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之殇的文化探析

张爽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哈尔滨 150080)

[摘要]东欧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历史过程。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之殇，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东欧国家主要由天主教塑造的二元政治观，以及大学兴起和启蒙运动所传播的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精神，与俄国由东正教塑造的一元政治观以及东方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冲突。苏联模式的集权政治与自由民主文化之间的断裂导致东欧国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处于政治模式与文化模式的错误对接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不稳定的。所以东欧国家在文化上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与反叛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关键词]东欧国家；苏联；天主教；东正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D0-05；D751[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10-11

[作者简介]刘欣然(198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东欧”原为地理概念，即欧洲的东部地区，主要指苏联在欧洲的部分。转变为地缘政治概念后，“东欧”的指代范围扩大了，包括了除苏联之外的中欧和南欧部分，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时，“东欧”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成为对二战结束后追随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地区或欧洲国家的概括。该词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含义，是与“西欧”相对应的政治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后，这些东欧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中欧”“另一个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后社会主义”等概念以取代“东欧”和“东欧国家”概念，试图冲淡这个地区对苏联的依附史，但是名称的改变并不能抹去已经发生的历史，“东欧”和“东欧国家”作为特定的历史概念仍具有明确的所指。

东欧国家在20世纪末的剧变后纷纷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东欧国家集体向西转，与苏联在维持社会主义阵营以对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给这些国家留下的集体创痛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在探究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之殇时，不应忽略一个内在因素，即文化的强大作用。东欧国家先天的文化特质与苏联的东方文化特质有着很大差别，这就决定了苏联的政治模式在与东欧国家文化理念的对接中发生错位，导致东欧国家的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对苏联模式的文化反叛。所以，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文化事件。

一、东欧国家的文化基底

作为二战后苏联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世界格局的政治产物，东欧国家被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历史与政治现实的推动下东欧国家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冷战”的开始更加强化了“东欧国家”的政治意味。也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欧国家”的政治含义几乎完全遮蔽了它在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甚至割裂了东欧国家与欧洲尤其西欧国家的渊源关系，东欧国家被视为欧洲大陆上的异类。然而被遮蔽并不意味着无。除去政治面纱，我们看到，东欧国家是欧洲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欧洲文明的点燃者与传承者，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一)东欧国家的文化记忆

东欧国家地处欧洲东部，欧亚的咽喉要冲，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东欧国家在历史上是欧亚非大国之争中首先掠夺的目标。曾经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等无不把东欧各国纳入其版图，东欧国家的历史多是被奴役、被吞并和依附的历史。大国之争及其对东欧国家掠夺的历史结果是：一方面，欧洲大国长期对东欧国家实行政治统治和军事占领，使东欧国家很难形成自己的主权身份，成为欧洲地域中的“无主领土”，处于被忽略的境地；另一方面，欧洲大国在进行政治统治的同时还对东欧国家的民族文化及语言实施同化，导致东欧国家尤其是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性的东西。东欧国家民族文化的被同化除了政治强力的主观因素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因素，即东欧国家居民与欧洲其他国家居民逐渐形成的混居。从12—13世纪起，与东欧临近的德国人，或者通过战争，或者因躲避宗教迫害，或者以和平方式，不断向东欧各国(如波兰、波西米亚、莫拉维亚等)移民。斯洛伐克人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混杂在一起，南方斯拉夫人也与意大利人、马扎尔人、奥地利人混居起来。混居的结果是，东欧国家的各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在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生活等方面逐渐被日耳曼化、意大利化、奥地利化，等等。甚至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在东欧国家也呈现出丧失主体身份的趋势，德语成为斯拉夫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唯一语言。几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军事占领和文化同化，以及混居状态，使欧洲大国把自己的历史文明渗透到东欧国家的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东欧国家对欧洲大国历史文明的文化认同，使得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文明的重要传承者。

