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戴震是中国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以学术安身，因思想扬名，“树风声于当时，标新义于后来”。〔1〕戴震的学术，囊括了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存在着由考据、辞章归于义理的发展变化。围绕或导致戴震学术变化的，除自身发展外，外因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有戴震从家乡到京都、从扬州卢府到四库馆的迁移，有治学过程中江永、钱大昕、惠栋、纪昀等人的指导或帮助。戴震学术的发展和影响方面，还存在与金榜、程瑶田、王昶等人的同窗之情、朋友之谊，和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等人的师生往来，和姚鼐、章学诚、钱载、翁方纲等人所谓的纠纷冲突，以及张穆、魏源、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后世学者在戴震研究上的争议。

这些构成了戴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已有著述看，分门别类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基于整体状况而展开的综合研究则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来解答戴震研究中一个重要却未得到充分展开的问题:为什么是戴震而不是其他人，发出了这一时代振聋发聩的最强音，代表了乾嘉义理的最高水平?

一

关于少年戴震，留存下来的资料并不是很多。最基本、引用也最多的是这样一条:

东原生而体貌厚重，性端严。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辄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大注“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大奇之。东原读书，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师略举传注讲解，意每不释。师苦其烦，因授以许慎《说文解字》。东原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训，必贯群经、本六书以为定，由是尽通前人古义。凡《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遗者。时年才十六七耳。随父客南丰一年，经学益进。(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

这段文字显现了戴震的个性和早期治学的情况，有三处值得关注。

其一是“十岁乃能言”。程瑶田《五友记》、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则称戴震“九岁始能言”。对此，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称:“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戴琴泉解释为:“幼而歧嶷”，〔2〕刘师培《戴震传》则以为“生具异禀”。显然这些都是善意的说辞。魏建功认为，“程氏亲述其挚友，所说当较可信，所以就将此语从程氏说列在九岁的时候。然而九、十两字并无多大关系;我们看了这种记载总不免觉得有些神秘。中国人最爱讲灵异的，凡是一个大人物，往往就把他变作神话化的非常人，于是就会附出种种的奇异事迹来。东原先生能说话的时候晚一点，这或者是事实”。对于段玉裁的解释，魏建功认为:“这种‘得天独厚’的观念，我们却不可有。”(《戴东原年谱》)九、十岁能言，是非常少见的。即使按照实龄，戴震也已经七八岁，甚至超过了中医所谓“语迟”的年龄。〔3〕语迟为疾病之一种，多由先天不足所致，戴震显然并非如此。

其二是对于塾师的反复辩诘。〔4〕梁启超对此故事的评价也时常为人所引:“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领，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清代学术概论》)

其三是由《说文解字》入手治学的路径。这对于了解戴震及其学术非常重要。对比同时代纪昀、钱大昕、袁枚等人的求学之路，可知戴震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并非是常规的循序渐进的系统教育。〔5〕

此外，相关的信息还有:“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的父亲戴弁性格方严，在家族中势单力孤，少时因家族拒绝其领学米而无法就读，终生为一小布贩，家境贫寒。戴震因而“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章太炎《释戴》);“先生家极贫，无以为业。至是始为科举文，究幽极眇”(洪榜《戴先生形状》);“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与是仲明书》)。戴琴泉《戴东原先生轶事》还提供了戴震在困难条件下求学的一些细节:“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获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属最称殷富。维时族之人多务商业，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户藏书颇富。公父为族人经营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公记忆力极强，钩稽参考，夜以继日。”

将这些信息统合起来，那么戴震最初的形象，在聪明好学、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自我摸索的求学之路。对于戴震后来能够发展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和思想家来说，这些是核心所在。如果将戴震置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家庭，从整体来考量，为戴震学术的光芒所遮掩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显现出来。

戴震从小就个性鲜明、极有主见。十岁才讲话、和塾师辩论、自学，这些似乎没有关联，但是都透露出戴震和环境之间隐约的紧张关系，都根源于戴震鲜明的个性。即，对于外界给予的，他不会无原则地接受，而是加以质疑，有所选择。戴震如此有个性和主见，偏又处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带来的无形压力之中。家族的冷落和疏远，经济的窘迫，对于少年戴震几乎等同于社会和生活之于他的态度。对此，他应该是很早就有所感知、并有所反应的。他十岁才讲话，可能就与此有关。有研究认为戴震辩驳塾师不可能发生在他十岁时，因为不可能刚会讲话就有如此思辨和质疑。其实这完全有可能。无论从何种角度，戴震十岁才会讲话都是讲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聪慧理性如戴震，幼年时极有可能不是不能讲而是不愿讲。待到他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显现力量的时候，他便开始讲话了。

