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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艺术形成的文化外因及精神内核

2015-02-22陈云

关键词:楚文化内核生命

陈云

(武汉轻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楚艺术形成的文化外因及精神内核

陈云

(武汉轻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楚艺术在壁画、帛画、青铜器、漆器、丝织、雕刻、画像石(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不令世人叹为观止。楚艺术精美富丽、瑰丽绚烂、神秘诡异、怪诞夸张、光怪陆离以及浪漫激情的艺术性格和特质,堪称上古文明最杰出的审美形态之一。很显然,楚文化多元的文化外因及特殊的精神内核,造就了楚艺术的卓尔不群。

楚艺术;文化外因;精神内核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史,楚艺术无疑是一个有着显著自身特质的独立存在,代表着华夏文明最原汁原味的一脉。人们今天所见到的楚造型艺术,几乎全部出土于地下墓葬。在大量楚文物出土之前,人们对楚造型艺术的了解,只能通过《楚辞》中那些瑰丽奇谲的描写,来激发艺术想象。楚艺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壁画、帛画、青铜器、漆器、雕刻、丝织、画像石(砖)等诸多领域。这些艺术形态,通过造型、色彩、图式、纹样等,立体多维地再现了楚文化的丰满与瑰丽,体现出迥异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和气质。这种文明的高度,显然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孕育而成的。本文试从楚艺术形成的文化外因和精神内核两方面,深度探寻楚艺术的深沉内在。

一、楚艺术形成的文化外因

毋庸置疑,楚文化的精髓,在于它所呈现出的丰富多情的浪漫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楚艺术无疑是其最好的载体。这些艺术,将楚文化的神韵和精神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反过来,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又是楚艺术形成的源头和土壤。概括而言,楚艺术形成的文化因素,主要由楚人的民族性格、哲学思想、神巫文化以及图腾崇拜等方面构建而成。

要想真正读懂楚艺术,还得从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和楚人的生命观进行分析。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谓的楚民族,实际上是中原移民与江汉土著的融合体。由于缺少中原民族长期奴隶社会的浸淫,也没有中原民族那样完整严谨的礼教约束,所以一直以来,楚民族都受到了来自中原民族的压迫和歧视,被其蔑称为南方蛮夷。虽然如此,楚人并不以此为辱,反而以蛮夷自居而且自豪,并逐渐形成了自由奔放、无拘无束、乐观大度的民族性格。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提到,“楚人不沾周文化之利益,亦不受周文化之拘束,故其人多有极新之思想。”楚艺术就是在这种崇尚生命的运动与活力,向往浪漫的自由与激情,对待命运的达观与包容的精神背景下,创造出了上古时代北方同期文化所缺乏的,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中相对被压抑了的一种文化精神。其在充分展示自由活泼、热情奔放的风貌同时,也暗示着它深不可测的意蕴。

在哲学中心问题方面,楚人的世界观是“个体本位的天人合一”,“人的自然存在,无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很有限。人有超自然的愿望,要求在空间上、时间上进入无限。人的血肉之躯,不可能进入无限;而人的精神状态,则可能进入无限,这就是自觉个体与宇宙合一,也就是自觉天人合一”。庄子与老子的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既肯定个体,又解放个体,把个体从一切局限中解放出来,并把个体的全部能量释放出来。[1](P18,20)而老子和庄子的哲学体系,无疑是楚国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土壤上盛开的奇葩,是其长期生活在楚语境下的深邃感悟。在这种世界观、生命观指引下的楚人,创造出了造型奇特诡谲,文饰飞扬流动,色彩艳丽繁富的艺术,显然是不难理解的。

巫术文化和神鬼文化,是楚文化中色彩最浓郁,情感最炙烈,行为最谲诡的一种神秘文化。这种文化,对楚艺术的形成,起着特殊而深远的影响。在出土的众多楚文物中,人们几乎都能从中看到或浓或淡的神巫文化的色彩。楚国尚巫之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炽盛的。王国维所说的“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时期。其中,招魂巫术是楚巫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并有一套完整的招魂辞和招魂仪式。