异族的侵略使东欧国家产生了对西欧国家的文化认同，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则使东欧国家拥有了与欧洲其他国家共同的文化记忆。基督教在东欧国家的传播早在公元2世纪就开始了，但东欧国家对基督教的皈依则是在7世纪到13世纪之间完成的。通过对基督教的皈依，一方面，东欧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得到了加强。基督教会组织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东欧国家中承担起了教育启蒙、文化组织和知识传播的任务，建立教会培养教士，在教区创办学校，包括大学，更为重要的是还帮助东欧的斯拉夫人创造了文字。通过在教育、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基督教文化持续渗透到东欧人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中，并内化为东欧人民的一种文化自觉。另一方面，通过皈依基督教，东欧国家吸收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文化，加速了自身的文明进程，同时也使自己融入了欧洲文化主流，基督教“促进了斯拉夫各民族同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吸收、借鉴基督教国家较为完备的管理及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斯拉夫民族很快跻身于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1]。作为欧洲文明发展的历史承载者和欧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文明进程，使其与欧洲其他国家联结成一个文化整体。然而，伴随着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基督教也分裂为西方罗马的天主教和东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国家对基督教的接受又是在基督教的分裂过程中完成的，所以，东欧国家的基督教信仰也就随之分为罗马的天主教和希腊的东正教。

天主教与东正教分裂后，两教派在东欧地区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圈和势力范围。从两教派影响的东欧国家来看，信仰天主教的主要是西斯拉夫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非斯拉夫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信仰东正教的主要是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以及保加利亚和东斯拉夫的俄罗斯等。从东欧地区宗教信仰分布的总体情况看，虽然一些东欧国家接受了东正教，但多数东欧国家接受了天主教，天主教在东欧地区和东欧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天主教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呈现出西强东弱的趋势，而东正教反之。天主教与西欧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东欧国家中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积极地向西欧文化寻求力量；而东正教受到东方政治权力作用较深，东欧国家中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在文化特征上的东方性日趋显著。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东欧国家之间在文化观念和政治理念上产生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为20世纪末东欧地区的政治剧变埋下了伏笔。

继基督教文明之后对东欧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来自亚洲的伊斯兰文化。然而，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教并没有深入到东欧国家的腹地，只对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等地区产生了影响。新教兴起后东欧国家中也得到了信仰和传播，但影响有限。

(二)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

二元政治观是基督教给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留下的遗产。所谓二元政治观是指基督教的教权与世俗世界的王权二元并立，教权执掌人的精神生活，王权执掌人的世俗生活，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人的生活的全部，任何对自身权力的僭越都会遭到拒绝和反抗。

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开始于耶稣对上帝和恺撒权力的划分，即“恺撒的物当归结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结上帝”。这种划分明确了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各自的界限，互不相扰，但两者之间又保持着一种张力，即世俗权力抵御着教会的极端僧侣政治欲望，精神权力抵御着世俗权力对人身心的集权与极权政治统治。由此，教权(精神权力)与王权(世俗权力)之间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也使普通民众在两权之争中获得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直接主导了西方人对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理解：国家(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受到规范的，只关涉到个人生活中价值较低的那一部分；而个人权利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个人精神生活的部分是国家无权干涉的。“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不仅是一种政治哲学，它还是基督徒大众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它形成一种基督教特点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下，一种个人主义的政治信仰和态度被普遍接受，代代流传。它深深透入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无所不在地表现在语言、礼仪、各种象征符号上，内化为人们深层意识和无意识，从而成为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成为基督徒政治心理特征、政治人格特征。”[2]39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欧，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基本接受了基督教的二元政治理念，在对待国家与个人关系时，坚持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严格界限，限定国家权力，尊重个人自由。