难得的是，父亲戴弁没有像传统社会其他父亲那样作为礼法制度和权威的代表者，在孩子社会化进程中行使决策和管理的职能，而是尊重戴震的选择，和他一起来对抗压力，改变命运。这为戴震在大的压抑环境下提供了一个小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这看似微不足道，实际对于年少的戴震非常重要。

困境之中的成长，自我摸索式的求学，对于戴震治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乾嘉时期许多学者有家学的渊源，像王鸣盛、惠栋所在家族都有治学传统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相比而言，戴震没有这个条件。他几乎是在没有教师指点、自己又很茫然的情况下采取了最为原始的治学办法:从字入手，由字到词，由词到道。自学的过程会逐渐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学术自我，明确了治学路径，“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能通其语言”(《与段若膺论理书》)。学术自我的形成对于深化研究、有所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苞罗旁蒐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学术源于“自得”，并不断“扩充”，这是戴震为学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内因。

在自我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戴震成长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一个富于怀疑精神的思考者:在为人处世上形成就事论事、依据事实说话的风格;对于环境和压力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对社会和权威有所质疑和不肯轻信。戴震早年自我摸索的求学经历和由此带来的收获，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注重自我、突出个性的一面。

凡事有利有弊，个性的张扬和自我很早的形成，也会对戴震融入社会、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程度有所影响，即在待人接物、处理外界事务上，会表现得相对自我，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和风俗，在适应和掌握上可能有所欠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这种做派和传统敦厚含蓄的处世主张大相径庭，戴震在当时和后世也因此遭到不少非议。钱大昕称戴震“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戴先生传》)，《清史稿本传》称戴震“性特介”，都是对戴震这一特点的客观概括。至于王鸣盛所说，“吉士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戴于洪适辈，视如蠛蠓，古之狂也，肆若戴氏，而几于妄者乎”(《蛾术编·光被》)，就过于意气用事了。

戴震多次科举不顺，大概也与相对自我直接有关。“每有所作，意既奥曲，辞复超远，浅学读之茫如，或相与非笑之”，“学日进而遇日益穷”。〔6〕这里体现更多的是戴震以自己的理解，而不是一般的在熟悉和掌握科考要求之后来应对的情况。如果仅将戴震的义理思想与程朱不合来阐释科举失利的原因，可能不是关键所在，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二

能够成为乾嘉时期里程碑式的学者，戴震在乾嘉学术和权力交换场中的位置，是关键所在。而能够在学术和权力交换场中获得一席之地，全国由上而下注重学术的风气，较多的社会流动，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极为重视关系。乾嘉时期，几乎没有知名学者处于孤立的状态。通过同乡、同门、同年、同事等各种关系，学者们彼此关联，钩织成密密的关系网，由此掌握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资源。学者大致有地域性的精英和全国性的精英两种层次，其中的权威人物则具有品评学者水平、吸引他人拜师、组织修书治史，甚至影响一时一地文化风气的能力。权威人物往往成为不同的学术核心，他们的评价和帮助对于学者的声望和地位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学者的关系网对于乾嘉学术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戴震来说，获誉于程恂、戴翰，师承江永，并因此形成了以不疏园为聚集地的师友圈子，是离开家庭、进入社会获得的最初的资源。这一资源让他终身获益，戴震也由衷地和这些师友、同门同声共气，在感情上结为一体。戴震此时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学术资本——22岁著《筹算》，23岁著《六书论》，24岁著《考工记图》，25岁著《转语》，27岁著《经雅》、《尔雅文字考》，28岁校《太傅礼》、《水经注》，29岁撰《孟子私淑录》，30岁著《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31岁著《诗补传》，32岁做《水地记初稿》……

戴震20岁至进京之前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两点不同寻常:一是为何从属自然科学的《筹算》入手;二是为何如此密集地著述，内容又如此庞杂。延续前面对戴震个性的分析，可能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戴震是如何迈出融入社会的一大步，形成自己的学术群体的。这三个方面，看上去不同，实际都是戴震努力向社会证明自己、成就自己的体现。

