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朴宁，郝 乐

（云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文化复兴中民间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分离与融合

郝朴宁，郝 乐

（云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人类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记忆形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文化的记忆形式分为了民间记忆和国家记忆两个方面，这两种记忆并非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简单归类，也不是文化的对立，更多时候是一种互补和融合。当我们思考文化复兴的时候，恰恰需要的是两种文化记忆形式的融合，是对民间记忆的苏醒。

记忆；苏醒；融合

一、正史、野史不同的文化记忆

从史学的角度看，有正史、野史之分，似乎正史因其准确而权威，并确立起国家记忆的地位。可是，当我们通过大众传媒（包括第四媒体和新兴的自媒体）去接受信息和认识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被大量的民间记忆所包围。野史同正史的不完全一致性，似乎成了真实的代名词。大众传媒通过选择，同时也由其国家机器的性质所决定，使民间记忆拂去意识形态的障碍，回归和走向民间的同时，得到了一种社会化的价值确认。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媒体的国家属性所决定），民间记忆得到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同时，部分或者全部，融入国家记忆。

如我们熟知的电视剧《南行记》、《围城》、《渴望》、《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以及此前热播的《闯关东》，还有让我们兴奋的第五代导演们的崛起之作，和让我们眼下迷茫的电影《1942》、《金陵十三钗》，无不源自于民间记忆，最后却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国家的价值认同。当然，作为文化产品，在价值认同上，有文化价值认同与政治价值认同之别。其中不少作品激发起的社会反响，由于与权力意识形态的不完全一致性，而被认为是真实。

二、文化记忆的价值追寻

真实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认定，是对记忆的确认。在此，国家记忆会由于国家利益和政党意识形态的需要，对部分信息进行遮蔽，但它（被遮蔽的信息）却会因为曾经发生过，而留存于民间记忆之中，一旦有了合适的契机，就会实现记忆的闪现，从不同个体的角度，去审视那段历史，并对其进行新的价值确认。

发生在七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迁徙，国家记忆上保存的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种代价甚至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荣誉，让我们铭记。如果作为一个过程去审视，不难发现历史的价值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所替代，甚至为我们所遗忘。在读图时代，《南渡北归》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恰恰在于它将残存的民间记忆缝合在一起，让我们走进了那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经历者的世界，价值变成了一种经历的反思与认同。所有我们过去一直仰视的大师们，也在不同角度的注视下，从符号世界中走出，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我们进行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交流。距离的消解，鲜活的个性，使他们变得更加真实，并因此还原一个个真实的“自我”。社会对于这些信息的关注，正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记忆对于它们的遮蔽。

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成为一种辉煌。这种辉煌最后被定位在了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些完成国家记忆价值认定的名字上。我们不否认这些历史的光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他们都带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诲。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深深地体现在一个个联大人的身上。在西南联大的故地有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八百多名走上抗日战场学生的姓名，这也许成了散去硝烟后的唯一记忆，因为他们中间哪些人为了国家战死沙场，生存者以后的去向，都已经被遗忘。但是，这些年轻的生命，却因为付出，残存在了民间记忆中。这些一心为国的学子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洒下了一腔热血，国家记忆中应该留下他们的身影，而不是仅仅保存在那些为我们所遗忘的档案材料中。

如今我们的生活富裕了，闲暇之时人们喜欢通过旅游走走看看，昆明、成都、重庆、李庄、蒙自、北碚，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当年都留下了中国一代大师们的身影，而且成为当地民间记忆的重要文化符号，可在我们的记忆中却变得那么遥远。

云南的腾冲，一个美丽的边陲小城，这里曾经发生过中国八年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攻坚战。1944年夏，为了完成打通中缅公路的战略计划，策应密支那驻印军作战，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六个师的兵力向占据腾冲达两年之久的侵华日军发起反攻，经历大小战斗80余次，于9月14日收复腾冲城，敌酋藏重康美大佐联队长及以下6000余人全部被歼，我军亦阵亡少将团长李颐、覃子斌等将士8000余人，地方武装阵亡官兵1000余人，盟军（美）阵亡将士19名。为纪念攻克腾冲的第二十集团军阵亡将士，修建烈士陵园。楹联家陈志岁先生《腾冲国殇墓园》联：“狠扫倭儿不顾身，模糊多少血躯，百代追思惨烈；长教国士须勤志，镇定完全心气，千秋鉴记撄攘。”祠堂正门上悬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祠内外立柱悬挂何应钦及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军、师将领的题联；走廊两侧有蒋中正签署、保护国殇墓园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布告”，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的“腾冲会战概要”、“忠烈祠碑”等碑记。祠内正面为孙中山像及遗嘱，李根源先生的《告滇西父老书》两侧墙体嵌阵亡将士题名碑石20余方，共9618人。忠烈祠后为相对高度31米的圆锥形纪念塔，于小团坡上，镌有霍揆彰题写的“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南面镌“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岁在乙酉季夏”和第二十集团军总部所撰《腾冲会战概要》。烈士墓冢绕塔而建，以塔为圆心，呈辐射状纵队列葬于缓坡周围，计3646冢。小碑林立自上而下，碑下均葬有阵亡官兵骨灰罐，墓园大门一侧筑含陪祭意义及有象征日军惨败“倭冢”一座，埋日军尸于其中。与小团坡顶高大的纪念塔和排列整齐的烈士墓冢形成强烈对比。

