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立克

(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学界对西汉中后期郊祀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有的从礼制本身着手进行研究，有的从宗教学或国家宗教的视角进行研究，都对西汉中后期的郊祀制度有所阐发，然而对此次郊祀礼制改革中儒生群体引经据典，发挥儒教大义的政治叙述的内涵尚有未尽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儒生翼奉的倡导

西汉初期至武、宣时代的国家郊祀典礼从仪式到内涵完全笼罩在为统治者祈福的巫教式氛围之中，这种方仙道色彩极浓的神祠信仰，与儒家祭祀制度和观念格格不入。西汉中后期，儒学日益发达，至元、成之际，与国家祭祀相关的礼学理论也有了显著发展。加之，汉元帝即位以来，儒生们的主体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由儒生主导的复古改制运动开始了。

最早对郊祀礼制改革发出呼声的儒生是翼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按惯例，天降灾异，上则延问政事得失，翼奉奏言认为是汉家祭祀天地“于云阳、汾阴……皆烦费，违古制”，〔1〕接着翼奉上疏详申其意。翼奉的上疏中，看似只是针对汉朝的不合古制的祭祀制度和官家生活奢侈导致的民困国虚，细细考索则另有深意。上疏开篇便引殷商先祖盘庚为兴殷道而迁都改邑的历史典故，又谈到“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继而鼓励元帝“徙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