但在东欧地区，由于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对待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天主教国家与东正教国家的差别，即东欧的天主教国家与西欧国家一样遵从教权与王权的二元政治模式，而东欧的东正教国家在东方政治权力和文化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奉行“皇权-教皇主义”原则，强调皇帝是王权与教权的统一体。虽然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没有在东欧地区得到完全胜利，在更靠近东方的地域遭遇到东方帝国绝对王权的强大阻碍，但是它所宣传的政治文化理念却渗入到了东欧大部分天主教(基督教)国家，使这些国家具有与东正教国家不同的政教关系和政治文化传统，这些国家的人们在面对王权与教权的冲突和个人精神拯救时选择与上帝在一起。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西欧国家和东欧天主教国家共同的文化记忆，支配它们的集体心理，指导社会行动，引导社会选择。

宗教文化精神是东欧天主教国家与西欧国家拥有共同文化记忆的重要纽带。此外，东欧地区大学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事件。从14世纪起，大学在东欧地区陆续出现，比俄罗斯的大学早了三四百年。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大学把以西欧为主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在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进行广泛传播，使东欧国家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与西欧国家相呼应、相映衬，理性启蒙精神渗透到东欧地区的文化中。大学的兴起还意味着东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公共空间逐渐生成。这使东欧国家所珍视的自由、民主和人道的文化精神拥有了自己的社会载体。总之，宗教文化精神、理性启蒙精神和大学的兴起等历史因素共同塑造了东欧天主教国家不同于东正教国家的文化精神。

二、苏联政治模式与东欧国家文化传统的错位对接

俄国身处东方亚洲与西方欧洲之间的交会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俄国特殊的文化特质，即东西方性。地理的东西方关系变成了文化与宗教的东西方关系。“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3]然而在历史发展中，俄国的东西方性特征中的东方性最终占据政治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以君权为核心的专制文化。即使在苏联时期，专制政治文化的历史影响力也没有得到根除，反而在斯大林时期以集权政治的形式得到了强化。

(一)俄国社会的东方性

俄国虽然被划分为欧洲国家，但是俄国在政权形式、文化特征方面都与欧洲国家相距甚远，而与东方国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俄国社会的东方性是由俄国独特的村社制度决定的。

直到19世纪中后期，俄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保存着农村公社制度的国家，并且“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4]770。在俄国，农村公社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催生了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集体生活成为俄国人的基本生活模式，“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4]280俄国农村公社又是孤立和保守的。俄国农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村社之中，公社之间缺乏生活往来，加之俄国土地辽阔，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公社间的联系，因此各个公社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狭小地域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4]766独特的农村公社制度成为俄国的集权专制制度得以形成和建立的自然基础。虽然俄国农村公社内部也成长起私有财产，并成为俄国公社得以保存的因素之一，但是私有财产并没有成为破除俄国专制制度的力量。所以，俄国在本质上拥有与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完全不同的社会构成模式和政治组织模式，被视为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恩格斯在谈论波兰问题时就曾指出，即使俄国在欧洲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它在实质上也仍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

俄国村社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制制度，培养了俄国人天然的“集体个人”观念。这种集体观的文化理念与西欧个体观的文化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霍米亚科夫从宗教角度把俄国人的这种集体个人的观念称为“聚义性”，以表示多个个体所形成的一致性原则。索洛维约夫又进一步把“聚义性”观念阐释为“大一统”观念，强调绝对(宗教中的上帝及现实中的沙皇)对所有事物的包含性。所以，俄国人理念中的集体中心与西欧文化的个体关照具有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俄国对宗教的选择及教权与王权的关系上。