墓园建成之初，应属国家记忆范畴，可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却逐步转换成为民间记忆，那些流失于滇西的抗战老兵，也打上了耻辱的印记。一直到了21世纪，这段血与火的记忆才重新被打开，而且意味深长地用上了“尘封”这个词。2013年起，由民政部发文给各地民政部门，为那些还健在的抗战老兵按月发放生活救济金，这也许是国家记忆对于他们存在的一种认同。

三、文化记忆的价值线补

国家记忆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并非与民间记忆完全对立，往往是相互融合互动的。如日本右翼势力主宰日本政坛时，民间记忆的质疑因其亲历性和细节的真实性，会更加强烈。慰安妇问题，中国劳工问题，南京大屠杀，731细菌战，那些存活者和幸存者的经历，充满血与泪的控诉，会让整个国际社会为之动容。这种事实是打破狡辩的利器，一件件铁证对军国主义进行着历史的拷问。每当这种民间记忆在媒体上呈现时，所证明的恰恰是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电视剧《松花江上》表现了9·18后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业绩，主创人员就是要通过这部电视剧表达这样一种旨意，中国抗战应该从1931年9月18日的9·18事变算起，如果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那东北抗日联军的六年血战算什么？同样引起质疑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从何时算起？民间记忆在此显示出了特殊的历史意味。而主创人员在2013年推出的电视剧《平民大英雄》，更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去表现一种完全民间化的抗日爱国精神，以此去对应抗日战争的国家记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一个重要的途径恰恰是民间记忆与国家记忆的互动与融合。《闯关东》中，朱家的历史属民间记忆范畴，却打上了深深的民族性印记，由此形成同主流文化的对应，其社会效益得到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第五代导演初期的作品，在中国改革转型时期，带给社会多方面的文化思考，他们也由此获得了一种社会效益的文化认同。一些有价值的文化遗存，由政府出资修缮，定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都表明了一种民间记忆对于国家记忆的融合，进而达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考察中，一些文化融合项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滇西抗战纪念馆”是云南省首批文化标志性项目之一，建在腾冲，但是其中的展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来自民间收藏。这些珍贵的物品，也由于纪念馆的建成，呈现在世人眼中，为我们述说着那段逝去的历史。

无独有偶，在松山，由美术师李春华完成的中国远征军大型雕塑群，以军阵排列，重返人间，和松山战场的四十六个阵地，共同成为书写在大地上的历史。

其实，民间记忆的价值体现，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共性，并且往往以大众文化的方式走向民间，为社会所接受。如我们所熟悉的电影《辛德勒名单》、《拉贝日记》、《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黑暗弥漫》都是一种对于民间记忆的唤醒，而得到人类文明的价值确认。

民间记忆在同国家记忆融合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信息错位（或不全）的情况。如我们所熟悉的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并被多次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小说虽然有历史原型，但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作品，仍属民间记忆的范畴。艺术创作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同时，又染上了一抹传奇性。不过刘知侠在搜集创作素材的时候，如果当事人自己也不清楚的事情，自然会导致信息丢失或错位。如小说中有一段情节，铁道游击队接到上面的指示，护送一位名叫胡佛的重要首长通过铁路，后来知道这位重要首长的真实身份是刘少奇同志。首长的重要地位是由他在党内的权力所决定的，而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小说却没有涉及，这是因为当事人也不清楚。当时少奇同志和他的警卫部队带有大量作为抗战经费的黄金去延安。山东是我国出产黄金的大省，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招远为中心，成立了一支秘密黄金部队，从日军手里夺取黄金送往延安。在整个抗战期间，这支地下秘密黄金部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为中央输送黄金超过十三万两，无一两遗失。