神巫文化同源同质,形相影随。在祭祀神鬼的活动中,人们为了表示对神鬼的仰慕之情和虔诚之心,为了求得神鬼的欢悦和福佑,所用的祭器是最精美的,所献的祭品是最美味的,所穿的服饰是最华美的,所颂的言辞是最动听的,所表演的歌舞是最优美的。这种活动,表面上是对鬼神的美化,实质上却体现了人的审美追求,综合展示了人的艺术创造。[2](P122)所以,人们在出土的楚文物中,所看见的那些制作最精美,造型最奇谲,纹饰最繁富,色彩最绚丽,最令人为其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叫绝的艺术品,大多带有神巫的涵义和功能。“对人与神鬼精神情感沟通的渴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上天入地、游目骋怀的审美观照方式,楚人特有的幻化空间意识、无拘无束的艺术想象等,在他们对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处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3](P259)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镇墓兽以及其他与神巫相关的楚艺术品的内在涵义。

在楚国“辟在荆山”的创业过程中,有一个美丽的保护神,一直在伴随它的发展壮大,楚民族对它倾注了满腔的热忱和无限的厚爱,连楚庄王在图民族振兴的时候,都以它自喻,它就是凤鸟。在所有楚墓出土的凤鸟造型中,楚人都赋予了它最伟岸、华丽、尊严、高贵、神圣的外表和精神。完全可以说,凤鸟是楚民族的图腾,是楚人心目中的民族象征。楚人除了尊崇凤鸟,也崇尚龙。在很多楚文物中,除了随处可见的凤鸟形象之外,龙的形象也大量出现,且很多时候与凤鸟相随相伴。例如楚国的绣品纹样,除了少量是仿制青铜器花纹的蟠螭纹外,大多数是以龙凤为主,其中凤鸟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

楚人的民族性格中对待生命的达观态度,对待神秘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哲学意识中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图腾崇拜中物我交融的狂热情感,符号图式里别样的视觉张力,以及神巫盛行的楚国社会浓烈而炽热的艺术环境等等,都使楚人的艺术情思不断受到激发,审美意识不断得以增强,艺术智慧不断泉涌迸发,并逐渐形成了楚艺术瑰丽绚烂、神秘诡异、激越浓郁、色彩斑斓、人神杂糅,充满浪漫主义激情与生命活力的艺术风格。

二、楚艺术形成的精神内核

楚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深沉的文化土壤滋养和绵厚的文化养分供给,其价值魅力就不会达到如此高度,其精神内核就不会如此强大。要想深度了解楚艺术的精髓以及其所传递的精神价值,则需要对楚文化形态进行更深层的研读和提炼。楚政治、楚经济、楚文学、楚歌舞、楚民俗等构成了楚文化的有机整体,并构建了楚文化强大的精神内核。这对楚艺术的形成具有天然的影响,反过来,楚艺术又会对这种精神内核进行参与和充实。所以,仅仅从楚艺术器物层面和文化层面去探究其价值,厚度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楚文化的整个精神语境,去研判其真实的存在与真正的价值。

要想深度理解楚艺术的精神内核,《楚辞》无疑是最直接也是最绕不过的门径。在这个深邃的艺术殿堂里,在这个神秘符号集聚的领地,鲜艳的形象、深沉的情感、浪漫的激情、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表现得无拘无束,恣意汪洋。《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政治黑暗腐朽的愤慨和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理想,以及理想破灭后的悲痛哀怨之情,塑造了诗人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执著和遗世独立、光明皎洁的形象。诗歌多种情感交织,营造出一种呜咽悲怆,激烈狂放,同时又坦然从容的浑茫气象。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评价道:《离骚》把最为生动鲜明,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意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炙烈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融化成了有机的整体。[4](P62)《九歌》以鬼神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着力表现了他们美好的内心、丰富的情感以及像人一样的喜怒哀乐。这种神鬼式的男女情感,也有思慕、猜疑、欢乐、悲痛、哀怨,与希腊神话中的众神爱情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品充满优美丰富的想象,五彩缤纷的画面,活泼流畅的节奏,曲折哀婉的情调,呈现出玲珑剔透的忧郁冷寂之美。这正体现了楚人对人性的本能认知和对命运的丰富体验。