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宗教上信仰同宗的基督教，但是在基督教分裂的过程中，俄国选择接受希腊正教(即东正教)。俄国的这种选择，与东正教在历史上的作用密切相关。东正教与天主教分离之后为拜占庭帝国所信奉，并臣服于帝国政权。其间虽有教权对政权的抗争，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所以，从拜占庭时期开始，东正教的教义基调就被确定为服务于帝国的精神支柱，教权依附于王权，为王权所用。在东正教国家中，帝王既是国家的元首又是教会的最高首领，是神与人的合一体，是天下秩序的象征，统合了政治与宗教。东正教为君主政权积极服务的作用极大地满足了俄国统治者的需要，为俄国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东正教会的政治史上(也就是从东正教会与国家或世俗政权的关系方面看)，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在4世纪，那时世俗政权从多神教政权变成基督教政权；第二个在9世纪，那时先前往往陷入异端的政权成为忠实的基督教政权。第一个转折奠定了国家对教会生活的有害干预的开端，第二个转折则使东方教会完全从属于世俗政权。”[5]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臣服在精神层面通过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人，他们相信俄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最先获得拯救的民族，俄国人同时还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义务和责任，而这个任务的领导者和最终的依靠就是沙皇。于是，沙皇被俄罗斯人(包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尊奉为基督弥赛亚的化身，“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4]283，带领世界进入神人类。在俄国，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通过政治权力的宗教化进入到人们的信仰领域，实现对国家的从文化到政治的专制统治。俄国宗教文化的普世性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演变为沙皇作为基督弥赛亚化身所具有的唯一性，以及国家作为最高存在的绝对性。俄国的沙皇与国家对宗教的统治关系(一元政治观)就与西欧国家的天主教对政权的平等关系(二元政治观)形成了鲜明对比。俄国虽然既属于西方又属于东方，既吸收西方文化又容纳东方价值，但无论是在社会文化上还是在宗教信仰中，东方性特征更为鲜明和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根底上的异质性。

(二)苏联的集权政治模式

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一个封建国土上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权结束了沙皇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制度，俄国的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苏维埃俄国及苏联成立之后，国家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组织模式。在政治上，政治权力由苏维埃掌握，苏联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主体，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权力；在经济上，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握并决定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以操作性文件方式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通过生产指令推动经济发展，规定每种产品的产量指标等；在文化上，苏联将文化的控制权纳入集体领导体制，以行政手段干预文化发展与建设，以意识形态统领所有文化。在这三个层面的权力组织模式中，政治组织模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联政治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即：党对国家实行统一领导，以党代政、以政代企；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机关和少数人手里，形成个人专断；干部管理采取任命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选举制度形式化；监督制度薄弱，流于形式；民主法律制度不健全，人治强于法治；意识形态领域对思想文化进行钳制，个人崇拜现象极其严重。在这种政治模式的作用下，任何不符合集权规则的人和事都被视为对国家的颠覆和背叛，是被坚决地制止和镇压的。苏联的政治权力组织模式用葛兰西的理论来解释就是：国家=暴力+强权。这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制度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的前身是一个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并存的农奴制国家，有保留完好的农村公社和悠久的土地公有制。俄国虽然在1861年实施了农奴制改革，积极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国家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还是一个农奴制处于强势的国家，社会完全被置于以沙皇为首的专制政治结构中。在封建专制的历史延续中，俄国没有产生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组织，虽然东正教曾试图以教权抗衡皇权，但最终以失败结束其抗衡之势。所以，在俄国，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种市民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苏联虽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但国家的权力组织制度并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现实地建立起来。而且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但没有得到生发，反而在斯大林时期被禁锢在集权之中。权力的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被列宁视为废除资本与保证生产和历史变革的暂时性手段，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这种暂时性的手段却变成了目的本身，“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俄国的情况下，解决十分复杂的苏联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少地具有列宁主义的性质。……当时开始占上风的思想和斯大林解决党内冲突的方法已经带有斯大林主义的明显特征。国家集权主义的概念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解决问题和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越来越不民主和越来越粗暴了。”[6]49更为可怖的是，斯大林的政治集权主义又进一步演化为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寻求政治之外对人的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要使权力穿透人的内在世界，全面支配并改造社会和人”[2]9，试图实现对人的完全掌控。直至苏联解体，国家的权力结构始终建立在强权与集权的基础上。