四、文化记忆的形式差异

国家记忆由其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变化，但是民间记忆则表现得比较执着。关于秘密黄金部队的事情，就是当事人的后人执着的结果。吕品三，我地下秘密黄金部队成员，1943年因叛徒出卖，死于日军的刺刀之下，由于其公开身份是商人，家里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新中国成立，1950年，他被山东掖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再次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其中原因却不清楚。2004年以后，吕品三的后人在经过漫长的查询过程不得其解的情况下，通过媒体寻找知情人，情况才逐渐清晰。正是有了这分执着，才寻找到了这份宝贵的民间记忆。同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恰恰又证明了他们同样存在于国家记忆之中。［1］

我们在滇西进行抗战遗存调查时就发现，大量抗战遗物保存在了民间，相比之下，政府手中掌握的抗战遗物十分有限，而且我们还听到了许多民间保护抗战遗存的动人故事。倒是一些对于文物损伤的事情，往往和政府行为有关。如由腾冲英国领事馆遗址引发的媒体风波，就是一个例证。这也充分说明，在民间记忆和国家记忆的融合过程中，政府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记忆和民间记忆并非是对立的，往往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大众传媒的宣传功能往往也是通过民间记忆去佐证国家记忆的，并能由民间记忆的细节性所决定，使国家记忆具体化。近十年来，不少电视台都推出了档案揭秘类的节目，对于确定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通过民间记忆将其故事化（这一点是由媒体的大众性所决定）的同时，实现民间渠道的价值认定。

央视纪录频道的开播，其主体内容更是对于民间记忆的追寻。当然，纪录片可以呈现国家记忆，但是民间记忆为它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而且往往能够产生出国际化的传播效果。曾经的《新闻简报》，是以大众化的方式强化国家记忆，但是其传播效果是无法同我们所熟悉的《话说长江》、《望长城》、《最后的山神》、《沙与海》、《最后的马帮》相比。以文化形态替代意识形态，去寻求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正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最近一段时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和《京剧》，更是体现出民间记忆的魅力，将中国文化带上世界的展台，并为世界所接受。

通常情况下，国家记忆是将对象极端化后符号化，而民间记忆因其口承性，则有传奇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历史总是成则英雄败则贼，历代帝王设史官也是想由此将自己神圣化。但是在民间记忆中，则往往会是另外一种情景。如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演义》，就是一曲失败者的颂歌，是民间希望记忆的再现。

进行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并非只是国家记忆部分，而是在同国家记忆价值取向一致的前提下，对于民间记忆的发现。这种资源通过挖掘整理，一旦能够满足国家记忆意识形态的要求，就会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将其社会化，进入国家记忆范畴。如我们所熟悉的刘胡兰、王二小、雷锋、焦裕禄、徐虎、李素丽、杨善洲的事迹，开始都存在于民间记忆中，挖掘出来以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成为国家榜样，转换成为国家记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也许是张思德，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班长应属战士系列），做着最普通的事情（烧炭），因意外事故身亡。正常情况下，只能存在于民间记忆中，可是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让他成为国家记忆中的重要符号——中国共产党宗旨的象征。

这种民间记忆，也许很平凡，但其强烈的社会反响，是一种社会化价值认同，也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进而实现国家化的文化导向。央视近些年举办的感动中国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仪式，而且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如寻找最美教师，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最美消防员等等，通过社会化积极倡导，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构成。但从文化资源层面上看，属于民间记忆范畴，对象的生活化和大众化，使这种文化仪式非常容易转换成为社会仪式，为全社会所接受。在此基础上，一条新的宣传路径开始出现，作为国家喉舌的大众传媒，通过民间方式获得宣传效果，为此，《新闻联播》专门设置了“走基层”版块，并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如果我们由此进一步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央视在竞争策略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转变，就是民生化。

五、文化复兴，文化记忆的融合

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文化复兴，需要苏醒的不是国家记忆，而是民间记忆，特别是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人类美好情感和美好意愿的部分，是文化复兴的宝贵财富。这里我们强调人类的美好情感和美好意愿，是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认同，这种文化资源一经发现和发掘，极易同国家记忆相融合，并由此融入国家记忆，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如今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大量民间记忆和民间述说进入了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民间记忆展示平台，我们也由此进入了民间记忆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巨大文化宝库。

