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苏费翔 著, 肖永明,喻志 译

(1.德国特里尔大学 汉学系 特里尔 54286; 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
——历史与学术背景*

(德)苏费翔 著1, 肖永明2,喻志2译

(1.德国特里尔大学 汉学系 特里尔 54286; 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中庸》; 中;庸;道统;朱熹

一 关键词“中”“庸”的含义

深入考察学者们怎样注解《中庸》书名，有助于初步理解《中庸》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因为这项工作困难重重，更好地理解书名各种可能的含义，也许可以澄清一些现存的误解。因此我们除了提供一些《中庸》文本的基本背景外，也会探讨宋代对书名“中庸”的各种解释，以阐明一些文本自身的解读方法，尤其是朱熹处理有关文本歧义的方式。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庸”，尤其是“中”的哲学含义颇为复杂；而注疏者在注释中所给出的基本含义却简单得令人惊讶。依据其注释，“中”意为“中间”(当然“中间”一词在中英文和其他所有自然存在的语言中都有多种含义)，“庸”意为“用”或“恒常的”(比如在中文注疏中被释为“常”或“不易”)，“庸”这个词也与“普通的”或“平庸的”相关(正如词语“庸人”意为“普通人”)。这种词义上的界定，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中国传统对“中”“庸”两词的注释。

对于研习中古中国的西方学生而言，“庸”初看起来似乎比“中”更难阐释。然而，解释“庸”的难度并不在于其艰深的哲学意义，而在于其自身语义上的模糊性，及其在文献中的生僻程度。“庸”的使用频率比不上“中”；“中”能简单地表述为“中间的”，但其哲学含义却颇为复杂。

因为《中庸》原稿*梁涛从最近出土的早期文稿的视角对《中庸》一书的内容作了很长的分析；但他也无法更清晰地描述书名的含义。详见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至291页，尤其是第270页。的缺乏，以及同音通假字的经常使用，想要深入了解“中”“庸”在战国时期的原初含义相当困难，而首次有证可考的《中庸》文本出现于汉初，所以汉以前的释义在这里不予考虑。此外，郑玄(127-200)将被视为合适的研究起点，因为他为《中庸》所作的最早的注，为中古及现代学者所采用。

在深入考察郑玄的注之前，我们应该提到，《中庸》文本的第一段即可被视为对“中”的释义：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章句》,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册，卷1，第33页。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援引朱熹《中庸章句》中对章节的划分，因为这是现代多种《中庸》版本中的代表。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种将《中庸》划分为若干章节的做法在朱熹之前并不存在。

这一段既可理解为对“中”、“和”意义的阐释，也可视为一种伦理引导，告知读者已发和未发之情“应该是”和谐的(和)、平衡的(中)。不管作何种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中”的含义，即指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与出现在书名中的“中”及“中庸”相合。

郑玄认为，从引述的这一起始段来看，书名的“中”对应于引文的“中”与“和”的结合体，这一点在下文所引述的郑玄《三礼目录》*《三礼目录》是对三礼的权威文本的不同章节所作的提要目录集。该书的完整版本现在并未留存，但是其内容著录于唐代的《礼记注疏》中。另外，清代商人(在其闲暇时兼为学者)黄爽(字右原)从《十三经注疏》(台北：大化书局，1989年版)中辑佚该书。详见黄爽等《黄氏逸书考》(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卷，第3645页至3653页。中这段话里尤为明显：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郑玄将书名的“中”字解为“中和”，“庸”字解为“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一种双重解释：一方面，“中”能代表“中”与“和”两者(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已发的状态)，另一方面，仅仅指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因此，它是一个兼表全部和部分的用语。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在其后的历朝历代中，这种模棱两可性是人们探讨的核心议题。

