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
——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李圣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文化诗学；刘庆璋；中西文论；对话；理论创新

新时期以来，刘庆璋教授在本土文论现实问题基础上，对西方诗学和中西比较诗学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在异质文论跨文化比较对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理论新见。这种“西学视野”与“本土意识”的学理策略使得她能够在中西古今文论间穿梭游走，并在对话与融通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异质文论话语间的整合、建构与创新。正是沿着这一理论思考的逻辑向度，在中国实际问题与西方外部思潮的双重刺激下，刘庆璋教授又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理论构想，至今仍受学界瞩目。

一、诗心与对话：融通“中西—古今”

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是从“西方诗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中延伸发展而来的，在学术思考的方法理路上也一脉相承。因此，要全面整体地把握刘教授“文化诗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就必先对其早期诗学的研究从学理层面上加以考察。

如何在中西文论的比较融通中“拿来”有用的东西化为己用，又该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一种“辩证互动”的“平等对话”，是刘庆璋教授从事西方诗学研究的基本视点与入手处。早在1988年出版的《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中，刘庆璋就已形成一种“文学与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互动互构关系”的研究思路。如在论述19世纪法国文论中斯达尔夫人的文论思想时，刘教授就力图从文学和政治制度、宗教状况、风土人情及民族性格的总体网络关系这一“文化场域”中进行考察。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论德国》等文本出发，基于文论细读的基础上，刘教授既高度肯定其“从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去认识文学”的理论价值以及“对于19世纪文学史的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也指出其过分贬低希腊文学“却不适当地偏爱罗马作家”的漏洞和偏颇。［1］这种辩证互动的思维特色不仅有力地打破了前人研究的偏见，还使得其研究结论新颖别致。

从文学与社会场域的“整体性关系”中去把握西方诗学，既注重对文本外社会存在的理论考察，也重视文本自身的诗意考掘，是刘庆璋教授研究的基本思路。正如蒋孔阳先生所评价的：“她坚持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应当研究文学理论本身发展的规律。她是在研究文学家以及他们关于文学的观点时，很自然地和社会、政治、哲学以及其他的思潮联系起来，进行具体的分析。”［2］刘教授这种“入乎内、出乎外”的在“文本、文论家”与“社会历史文化场域”间穿梭游走的思维理念，使得她在观照西方诗学的同时恰到好处地予以“文学与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一种互涵互动的综合整体性研究。

此外，刘教授还重视“互文本”与“文化间性”的历史厚描，力图在“文本、历史与语境”的场域中对文学加以交互性的考察。在刘庆璋看来，“文学自然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但它又是和经济、政治、哲学及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而存在的。文学要研究的文学特性，既包括了文学赖以区别于非文学的本质、性能、规律（创作、欣赏、发展规律），也包括了它和经济、政治、哲学及其他意识形态特有的关系。”［3］这种互涵互动的思维特色使得她在具体的文论实践中往往能翻旧为新。仅以柏拉图文论思想为例。受制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长期干预，在文论研究史上，对柏拉图文论思想的认识长期处于严重滞后的“被遮蔽”状况中。即使潜心西学多年的美学巨擘朱光潜先生，在面对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时也做出诸如“贵族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性”的结论，认为是“歪曲了希腊流行的模仿说”、“否定了文艺的真实性”，尤其是对“灵感说”更是将之摆在“人民大众的实践生活”的角度上认为他“抹杀了文艺的社会源泉”，进而得出了“他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根本是错误的”结论。［4］朱先生的这种研究其实他本人非常清楚：“缺点仍甚多，特别是我当时思想还未解放，不敢评介我过去颇下过一些功夫的尼采和叔本华以及弗洛依德变态心理学，因为这几位在近代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我国都戴过‘反动’的帽子。‘前修未密，后起转精’，这些遗漏只有待后起者来填补了。”［5］作为西方文论专家，“接着”与“填补”朱光潜先生继续说，便成为刘庆璋西方诗学研究中一项承续前人的有待完成的理论工程。在《欧美文学理论史》第二章柏拉图的研究中，刘教授正是在破除前人纰漏与成见的前提下，予以了辩证互动的重新评价。她指出柏拉图“否认文艺的真实性”，恰恰表明了他已经“认识到文艺不是直接诉之于本质的、概念的”，而且对“文艺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人”这一重要特点也有了认识；柏拉图将“情感与理性对立”，恰恰使得他“在文艺史上最早提出了创作需要灵感的命题，并较系统地论述了文艺与情感的关系”，［3］等等。刘庆璋对柏拉图的重新评价不仅恢复和赋予了文论家本色自然的原始面貌，更通过辨证互动的视角破除了简单化的思维谬误，终将“文学的还给了文学”。