(三)集权政治与自由文化的错位对接

苏联不仅在本国强化强权政治模式，而且在对待它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也采取了强权方式，要求它们完全服从苏联控制，并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二战前，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没有一个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相接近，在对外关系上也都或者亲德、亲意，或者亲英美，没有一个是与苏联结盟的国家。所以在国家层面上，东欧国家与苏联没有亲近关系。只是在二战之后，作为美英苏三国雅尔塔协定的结果，东欧国家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在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才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过人民民主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7]随着冷战的揭幕，东欧国家基本上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集权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东欧国家虽然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上建立了与苏联同样的政权形式，但是它们，特别是其中具有天主教文化传统的国家，承载政治理念、对接政权形式的文化根基与苏联的东方专制性质的文化根基截然不同。

具有天主教文化传统的东欧国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而信奉二元政治观，强调信仰对政治的抗衡力量，认为人并不是全然地身处于政治生活中，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政治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独立于政治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抗衡政治的强权压制。基督教开启了以权力抗衡权力的法则。因此，基督教使东欧天主教传统国家的人民坚信，人是可以在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进行选择的，选择权是不可剥夺的。而俄罗斯人所信奉的东正教在历史上则处于对国家政治组织的顺服和依附关系中，没能实现社会组织对政治组织的抗衡，由此形成了东正教的一元政治观，植入俄罗斯人头脑中的观念是只有沙皇这个唯一选择而再无其他。两种不同的宗教观念在面对同一个社会制度时发挥了不同的文化作用，由此形成了对新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在分析波兰的现实时指出，“由于波兰同天主教教会的联系，由于为数众多的波兰人因为政治原因侨居西方国家，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波兰的历史和文化，波兰是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这就使波兰在文化上同来自东方的影响相对立。”[8]175因此，“信仰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是可行的(尽管遇到日益明显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总是力图视而不见的困难)，但是在象波兰这样的另一种文化环境里，这种模式就完全不灵了。”[8]172苏联集权政治模式无法得到东欧国家在文化传统上的呼应，按照苏联模式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东欧的传统信仰理念存在着严重冲突，所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异质文化环境里遭遇失效是必然的。可以说，东欧国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处在政治权力形式与文化理念的错位对接状态中的。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它曾许诺的自由和民主，反而成为东欧国家人民新的束缚。所以，当发生以国家、集体名义侵害个体自由和主体的行为和事件时，当国家现实与文化理念发生严重冲突时，当一元政治观与二元政治观产生激烈碰撞时，与苏联文化相异的那些东欧国家人民日渐加深了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望，并开始尝试适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面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苏联采取了武装干涉或政治经济威胁的方式进行镇压和遏制，1948年苏南冲突、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都是苏联以强权政治制造的历史事件。然而，“总是令人悲叹的是，暴力的结果常常是毫无意义的。”[9]苏联依靠暴力以驯服人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企图，最终导致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不稳定性，集权政治与自由文化的错位对接使得寻求政治独立与文化反叛成为一种必然。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叛：寻求政治的道德基础

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来审视那些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反叛的东欧国家，它们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错误对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个俄国/苏联历史上所不曾存在过的市民社会阶层。市民社会阶层掌握着国家的文化权力，关系到国家政治权力的稳定性。对于这个阶层而言，革命不仅是推翻暴力国家，还需要争夺文化领导权。然而，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政治既没有认识到市民社会阶层的存在，也没有主动去实现政治与文化的契合，而是采取了“大一统”的模式，将一切囊括进政治中。“长期的强行的和平共处中或许包含着让步或共识，也可能包含着常常是富有成果的重要的文化交流。但是，这个过程总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9]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内部的一种文化批判和反抗力量的出现，表明苏联长期对东欧国家的文化压抑遭遇了危机，东欧国家要打破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权和话语权。

