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友 刚

(1.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700)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城市的言说：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反思

庄 友 刚1，2

(1.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700)

城市言说的问题是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理论家们借用了解释学研究中的文本方法，把城市看作一种文本，普遍地肯定了城市在“言说”、表达特定的文化意义。无论是城市静态的建筑结构还是城市空间中人们的活动都是城市言说的基本方式。就其内容而言，城市的言说一方面表达了对城市现实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理想的建构。尽管在理论逻辑上对城市言说问题的探究必然引向对城市为谁言说的问题的讨论，但是总体上来看在当代西方城市理论研究中城市为谁言说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隐性的话题。对当代城市发展状况单纯作文化批判视角的审理是不够的，再深层理路上应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

城市言说；当代西方城市哲学；方法论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人类生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可以被称为“城市居民”，我们的星球也因此可以称为“城市星球(Urban Planet)”[1]。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全球大约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人类生活的这种变化对于人类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应如何看待当代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活如何影响并构筑了社会生活本身？在这些问题上西方理论界首先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这其中，从城市的意义建构与表达这一视角来审理当代城市生活状况成为城市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和论域。借用劳拉·列文的话来说，就是关于“城市言说”的研究[2]240。这种研究为我们审视城市发展、反思当代城市生活提供了极好的视域，大大拓展了城市哲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理论界在这一向度的研究上是参差不齐的，不仅存在一些理论误区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理论的深层挖掘和展开而言也具有很大的有待开拓的空间。本文拟在这一方面谈谈浅见，期待学界更为精深的讨论。根据西方理论界已有的探讨，我们把这些观念归纳为“城市能否言说”“城市如何言说”“城市言说了什么”“谁在言说或城市为谁言说”等四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城市能否言说？

城市能否言说？在这一问题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理论家们普遍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们不再把城市看作是“死的”像自然存在物那样的纯粹客观对象，相反，不管是城市的自然物质基础比如建筑、场所等，还是在其中的人们的活动，都在“言说”、表达着特定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指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意义，而是指文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意义。事实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理论家们普遍认可并接受了列斐伏尔的空间非中立性或者说空间政治性的观念。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城市哲学认为城市空间、城市本身不再是单纯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客观中立物，相反，城市生活本身在“言说”特定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借鉴、吸收了解释学的理论成果，尤其是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来审视和理解当代城市生活状况。罗兰·巴特在其奠基性的论文《从作品到文本》中把“文本”描述成“一个方法论领域”[3]。受其影响，当代西方城市哲学家把城市本身视为表达意义的文本，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握并反思城市文本的意义。把城市作为文本看待和研究，是城市哲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拓展，极大拓宽了城市研究的论域。但是这种研究方式不是毫无瑕疵的。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列斐伏尔出版《空间的生产》时，他就曾指出，对“文本”的“过高估计”会冒向“倾向于易读和易观”的“智力的独断”退让的风险[4]。尽管如此，当代城市哲学理论家们仍然普遍地把文本的方法作为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需要指明的是，尽管当代城市哲学理论家们都很看重文本的方法，即把城市作为文本来解读，但是在如何应用这一方法的问题上理论家们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像雷纳尔·班哈姆和凯文·林奇这样的城市理论家通常把城市构想成为一个静态的文本，这样的文本表达着一种固定的意义。这样的考察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城市的普遍本质，但其明显的缺陷在于把不同的城市同构化了。正是由于这样，诸如迈克尔·迪尔、多琳·梅西、爱德华·索加以及其他后现代城市理论家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们所代表的新城市理论要求对城市空间做具体化的、差异性的考量，不是自上而下地而是自下而上地理解城市空间。索加、迪尔等人的理论批判，实际上意味着城市理论研究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换，与此同时，尽管索加等人没有明确地倡导但他们的理论批判实际上暗示并开启了文本方法的一种新的应用方式，即把城市视为一种动态的、变化着的文本。这在当代西方城市研究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

“城市文本”的隐喻前提性地包含着对“城市可以言说”的观念的肯定，而动态文本的观念则意味着城市意义是不断建构的而非固定的。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城市’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它在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事实之间来回摆动”[2]187。城市生活的各种活动，诸如行走、参观、纪念、典礼、仪式、表演、行为艺术等等，则是城市意义不断建构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尽管大多数理论家都强调城市意义的动态建构，但是他们并不否定城市的静态构成要素比如剧院、教堂、纪念碑等所表达的文化意义。