其实不论是在《楚辞》,还是楚文化其他领域,人们都能有这种感受。在大量楚墓发掘的时候,人们在惊叹楚文物的瑰丽奇巧之余,同时也体会到楚人一种别样的命运和生死观。不论屈骚文学、老庄哲学、楚汉艺术,还是神巫文化和图腾崇拜,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生命原色。其间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张扬、生命关怀,更是中原文化和中国后来文化中相对被压抑了的和缺乏的一种精神。不论是《离骚》中的屈原以及庄子的上天入地、游目骋怀的消遥畅游,还是祭祀活动中人神杂糅、狂放纵情的忘我宣泄;不论是屈骚文学中女神山鬼的痴情怨恋,还是楚艺术里体现出来的绚烂斑驳繁缛诡谲,人们从中都能感受到楚人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认定和对命运不可预测的迷惘。这种个体自我意识体现出来的人性张扬,是楚人对自己独立意识的强烈认可和对自由理想的浪漫追求;而人、神、鬼的和谐统一与平等包容,也暗示着一种因对生命不可预测而产生的悲悯关怀。因为有了对死的恐惧,所以有了对生的狂热;因为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生的流连是那样的不顾一切;因为感慨生是那样短暂,所以在死之前要纵情宣泄;因为生又是那样美好,所以渴望在死后的世界得到新一轮的再生。如此表述楚人的生命观,也许比较合适。在楚文化中,楚人这种命运的宿命色彩,表现出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和谐,相对秦汉以后帝王术士到处寻找长生不老药和炼丹等行为,楚人的生命观无疑是解脱而超然的。这种解脱和超然,体现着一种对生命本质的认同。

楚人的这种生命认识和人性关怀,还体现着它的包容性。在楚文化中,人们既能感受到楚人对人生目标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又能感受到其对原始物质欲望的铺陈和迷恋;既能感受到楚人对神秘诡异的神巫文化的崇拜,又能感受到其赋予神鬼情感的平民化色彩;既能感受到楚艺术与文学中动感伤怀的艳丽清新,又能感受到其凝滞沉郁的华贵庄严。这种在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对立统一,本身就是就对生命的一种包容豁达。此外,对于光明的热烈歌颂,对生死、寿夭的牵挂,对战死者的怀念,对生离死别的慨叹,对人与神灵交接离合的情思,可以说是楚人对生命经历的一种深切动人的感喟。这种包容,可谓对命运的一种极化关怀。

楚人肯定人和人的本身,主张人性自流,反对对于人性的任何雕琢。他们主张率性而为,把人性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5](P131)这种率性而为的生命价值观,体现在他们对于理想至死不渝的追求,对压抑欲望的本能超越上。这种追求和超越,使楚人的人性张扬发挥到极致,不论是他们的生产活动,还是文化创造。在物质层面,人们从《大招》和《招魂》中就可以感受到,诗歌在招唤魂魄归来时,极言在外的困苦、家中饮食的丰厚、楼台的绚丽、歌舞的盛大、美女的妖艳和宝玩的珍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楚人对安逸享乐这种原始物质欲望的追求。在精神层面,楚人对神仙、仙游的向往,也是崇尚人性张扬的一种表现。他们幻想着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能够在广阔的天际里自由翱翔。这一点,从楚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和《人物龙凤帛画》中,可以得到明证。帛画主人公凌虚畅游的缥缈快感和引魂升天的象征形式,可以说是楚人个体生命观的最好注解。《离骚》中所描绘的神游,也体现出屈原受这种仙游文化的影响。

与楚人精神气质相关的还有楚人放纵不拘的民族性格。这种放纵,能在酒神精神中找到出处。酒神精神代表着真实、破坏、疯狂和本能,在艺术上的对应物是音乐、舞蹈等。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楚人的能歌善舞上,同样也体现在楚人对理性约束、道德礼教的不为所动和蔑视中。在《楚辞》中,人们可以看到祭祀时盛况空前的歌舞表演;在楚出土艺术品上,人们可以看到欢歌艳舞的热烈场景。这种歌舞狂欢场面,表明了楚人对欲望强烈而率性的追求,体现着一种感性不拘的民族气质。在整个古代文明的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庆祝酒神的痕迹。这种节庆所做的主要事情,差不多都是性的极度放纵。在这种时候,所有人类最原始的冲动都被解放了。[6](P19)《大招》和《招魂》所表现的“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的“荒淫之意”,与酒神享乐和放纵的精神完全一致。这种像自由奔放的劲风一样弥漫着原始冲动的欲望宣泄,是楚民族文化精神骚动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又给楚人丰沛的艺术创造力,提供了培植的土壤。

[1]涂又光.楚国哲学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蔡靖泉.楚文学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4]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赵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6](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2014-11-12

陈云(1974—),男,湖北汉川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荆楚文化与当代油画研究。

J505

A

1673-1395 (2015)02-0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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