但是，郑玄对于文本中的“庸”字，有一种比上段文字所述的更为宽泛的理解。他并没有严格地把“庸”字仅仅释为“用”，正如我们在下文所看到的，他在《中庸》第二章的注释中再次探讨词汇“中庸”的含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册，卷52，第3526页。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对“庸”的未必迥然有异，但肯定是更为细致的释义，即并不是简单的“用”，而是“经常用”。这种释义明显受正典文本中“时中”这一表述的影响。虽然如此，“常”在这里也包含在“庸”一词中。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被朱熹所传扬的将“庸”释为“常”的作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郑玄。*另一个相当早期的将第二个词“庸”释为“常”的例子可以在李贤(654-684)对《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独行列传》的注疏中找到，见《后汉书》第9册，卷81，第2665页。但是，这并非“庸”的不规则释义，因为“用”和“常”这两种含义都可以在其他文本中追溯其古代的源头。*Ulrich Unger, Glossar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9), 第145页。郑玄在注中将“庸”的两个基本含义(“用”和“经常地”)融合为一个释义(“经常用”)。这种注解模式在汉代并不罕见。*赵岐(约108-201)对孟子“以意逆志”(《孟子》卷9，第4页的注疏，其曰：“志，诗人志所欲之事”，因此含糊地结合了“志”和“志所欲”(后一个“志”也可写作“誌”)。详见《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第8册，卷9A，第5944页。郑玄的注基本上为唐代孔颖达(574-648)的疏所沿用。

但是，郑玄将“庸”释为“用”的注法，在宋代及宋代以后已不太流行。在帝国晚期，刊行最多的“中”“庸”的释义源于程子对《中庸》所做的简短的介绍性文字,载于朱熹的《四书章句》*也称为《四书集注》。二程的序言也包含在四书大部分后期重印版本中。中。正如后文将会提到的，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由朱熹从他所编纂的二程著述中提取出二程的各种说法并加以糅合而成的。 在这里，“中”被释为“不偏”，“庸”被释为“不易”。

乍看之下，“不偏不易”似乎是对郑玄的一种倒退，因为郑玄使“中”的释义较为开放，且赋予“庸”两种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二程的上述引文事实上只是朱熹所作的一种择取，因此不能完全代表二程对“中”和“庸”的看法。当我们读到二程遗书中这一段时，可以看到一种更开放的理解：

苏季明问：“中之道与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二程遗书》，《二程集》第1册，卷18，第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苏昞有一个上文所述的二分的问题：“中”是否指的就是“中之道”的整体(在《中庸》的标题中被表述为“中”)，*依据朱熹的《中庸或问》，《中庸》首章所言的“道”事实上是程子的“中之道”。详见朱熹《中庸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卷548。或仅仅是《中庸》首章中所述的“中和”的一部分，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与发而皆中节之和相反。程子的回答表明他知道这种两分，而且他也确信“中”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确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换言之，二程的注解也许并不像朱熹所援引的辑录所体现的那么直截了当；事实上，朱熹所提供的是二程观点的精简版。可是，二程在注解上与郑玄更接近。

吕祖谦的注解对朱熹有所助益，值得关注。吕祖谦并没有特意撰写与《中庸》相关的文章，这也表明他也许没有朱熹那么高度重视《中庸》。当然我们也能从吕祖谦和朱熹合辑的广为人知的《近思录》中找到一些源自《中庸》的引语。因此，吕祖谦至少同意把《中庸》视为重要的作品。但我们没有在吕祖谦的作品中发现任何对《中庸》书名的解释。另外，在他注疏《尚书》的著作《东莱书说》中有一小段涉及“中”或“中道”。下文中这一段出自《尚书》的《蔡仲之命》篇：

王若曰：“……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则予一人汝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卷1B，第483-484页(=2b-3b)。《蔡仲之命》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周公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告诫他。《尚书》的这一部分后来被视为伪书，本文中并不受影响。

吕祖谦对“率自中”的注疏如下：

“无过不及”指向《论语》中的用语“过犹不及”，*《论语》,卷11，第16页(27/26)。在《中庸》(第四章)中也重复出现。*《中庸》第四章中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详见《朱子全书》第6册，卷34。由于此处它出现在“中”的语境中，可见吕祖谦肯定考虑过《中庸》。然而，在这里吕祖谦是在《尚书》某一特别段落的语境中注解“中”，而并非在《中庸》的语境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吕祖谦是在朱熹吸收其观点之前注解“中”的。吕祖谦将“中”释为“无过不及”的观点被朱熹用来注解《中庸》篇名；此外，朱熹指出吕祖谦是这一释义的最早提出者，但是没有提及该释义出自吕祖谦对《尚书》的注释。*《中庸或问(上)》，《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册，卷548。