刘教授不仅用自己深厚扎实的西学素养对西方文论进行了“填补空白”式（蒋孔阳先生评语）的探索，难能可贵的还在于——积极尝试用“西方视点”反观中国文论，试图在“比较融通”层面上实现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刘教授的这种探索在王国维与康德、金圣叹与黑格尔、《诗学》与《闲情偶寄》、“符号论”与“境界说”等范畴的比较中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仅以王国维与康德的诗学比较为例略加阐述。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学案研究”在当下学界已成为热点。尤其是夏中义、罗钢、王攸欣等一批学者相继推出的系列成果，①如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北大出版社2006年版）；罗钢《人间词话》学案研究系列论文；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三联书店1999年版），等等。几乎改写了王国维“境界说”的学术研究史。但仅就王国维借鉴接受西方哲学思想进而得以总汇中国诗学成果提出“境界说”这一点上，刘庆璋教授则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的论文中就已经十分清楚地进行了阐释。②刘庆璋《王国维与康德：中西诗学对话的范例》最先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4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中。该文英文全文《Wang Guowei and Kant：A Dialogue o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同时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4届大会推荐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世界文学文库》第2卷中。刘教授在该文中以一种切近“诗心”的世界眼光对中西学中“艺术自律”这一文艺独立性美学价值进行了思考，认为：在漫长的西方诗学发展中，在康德以前，均可归入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这两大传统中，要么是从艺术家的主体灵感、激情的角度论及文艺表现情感的特点，要么是从艺术模仿再现现实这一角度解释文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直到康德将判定审美的标准看成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自身特质解放了出来；而在中国，同样存在有“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社会现实”、“言志抒情”及“偏于文艺的艺术特点”这三种思考文艺问题倾向的方式，直到受康德影响的王国维出现，才将文学视为一种“超出乎利害”的审美创造活动，进而“明确提出了文艺独立的美学价值问题”，象征着“中国诗学史上审美说”的正式形成。基于以上分析，刘庆璋得出研究结论：就诗学而论，王国维主要是借鉴了康德的文艺审美说，这使得他在中国诗学史上跨越了飞跃性的一步；也正因为他学贯中西，使他能在总汇中国诗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世界诗学做出自己的贡献。［6］刘教授这一中西比较研究的案例，不仅是纵深于中西方自身学术语境中梳理考辨而进行的思想评析，更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下文学及文论的相互阐发与对话，既视点新、立意高，又激活了古典诗学的诗意内涵。

这种基于中西文论融通对话基础上所做出的早期开拓，也得到了后辈学者曹顺庆教授的高度评价：刘庆璋等先生对“中西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学、诗学的互相理解与沟通”所做出的积极探索极大地“深化了对话理论”。［7］我们也可以说，正因刘先生学贯中西，熟稔古今中外的文论，才使得她能够在西方诗学的视点上，进一步纵深跨入比较诗学的领域内，积极探寻中西文学与文论的“跨文化”比较对话，进而在异质文论话语的“融通与建构”中完成“古—今”、“中—西”的互补对接。

二、诗法与理念：“文学—文化”的互涵互动

刘庆璋教授对古今中外文论话语的考察均持“对话”态度，并力求在“文学、历史与文化语境”这一“场域”中加以“综合整体性”把握。从方法视点看，这种文论实践，基本形成了一种“文学—文化”辩证互动的研究特色。这种思维范式，也反驳了传统的机械反映论的文艺观念，纠正了忽视艺术审美价值的泛文化研究，高扬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为“文化诗学”的出场在思维观念上提供了最初的雏形。刘教授这种理念的形成，其内因与外由在于：