(一)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动与东欧国家的“非斯大林化”过程相呼应。一方面，“非斯大林化”过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政治与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也以自己的理论回应了“非斯大林化”过程，对斯大林化时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了新的理解。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极权社会主义”等，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各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在政治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立了庞大的垄断性的官僚机构，限制甚至取消民主，歪曲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用“无产阶级专政”掩盖机关专政的实质，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为不受约束的“物质暴力”；在社会生产关系上，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的计划取代市场，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但是占国家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形式，生产者与自己的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相分离，存在着生产者对自己劳动与劳动产品支配权的丧失；在社会生活方面，极权统治已经超越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界限，渗透到文化和科学领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来衡量文化和科学的阶级性质。

面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积极转向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寻找重新阐释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他们特别关注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践哲学、总体性观念、辩证法思想等，并对这些理论重新作出阐释，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关怀和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精神的马克思形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推论道：既然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人道主义理论，那么按照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一定是符合人道主义理念的。

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消除政治异化的社会，“一种促使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得以形成的政治制度，必须在符合具体条件的情况下，在不违背自由、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等标准的情况下建立这种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人过上特定历史形式的幸福生活”[8]30。沙夫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取消官僚机构，但是要遏制官僚机构的异化倾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应该消除经济异化，即消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形式，建立一种自治的关系形式。“把国家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把国家计划变成社会计划，把国家管理全部社会过程变成社会管理全部社会过程。……只有实现生产者自治和建立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社会，才有可能取消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进程归根到底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否定。”[6]63在弗兰尼茨基看来，自治就是通过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社会管理，消除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和劳动产品与人的结合被弗兰尼茨基视为人的最首要的历史行动，因此，自治关系发展的程度成为判断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标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还应该消除人的异化，即从历史消极的认同者和论证者变为历史积极的参与者和道德承担者。科拉科夫斯基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为历史的一般工具，说他们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被斯大林主义所同化。他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应是历史必然性的盲目崇拜者，不能因为自己特定的历史行动而推卸责任，而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道德承担者，“真正的社会参与就是道德参与。……个人对任何特定形式的政治生活的参与都是个人应完全负责的道德行为。”[10]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目标是打破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消除经济异化、政治异化和人的异化，弘扬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建立民主、人道、自治的社会主义。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阐释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反叛，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道德基础进行一种理论探求、为社会主义的存在建立伦理根基，是对政治的道德基础的不懈寻求。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指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起点和归宿，是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人道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伦理根基。马尔科维奇把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解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科拉科夫斯基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视为目标，赫勒以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人道主义不仅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诉求，同时也表达了当时的历史主题。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论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是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消除政治霸权和官僚阶级，以人为中心，以价值判断作为行动的重要标准，国家由此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人道化存在状态。马尔科维奇指出，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是人道主义的根本，也是共产主义必须具有的理念，离开人道主义、离开人的自由和解放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因此当下社会需要一场深刻的人道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的启蒙任务。最后，生活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之中的人，是一个自律的道德的存在，作为道德参与者而行动，人的本质得到了复归，“人的本性”与“人的本质”实现了统一。马尔库什区分了“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指出在异化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代表人类的“人的本质”与代表个体的“人的本性”是相互分离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人实现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用时，“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才实现真正的统一。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解读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确信，社会主义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人道主义。同时，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这也表明，能够实现人道主义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政治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的政治基础即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东欧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遭遇外敌入侵、异族统治和领土瓜分，屈辱的历史使东欧民族备受蹂躏，两次世界大战更加剧了这个地区的民族苦难。然而民族苦难并没有摧毁东欧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反而催生了东欧民族对现代灾难的警醒与批判意识，使他们非常珍视自由与个体价值，积极地承担起道德责任。也正是东欧各民族独特的历史苦难与历史体验，使得他们在面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强权政治时，诉之于人道主义——永远的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读和阐释，宣扬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东欧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看，20世纪末的东欧解体，不仅仅是政治事件，它还关涉历史和文化，关涉到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对接和契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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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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