城市是一个处在不断建构中的文本，这种观念不仅肯定了城市的“言说”，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也昭示了当代人们对城市理解的深化与推进。城市固然有其不同于乡村的物理空间构成要素，但是城市之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点并不在于这一方面，而在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特有的社会关系。如同梅塞尔斯所指出的，“都市，我认为指人口数量的充分和集中，它们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关系产生突变。”[5]把握城市的本质，不仅要审视其静态的空间结构，更要把握其动态的生活过程。即使是静态的空间结构，一方面是人们在活动中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人们的进一步活动中赋予其意义并形成新的意义。理解城市在根本上指向的是城市生活本身。在这样的意义上，强调城市是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动态文本，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城市如何言说？

在肯定了城市能够言说的观念之后，当代西方城市哲学家们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城市如何言说的问题上。事实上，大多数理论家并没有直接提出城市能否言说的问题，他们是在论述城市如何言说的理论过程中前提性地预设并肯定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他们而言，城市空间表达特定的意义，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在具体内容上，在当代西方城市理论中有几个主要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城市的静态言说：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与对城市文本的静态理解方式相对应，城市的建构状况本身被认为就是一种无声的言说。城市建构表达相应的意义和文化，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状况对应着特定的文化目的和意识形态。如同里伯斯金所强调的，“建筑与记忆是同义的”。这里典型地表现出了列斐伏尔的空间非中立性观念的影响。城市空间不再是纯粹客观的中立性的物理空间，而是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空间，城市空间是一种文化表达。城市建筑、城市设施不再被看作是“死的”、具有自然的固定性和不变性的对象物，而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像书一样”，展示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在这些城市理论家们看来，城市建筑设施与城市档案是一样的，两者是同义语。正是由于这样，瑞贝卡·施耐德强调，“我讨论纪念性问题的时候，有时是故意将纪念碑与以下术语混淆：‘宏伟建筑’和‘档案文献’。我感兴趣的是纪念碑建构与档案馆之间密切联系的方式(记住，纪念碑是作为记忆被树立起来，档案文献是历史的留存物)。”[2]54

把城市建筑、城市设施、城市规划看作是城市言说的方式，这意味着，不同的城市如果在这些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状况，那么，这些不同的城市在意义表达上也具有一致性或相近性；而如果不同的城市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则意味着城市的文化诉求之间的巨大反差。应当说，关于城市静态言说的理论能够比较充分地解释城市发展中从现代性城市向后现代性城市过渡的状况。然而，对于城市意义的探究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言说方式上又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无法解决的问题。城市意义的表达总是指向一定的主体，用解释学的术语来说即读者。静态言说方式理论强调了文本作者的方面却遮蔽了读者的方面。似乎是那些规划师、建筑师赋予了城市以意义，而城市居民和游客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事实上，尽管城市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一种象征，但是城市的意义主要是通过城市居民的生活活动来体现的。正是由于这样，当代城市哲学理论中更强调城市的动态言说方式。

其次，城市的动态表达：城市意义的动态建构。在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理论中，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从本雅明的“浪子(或译为游荡者)”概念和德塞图的 “行走于城市”的理念来汲取思想资源，把城市看作是“表演”的城市，城市生活活动不断建构并表达着城市的意义。城市居民不再是单纯体验静态的文本，而是对城市文本一种崭新的建构。城市中的行人不再单纯是城市文本的叙述者，而是一个整体的实践者。这样一来，城市中人们的活动“不是简单的文本重述，而是自身新含义的创造”[2]47，对城市而言“意义的产生会更明显地取决于个别参观者/行人/表演者”[2]46。换句话说，城市生活过程也就是城市意义的再造过程，城市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城市理论家们看来，人们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他们的“表演”过程，既是对城市意义的再造也是对城市意义的表达。正如小斯坦顿·加纳所指出的，从城市的发展进程到常规的典礼仪式，表演已经历史性地“深度地涉入城市意义的结构和相互影响”[6]。

上文已经指出，尽管大多数理论家都强调城市意义的动态建构，但是并不否定城市静态建筑的文化意义。在城市意义的表达上，一方面他们肯定城市建筑和设施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但同时也强调这种文化象征意义要在人们的活动中才能充分显现。“城市纪念碑需要行人的互动”[2]47。另一方面，他们把城市建筑设施的设计和建造本身看作是一个动态的意义表达过程。里伯斯金在本雅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浪子”的双重概念，把设计师看作是一种类型的“浪子”，而把行人、参观者、演员、观众、市民等等看作另一种类型的“浪子”。双重的“浪子”概念的提出，实质上是试图在城市的静态言说方式和动态言说方式之间进行沟通，给两者构建共同的理论基础。在文本意义的建构与表达上，“作者”与“读者”是否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但是双重的“浪子”概念突出了城市文化意义的人为性、建构性，这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这尤其在后文关于“城市为谁言说”的问题上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后文详述。