一方面受“文化符号论”思想的内在启发。尽管丹纳在“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这一论述中就已指出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密切联系，但因过于强调“上层建筑”因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美学规律。直至卡西尔对文学与文化圆周“各个扇面”之关联的阐发，［9］才对“文学—人类文化系统”进行了有机整体的深刻诠释。恩斯特·卡西尔的这一思想也激发了刘庆璋教授“文学—文化”辩证互动思维理念的形成。在1992年《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的《文艺“符号”论与“境界”说》一文中，刘庆璋就对卡西尔与朗格的“文艺符号论”从“历史性”与“共时性”视角建构文论“新体系”的方法显示出浓厚兴趣，并试图与中国传统诗学比较融通，以揭示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在1994年发表的《简单化思维模式的谬误》一文中，刘教授也批评了传统“以哲学观去推断文学观”、“从政治标准”去评判作家的简单化做法，并提出“要着眼于文学的特殊性，以文学的特殊性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旋律”，而研究文学的特殊性其策略就在于既要研究“文学赖以区别于非文学的本质、性能、规律（创作、欣赏和发展规律）”，又要研究“它和经济、政治、哲学、宗教及其他意识形态特有的关系”。［10］很显然，与传统文论研究中“唯艺术论”、“唯政治论”有所不同的是：刘庆璋将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学—文化”系统关系中，通过不同文化扇面的透视，对文学做出一种更加符合艺术规律的把握。在《金圣叹与黑格尔》文论叙事的比较研究中，这一方法得到了绝佳的落实。文章不仅探寻了“以情节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演变历程，还从社会文化语境层面分析了这一变化的思想缘由，更辩证地从中西方异质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的差异指明了两者文论异趣各色的肌理缘由，［11］因而既呈现出“东方西方，诗心悠同”，又指明中西文论融通与互补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与总结。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西方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译介引入并对中国当代文论形成了强烈冲击。在“西学热”、“美学热”再到“文化热”的学术语境中，面对这段流派迭起、思潮涌动的文论史，中国学人该做如何应对？刘先生此时集中思考的问题有二：一是，无论美国学人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关于西方文论的“模仿论”（mimetic theories）、“效用论”（pragmatic theories）、“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ies）、“客体论”（objective the ories）的“四说”，还是自己早前在《欧美文学理论史》中建构贯穿的“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此时都已无法涵盖新近出现的文论流派，因此，如何重新把握与概括这些杂乱纷呈的文论分支成了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二是，利奥塔、杰姆逊、伊格尔顿及其中国拥趸们的学理做法：加一个前缀“后—”（post—），便可笼统地命名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如此等等，这样是否可行？又或者还可探寻出其他的概括方式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些流派分支的基调与特色？

刘教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不仅关系着对西方诗学的重新定位与把握，更意味着对当时及未来文论发展趋势的一种理论捕捉。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则充分凝聚在《基调与特色：20世纪末西方文论》一文中。该文不仅充分正视了当时文论发展趋势与传统文论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并在现实的归纳分析中对当代西方文论思潮进行了学理上的重新审视。其反思集中落实到对两种不同“文论模式”的批判上：

一是对“语言学理论模式”的批判反思。刘教授认为，自1960年代取代“新批评”而登上文论舞台的结构主义文论起，至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均属于这一模式的不同演绎。这种文论建构的倾向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汲取方法，试图通过文本“语言”的分析，研究作品的规律。只不过结构主义通过仿效语言学理论试图建构起一套自足的诗学体系，并在叙事学等分支模式中产生了流传甚广的影响。而解构主义尽管也建立在索绪尔的关于“语言理论”的基石上，但他却是要打破这种“先在”的语言结构模式，以颠覆这种“逻各斯主义”的中心传统。同样基于“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精神分析派的拉康则通过对弗洛伊德的改造与发展，将性本能的精神分析学转换到了“语言的、象征的文化层面上”。［12］

二是对“文化研究模式”的批判反思。与“语言学”转向后文论建构模式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转向后的西方文论又呈现出另一幅不同的面孔。如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等等。其“文化”的特性以及由文学推及而至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分析、经济学等学科界限和学科秩序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被打乱。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潮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思潮。这一理论流派，无论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海特还是路易斯·蒙特罗斯，其核心的学理思考均是将文学置于“文化系统”的扇面中进行“跨学科”的整体性审视，并在一种“文本的历史化”（the his toricity of texts）与“历史的文本化”（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的“双向振摆”关系中考察文本内外所隐含的权力运作关系。刘教授认为新历史主义“摈弃二元对立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高度重视文化与社会实践、文化各扇面之间的相互流动的无间歇性及其互动关系”并“吸取了各种文化新说，并清楚论证了同为文本的文化各扇面之间的相通性及互文性”。［12］这是其理论的优势，但其偏执在于“他们对不同文化扇面各自的特殊性，则不时表现出不够重视的倾向”，尤其是对“文化系统中的诗学——文学学，似乎并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12］此外，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也大体属于“文化研究模式”的文论建构。