戴震在22岁时写出了第一部著作《筹算》。关于戴震的天文历算研究，《戴震评传》强调的是戴震20岁时师承江永，受到了江永的指点。这一说法可能要再斟酌。江永是戴震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老师，跟随江永戴震也收获很多，但就写作《筹算》而言，江永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戴震正式拜江永为师的时间是不是乾隆七年戴震20岁时，还存有争议。〔7〕如果仅为相识，戴震受到江永多大程度的影响就难以料定。这个时代由上而下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视，徽州的学术传统，可能是戴震关注自然科学更为主要的原因。清朝从顺治到康熙，对于自然科学都非常关注，新旧历法之争一波三折，对于学界有直接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潮。梅文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距离戴震最近的一位成功者。而他，就曾著有《筹算》，江永也因敬慕梅文鼎而著《翼梅》。戴震在著作时直接以《筹算》命名，可能还不是简单的模仿，大概暗寓某种希冀。至于戴震与徽州学术传统的关系，正如张舜徽所说:“清代学者，有些人有师承，有传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谈不上有什么渊源。这是和宋明学术界特别是理学诸儒的学风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同在一个地区，彼此影响，自然形成一种学术风尚，这倒是客观存在，至为显著。”〔8〕戴震虽然自学成才，毕竟生活在朱子故里，治学上有徽学的一些特点。除了治经之外，对于筹算、天算等在今天看来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戴震也因为环境的影响，很早有所涉及，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9〕

至于戴震在22岁后持续著述，他一定是在著述的过程或者结果中有所获益。对于几乎没有社会资源的戴震来说，著述是可以不考虑外在成本的一种产出，是他学问的物质化体现，也是他建立和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青年戴震之所以能够逐渐打开被动的局面，融入社会，学术和著述在中间起到了中介和推动的作用。因学术和著述得到的认可、称誉，对于成长于压抑环境之下的戴震来说非常重要，这使得他有信心在自己选择的道路、越来越广大的空间继续前行。

至于戴震如何因学术而建立社会交往，程瑶田《五友记》对此有所记载:“乙巳岁，余初识东原，当是时东原方踬于小试，而学已初成，出其所校《太傅礼》示余。《太傅礼》者，人多不治，故经传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东原一一更正之，余读而惊焉，遂与东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咸交于东原矣。壬申夏，松岑言于其从祖之弟在湘，在湘因延东原至其家，以教其子，于是余数人时时与东原处，故知东原最深也”。戴震在乾隆七年因学术受到同邑程恂的赞赏，并由此结识了江永。乾隆十四年，戴震又以校书展示给程瑶田，两人定交;程瑶田继而将戴震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乾隆十七年，朋友又将戴震推荐给亲友汪梧凤，汪家因而延请戴震到家中教授子弟。此时戴震已经拜江永为师，江永也来到汪家。由此汪家的不疏园，就成为了戴震、江永等人治学的根据地。《江慎修先生年谱》记载:“歙门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漋、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是年(乾隆十八年)殷勤问难，必候口讲指画，数日而后去。”

本研究小组常使用的药物为:2%利多卡因5ml+曲安奈德20mg+生理盐水至40ml。静脉点滴常用:奥扎格雷80mg+银杏达莫40ml。因颈源性头痛患者常常合并脑供血不足、焦虑抑郁症,应同时给予治疗。

戴震的这段经历，恰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概括的，以个人为中心呈差序格局向外扩散。戴震结识程瑶田，便宛若水波震荡，由此进入了程瑶田的关系圈，这个关系圈又因为戴震的加入，成为相对更大的联结更多的学术群体。

学者和社会之间是一种不断互动的循环过程。学者受所在社会的影响，反过来又改变它。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力量的扩大是非常必要的环节。所谓力量的扩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以学者为中心，以人际关系为中介的学术群体的规模。对于戴震来说，他和江永、程瑶田、汪梧凤等人的结识并以此形成的学术群体，实际可以视为他力量的扩大。这个群体势力越强，影响越大，对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群体也是一个利益群体。对于群体来说，向外界推广他们，扩大群体中人物的学术影响，是自然而有利的。事实上，戴震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将这个学术群体放在戴震一生的学术和社会交往来考量，可以发现，戴震在家庭血缘关系之外，最为亲密的就是这个学术群体。对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戴震都可谓是竭诚相待，不遗余力，更不要说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也是对他最为重要的老师江永。事实表明，江永之才学人品，如果没有戴震在社会与学界的一再极力推介，江永绝不会有当时的声望和后来的影响。如果将此逻辑关系理顺了，戴震和江永的师生关系根本不是一个问题。〔10〕