从城市的静态言说到城市意义的动态表达，再到在深层理论基点上对两种言说方式的沟通，西方城市哲学理论家关于城市言说方式的探究呈现出了一条明显的理论逻辑。但是问题的探讨并未到此结束，理论家们普遍接受并发挥了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作为城市言说的根据，异托邦的概念因米歇尔·福柯而流行，并由凯文·赫瑟琳顿进一步完善。赫瑟琳顿强调，异托邦是一种“有着不同次序的……空间。……异托邦以一种不同于其周围环境的方式构建一个不同的社会”[7]。在当代城市哲学中，异托邦不仅是城市言说的内容指向，异托邦式的活动本身也成为城市言说的基本方式。“异托邦的发展是进行空间实践、建构表演性空间以及促进意义和社会的变化的一种方式。”[2]190就其实质而言，异托邦是对现实的一种表达，“异托邦不是‘真实’，却可以反射真实的世界”[2]191。换句话说，城市异托邦的建构不仅是城市言说的根据，也是城市言说的一种基本方式。异托邦概念的引入，极大地彰显了当代城市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但是对城市异托邦的探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文化的层次上，而必须根据物质生活状况来建构城市理想。正如雪莱·奥尔所指出的，“城市当然不单单存在于想象之中。当对一个城市的描述与它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一致时，又会发生什么呢？”[2]131这在后面两个问题上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三、城市言说了什么？

如果说在“城市能否言说”和“城市如何言说”两个问题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理论家们表现出了相对集中、比较一致的观念，在“城市言说了什么”问题上理论家们的思路和关注点则呈现了发散的、辐射的特征，带有明显的个性化、个体化的差异。从对“9·11”事件的反思到对都市同性恋的探究，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到柏林犹太博物馆，从1776年的下曼哈顿到2001年的纽约，从城市经济到政治行动，都成为不同理论家关注的对象。尽管理论家们的探讨对象和话语方式各有差异，但是在总体倾向上又都表现了全球化和地方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换言之，在城市言说了什么的问题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指向了对全球化和地方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思。这可以从总体立场和具体内容两个基本角度来进行概括。

首先，在总体立场上，城市的言说指向表现为对当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批判性审理和城市理想的建构。这包括带有递进关系的几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理论家们对当下城市发展状况都表现出了理性反思和批判的立场与态度。在他们看来，当代城市生活以特定的方式言说了某种焦虑，这种焦虑是城市本身对发展现状不满意或不满足的根本表现。“全球城市是焦虑的场所。这种焦虑的原因之一是，城市本身无法控制使它们成为全球城市的那些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2]124第二，反思现实在理性逻辑上必然引向对城市理想的建构。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逻辑下城市异托邦成为当代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概念。“异托邦”概念既承载了城市理想也是对现实城市生活的一种批判性表达。第三，尽管理论家们对当代城市的言说内容都做了批判性的解读，但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却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一种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肯定性逻辑出发，强调全球城市(global city)意义及其建构。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对当代城市发展状况的审理，是在肯定性前提下的反思，是对现状的不满足而不是否定，是从未来进一步发展视角的反思和批判。另一种是立足于地方性或民族性生存的逻辑，强调当代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焦虑感。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对当代城市生活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否定性批判。第四，与此相对应，在城市理想的问题上，存在着全球化与地方性、普遍性发展与差异化认同之间的对立，与全球主义相伴的是文化的乡愁。