无论是国家记忆，还是民间记忆，她的价值取向可以是明天的，但是记忆本身是个历史概念，是对昨天的铭记。这就涉及一个重要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化安全。

我们在进行滇西抗战遗存考察时，一个重要的任务是采访知情人，那些抗战老兵目前还健在的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年纪最长者付心德生于1902年12月13日，2013年已经111岁，（在我们采访后不到两个月，付心德先生去世）他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证明，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和目击证人，当年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某个政党，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以现代技术手段保存下他们的记忆，同样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因为尚健在的滇西抗战老兵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文化抢救的责任。他们的记忆虽然是个体的，可证明的是国家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国家记忆正是民间记忆的集合。

文化记忆，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正将我们的文化记忆，特别是民间记忆切割成碎片，并逐渐被消解遗失，他们同样需要一种社会化的保护。如同文化可以创造，却不能再生一样，这种民间记忆一旦遗失，是再也无法寻找回来的。同样，寻找和发现这些民间记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保护行为。艺术家们强调采风，其实就是到民间去搜集“价值化”的民间记忆，而创作加工的过程，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民间记忆与国家记忆的融合，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兴盛，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的。

既然民间记忆是一种真实，并不断地同国家记忆相互融合，同样是不能杜撰的。近年来，我们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不少戏说性质的抗日奇侠。民族的伤痛，成了产业化的游戏，是对于文化记忆（无论是国家记忆还是民间记忆）的背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安全伤害行为。特别是当这类作品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进入社会的时候，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娱乐，也是应该体现健康价值的。

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还有一种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现象，就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中的宗教问题，已经成为维稳的一个重要因素。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随着沿边开放和城市文明的迅速发展，现代时尚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少数民族在生活习俗不断城市化的同时，他们自身的文化也在不断消解，当有一天少数民族文化只存在于书本文献和影像资料中的时候，曾经存在过的文化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而从现实生活中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保护也因此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责任。由此引发的文化态度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政策，进而具有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文化考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正在文化产业的导演之下，成为一种表演仪式。西双版纳天天都过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成了重要的旅游项目，傈僳族的刀山火海，佤族的摸你黑狂欢，景颇族的目脑纵歌节，无不染上浓厚的商业色彩。文化仪式自身的庄严性在金钱的诱惑下，已经丧失殆尽。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内涵，也因此成为一种残存的民间记忆。而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认定，还必须是优良民族文化的保护，这绝对不是修建几个文化标志性工程所能够解决的。应该认识到，保护民族文化，是文化安全中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正是由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的。

文化保护与文化传承是文化价值认同的两个方面。考察中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云南昆明的聂耳故居、讲武堂，建水的张家花园，梁河的土司府，都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八年抗战，滇西战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当年的战场遗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为人们所遗忘。我们心痛地看到，飞虎队员们的墓地，一片狼藉，眺望着松山的荒凉，当年充满敬意的墓碑，成了修建水库的石材。好不容易搜集到的盟军飞机的发动机、螺旋桨和曲轴，也只能在风雨中锈蚀。畹町虽然建有南洋机工纪念碑，却鲜为人知。畹町桥也寂寞地自语着当年的血泪。

文化安全，我们以往的思维习惯总是考虑一种外部系统的对抗，其实内部威胁同样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内部威胁不仅更加直接，而且也更具有破坏性。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往往也同时扮演着文化的杀手。这种威胁主要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这方面，我们的大众传媒也许应该深刻反思，时尚文化的市场性对于民族文化的冲击。当以广告为代表的时尚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无孔不入的时候，绿色的民族文化正逐步沙化，而走向博物馆，而博物馆正是文化死亡的象征。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与文化安全相关的是文化对抗，特别是弱势文化对于强势文化的对抗。这种文化对抗往往成为现代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安全因素。

［1］叶德英．血染的黄金——十三万两抗日黄金揭秘［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Folk Memory and National M emory in Cultural Renaissance

HAO Pu－ning，HAO L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nan，China）

The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form of humanmemory．This com bines both folk memory and nationalmemory，which ismore likely to be cultural comple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a sim ple classification ofmainstream culture and non－mainstream culture or a cultural opposition．While we are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renaissance，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pply the integration of both culturalmemory forms and to wake up the folkmemory．

memory；awakening；integration

G02 文献标识码：A

：1006－723X（2015）04－0119－05

〔责任编辑：李 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XW05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中心中日历史研究课题“云南抗日战争遗迹、流散文献和知情人现状调研”

郝朴宁，男，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媒研究；

郝 乐，男，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戏剧影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