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飞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公共管理研究

论时钟时间观念下管理的弊端

于 飞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自工业时代以来，时钟时间就被视作时间的代名词。在管理中，时钟时间被贴上准时、公平的标签，成为管理者管理被管理者的工具。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时钟时间下管理的弊端却逐渐显现出来。时钟时间在管理中对人构成了异化，其表现为：时钟时间成为人的指挥棒，工作时间对人的自由进行了剥夺；各种时间管理方法的设置都旨在控制人；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被管理者，就连管理者自身也受到时钟的控制；时钟时间不仅在管理的现实当下控制着人，而且还对人造成了远期压力；在信息时代里，这种异化还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时钟时间下，时间被视作金钱的代名词，这也是一种悖论，它是工业文明的特殊产物。时钟时间观念为基础的发展主义还存在物本主义和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等问题。

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发展主义

自然科学从近代以来就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崇高地位以及计时技术本身在工业化生产中的作用，时钟时间在工业社会中获取了无与伦比的绝对权威。在时钟时间观念的笼罩下，人们已经忘记了时间原初的生活意义，而仅仅是把时间视作时钟上表针的运动。而且这种时钟的运动似乎被人们广泛地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所接受，多数人认为地球自转的时间就是24小时，时钟时间并非人工的，它是大自然赋予的，是人类对自然时间的诠释。自从人类进入技术时代以来，时钟时间更是被打上了深深的自然的烙印。时钟技术的核心部分是表针的匀速运动，这使时间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自在流逝”的形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树立了“准时、公平”的权威地位：这是近代以来人们对时间的最普遍的理解。时间的“自然流逝”的形象与“公平公正”的权威地位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甚至认为生活依据时钟时间来安排就是在依据自然的提示来安排。因此，历史必须沿着时钟时间才能继续下去，管理活动也必须严格限制在时钟时间之内。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时钟时间下管理的弊端却逐渐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时钟时间在管理中对人构成了异化

时钟只是一种机器，它不同于时钟时间观念。时钟时间观念是与工业时代相伴相生的一种人看待时间的方式。在管理过程中，它是指将时钟时间看作组织管理唯一时间标准的时间观念。时钟时间既摆脱了自然环境的约束，同时又脱离了人自身的生活体验。它体现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结果：在农业时代里，农民的耕作依赖于自然界的周期规律。而在工业时代里，各种工具设备和机械装置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处于自然界之外的、单独运转的人工世界。无论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城市中，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都是在这个人工世界中进行的。时间不再依靠日出日落、星移斗转、自然周期来确定，而是由表盘上表针机械的、重复的、单调的转动来确定。而在工业时代里，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种表盘的转动，人无时无刻不被绑缚在这个机械的动作之上。时钟时间观念契合了工业时代对生产效率的高要求，它逐渐渗入到人们的头脑中，使人们认为似乎时钟时间就是时间的真谛。在管理中，这有利于管理的精细化、周密性。在管理的过程中，从表面上看，时间代表了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权力，管理者支配着被管理者的时间，但事实上，管理者也同样受到时钟时间的支配。进而，时钟时间支配管理系统中的所有人。在工业社会的管理中，人已经被时钟时间所绑架，所异化。而这种异化是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时钟对人的异化，是工业时代异化现象的一个重要体现。伍德（Wood）把时间异化描述为时钟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不协调或者说不一致。同样，麦克格雷斯也注意到时钟时间与主观时间节奏的不协调，将其看作是组织结构中压力的来源。总结看来，时钟时间在管理中对人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钟时间在管理中成为人的指挥棒

时钟时间之下，在组织当中，“定时”是第一准则。早起、上班、工作、下班，在工作中每时每刻应当做什么，都被仔细的定时，管理者要求被管理者不能出错，否则就会受到处罚，而管理者自身也处在时钟时间的控制当中。“整个社会就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它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运转。如果有哪一个部件，哪一个环节不听指挥，则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1］17可以说，伴随着工业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人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按照时钟运转的定时机器。任何人，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不能脱离时间的控制，时间已经不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天然的属于人自己，它反过身来控制人的行动，成为人生活的指挥棒。