其次，就城市言说的具体内容而言，与上述立场状况相对应，理论家们从各自的角度对城市言说的内容做了自己特定的解读。换句话说，理论家们都看到了并承认当代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新现象、新变化，也都肯定这种新变化表达着新的文化诉求，但是具体表达了什么样的文化诉求，理论家们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前文已经指出，理论家们的探讨对象和话语方式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化差异，但在宏观层面上他们都指向了对全球化和地方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反思，从这一角度我们又可以对理论家们所解读的城市言说内容作大致的概括性梳理。一方面来看，立足地方性和民族性的视角，强调当代城市言说了一种否定性的文化焦虑。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全球化的发展深度改变了城市生活状况，城市的变迁割裂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言说的是充斥着怀旧情绪的文化乡愁。比如，面对“9·11”事件的冲击，“哀悼纽约的冲动”是要“在无疑是现代的、萦绕于纽约黄金时代的乡愁的心脏地带去修复它”[2]8。其二，强调对地方文化的肯定与认同。全球城市的发展遮蔽并窒息了地方文化，由此必然造成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焦虑状态。当代城市生活中各种非主流文化的发展和抗议活动，表现的是对文化普遍化的拒斥和地方性文化认同的回归。其三，与地方文化认同相联系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保护。地方文化认同和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共同表达的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而多元文化主义是应对城市焦虑的根本路径。另一方面，则是立足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视角对当代城市发展的肯定性解读，强调城市表达的是人类的理想和未来。当代西方城市哲学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全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造就了新的经济和政治空间，原有的与城市相关的意义形式已经消亡，崭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全球城市的空间是一个比国家政治空间更具体的政治空间。它变成了一个场所，在这里，非正式的政治行动者以某种方式可以成为政治风景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上则要艰难得多”[8]。其二，与全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相对应，在城市社会关系的构建上，城市言说的是公民跨国主义，强调跨国主义的公民的培养与构建。跨国主义公民性的形成，是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根本表现，它要在当代全球城市的发展中被构想出来。

总之，在城市言说了什么这个问题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理论家们关注的具体对象和研究进路是发散的，但总体倾向上又表现出某些一致性。尽管存在着是着眼于地方性还是着眼于全球性这种明显的立场差异，但都是对当代城市发展中全球化和地方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思。一个总的特征是从文化反思的视野来审理当代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毫无疑问，对当代城市发展的文化视角的审理，是城市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对城市发展仅仅做文化视角的把握是不够的，城市言说中文化观念的差异恰恰反映的是现实物质生活的矛盾。“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9]55。在这样的意义上，城市言说的内容，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性的城市理想，不如说是对城市物质生活状况及其现实矛盾的反映。正是因为这样，探讨城市的言说问题不仅要看言说了什么，更要探究为什么言说的问题。

四、谁在言说或城市为谁言说？

探讨了“城市如何言说”以及“言说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在逻辑上必然引向对“城市为谁言说”的追问。在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理论中，如果说对城市言说了什么这一问题的探究尽管思路发散但仍然是一个显性问题的话，那么城市为谁言说这一问题则带有明显的隐性特征。也就是说，很多研究者并未自觉追溯到这一问题，他们对当代城市发展的审理在进行了文化反思和批判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即使有些学者不自觉地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他们并未在这样的理论层次上保持下去。然而这终究是城市哲学研究在理论逻辑的发展上必然要指向的论域，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理论空间。

谁在言说和城市为谁言说，看似两个问题，但两者又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城市的言说，实际上是城市中的人在言说，不仅人们的活动表达了城市特定的文化意义，即使是静态的城市建筑和空间结构，也是由特定的人围绕特定的目的而设计建构的，并且其意义也需要通过人们的行为与之互动才能展现出来。因此，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以自己的活动创造并表达着城市的意义，这种意义代表着他们自己的文化诉求，然而人们的活动总是受特定的社会因素制约和引导的。这样一来，人们的活动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文化诉求而是体现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内涵，尽管这样的社会内涵他们可能并未自觉意识到。换句话说，在现实表现上是城市中的人们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言说，实质而言是引导和推动他们活动的特定社会力量在言说。在这样的意义上，谁在言说和城市为谁言说在根本上是一个问题。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研究把城市视为一个动态的文本，强调人们在活动中建构、表达并领会、认知城市的意义。这当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意义。但是理论的探讨停留于此很容易造成一种误区，即遮蔽了人们行为背后的物质动因从而不加批判地对城市的言说做出合理性的肯定。人们在活动中建构、表达、感受、认知城市的意义，似乎展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但事实上人们的活动是受相应的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对城市言说问题的探究如果只停留于这样的层面，最多只能达到对当代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而无法深入探究城市发展的深层社会历史动因。在西方城市理论中，许多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不足。这也是当代西方城市哲学主要在文化层面审理城市发展和城市状况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理论家试图追问和思考城市生活中影响和制约人们行动的社会性因素，比如劳拉·列文就强调，尽管我们对城市意义的把握是在我们自己的活动中完成的，但是我们的活动却是被有意识引导和建构的，“我们对环境的认知被语言、意识形态和记忆过滤了”[2]248。劳拉·列文的思路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从主观观念层面来理解和阐释影响人们行动的社会性因素是不够的。城市生活中人们的行动有一些是被特定的人或机构有意识地策划和引导的，但更多的状况是并无直接的有意识策划或引导，人们的活动状况由特定的物质生活状况造就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585因此，探究城市言说的实质追溯到对人们行动的讨论时，还必须进一步追问人们行动背后深层的社会动因。在这样的意义上，反思城市的言说最终要指向对当代资本关系的历史性审理。