值得注意的是，家人之外，能够得到戴震友好真诚对待的，基本上仅限于学者及学术支持者。戴震和不疏园师友的交往，始终围绕学术。遇到和学术无关的人、事，戴震态度就迥异了。汪梧凤的儿子、戴震的学生汪灼对此有很好的描写:教导学术，“先生目直视，光炯炯射四座”，“偶读书有得，未尝不来先严处，分榻坐，扺掌谈道，欢声达墙外。有村人暨他族以事白，或持文就正先严者，先生即拂衣起，归室据一席高歌无所顾，如冰炭然。……京师多达官长者，闻先生处之亦若是，以故多不理人口，然犹未至世皆欲杀者，以素未肯与俗争是非也”(《四先生合传》)。

幼年时得到父亲的支持，成年后有学术的支撑，这使得戴震能够在学术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同时孤标自傲、与世难偕的特点也更为突出。戴震于乾隆二十九年手抄明末隐士周容的《春酒堂诗集》，次年在“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的艰苦环境之下注《屈原赋》，在《屈原赋注》序中称:“予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与这种理想化的追求相一致的，是戴震相对简单、非黑即白的待人方式。就如汪灼的叙述体现出的，戴震对于自己的师友同道态度极为友善，反之则如冰炭然。这种缺少中间过渡的处世方式必然会导致一些冲突。成年戴震在处理外界事务的时候，矛盾就会显现出来。戴震首先遇到的是和族人因为修家谱和祖坟土地产生的纠纷。具体的纠纷内容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冲突的发生来说有其必然性。

戴震在修家谱时将实事求是的精神灌注其中，在《族支谱序》中说:“戴氏之称，缘于戴族。颜师古注史游《急就篇》云‘戴公生公子文，遂称戴氏’是也。前代治谱牒者，不知有公子文，而承武公、宣公下，及书传所有公卿名人，悉牵引联采。……盖谱牒所记，戴公以下，护公以上，不审信也。……本支详生卒年月及茔图，谱为本支述也。夫惟上不蒙冒滥承，下不散而失稽，然后治亲之法明，人人得以远知所本，近知所戚也欤。”这种对族谱“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的态度，和一般往自家脸上贴金的做法大相径庭，势必会让一些族人不满，尤其是戴震家庭在族中势单力薄、地位较低的情况之下。戴震修谱虽然得罪族人，但还不至激烈冲突。乾隆十九年，“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11〕对族人侵占祖坟，不在家族内部解决，而采取报官诉讼的方式，在当时虽合法但不合情理。《戴氏家规》明确有“至因争而讼，更非所宜，戒之戒之”之训。戴震的做法激怒家族势力，受到和家族势力勾结的官府的排击，这种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陷入困境的戴震，被迫徒步进京，由此因祸得福，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乾隆十九年，落魄京师的戴震携带著述拜访钱大昕，被后者视为“天下奇才”。钱大昕这位新晋名流对于戴震的接纳，就如同此前程瑶田和戴震的交往，再次像水纹波动一样扩散开来:先是钱大昕将戴震推荐给当时的尚书秦蕙田，协助其著述;继而王安国延请戴震至家中，教导其子王念孙;“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秦惠田为戴震提供的是短暂的学术交流和展示机会;王安国则使他有了相对稳定的安身之地，解决了一时的生活问题;馆阁通人和戴震的定交，则标志着他成为京城学术名流圈子中的一员。

乾隆十九年，对于戴震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对于钱大昕、纪昀、朱筠等后来的学术巨擘来说则是意气风发时代的开始。钱大昕们高中进士，正式成为社会主流的一分子。戴震则由于和他们的结识，影响力也由局部扩散到全国，学术发展和个人生存都由此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年也因为这些因素，被视为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开始。

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牵扯着一个问题:戴震何以如此幸运，以落魄书生的身份一夜成名?

应该说，有诸多因素才导致了这么戏剧化的一幕。就大的时代背景说，18世纪中国社会阶层和地域都存在很强的流动性，是钱大昕赏识戴震、京师名流接纳戴震的重要前提。清代建立之后，因为是由满族这一少数民族来统治全国，出于制衡各势力集团、确立统治正统等目的，清政府在政治制度、文化管理等多个方面不断变革，社会各阶层、地域的流动性较强。〔12〕钱大昕、朱筠等人在乾隆十九年成为新贵，由地方知识精英转为全国性精英。这些学者的交往，也不再是私下的小圈子，而是和公共的社会文化空间息息相关。戴震被接纳，是因为当时公共的社会文化空间是开放的，能吸收新鲜血液，处于良性循环和发展状态。戴震曾有过交往的是镜和朝中权贵的书信往来，也体现了当时阶层没有固化和封闭的特点。这对于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都是必备的条件。

当然，即使在同等情况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此前程恂也曾在京师推介江永，一年后无功而返。为何戴震就有了如此令人艳羡的收获?