（二）工作时间对人的自由进行了剥夺

在时钟时间的控制下，人们的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被人为地划分清楚。此后，工作时间中，人们虽然身在其中，但这段时间却不再属于人自己，而是属于他的雇主。在工作时间中，人们从事的仅仅是“工作”而已，是职业的要求，而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作时时间不能归自己支配。因此时钟时间处于支配地位以来人们对“业余”时间格外看重。同时，也正是因为工作时自由被剥夺，因而“工作”丧失了它的神圣性。而与此同时，紧张工作之余，同样紧张的“休闲时间”使人们过度疯狂，有一种紧迫感，这也同样不能使人得到娱乐、解脱和自由。总之，在时钟时间下，人们被时钟所控制，自由被剥夺。

（三）时间管理方法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在时钟时间下的组织管理中，人们的时间被管理者以及管理者的管理者，最终就是被时钟控制着，人们对时间精心的分配和计算。管理过程中，各种时间策略、效率手册应运而生，这些管理方法的焦点都集中于对时间的分配，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技术社会。管理的目的几乎都是要对人的“闲暇”尽数剥夺，将人投掷在时钟时间所编制的网络里。管理者恐惧时间的快速流失，对过往的管理成效总是心存遗憾，同时又对以后充满担忧，因此，拼命地压榨着被管理者的“现在时间”。在管理过程中，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尽可能地提高单位时间的生产效率。各种时间管理方法都告诉人们：决“不能闲着，一定要有所作为。时钟时间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人们奔波劳碌”，［1］152只争朝夕。

（四）时钟时间对人造成“远期压力”

在时钟时间的控制下，由于外部事件以非常快的步伐不断加速，人们便产生了一种对未知未来的防卫反应，未来虽然是未发生之事，却对人造成了压力。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艾尔弗雷德·拉帕波特把它称作“远期压力”。他认为，个体对未来确实产生了拓展的幻觉，在他们的时间线上，都有着看似规划好的“标志”。然而，典型的问题是，未来往往被狭隘地根据当前的企业规划来界定，以致未来在感受上通常并不遥远。但是，这种“临近未来的延展”在事实上却通常是不切实际的。目标的过度集中性使得人们的时间经历发生断裂，因为快速消逝的时间意味着时间绝非个体能够控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无法控制对此刻现在的不真实感。管理者将目光过于投向未来，对现实充满恐惧。艾达·萨伯里斯对高层管理者的研究表明，在新经济时代，对生活的虚无主义变得愈发的盛行。人们从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关系与行动，管理活动，将目光过多地投向未来，服从于精确计算的手段——目的分析方法，忽视对现实意义的追求。

（五）信息技术强化了时钟时间对人的异化

在今天，时钟时间对于效率的无止境的追求通过信息技术得到了强化。正如机械时钟在工业时代指挥和调节社会行为一样，通过信息媒体传送的实时图景也主导着社会和组织生活。远程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如何模糊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界限。现在人们谈论着“24、7”准入，当然，它的意思是，手机、电子邮件、语音邮件、传真、掌上电脑等电子替代品，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与全球信息网络保持“连接”。而这种无时间空白的“连接”除了能够提高管理效率之外，还有很多弊端。即使是乔布斯，一个以把苹果电脑摆在每个人的书桌作为自己的使命的人，也坦言这些电子设备所带来的“24、7”准入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技术具有两面性。它是一柄双刃剑，在我家所处的地区有了高速宽带后，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给我发电子邮件，我也可以即时收到。这意味着他们能很快地获悉，如果我愿意的话，即使是在午夜我坐在家中的电脑前我也可以立即回复。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我没有马上回复的话，我也没有任何借口可用来掩饰。因此，在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当我与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抗拒花15分钟取检查我的电子邮件的想法。我不得不说，它真的已经入侵我的个人生活了。我到哪它跟到哪，再也没有藏身之处了。”也就是说，电信技术带宽的不断增长导致了人们的现实世界随之缩小。如果说在工业时代里，人们只有在工作时间才被管理者所控制，那么，在信息时代里，即便是闲暇时间里，这种控制也在所难免。