基于以上两种文论模式的批判总结，刘庆璋重新提出了“文学文化论”的建构模式，其要义在于：既要对西方新近“文论模式”进行反思，批判其文学自律性的流失以及因侧重“社会文化系统”而陷于“权力运作关系”之中的“泛文化研究”倾向，同时，又要“将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各个文化扇面的新理论、新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12］以便在西方文论视野的“引进”中拓展“更新”本土文论的视界。

可以说，刘庆璋对“文学—文化”辩证互动的方法论思考长久地包孕于其“西方诗学”和“比较诗学”的实践中，并在“文学文化论”的文论模式总结中趋于成熟。“文学文化论”强调文学与文化的互涵互动，它不仅是对中西方传统文论模式的赓续与继承，还是对西方当代文论思潮的批判与总结，同时也为下一阶段“文化诗学”的出场做好了充足理论准备。

三、诗意与创新：“文化诗学”的出场及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文化研究”不仅因西方理论“中国化”后与本土学术语境形成了强大的理论合谋关系，还吻合了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带来的当代社会文化及人的思维观念的变化，因而迅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红红火火地兴盛起来。文化研究使得文学的对象由过去的“纯文学”文本延伸到了各种文化现象及文化事件中。文学边界的“移动”与对象的“逆转”，不仅使得文学存在方式发生着“语图式”的“镜城”转向，更使得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化研究”冲击下面临着无力言说与无法涵盖的困境。在同样“失语式”的寻呼中，中国学人又开始努力寻找一套新的文论话语，以回应现实文化、文学及文论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庆璋先生在“文学文化论”基础上又适时地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构想。①基于对“文化诗学”长久的理论运思与构想，刘庆璋作为组织发起者，于2000年11月在闽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一届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并引起了较为热烈的社会反响；时隔多年后，又于2011年10月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文化诗学漳州论坛”，为“文化诗学”的进一步理论发展与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不但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关注与报道，更为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及“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指明了方向。

从“文学文化论”到“文化诗学”的内在转向看，这种学理上的对接不仅是对现实文论“新问题”的呼应与回答，也是方法理念上的承续与升华，既“自洽”又“自如”。而从理论层面分析，刘庆璋对“文化诗学”的构思，在出场语境及现实基础上也是正当其时的：

首先，它是中国古代诗学与西方诗学在当代语境中“中—西”对话、辩证互动的理论出场，是异质文论话语间寻求跨文化比较对话、交融互补的一次诗学探索。“文化诗学”注意“整个文化系统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外文学与文化的贯通，还能“在自己民族文学的实践中，去建构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新文学与新诗学”［13］，因而尽管是西方术语的“嫁接”与“借鉴”，它却并非“西方话语的简单搬用”，而是在民族文化根基上“融贯、整合中西文化成果来进行的一次理论探索与创造”。［14］其次，它是中国传统文论模式在当代文论语境中“古—今”汇通、辩证互动的理论出场，是传统民族文论话语在现代转换中的钩沉与激活。因“文化诗学”思维观念与传统文论契合，且在中国文化与诗学中潜藏着相似的理论基因并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因此“这种深入于中国学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正是文化诗学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土壤和基石”。［15］最后，“文化诗学”是现实文论语境中对“人文精神”与“审美文化”现实呼吁的理论出场，是传统文论话语模式及其思维方法在“中西整合”后的变革、转换与升华。刘庆璋认为，文化诗学在“文化”的扇面上既“鲜明地突出文学的人文精神”［16］又在“诗学”的落脚点上防止“泛文化研究”模式的偏执，强调“审美文化”的美学追求。因在“文学服务政治”的口号下，文学长期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自律性”在“苏联模式”的反映论话语中几乎被“他律性”所取代。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也在“自律”与“他律”的长期割裂中流失。“文化诗学”在“文学—文化”辩证互动思维中就不仅得以回归文学本体深入关注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还能在跨学科“互文性”语境中对文学进行一种综合整体性研究。

