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中 义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王元化；学术史；思想史；认识论

《围城》与“香粉铺”及克利斯朵夫
——此案有涉王元化与钱钟书

夏 中 义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一、从“左翼文人命运模式”说起

从2004年出书《王元化襟怀解读》算起，笔者研究王元化学案至今十余年矣。王元化学案之诱人，当不仅在于元化(1920—2008)作为文艺理论家，其长达70年(处女作是1939年撰《鲁迅与尼采》、1940年撰《现实主义论》*参见何典(王元化)《文艺漫谈》，上海通惠印书馆1947年版。)的学思演化，宛若活化石般蕴结着左翼文论的世纪脉络；更在于元化作为20世纪30年代追随革命的左翼文学青年，到晚境即20世纪90年代而转为对现代思想史有深刻反思的思想家饮誉海内外，这实在是当代学界的一大奇观或“异数”。

在不懈探询这一“异数”之历史成因的日子里，笔者心底曾浮现一个隐喻性的“左翼文人命运模式”，此即八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若曰“蝉”是象征1949年前后挨批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具体执行批判的激进人士也就酷似挥舞“批判的武器”的“螳螂”。然当“螳螂”激扬文字“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时，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权威的“黄雀”虽未必嫌“螳螂”左得不够，但又往往忌讳“螳螂”自说自话，进而裁决其内心深处活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故“螳螂”充其量是同路人，成不了红色主角。这就是说，尽管“螳螂捕蝉”时勇猛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是“黄雀”须谨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当时势出现拐点，还得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的那个“小”字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