学术群体在利益上有一致性，但在学术立场和观点上可能各持己见。戴震和江永也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就具体的学术研究而言，以西学来补充传统学术，是戴震的做法，“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更加实事求是，认为西学更胜一筹，则是江永的态度。

结果是二人之中，戴震赢得了时誉。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天文历算是科学，但绝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还联系着国家政治。杨光先和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中西历法之争，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江永走的是汤若望的路子，将此仅视为自然科学，符合实情而不合国情。所以江永进京一年后黯然返乡，贫困如故。梅文鼎之孙梅彀成拒绝为《翼梅》写序，钱大昕也在给戴震的信中对江永有所讥刺。戴震则不然。他吸收西学，同时饰以古义，“记中立法称名，一用古义，盖若刘原甫之《礼补》亡，欲踵古人传记之后，体故不得不尔也”。戴震在《勾股割圆记》中以吴思孝之名解释为何用古义。对此，从凌廷堪到现代的自然科学家，都表示了不理解，有学者在阐释时甚至以为是戴震借鉴了梅文鼎之所以成功、江永之所以失败的教训。

客观来说，围绕戴震产生的诸多争议，有的是不存在的，如戴震与江永的师生关系;有的则铁证如山，勾股之类研究中“易以新名，饰以古义”(阮元《畴人传》)就是事实。分歧在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纪昀《与余存吾太史书》中认为:“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当代一些学者也认为戴震是坚持中学优于西学。实际当时的一些评价可能更符合戴震此举的用意:“所为步算诸书，皆类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阮元《畴人传》)，段玉裁《戴谱》则直接称这些科学著作“皆经也”。

为人勇于坚持自我，学术也敢于立异，能够在当时受关注的学术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且为时代所需，是钱大昕赏识戴震、戴震能够在京城立足的根本原因。〔13〕

三

对于戴震来说，进京获誉实现了人生的转折;利用由此获得的社会资源，在扬州结识惠栋并受其影响，则实现了学术的转折。在进京时，戴震是乾嘉时期一位有所成就的学者;去世时，戴震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代表人物，“支配二百年学术界趋势”(魏建功)。实现这一飞跃的原因，在于戴震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扩充”自己，把一个领域当中的观念和原则应用于其他领域，并最终“得着了他所闻的道——他自己的哲学”(魏建功)。戴震的哲学，是戴震以小我而代群体之大我得出的民众的哲学，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哲学。

戴震由学者转变到思想家，学界公认是由于在扬州与惠栋见面受到的影响，认为此前戴震并不反对程朱理学，此后才“专与程朱为水火”，“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惠栋对于戴震思想的变化是关键的因素，实际情况应该更为复杂。

首先，随着对自然科学的深入了解，戴震逐渐形成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训诂学等方面有所成就。戴震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三个:现实，中学，西学。无论是训诂研究，还是以西学完善中学，这些过程中思维方式等都会受到影响，“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因此，虽然有些研究受制于时代，价值有限，戴震还是在不少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戴震在四库馆中撰写提要时，“敢于素无问题之三部算书，在提要中提出意见，其创辟榛芜之功，已足多矣”(钱宝琮)，“戴氏在数学史上的最大贡献，还是他对古典算书的整理和校勘工作”(《戴震全书·张秉伦序》)。戴震在转音等方面的研究则至今受到重视。

其次，戴震融会贯通，将一个学术领域的观念运用到其他领域，达到一理通、百理融的境界。戴震最初治学，由字词入手，而“概念实际上成为无形的情感与价值观念的储藏所”，〔14〕戴震又始终不懈地“扩充”自己，“平生无他嗜好，惟专于读书，虽词义钩棘难晓者，一再读之，辄已涣然冰解，旁观者惊为宿悟，要由精诚所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戴震对于字词非常了解，而字词构成概念，联系着观念，牵扯着现实。这是戴震从训诂走向义理的内在逻辑。

这些为戴震由学者转向思想家提供了可能。但是，同期博学多才的学者尚有不少，如钱大昕，陈寅恪甚至以为“精思博识，为清代第一人”。〔15〕拥有一定的经世情怀，相对自我，处于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中，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促使戴震向思想家转变。

