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陶吉兴

浙江湿地文化综览连载之一

□撰文/陶吉兴

湿地被人们称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和“文明的发源地”，湿地在孕育生命的同时，也成为人类心灵和情感的寄托场所，在漫长的自然变迁中孕育出灿烂的湿地文明。湿地文化史同时也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挖掘湿地文化的意义，提高湿地文化的软实力，可以促进人类更深入地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满足人类回归自然、向往自然的心理诉求，有利于提升国民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和“两美”浙江建设。

湿地文化概述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文化问题的研讨，至今已产生了200余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多数学者认为，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总和，劳动是文化形成的源泉，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文化可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相当，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专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产品。

虽然先贤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湿地”的概念，但很多“湿地”因素闪耀于各个文化门类。在人类文明与湿地世代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湿地文化，自然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湿地文化因而也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湿地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以湿地为中心内容的一切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湿地文化则专指人类所创造和传承的湿地精神文明。

在人与湿地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同的湿地类型、地域、时期和民族，形成了纷繁多彩的湿地文化。从文化形态结构

的角度来看，可将湿地文化结构分为四个层次，即湿地物质文化、湿地制度文化、湿地行为文化、湿地精神文化。这四个部分既相互独立亦相辅相成，构成了湿地文化的有机整体。湿地物质文化是湿地文化的物质基础，它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与湿地的物质关系，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稳定的因素；湿地制度文化是在湿地物质文化基础上，由人类创造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具权威的要素；湿地行为文化是在湿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生活在湿地的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如习惯、民俗、礼仪等方面，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要素；湿地精神文化是生活在湿地环境中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思维模式，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深刻、最具创造性的要素。

湿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又是独特的生态系统，从湿地中孕育成长至今的湿地文化，形成了明显的自身特征：湿地文化具有生态特征。湿地所提供的生产功能、降解污染、净化水质、调蓄洪峰、维持生物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等功能，以及维持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稳定的服务功能，成为湿地文化的发端和最显著特征。湿地文化具有人文特征。以湿地为生存载体所体现的人类精神文化，使湿地不再局限于一般的物质概念，而是植入了人文精神的文化升华，这在自古至今的诗歌、绘画等作品中均有体现，在人类的精神深处已留下了深刻的“湿地”印记。湿地文化具有民族特征。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湿地生存环境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印记，如宗教、风俗、习惯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湿地文化具有地域特征。湿地类型是多样的，在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区分布着不同的湿地类型，生活在这些有着不同湿地类型的地区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湿地文化，从而使湿地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源远流长的浙江湿地文化

湿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不得不依赖气候适宜、水源充沛、土地肥沃的自然环境来耕作生息，聚合部落。纵观古今，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江河的历史，世界上许多河流、平原湿地都为孕育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栖息地，成为人类古老文明的“摇篮”。历史上，悠久而伟大的尼罗河造就了光辉灿烂的金字塔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是古巴比伦文明的“摇篮”，恒河和印度河是孕育印度文明的“胎盘”，黄河与长江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创造了华夏文明。

在夏朝（距今约4000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几乎占了整个人类发展史90％的历程。在这漫长的时期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以及自身生存能力的提高无一不与水紧密相连，黄河和长江则是滋养中华民族的血脉。华夏民族原始部落逐水而居，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这样伴随着湿地而诞生。

浙江地处长江下游地区，以水为名，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发端于水文化的湿地文化源远流长，考古研究发现，浙江湿地文化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1万年的“上山文化”，随后有8000多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和其后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底蕴，将浙江文化的精髓一代又一代传承至今。

一、上山文化（距今约1万年）

上山遗址位于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据2001年至2006年的三期考古发掘研究证实，距今11400—8600年的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

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5年，嵊州小黄山遗址也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作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山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表面有许多稻壳印痕，胎土中有大量稻壳、稻叶，遗址中还有稻米遗存，说明1万年前当地人就会种植水稻，会用石磨棒和石磨盘磨稻谷脱壳.专家认为这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稻谷遗存，是我国乃至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丰富的最早的栽培稻，为世界稻作农业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政和二年（1112）围堤成湖，因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有一座跨湖桥而命名“跨湖桥文化”。从叠压在遗址之上数米厚的湘湖淤积层判断，跨湖桥遗址最后毁于水灾，也因长期被3—4米厚的淤泥覆盖，遗址内的文物保存比较完整。

跨湖桥遗址经过1990年、2001年和2002年的三次考古发掘，确定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被列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5月，在湘湖区域的下孙自然村又发现了与跨湖桥文化同类型的遗址。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出土的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将当时的浙江栽培稻历史提前了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堪称“中华第一舟”。

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

河姆渡遗址于1973年在余姚河姆渡镇被发现，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最上层距今约5500—5000年。通过1973年和1977年的两次科学挖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7000余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82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2005年，在距河姆渡遗址2万米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同属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的傅家山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三处遗址的地理位置构成了三角形状，其共同的特征是围绕姚江逐水而居，因此，也可以说宁波姚江流域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此外，在鄞州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和大衢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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