与吕祖谦相比，朱熹更关注《中庸》文本及其关键术语的含义。我们可以在朱熹的《四书章句》中发现其对《中庸》书名的简短注解。更细节的解释在其后期著作《中庸或问》中。*朱熹完成这些作品的时间的简明时代表，详见陈荣捷《朱熹：生平与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现在让我们直接考察朱熹对“中”的解释。在《四书章句》中，我们发现“中”被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为避免混淆，西方的读者应该特别注意“buyi”这个词。在本文中，有两个中文不同的术语而拼法一样。其一是“不易”，是程子对“庸”的释义(正如上文所提及)。其二是“不倚”，出现在此处，基本上是“不偏”的同义词，二程和朱熹用它来解释“中”。因此，所引述的“buyi”既能代表“中”(不偏不倚)，也能代表“中庸”(不偏不易)。二者在宋代的书写中都很常见。。粗略看来，朱熹仅仅将二程和吕祖谦的释义综合起来。二程的“不偏”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衡状态“中”(作为“中和”的一部分)，是情之未发，而吕祖谦的“无过不及”指的是情之已发。

但是，《中庸或问》开篇中更为详尽的探讨表明，朱熹并未做出一种综合，尽管在文本中出现“合”这个词；即使朱熹自己也说他的注解完全归于程子：

或问：“名篇之义，子程子专以不偏为言，吕氏专以无过不及为说，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

曰：“中，一名而有二义，子程子固言之矣。 今以其说推之，‘不偏不倚’云者，子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未发之前无所偏倚之名也。‘无过不及’者，子程子所谓中之道也，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中庸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卷548。朱熹在该段的最后将中的这两种状态特意释为“体”和“用”，也因此进一步阐明了他自身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朱熹说程子已发现“中”两方面的含义。这样，朱熹就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仅仅是进一步阐发程子的观点，而不是提供一种之前观点的综合。而事实上，正如上文所探讨的，郑玄早已注意到出现于经典首章的“中”含义模糊，而朱熹忽略了他早在汉代就已经作出的解释，这或许正反映了朱熹的观点：孟子之后，道统失传，直到宋初才被重新接续。

但是，在《中庸章句》中，朱熹仅仅用了程子对“中”的一种释义(即“不偏”)。这也许会给读者形成一种印象，即在朱熹看来，二程只理解了部分的真理，而朱熹本人才将程子和吕祖谦的释义融合为一体，而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为自己的漂亮所惑的女人很难有幸福之人。所谓知足常乐，而这类女人是不可能知足的。在她们看来，丈夫总是配不上她们，衣服总是配不上她们，工作环境总是配不上她们，居住环境当然也总是配不上她们，身旁的众人更是配不上她们。所以，她们眉藏煞气，心浮气躁，自私自利，惹人生厌。

我们难以断定朱熹是否故意造成这种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章句》和《或问》代表了朱熹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章句》的注释风格更为简洁明快，确立了朱熹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或展现了朱熹在探求真理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而后来所编的《或问》比较复杂，也常常更多地采信前代学者的各种观点，其中包括二程和吕祖谦之说。由于《章句》成为此后历代广为刊行的“四书”版本之一，其影响已使《或问》黯然失色。尽管如此，《或问》表明朱熹在其后期更为审慎地衡量他自身在儒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至少在这一事例中如此。田浩观察到，相比较而言，朱熹在最后数年中排他性和好斗性有所减退，田浩最早将朱熹的这种改变同当时再无诸如陆九渊和陈亮这样的学术论辩对手相联系。*Tillman, Confucian Discourse, pp. 254-255.