总之，在工业时代的管理中，人与时间关系最终得到了这样的界定：人被时间所控制，成了依据时钟运转的工具。人被时钟时间所异化，时间成了人的指挥棒，成了生活中的“第一准则”。时钟以及工业时代的很多发明，目的是解放人类，让人们过上更轻松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反而更加忙碌了。人们本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以往的工作，时钟时间对人的控制从理论上来说本该减轻，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人们在管理中延续了工业革命的惯性，时钟时间对人的异化非但没有减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加强，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工作时间已经入侵到人们的闲暇时间当中。这是工业时代以来人类的命运。

二、时间被视为金钱的悖论——工业文明的特殊产物

（一）时钟时间是工具理性的产物

在工业时代到来以前，人类社会中曾存在多种计时方式。与工业时代的时钟时间不同，这些计时方式赋予时间以多重意义而并非只具有经济意义。

在人类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节奏十分缓慢。大自然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是人们工作的指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并不需要比“日”更短的计时单位。到了中世纪，城市手工作坊出现了。但是其工作节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然与农庄非常相似，工匠们依然习惯按照自然时间作息。手工作坊里的组织结构松散，工匠们往往需要完成彼此不相关的几项任务。手工作坊的工作是让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选择最好的时间来做家具或者缝衣服，并可以决定如何具体分配自己的时间。到了18世纪，早期的钟表产生了。但此时，人们的时间观念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那时的钟表不像今天这样精确。例如，“分钟”的概念非常模糊。人们在约定时间时，总是说某一段时间而不是约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点［2］。与此同时，时间经常被用来表述距离的长度，比如说三天的路程；还可以被用来表述工作量，例如一个月的任务。这些计时方式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它们虽然已经脱离了没有时间的时代，但是时间描述却是不精确的。

时钟的产生本是服务于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时钟时间却成了束缚人的工具。时钟时间观念在管理中深入人心，它使效率至上成为管理的至上目标。时钟时间观念是资本主义时代里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突出体现。伴随着劳动分工，时钟时间观念深入人心，并产生经济价值。随着劳动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时间的作用日益显现。人们更合理地利用了生产技术和劳动时间，原先不相干的劳动过程变得整齐划一，生产商品使用的劳动时间逐渐转化为商品的价值。有些领域的生产复杂程度较高，生产步骤联系紧密，为了协调整个生产过程，人们必须同时干几件事情，这样就催生了速度。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闲时间会延长整个生产过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充分发挥劳动分工的优势，人们越来越重视合理地利用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才在历史中粉墨登场。

（二）将时间等同于金钱造成很多弊端

在工业时代里，工业生产的效率提高被期冀在生产时间的缩短上，因而时间与财富的契合得到了最大的强化。“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和“福特流水线”等管理方法的兴起和推广造就了工业生产的“秒表时代”。工业时代里，“时间就是金钱”。马克思提出了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一件商品价值的标准，这表明，商品是借时间而获得价值量的。商品的价值必须量化，但劳动本身无法量化，只有劳动时间可以量化。在商品的价值用时间来衡量的同时，人的报酬也开始与时间息息相关。在这里，时间不再只是私人的，它成了通用的介质。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而获得报酬，另一方面，人们的报酬通常也都是与时间相关，分作“日薪”“月薪”“年薪”等等。“时间就是金钱”成为工业文明的至上信条。总结来看，“时间就是金钱”体现于两点：其一，人们普遍相信，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必须提高单位时间的产出量，少用一分钟，就能多得一分钱，效率在传统管理中处于至上的地位；其二，时间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等同起来，无论商品的价值还是人的劳动价值都可以借由时间来进行换算。