正是在如上三个理论基点中，“文化诗学”在西方思潮的启发下很好地完成了“本土化”的着陆与改造，并在融通对话中深深地镶嵌到民族传统文论的话语模式中，从而使得“文化诗学”在立足本土、整合中西的路线上焕发出文论“中国化”后的本土特色。从刘庆璋的理论构思看，“文化诗学”之“新意”主要体现如下几方面：

第一，重视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及其“诗学”落脚点，防止“泛文化”研究的偏执。西方文化诗学研究者通过一些商业隐喻，诸如“流通”（circulation）、“商谈”（negotiation）、“交换”（ex change），进而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指涉一种文本背后暗含的权力运作关系，［17］同时将“妇女、劳动阶级和那些其他边缘集团重新纳入到文学本文的讨论之中”。［18］这种充满“权力”含义的倾向使得他们在文学研究中尤为重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冲突的关注，正如弗兰克·林特利查所指出的“新历史主义奇怪的理论本体是由其导演在马克思和福柯之间，并以福柯为支配一方的不大合适的结合所构成的”。［19］这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尽管将文本置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联域”中进行考察，但却同时“把自己置于反历史的激进地位上”，从而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20］刘庆璋教授对美国学人的这种研究倾向在合理肯定的同时给予了批评：“作为‘文化诗学’，文化系统中的‘诗学’——文学学，似乎并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他们中的不少论者更多的是进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21］那么，与美国学人关注文本之外的社会权力合谋关系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旨趣其落脚点是“一种文学理论，而不是泛文化理论。它是一种主要以文化系统与文学的互融、互动、互构关系为中轴来审视文学的理论和研究文学的方法。”［14］可以说，在刘庆璋的“中国文化诗学”构想中，在“诗学”与“文化”的旨趣上均与美国学人界限分明。刘教授提倡“审美文化”，主张“诗学”落脚点，因而重视“文学—文化”系统中对文学的审美分析，而非政治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脱离文学文本的泛文化批判。

第二，重视文学与文化母系统的整体性结构关系，强调在“文学—文化”的“场域”中进行文学的文化研究。西方新历史主义将“历史语境”看成一种“文化系统”，而社会制度及实践则视为系统的功能，这种将文学本文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视为“文本”本文和“文化”本文之间的“互文”性解释方式不仅导致了将社会简化为“文化”、再将文化简化为“文本”这一“双重意义上的简化”后果，还使得新历史主义陷入一种“本文主义谬误”（textualist fallacy）中。［22］而刘庆璋认为，中国文化诗学则在审美活动中辩证地重视文化各个扇面的区别与联系，“既不因个性而否定共性和互文性，又不因共性和互文性而否定个性，而是从共性、个性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观点出发进行文学研究”。［14］

第三，强调文学的跨学科综合整体性研究，贯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对文本施以系统深入的美学文化阐释。就此而言，中西文化诗学在方法路径上有其相似性。格林布拉特构思“文化诗学”初衷就在于“阻止自己永久地封闭在话语之间”而必须“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23］刘庆璋也同样指出“将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入的美学分析紧密结合”［16］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诗学“既追求人文理想，又不忘审美诉求，既重视文学的外部研究，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并将两者贯通起来，从而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更加全面地阐明文学的规律。”［24］

第四，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坚持辩证互动的思维方法，从而具有更为科学的理论品格和诗学新意。因苏联认识论文论的长期影响，中国文论也一度陷于“主客模式”哲学认识论中。文论“认识论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本质主义”思维模式限制。“本质主义”因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从而造成了一种封闭、独断、僵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受其影响，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25］而与此相反的是，“文化诗学”正是要摒弃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在“辩证互动的思想方法”中将文学与社会、文化、文学文本、读者、作品的艺术形式及其文化意蕴结合起来加以互动互构的分析。因此，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提倡，“文化诗学”这一主张“辩证互动思维特色”的文论新命题，就不仅具有了拨乱反正的意义，而且也如刘庆璋所言，它“名正言顺地赋予了我们今日的文论以更为科学的理论品格”。［26］