“先生终身在贫困中。”(《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戴震》)在京城结交新贵名流之后，戴震虽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依然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以课徒为业，继乃橐笔傭书，往来燕、晋、闽、越间，数更府主”(刘师培《戴震传》)。“明年试礼部不第，薄游汾、晋间。会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请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驳正旧志之讹”(钱大昕)。〔16〕家乡的诉讼案迟迟不能解决，对于戴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处境艰难，“置身无所如仆者，起古人于今日，必哀而怜之”(《与方希原书》)。〔17〕在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戴震倍感煎熬。巨大的压力有时也会激发出更大的能量来与之对抗，寻找自己的解决之道。戴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扬州。

就生存而言，当时除了做官进入仕途外，文人学者可选择的余地多了起来，不进入官僚体制也能养家糊口。对于一般学者而言，最常见的两种途径是:作教师，或坐馆为塾师，或进入书院为先生;进官府为幕僚，帮助幕主处理政务，或者协助编书修史。戴震这两种职业都经历过，进京后作为塾师他曾先后馆于王安国和纪昀家，离开京师到扬州卢见曾幕府帮助修书。在卢府，戴震和惠栋有了历史性的会面。

戴震本来就在高压之下，满怀愤怒之情。与惠栋的会面，与其说是戴震受到惠栋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如说惠栋的学说像是一种引火，引燃了原本就堆积如山的柴草。北京一些学者如纪昀对于理学末流的讽刺，对此烈火的燃烧大概也有些吹风助火的作用。〔18〕现实的压力在戴震进入四库馆、成为进士之后有所缓解，而《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作品的问世，则标志着突破现象层面而最终形成哲学理论，从而让戴震从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正所谓解放别人，先解放自己。戴震为自己摆脱精神束缚的同时，也因为对性理的重新界定和阐释，为社会重新制定规矩，改变人与现实的关系和社会的评价标准。

戴震在改变，社会对他的评价也随之改变。戴震一生在两个交织的学术群体中，一个是不疏园师友组成的群体，一个是进京后结交的学者群体。乾隆十九年后戴震的经历主要与京师结交的学者群体有关。由于京师学者群体较大，关系复杂，对于戴震的学术发展和评价而言，两类学者比较突出，一类是和戴震有深交的学者，如钱大昕、纪昀，一类则是和戴震有所冲突的学者。戴震和他们的关系，尤其和后一类学者的关系，成为后世研究的重点。

钱大昕、纪昀、朱筠是戴震进京后影响较大的人物。统治者对于学术和思想的重视，对学术活动的组织和支持，是乾嘉学术兴起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它和历史上其他学术活动的不同之处。当外在于学术的政府成为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学术资源的提供者，那么，学术和权力就交织在一起，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京城的四库馆，各地的官署、书院，是当时学者活动的主要场所，很多学者同时兼有官员的身份。钱大昕、朱筠、纪昀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钱大昕致仕后长期执东南书院之牛耳，朱筠和纪昀在四库馆主事，在社会和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认可和揄扬，直接提高和扩大了戴震的声誉。戴震在纪昀等人的推介下进入四库馆，获赐进士出身，则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地位，他的学术和思想的辐射面也就不限于学界，而是整个社会，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关注甚至膜拜。当代备受关注而当时声名不显的章学诚之所以对戴震极为在意，一再写作论文予以批评，跟戴震所处位置、所具影响直接有关。对于戴震，包括朱筠在内的社会主流推崇他的学术，而对其义理思想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他们未必真正了解戴震，但是因为友情和对其学术的欣赏，他们表现出了较之他人更为宽容的态度。

戴震和姚鼐、翁方纲、钱载等人的交往，研究也已有不少。这里只补充一点，就姚鼐、钱载等人耿耿于怀的程度看，戴震当年对他们的刺激可以想见。戴震与这些人的矛盾，学术上的分歧不说，戴震相对自我、交往有所选择的态度大概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洪榜称戴震:“行己严介，不苟然，必絜以情理，不为矫激之行。先生接物待人以诚，谋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扬人之善，如恐其不闻。其教诲人，终日矻矻，不以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少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学，虽未设施于时，既没，其言立，所谓不朽者欤!”(《戴先生形状》)。这应该是实情，只是这种近乎完美的态度可能主要是戴震对于志同道合者而言。凌廷堪的说法更为客观和全面，“先生于读书知条贯者，就其学之浅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进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虽负理学盛名，及以诗古文自雄者，悉挥斥之，未尝少假辞色焉”(《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姚鼐和章学诚对戴震有诸多不满，但戴震和他们往来时应该还是比较客气的，即使如章学诚所说，第二次会面时戴震“盛气凌之”，也还不至像戴震和钱载那样当面发生激烈冲突。从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文字看:“虽《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义疏证》，反复辩论，咸与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则不敢不出。天赐如有引为同，有别为异，在仆乃谓尽异，无毫发之同。”这样斩钉截铁地表明立场，毫不妥协和不假辞色的态度，有王充所谓的“文露而旨直”的特点，在传统中国这样讲人情重关系的社会确实不多见。用钱大昕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