这种关于时间的经济理论的形成，产生了许多与管理相关的结果：时间作为金钱的代名词成为经济运作中被精心安排和计算的对象。然而，简单地将时间视为金钱，过分强调时间的商业价值在今天的时代里却凸显出诸多弊端。具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基于工具理性的时钟时间观念并不必然提高效率。“时间就是金钱”这一信条彰显了在工业时代里管理者对高效率的追求。提高单位时间的生产效率以及要求被管理者加班加点工作成为管理者惯用的管理手段。然而“时间就是金钱”这一信条并不必然导致效率的提高。在丰田公司的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事例。1997年2月发生在为丰田制造零部件的一家工厂（爱信精机公司）发生了一起火灾：这次事故导致工厂的零部件供应突然中断，被认为将会使公司完全瘫痪。总公司担心这次火灾将对整个生产体系造成致命打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毁坏的工厂被迫停产三天，但在六天之后就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公司决定对一些生产线作暂时的调整，生产时间从两班16个小时调成了三班24个小时，给工人分配了更多的超时工作。后来，一些星期六，本来是休息时间却被改为工作时间，其他的星期六由平常的一班制变成两班制。工会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这样的公司政策。对这次灾难的处理，凸显了丰田公司惊人的反应能力。但是，高效率的提升是以工人的屈从为代价的，快速反应的背后是工人沉重的工作负担。从1998年末开始，丰田公司工人旷工和人员流动率屡创历史高点，使丰田公司在1998年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产值受到很大影响。之后，丰田公司开始重新规定工人的作息时间，给予工人正常的休息时间，产值才又恢复到正常水平。

从这一事例我们能够看出，一味地将时间等同于金钱，希望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从长期的效果来看，可能还会降低生产效率，对时间的商业化看待并不必然提高效率。

第二，基于工具理性的时钟时间观念造成急功近利。在组织的管理中，依据时间就是金钱的准则，只要不能与金钱相交换的时间，就是毫无价值的，任何没有利用的时间都是对金钱的浪费。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完全遵循着工具理性的时间观念。马克思在1867年首次揭示出这种不间断生产和换班工作的运动，把它称作24、7的社会（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在这种社会中，所有人都视时间为珍宝。人们竭尽全力节省时间，努力在生产中提高效率；与此同时，所有的人又努力花费掉所有的时间，只争朝夕，绝不能“浪费时间”。在管理中，计划与执行的分离使得任何思考或者非生产性时间都被认为是懒惰，任何不容易转化为金钱的时间都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时钟时间观念相冲突的。例如：家人团聚的时间、照顾家人的时间、创造的时间等等，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加强管理来尽量减少这些非生产时间。以此来提高产量，这是符合工业时代的时间信条。

但是，与此同时，产量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相反的，人们却觉得时间越来越少了，被节省的时间又被投入到新的生产中，节省时间的技术使得时间变得比以前更加稀缺。于是人类进入了一个怪圈：在历史的长河中，工业时代里的人类在时间占有量上达到了顶峰，而又无时无刻不被时间所控制。经过工业主义的历史，时钟在深层次制约着我们工作中的种种活动，使人类成为陷入不停运转的陀螺，社会中充满急功近利的气息。

第三，时钟时间观念造成管理中价值理性缺失。“时间就是金钱”，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商品，用它来换取金钱，这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特征，然而时间就只有商业价值吗？答案是否定的，时间中不仅体现了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的价值密不可分。这主要表现在，时间与金钱不同，金钱的衡量可以简单用“量”来进行，即钱越多价值越高，金钱在形式上可以被储存和积累，然而时间不能简单地用“量”来衡量，时间在形式上是不能被储存和积累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囚犯的时间。如果简单的用量的标准来衡量，囚犯的时间应该最有价值，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无所事事的时间。这一点就体现出时间不能完全等同于金钱。一方面，时间可以用金钱来表示，具有商业价值，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时间是人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人的价值因素在时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时间等同于金钱，除了具有商业价值外，时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的情感和价值。

在管理过程中，“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造成了管理的非人性化。在时钟时间下，时间被看作是一种无生命的、非人性化的时间，所有时间都是同质的，无关春与夏、亦无关乎白天或夜晚。“只要时间是由小轮子来核对的，那么，它就是死的；唯有时钟停止了，时间才能回到生活。”而这种时钟时间的无生命性恰恰契合了工业时代的价值标准，演化为一种商业性，透过时间，人们看到的只有金钱。管理者倾向于将时钟时间与自然时间、人的生命时间绝对割裂开来。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只依赖冰冷的钟表指针，强调效率、精确性、同一性，忽视自然的节奏周期，忽视管理背景的变换，同时也忽略被管理者的时间感受。

