室内植物的摆放、向阳的座位等都能促进办公室员工活力的增强,并帮助他们从压力和心理疲劳中恢复过来(De Kort,Meijnders,Sponselee,&IJsselsteijn,2006;Veitch,2011)。

4.4 人际环境与活力

在组织环境中,积极的工作关系能够使员工获得社会支持并有安全感,这种关系资源是增强员工活力的关键(Carmeli,Ben-Hador,Waldman,&Rupp,2009),而员工之间的不礼貌互动则与员工活力负相关(Porath &Erez,2007)。Porath,Gibson和Spreitzer(2008)对跨6个公司的职员、经理及高管进行的研究发现,自主决策、信息共享、绩效反馈、信任/尊重的气氛这 4个变量可以解释42%的旺盛感变异;三大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共同解释了 54%的旺盛感变异,当中的每一个维度都可以显著地预测活力和学习这两个旺盛感维度。

在家庭环境中,亲子关系的情绪基调深刻地影响子女的主观活力。唐本钰和张承芬(2005)以量表测量法初步探索个体早期情绪唤起与成年后自我决定水平和主观活力之间的关系,根据伊扎德的区别性情绪量表编制父母外部调控的情绪回忆问卷,将早期情绪结构化为 3个因子：愤怒、轻蔑、恐惧、羞辱、悲伤 6种基本情绪,命名为抵触情绪;敌意、惭愧、羞怯3种基本情绪,命名为自咎情绪;兴趣、愉快、惊讶3种基本情绪,命名为非负性情绪。研究发现,兴趣、悲伤是自我决定的有效预测变量;轻蔑、愉快是主观活力的有效预测变量。个体早期高抵触情绪唤起与成年后的低自我决定水平和低主观活力水平相一致,而低抵触情绪唤起反之;高非负性情绪唤起与成年后的高主观活力水平相一致,低非负性情绪唤起反之。

5 总结和展望

本文从活力的概念、典型成分、与其它构念的区别、测量、活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效果等多个方面总结了已有研究的主要发现。活力,可谓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当前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更是给“活力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的探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5.1 加强对活力的理论建构

首先是对活力的内涵有待更深入地理解。除对“能量”、“警醒”、“生机”等活力的典型成分的理解外,尚待更深入地理解“放松”、“内在平静”、“心理和谐”、“视角主义”、“开放性”、“自发性”等活力的深层成分。其次是完善活力的理论模型。当前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能量活力模型”,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集体主义 vs个人主义),它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尚需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完善,同时是否可以构建更完善地扎根于东方文化传统的活力模型？再次,可分别探讨不同群体的活力维度和实现途径。如大学生群体的活力考量,是否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建构为“身体活力”、“学习活力”、“关系活力”和“生命活力”四个维度？最后,有待对活力的整合研究。精神分析、存在人本主义、认知行为科学、社会学习理论、积极心理学、后现代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都对活力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但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活生生的人”这同一研究对象,所以对“人的活力”的整合研究同样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5.2 深入开展关于活力的心理学实证研究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活力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果的相关性研究方面,对于其中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多,今后的研究需深入探讨相关变量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甚至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等更为深入的影响机制。此外,对活力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较少(Barrett,Della-Maggiore,Chouinard,&Paus,2004;Rozanski,Blumenthal,Davidson,Saab,&Kubzansky,2005),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幸福的研究方面,如 Davidson(1998)研究发现积极愉悦的体验促进大脑左半球激活,而焦虑恐惧以及消极情绪体验激活大脑右半球。幸福与迷走神经系统、杏仁核、伏隔核以及多巴胺、阿片两种神经递质密切相关,而“活力”是幸福的重要构成因素,由此,未来可深入探讨“活力”本身的神经生理机制、脑机制和激素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往有关活力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单一,主要是自陈式问卷调查法。今后可结合质性研究、个案研究、经验取样法等研究方法深化对活力问题的理解。此外,对于活力的实验研究相对缺乏,环境心理学关注的“环境对活力的影响”初步采取了准实验和现场实验的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可进一步在工作情境、学习情境、人际交往情境、家庭情境等予以运用,以避免实验室实验其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不高的缺点。当然,实验室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活力的生成机制、影响机制以及相关的神经生理机制、脑机制等方面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研究方法,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有待于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5.3 开展活力的应用研究。

对于活力的应用研究,主要可体现在初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涯辅导、生命教育、体育教育,员工活力激发、组织活力激发,以及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增进来访者内在活力”等方面。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初高中生学习任务繁重,如何培养学生的活力以促进其理想人格的养成(王振勇等,2002)是教育者需格外关注的问题;大学生群体在人们通常形容的“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阳光现象”背后,“宅男宅女”现象所反映的身体活力不足,学习倦怠、学习投入不足、犬儒态度、网络成瘾等所反映的学习活力不足,人际冲突、孤独、社交障碍等所反映的关系活力不足,生涯困惑、自杀、生命的无价值无意义感等所反映的生命活力不足等“阴暗内容”不容忽视,因此,更加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教育、生涯辅导可充分探讨如何增强大学生的内在活力这一重要主题,而体育教育则可结合自主支持对身体活力的积极影响相关研究理论进行实践探索;此外,通过员工心理援助计划(EAP)等手段,激发员工活力、组织活力等亦为活力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可利用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特别是其中的“性格优势”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对活力的理论理解促进来访者内在活力的增强。

5.4 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活力思想,开展本土化研究。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活力及其相关构念的心理学思想(曾红,郭斯萍,2012;霍涌泉,陈永涌,郭祖仪,2013),开展活力的本土化研究,将不断加深我们对活力的认识以及活力的实现之道。积极心理学的“性格优势”主要是在进行美德的心理学研究,而中国人自古就对“德”极为推崇,并把“德”和“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启发我们深入探讨“德性与德行”与活力之间的关系。以道家为例：道家的核心主张是自然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这种自然无为就是尊重、体认和接纳事物的本然,进而不强为、不妄为,在顺其自然中“无为而无不为”,这将从根本上激发人的内在活力。道家推崇“水”和“婴儿”等德性象征,在其论述中均有对“活力”的深刻启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其实是在论述人的柔弱不争之德,而“柔弱胜刚强”,是“生之徒”。“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蛰,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和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以婴儿为意象表达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道家虚静功夫达到“精之至”、“和之至”境界的活力状态。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富含“生”的思想(李天道,何燕李,2012),如《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云：“仁义礼智,我固有之”,这其中的阴阳理论、中庸思想、以“生”的角度对德的本质的把握等,都对活力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以及活力的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具有丰富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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