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 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北京 100732)

一、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

乾隆四十七年(1782)，经营十年的《四库全书》终于告竣，计收四部典籍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四库全书》的编纂，以抽毁、改窜的形式重抄古籍，固然如孟森所说“乃高宗愚天下之书，不得云学者求知识之书也”〔1〕。但许多秘藏于天府琳琅或私室的古书藉此得以流通，也是值得庆幸的事。相对古籍文本而言，《四库全书》真正对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其实是纪昀删润定稿的《总目》。它以“千秋之公论”(凡例)的名义，推行了事实上的权力话语。〔2〕

关于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关系，历来有不同说法。但就今存《提要》分纂稿及相关文献来看，当代学者认为《总目》成于众手而非一人所为，属于官撰而非私撰，体现的是官方的集体意志而非个人意志〔3〕，应该说是很稳妥的。当时四部分纂的负责人，经部为戴震，史部为邵晋涵，子部为周永年，集部由纪昀自己兼任。但现有文献表明，他只是责任人而并非撰稿人，现在我们仍可考知某些提要出自谁手〔4〕。而且，根据《四库全书》编纂流程，提要的撰写也分为分纂提要、汇总提要、刊本提要、库本提要、总目提要五种文本。据江庆柏先生考察，在分纂提要(分纂官所撰)、库本提要(各阁藏本书前所列)、总目提要(《总目》及《简明目录》所收)之间，“除少数相同、或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承袭关系外，大部分并不相同，有些甚至是毫无关系。分纂提要与库本提要、总目提要之间，缺乏明显的过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