不管怎样，二程的角色仍然模糊不清。二程的著作中没有对“中之道”的具体含义进行细致的解释。此外，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朱熹对“中”的二重解释阐明了二程作品中的隐藏之义，抑或朱熹的解释生成了一种新的含义。

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探讨了“中”。相比之下，朱熹对于书名中另一个词“庸”的注解相当简单。正如上文所述，二程和其他学者将“庸”释为“不易”。朱熹的《章句》中仅仅简略地释为“平常”，因而窄化了郑玄的解释。另外，我们在《或问》中发现了一种更明确的界定：

曰：庸字之意，子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为平常，何也？

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惊世骇俗之事，则可暂而不得为常矣。二说虽殊，其致一也。*朱熹《中庸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卷549。

与《十三经注疏》中郑玄所作的更综合却又更模糊的释义(释为“用”或“时常用”)相比，朱熹的释义显得过分简单。而且，这次不仅仅在《章句》中，在《或问》中也同样如此。

在现代，《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而且受到了传统欧洲汉学的影响。很多作者并不试图回避使用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在19世纪时对书名所作的翻译《中道》(《中的教条》)(DoctrineoftheMean)。*例如John Makeham, New Confucian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21, 207 n. 558, 262; Yao Xinzhong,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2-65; Yao Xinzhong, RoutledgeCurzon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vol.2，p.830; Thomas Wilson, 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65; Ch’u Chai, The sacred books of Confucius and other Confucian classic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5) pp. 303ff.; John Berthrong,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 34; 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71;R.Cunnings Neville Boston Confucian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p.3-8;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Derk Bodde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pp. 43ff.; Wing-tsit Chan, A Sours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95-114;其他著作还有很多.这一书名翻译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对关键词“庸”的忽视，也在于它表明该书只是一种“教条”，而即使从朱熹的注释来理解，无论是该书的内容还是书名，都绝非如此。有趣的是，这种书名翻译的使用，即“中的教条”，在那些强调朱熹在儒学传统中的重要作用的作品中尤为盛行——尽管朱熹将“庸”释为“不易”或“平常”。唯有杜维明试图回应朱熹的注疏而将书名译为《中心性和普遍性》(CentralityandCommonality)*Tu Weiming,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the Chung-yung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但是，与郑玄的观点相反，这种措辞暗示“中”和“庸”是两种互相分隔的价值(中心性和普遍性)。*这种印象可能并非杜维明自己有意如此，因为他最终在正文中将“中庸”合用。杜维明的译法同样被其他一些学者采纳。*David Nivison,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Chicago: Open Court, 1996) p. 288, n. 19.当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将其译为“教条”时，明显受到《中庸》在清代晚期权威地位的影响。但即使莱格本人也不满意他自己对书名的翻译——从他晚年把《中庸》称为《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这一点体现得很明显。*Laurent F. Pfister, Striving for “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4), vol. 2, p. 249.

另一种源于解释学视角的译法颇为有趣，出现在安乐哲和赫大维的书《中其用》(FocusingtheFamiliar)中。这种译法受作者所称的“焦点和场域的语言”(language of focus and field)的影响，*Roger T. Ames and David L. Hall, 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 7.宣称“世界由相互作用的没有终极元素的进程和事件的场域所构成”，他们认为这是东方哲学的典型。*他们另一个非常规的译法是对关键词“诚”的翻译，或许被译为创造力“creativity.” 同上,第30-35页.从某种特定的解释学视角而言，这种译法也许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在其书名中倾向于将原有的丰富内涵简化为单个的意思。“集中”当然是“中”的一个方面，但是“集中”并不能代表“中”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而且，“中其用”事实上翻转了我们在郑玄的注释中所发现的主宾关系。郑玄的措辞是“用其中”，而非“中其用”。在论及“中其用于常”的时候，安乐哲和赫大维甚至还将范围进一步拓展。在该陈述中，“庸”既对应于“用”，又对应于“日常事务”，这也与郑玄有所不同。*同上书，第66页. Ames和Hall的译文对应于“中其用以为常”，而郑玄则是“用中为常道”；详见《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册，卷31，第3526页(=3 a)。事实上，这些说法遭受了很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作者依然维持其基本的解释。*Roger T. Ames, “A Response to Critics,”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3 (June 2004): 281-298.