在当代西方城市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理论家探讨了资本关系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并展开了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当代城市生活的文化焦虑与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伙同艺术名流为他们自身的投资诉求而致力于同文化资本的联姻”[2]1。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资本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统治和霸权。就此来看里伯斯金对“浪子”概念双重阐释即城市中的行人、参观者等等是一种类型的“浪子”，而城市建筑的规划师、设计师是另一种类型的“浪子”，这一观念的合理方面在于突出了城市文化意义的人为性、建构性，构筑了两种言说方式的共同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其问题在于，一方面遮蔽了城市中人们活动的社会基础，掩盖了人们活动背后资本因素的社会作用，人们活动很容易被看作是完全自由意志的结果从而对城市的言说做出完全肯定性的解读，至多是文化批判层面的反思；另一方面，抹杀了文本“作者”与“读者”地位和作用的差异性，在城市的言说中规划师、设计师有其特殊性，一旦出现“艺术名流”与“文化资本的联姻”，必然会对普通城市市民活动产生相应的引导和影响作用。正如詹·哈维在以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为对象进行讨论时所指出的，“参观者对该空间的体验，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愉悦，必然会使我们与晚期资本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同流合污，对远离真诚交流的空洞景观的颂扬，对监视之下的生活的屈从，以及无情地将艺术和文化行为商品化的文化产业的胜利，都在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强加给了我们，而非由我们以任何形式的主体行动所创造。”[2]204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当代西方城市哲学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理论的不彻底性实际上起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没有超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再生产的框架”。

在城市研究中尽管这些少数理论家在研究路向上指向了对当代资本关系的批判，但是，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在这样的层次上保持下去，因而在指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城市生活的影响之后又回到了文化批判的层面，仅仅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去审思城市经济和政治生活。同时在城市与资本的关系的理解上也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错误倾向，即没有把城市生活看作是资本关系的具体表现，而是把资本关系看作是外在于城市生活的，是这种外在因素渗透到城市生活才造成了当代城市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与此相对应他们无法合理指明解决当代城市问题的历史出路，而仅仅诉诸文化批判。事实上，在当代西方城市理论研究中，无论理论家在研究进路上是否指向了对当代资本关系的批判，在根本的思路上都把文化批判作为应对和解决当代城市问题的基本理论途径。文化批判是当代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论域，应对晚期资本主义景观的霸权意识形态无疑需要文化批判，但是对以资本关系为社会基础的当代城市生活的历史性超越却不是单纯文化批判所能完成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城市哲学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理论空间。

总体来看，“城市为谁言说”的问题在当代西方城市理论中是一个隐性的问题。强调城市中人们的活动建构并表达着城市的意义，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理论观念如果不能进一步去追溯人们活动背后的社会动因而仅仅停留于文化批判的层面，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换言之，“城市为谁言说”的问题在实质上被遮蔽了。而一旦从当代城市生活追溯到资本关系的时候，就必须给予资本关系以历史性的批判。在这方面不仅表现了城市研究的勃勃生机也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论价值。

结 语

关于“城市言说”的探究是审理当代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方法和视角。把解释学理论的文本方法用于城市问题研究，西方城市理论的这种开创性研究对于城市哲学的当代建构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这一研究方式一方面大大拓宽了文化批判的界域，丰富了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城市理论研究来看又是对城市研究的一种限制，即对当代城市发展仅仅作文化批判的审理。事实上，反思当代城市生活不仅要有文化批判的审理更要反思城市物质生活进程。任何文化诉求都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基础。因而把握当代城市状况必然指向对当代资本关系状况的历史性审视。批判资本的文化霸权(葛兰西意义上的)是重要的，但是仅仅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寻求超越资本的文化霸权的历史路径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仍需要从现实物质生活状况出发在历史的视野中去审视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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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5-03-30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苏州大学“东吴学者计划”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

庄友刚(197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特约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城市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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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5)09-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