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5%，〔1〕这标志着我国开始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的框架和目标，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从而为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

民族地区城镇化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因其制度因素和地域因素的特殊性又有着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城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政策的投入方式，对政府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导致各民族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与自治权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得以兼顾，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分布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

城镇化进程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着直接影响，并形成偏移式迁移特征，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西部人口向中东部的迁移，这是财富和人才流动的基本走向。民族自治地方大多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引起的少数民族聚居分布的减少，民族精英人士向发达地区的迁移，既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能力和内在发展能力形成较大影响，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利益实现和权益保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