如果要寻找某种与宋代释义相近的英语翻译，比较接近的是“Middle and Means”。“Middle”是和“中”一样简单的一个词，表达了其最基本的意思，以及上文提到的所有内涵。英文中的“Means”与中文中的“庸”一样具有模糊性。首先，它有“中间的点”的意思，因此它可以与程子将书名译为“不偏不倚”相对应。其次，它包含着一种消极的内涵，“在标准或中等以下”，正如在中文中一样，最后引申出“普通的、平凡的、连续的”等含义，正如朱熹所论及的。其三，其复数形式“Means”传达出 “庸”“用”这一对词所表现的同样的模糊性，这一点我们从其中文翻译中也可以看到。最后，“Middle”和“Means”押头韵，与“中”“庸”的押韵相对应。

二 《中庸》作者的身份：主张、怀疑和修正

《中庸》确切的起源仍是未解之谜，尽管近几十年来发现的一些早期的简牍已经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对先秦以来中文文本的理解。比如说，1993年发现的郭店楚简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年，其中包含《礼记》《缁衣》章的重要部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至今没有发掘出与之近似的《中庸》古代抄本，即使郭店楚简中包含了一些类似于《中庸》章节的表述。*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85至95页。因此，当我们推测普遍采纳的《中庸》版本的起源时，目前仍只有保存于中世纪版本中普遍认可的文本以供分析。

早期史料的缺乏表明现存《中庸》文本的形成时间可能相当晚，同时，另外一些很有力的证据也支撑这一猜测。尽管我们不能直接驳倒子思是作者这一点，但也不难将文本的起源时间大致确定为汉初前后。

这些证据部分建立在对《中庸》结构和内容的考察之上。清代文献学家崔述(1740-1816)曾注意到《中庸》使用了很抽象的语言，而且意义相当隐晦，但孔子和孟子的作品却更为具体，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正如陈兆荣所发现的，详见《中庸探微》(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16-117页。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更抽象的哲学化的、讨论较难范畴(诸如中庸、性、道，等等)的作品应该出现得较晚一些。另外，崔述还提到《中庸》中仅仅有一处引文同样出现在《孟子》中，可是如果《中庸》真实存在于该时期，我们会认为孟子会对其老师子思的重要作品更为依赖。而且，《孟子》中的这一引文看起来像孟子自己所说的，而《孟子》中以“孔子曰”指代孔子之言的惯常用法，表明《孟子》的作者在援引自己老师的言语时，对于引言来源的叙述相当慎重。*同上书第117页。

即使是20世纪的著名学者钱穆，虽然在他晚年非常认同朱熹，也并不认同朱熹关于《中庸》可溯源至子思这一点。

在《中庸新义申释》中，钱穆提出《中庸》是比易传更晚的著作，其成书年代在儒学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后。*钱穆《中庸新义申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2)》，《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1998)18-2册，卷120。类似的说法能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找到，尽管他在其关于朱熹的最后一本著作《朱子新学案》中并没有就这些疑问作详细说明。虽然这就意味着《中庸》可能并不属于大传统，但钱穆依然非常看重此书。

当代主要的儒学提倡者杜维明也并未忽视这个问题。他写道：“关于作者的问题，我倾向于接受的观点是，该作品并非由某一单独的作者为某一明确的目的写就，而是长时期内众多作者不断努力积累而成的……尽管我并不能使人相信作者之一的确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我依然设想这部作品是子思学派所著，也因此在精神上与孟学传统相符合。”*Tu Weimig,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p. 21.因为依靠称引子思是孔子之孙的方式不再能够证明《中庸》的权威，杜维明本着传统与“道统”相符合的精神，试图通过一种假设的作者世系来走出这一困境。

还有另一些关于《中庸》成书时期较晚的明确的证据源于其文本内容本身。比如，清代学者叶酉发现，《中庸》第26章中，用“华岳”设喻；这与子思是作者的假设相左，因为子思是鲁国人，更可能使用鲁地的泰山而非华山为喻。*陈兆荣《中庸探微》第116页，最原始的引述在朱熹《四书章句》第26章泰山的比喻的确在孔子作品中出现过(比如《论语》卷3，第6页(5/7)。一个更可疑的段落出现于《中庸》第27章中，我们能读到当时车同轨、书同文的表达，也强烈地支持这一特殊的段落起源于秦代的观点。*原文是“今天下，车同文，书同轨”。见于《中庸章句》，第28章，《朱子全书》第6册，卷54。另外，神话中的舜帝和周王朝的创始者(公元前12世纪的武王和周公)作为孝德的典范而出现在《中庸》第17章和19章中。但是，钱穆曾指出，这种将特殊的德性归于帝王的做法，似乎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钱穆《孔子与论语》，《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卷324。这也为《中庸》晚出的论点提供了另一个佐证。