当然，在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中，其理论的出场语境与话语建构也受到外部语境中西方文论话语的影响，如：美国学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蒙特罗斯等人的“文化诗学”论、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以及巴赫金的“狂欢化”思维与“复调艺术”思维，等等。但这些西方优秀文论传统通过批判选择后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改造，不仅焕发了新意与特色，还使得它在民族土壤中具有了顽强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民族文化文论接轨、内化、转换后，它与中西方传统母体均具有了“变异性”，因而呈现出了符合当下文论语境的新的学理特色。

仅以西方文化诗学为例，尽管在外部思潮上受其影响，但通过与传统文化、文论的重组，中西“文化诗学”在哲学基础、文化视野、方法旨趣与学术立场等维度上均已截然不同。刘庆璋指出：首先，与西方文化诗学倡导者“视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均是文化功能的表现，忽视文化系统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将整个社会缩小为文化，又将文化缩小为文本”不同的是——中国化学诗学“在强调文化系统和文学的直接关系及文化系统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同时，仍然坚持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基和最终决定因素”。［26］其次，与西方文化诗学倡导者“仅强调文化各个扇面的文本共有的文本性，忽视各个扇面文本各具的特殊性”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却“以文学与整个文化系统的互动、互融关系为其理论中轴”，注意不同文化扇面之间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去揭示文学自身的“独特规律”。［26］再次，与西方文化诗学倡导者“在强调文本的文本性的同时，走向了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文本观”［13］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则始终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主张历史语境的重建，并试图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追求一种更为符合历史原貌的描述，在逐步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彰显学术的“求真”品格。

可见，通过辨证互动、融通互补的范式变革，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诗学”不仅与西方文化诗学具有了不同的理论旨趣，还使得“中国文化诗学”具有了“本土化”的学理特色，也在回应时代理论的需求中具有了“出场语境”上的合法性。正是基于古今中外文论“融通、互补与对话”的基石上，刘庆璋不仅在异质文论跨文化比较对话中探寻到一种中西互动、古今勾连的文论新方法，还在西方诗学、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中国学人特色的“文化诗学”理论体系。

总之，刘庆璋教授通过西方诗学与比较诗学的长期研究实践，在中外古今文论的“融通与建构”中，逐步确立了一种“文学—文化”辨证互动的探寻文学自身逻辑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文学、文论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的文化语境中，进一步在西方思潮的刺激启发下，通过与传统文论话语的再次中西整合与对话，进而提出了“文化诗学”的命题。它既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启发与借鉴，又是中国传统文论观念模式的当代汇通。因此，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既可视为一种方法论的长期运思，也可看成是文论实践的理论升华。它在中西对话、辩证互动的思维模式中，不仅因“文化—诗学”的辩证互动而保持了“审美文化”与“文学学”的内在张力，还因中西文论话语的对话、整合与改造而具有了理论新意与本土特色，更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

［1］刘庆璋．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2］蒋孔阳．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序［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3］刘庆璋．欧美文学理论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朱光潜．作者自传［A］．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6］刘庆璋．融通与建构——诗学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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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庆璋．简单化思维模式的谬误——从西方文论史的研究谈起［J］．江海学刊，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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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庆璋．文化诗学的诗学新意［J］．文艺理论研究，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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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庆璋．建构中国学人的文化诗学话语——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研讨会问题述论［J］．文艺理论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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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A］．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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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庆璋．评美国学人的文化诗学论［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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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刘庆璋．辩证互动：文化诗学的思维特色［J］．文艺理论研究，2009，（5）．

The Dialogue and Theory Innov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Studies on Liu Qingzhang s“Cultural Poetics”Idea

LISheng－chu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has always been finding new problems，putting forward new topics，and then completing the self－renewal through interactive dialoguewith the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historicism“cultural poetics”，it is also a process of absorption，renov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in the local context of themode change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linguistic theory”and“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poetics”as a“typical”inter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is notonly a theo retical breakthrough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the cultural dilemma，butalso an era choice of Liu Qingzhang and other literary theorists who attempt to change and update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heoretical paradigm through interactive dia logue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cultural poetics；Liu Qingzhang；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dialogue；theoretical innovation

I052

：A

：1006－723X（2015）04－0097－07

〔责任编辑：黎 玫〕

李圣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资博士后，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