四

为人，去私;为学，解蔽——戴震的一生，就是对这一时期“私”和“蔽”的发现过程，也是以自身来“去私”“解蔽”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顺应时代潮流，抓住这一时期最主要的问题，并从根本上予以了能够做出的最好解答，“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胜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戴震生前获誉，死后声名愈显。乾嘉时期，戴震主要依靠小学和测算获得考据学大师的赞誉，他以为“生平最大著述”的《孟子字义疏证》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和认可。在他过世之后，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戴震的义理思想也日益受到推崇，曾先后得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高度评价。这三位学者兼为政论家、思想家，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戴震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戴震研究来创造性地阐释传统，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章太炎的戴震论述与其说是要凸显戴震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控诉，毋宁说是借此抒发章太炎本人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梁启超“发展戴震论述的真正意图，主要是欲唤起国人吸收传统中学里的积极成分，以期在中学与西学齐头并进的情况下，达成改造老朽中国的目标”;至于胡适，他要利用戴震唯物的气一元论来颠覆具有唯心论倾向的“理气二元论”宇宙观，以此为起点，进行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大工程。〔19〕经由他们的宣扬，戴震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逐渐由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学者，转变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理学的终结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戴震的学术思想得到全面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出现新的契合和服务于当代社会发展的阐释，比如说一些冠以戴震的学习论、社会和谐论等名目的专题研究。戴震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大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衍化下去。

现在进入新世纪也已十余年，全球一体化、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乾嘉社会相差天壤，但是当代学者依然面临着和戴震等乾嘉学者相似的问题: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应对西方文明，解决现实问题。总结戴震学术创新的经验，探寻突破的路径，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概括而言，有三点尤为值得借鉴:

其一，学术应致力于解答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0〕立足现实，指出或应对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是学术存在的意义。学者的资本是学术。符合社会的需要，得到学界尤其是和统治阶层、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学界权威的认可，由此获得所谓的声望地位，资本才可能转变为资源，学者才由此获得行动的权力，学术也才能发挥作用。当然，在不同时期，社会需要和学界认可之间存在多种复杂的关系，有时是一致的，但是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二者常常是冲突的。

其二，学贵自得，融通扩充。借西学来发展中学，借训诂来论证义理，借孔孟来打击程朱，善于借力打力，戴震学术由此获益，戴震本人因此受到贬损。善于假借的背后，是戴震学术的自得和融通。戴震学术基本由自学得来，没有陈规，也就无所谓墨守，能够相对超脱和客观地从事实出发，同时又坚持“本于己”，因而在学术上能够得之现实，经由体验考索，从自我血脉流出;融通则在学贯中西，融合多种领域的学术，万川归海而统于义理。

其三，社会能提供相对稳定的流动与发展的空间。人是社会中人，存在于社会这个容器之中。社会有多大，直接决定了个人发展的阈值。乾嘉时期虽然存在文字狱等诸多限制，但仍不失为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阶层和地域方面都有着较强的社会流动。政府资助大型的学术项目，建有数量众多的学校、书院，商人、官员也积极参与到学术和文化活动中，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注重学术的风气，学者因此能够不走仕途也能致力于研究而不虞衣食。大概这也是乾嘉时期学术兴盛，不仅出现戴震这样标志性的学者，也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涌现出钱大昕、王鸣盛、朱筠、纪昀、章学诚等一大批优秀学者的重要原因。

注释:

〔1〕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绪论》，《谢无量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2〕戴琴泉:《戴东原先生轶事》。歧嶷，出自《诗·大雅·生民》“克歧克嶷，以就口食”。毛传:“歧，知意也;嶷，识也”。后世以年幼聪慧为歧嶷，即早慧。

〔3〕中医有“五迟病”，语迟为其中之一。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侯》中以“四五岁不能语候”、《太平圣惠方》以“夫小儿四五岁不能语者”为“语迟”。《保幼新编》:“如四、五岁不言，足内踝尖各灸三壮。”明代薛铠《保婴撮要·语迟》为“小儿四五岁不能言者”。