如此看来，王安国(Jeffrey Riegel)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论点，在我看来，这个论点能够被进一步证实，因为现行的《中庸》文本中大量的段落读起来像是字义解释或者关键概念的释义(如第1章和21章)。合适的参照点可能是《礼记·大学》，现行的《大学》文本包括简明的理论性文本(朱熹称之为经)以及对经文中各种关键概念的一系列解释(称为传)。*朱熹的注释是“经”和“传”使用的一个范例。尽管他为“传”设置了不同的段落，但在《礼记》的早期版本中已经明显可以看到对《大学》中简洁的导论与附属的注释加以区分的情形。如果我们为进一步的讨论而假设王安国(Jeffrey Riegel)的推论成立，那么推测《中庸》文本的原作或原型会是件引人入胜的事。我们可以假设其关键概念在现行的文本中有深度的解释。这些关键概念是性、道、教、中和、中庸、诚和明等。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推测。尽管王安国的推论还认为，文本的书名《中庸》也许同样是受到来自《论语》的相应引文启发而产生的结果。

面对上述所有证据，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坚持子思是现行《中庸》的作者之说。当然，有可能目前的《中庸》是其若干早期基本思想的延伸版本。钱穆把儒学传统比喻为一个沿着山坡往下滚的雪球，长久地在表层增添新的东西，因而变得越来越大。*钱穆《中庸新义申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2)》《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2册，卷120。换言之，依钱穆所言，《中庸》仍然包含了真正儒家传统的核心，而在表层包含了盛行于战国晚期和汉代早期的道学的形而上思考。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早期《中庸》文稿，而文本内在的证据也极为缺乏，因此无法证明或否认其核心思想的早期起源的假设。当安乐哲和赫大维(Ames & Hall)宣称“《中庸》以一段被再三引用的格言开篇，这段格言我们会认为是属于孟子之前的与孔子之孙子思之名相联系的文本材料集”*Ames & Hall, Focusing the Familiar, p. 26.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尽管他们提供的一些证据(尤其是郭店竹简)始于孟子时代，但把这些材料归于子思仅见于汉代的史料。

李学勤论证郭店楚简中某些文本是久已亡佚的《子思子》一书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13-17，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他的推论已经为约翰·美克汉姆(John Makeham)质疑并被驳倒。*John Makeham, Lost Soul—“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21-225另一个例子是梁涛，他对出土材料谨慎细致的分析，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他建议把《中庸》文本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庸》本身，基本由“子曰”组成(大概是朱熹版本的第2章至20章)，另一部分论述称为《诚明》，包括第一章和现行文本的最后十二章。*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至291页。他关于这两个文本起初是相互独立的这一观点很令人信服。但是，他宣称两者都与子思密切相关，且二者之间的差异仅是子思思想内在发展的不同结果，这明显是受到子思学派从5世纪晚期开始盛行这一观点的影响。*同上书第 278页。

TheDoctrineofThe Mean and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On Historic and Sinological Background

Christian Soffel1,Translate by XIAO Yong-ming2,YU Zhi2

(1.University of Trier，Sinolgy Department，54286 Trier，German;2.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Due to the semantic vagueness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Yong and Zhong is complicated. From Zheng Xuan, Cheng brothers, Lv Zuqian and Zhu Xi to Western Sinologists, various scholars have interpreted the title of the bookTheDoctrineOfTheMean. Although a large number of arguments have emerged, the precise origin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book is still a mystery.

TheDoctrineOfTheMean;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Zhong; Yong; Zhu Xi

2015-05-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

苏费翔(1967—)，男,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学术史；肖永明(1968—)，男，湖南武冈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宋明思想学术史.

B244

A

1008—1763(2015)04—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