三、时钟时间前提下发展主义的弊端

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中，为了摆脱贫困，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情况下，发展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并在众多国家中进行了实践。发展主义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发展”。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生产力更大的进步。在发展主义视角中，“发展得更快”成为这些国家的目标，因而时钟时间观念是发展主义的时间观念基础。

（一）发展主义的含义

“发展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是“二战”以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理念，是继战后马歇尔计划之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也是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种种关于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等不同版本的发展学说的总称。［3］在20世纪60年代后，它成为后发国家所奉行的理念。这种观念的逻辑首先是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进而又将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发展主义”是一种“物本主义”，是以“物”作为唯一基准的发展理念。

在时间的观念上，时钟时间观念有力地支撑了发展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时钟时间观念迎合了发展主义对效率的极端追求。时钟时间的机械性使时间被定格在冰冷的钟表指针上，人们采取一切手段，提高发展速度，避免时间的浪费。其二，时钟时间观念契合了发展主义中经济发展处于核心地位的理念。时钟时间观念是一维性、去人性化的。在时间的看待上，认为时间是钟表盘上指针的转动。这就契合了发展主义中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即只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发展主义的弊端

时钟时间观念下发展主义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物本主义。所谓物本主义是指，在发展中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物的一维的发展，严重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使物质与精神、环境、文化等呈现不协调现象，不能处在同一个时空维度中。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发展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发展应当是全方位的，是人与社会的整体提升以及社会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在发展主义视域下，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是GDP。而这个标准是单一的，不全面的，它仅反应经济的增长，但是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例如妇女的非工资劳动没有计算其中，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被忽略，而这些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了这些因素就不能客观全面地体现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发展主义下的“量化标准”看重一系列经济数据，却排斥同样重要的社会价值。致使有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了，却没有实现社会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造成人与社会、文化、环境处于不同时空的发展层面上，以及一个国家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呈现出不协调的发展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经济与伦理分道扬镳，经济发展中缺少对伦理的关注，在发展的同时缺少对发展目的与发展意义的关注，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相脱离。只追求发展的“速度”，却对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的本质追求不进行思考。发展的价值从本质上来说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然而，发展主义却是单向的物的发展，使人的发展、自然环境的保护不能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反而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破坏。

第二，发展目的与手段颠倒。发展目的是发展主体自身对于发展的认识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两者的有机统一。在发展主义的视域下，人们将经济发展视作发展的目的，从而忽视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应当是人的发展，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强调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与物质生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人的解放程度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但是社会主体的价值不是以物质财富形态来衡量，而是取决于人的自由时间。”［5］德尼·古莱在《发展伦理学》一书中认为：“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6］

总结来看，发展主义主张发展是经济一维发展，进而忽略社会、人、环境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工业时代物本理念的弊端，使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相脱节，不能处在同一个时空维度中，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错位，这是发展主义在今天需要人们反思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时钟时间观念以其标准化、精准性等特点契合了管理理论中效率至上的价值标准。但是，它同时也在管理过程中使人异化。同时，以时钟时间观念为基础的发展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发展不均衡，以及发展目的与手段错位的现象。再有，“时间就是金钱”忽视了时间当中的价值标准。尽管时钟时间观念是最为契合传统管理价值标准的时间观念，但是它仍有其弊端，需要我们在管理实践中去思考和修正。

［1］吴国盛.时间的暴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德］博夏德.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M］.佟文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9.

［3］杨寄荣.“发展主义”及其反思［J］.思想理论教育，2010，（5）：16.

［4］张庆华.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6.

［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铦，温平，李继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4.

〔责任编辑：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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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4-0058-06

2014-12-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论格局的嬗变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研究”（12CXW004）；上海市委党校基金项目“从居民参与角度探寻当代我国社区营造的实现路径”

于飞（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行政管理学、管理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