〔4〕戴震对于塾师的辩诘在今天看来很有理性思辨的精神，在当时也许是共识，并非仅存在戴震处。焦循也说过类似的话:“吾述乎尔，吾学孔子乎尔?然则所述奈何?则曰:汉学也。呜呼，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学者，学孔子者也;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雕菰集》卷七《述难四》)

〔5〕魏建功《戴东原年谱》“雍正十三年乙卯条”也有论述:“照此看来，先生入塾直等于未曾入塾，完全是自己寻求得来的门径”。

〔6〕洪榜《戴先生形状》。关于戴震科考的情况，胡虔《柿叶轩笔记》(民国峭帆楼丛书本)记载:“戴东原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后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余英时据此则材料认为:“此亦可见晓徵对东原的侧面评价之一端”(《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117页注释)。

〔7〕从年谱等资料看，戴震于乾隆七年结识程恂并得到他的赏识，由此认识了当时馆于程家的江永。从戴震为江永七十寿辰写作的寿序看，戴震称拜师的数年前已见过江永，显然不太可能在乾隆七年，应当在戴震从江宁拜见族人戴瀚回来之后某个时间。蔡锦芳《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综合分析众说，认为可能在乾隆十年或十一年。如果此说确立，那么戴震此时二十三、四岁，已经写出了《筹算》，江永的指导大概就无从谈起了。

〔8〕张舜徽:《清儒学记·自序》，齐鲁书社，1991年，第2页。

〔9〕美国学者艾尔曼认为:“戴震考证学研究的科学取向是徽州学术传统的产物”(《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钱穆认为戴震在三十二岁入都之前，“其学尚名物、字义、声音、算术，全是徽人朴学矩镬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3页)。

〔10〕从逻辑上讲，如果戴震对老师江永不敬，不仅是无礼的表现，也是愚蠢的自我损害和贬低的行为。戴震不存在采取这样行为的动机。另外从史料看，纪昀在《考工记图序》中说:“戴君语余曰:‘昔丁卯戊辰间，先师程中允出是书已示齐学士次风先生，学士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程恂之于戴震，远不及江永对于戴震的教导，戴震尚将程恂作为自己的老师，对于江永更是如此。有学者认为戴震对于江永“老儒”的称呼是受到纪昀影响，此说可再斟酌。从戴震、纪昀交往看，戴震虽受纪昀帮助甚多，但是个性倔强，远非容易受他人影响者。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学者不清楚戴震和江永的师生关系，此说也欠妥。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开门见山地进行了说明:“余友休宁戴君东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

〔11〕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琴泉《戴东原先生佚事》记载更为详细:“公族墓在距隆阜二里之茅山桥南，东对公宅，遥望山势，如书架层叠，青鸟家谓为万架书箱，主子孙著作等身，血食万代。族豪某，意欲侵占，以广己之祖茔。公讼诸官，县令利祖豪贿，将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师。”

〔12〕美国学者韩书瑞、罗友枝所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发。

〔13〕戴震才学出众固然是首要原因，但若是像林冲遇到白衣秀士，再有才学恐怕也无可奈何。在戴震进京获誉过程中，钱大昕是关键。钱大昕的人品、胸襟、见识、涵养确实值得称道。卢文弨称钱大昕“谦德厚道”，“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学博而行醇”;段玉裁称:“其气和，故貌不矜张，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钱大昕同样出身贫寒，入赘于妇家(妻为王鸣盛之妹)，对于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有深刻体会，且深恶学者相轻之陋习，因此他能够在自己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之时对于较自己年长的落魄书生戴震予以赞赏和帮助。

〔14〕西尔瓦诺·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15〕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3页。钱大昕和朱筠等人没有像戴震由考据转向义理，就他们自身而言，观念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训诂和义理是一体的，并非在训诂外别有义理。钱大昕认为:“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者也。”对于戴震的义理学，朱筠不认可，钱大昕在戴震传中不提及，就是因为这种观念。它不仅阻止了他们由训诂向义理的转变，也阻碍了他们对戴震的认识和接受。戴震将钱大昕视为第二，自居第一，可能也与认识到此种差别有关。

〔16〕朱珪、朱筠为兄弟。朱筠对于戴震一直非常欣赏，朱珪请戴震修史，可能与此有关。

〔17〕戴震死后，其子中立写给段玉裁的信中有:“先君平素不睦，欲迁南京，亦为此不能作久居之计也”，戴震与家族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18〕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有关于理学末流的讽刺故事，其中七则和戴震有关，有的故事就出于戴震之口。

〔19〕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3-206页。此处还可参考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年。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