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劼

社会学视阈下新诗发展与现状批判

朱慧劼

朱慧劼，笔名无歌，1991年生于安徽宿松，安庆市作协会员，研究生在读。作品散见《人民文学》、《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参加第四届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

一、社会转型期的诗歌中国

将诗歌放置在历史场域之中可以发现，社会环境型塑着诗歌，诗歌的发展和变迁同样伴随着社会变迁，因此，新诗的发展也可以从社会环境来得到某种解释。在当前，中国新诗的发展表现出很多特点，而这些现状与社会发展的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新诗发展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进行评论，当然也不乏有语言社会学的深入分析，这里着重探讨中国新诗发

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当前的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而这些转型又分别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社会心理的转型三个方面，在这三种类型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新诗经历着发生、发展和变迁。

首先是政治体制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的基础源自于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政府角色越来越由领导者向管理者转型。管理者与领导者的区别在于它要求在领导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发展。而这也推翻了宏大叙事中政治叙事主导地位。纵观建国后三十年的诗歌作品大多写的是战歌、服务人民之类的诗歌作品，这使得中国新诗一洗新诗萌芽时期的哀愁稚嫩的风格，但是这样的诗歌作品里忽视人性的存在，把人的存在写得渺小，自然这样的新诗缺乏丰富的感情，除了对国家和人民的爱。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时，具体叙事与宏大叙事同时存在，甚至具体的叙事成为主流，于是新诗诗人就把视野投向了生活的点滴。这些是可喜的进步，诗人的写作本应该是自由的。

其次是市场经济转型期。历届国家领导人曾经谈到两个命题，一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个是毛主席提出的“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来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而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垄断的形式，运用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兼顾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于是中国大开国门，大量的吸引外资，大举发展经济，事实证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有目共睹的。诗歌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也被推向了市场。人们有充裕的资金来获取精神消费品，诗歌就存在一定的市场。但是同样在市场里的有更

多文学产品和物质商品，诗歌不仅要表露出其特殊性来获取一部分读者的认同，更需要同市场中更多的同类产品和替代产品进行竞争，诗歌的发展就与市场和资本发生了联系。

最后是社会心理的转型。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给中国人下了一个定义，称为自我主义的人，指的是我群的泛化，也就是说自己人的界限比较宽泛。而现代工业社会则是强调个人主义，是每一个遵守规范合理分工的个人利益集合体。在这种或许兼有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转型时期，单个社会个体表现出一些较为矛盾的社会心理，诗人本身就是这样的个体，或许诗歌也会表现出这些特点。宏大叙事被推翻之后，知识等级体系被平面网络所取代，效能优先和性能优化成为第一原则，权力成为控制社会的合法工具。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诗歌的世界以及诗人。

在社会转型期，诗歌的写作可能会呈现多元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是不利于诗歌发展的，所以要辨析这些表现对诗歌的影响，就要从社会环境对诗歌影响的微观路径来探究新诗的发展。

二、新诗发展现状

从以上诗歌中国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社会是孕育新诗的大环境，而新诗的发展往往是具体而微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时期，中国新诗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其中涉及诗歌表达方式的发展、诗歌写作和出版的商业化和网络诗歌的传播和诗歌群落的出现等特点。

（一）诗歌表达的发展趋势

第一，内容的革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内相比，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遭遇重大变革，这一点表现在诗歌里。在先锋诗歌把朦胧的诗句推翻之后，生活世界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是来自跨领域的知识被引进诗歌里，像语言学、哲学等主张被诗歌吸纳，也有一些不乏大胆的内容，如性爱，尽管这些自由的表达拒绝了部分保守的或者缺乏相关知识的读者。如此，诗歌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

第二，诗歌越来越短，缺乏情感的整体性。短诗成为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与快速消费的社会趋势不无关系。一些综合性刊物发表的几个页码的诗歌也多是组诗，是一组短诗，而不是长诗，缺乏情感的整体性。短小精悍的诗歌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导致诗歌的情感单维度。而长诗中可以展现更多维度的感情，可以使得诗歌表达更加丰富饱满。

第三，文字越来越收敛、自我。文字的收敛即是向内发展。宏大叙事的合法化被推翻以后，很少有诗人代表人民，他们很少思考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今天看到的事物和身边的故事。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衣食住行的事，除了亲情爱情和友情这些感情，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主题也不多。诗歌更多地能看到的是自我的对话，是自成系统的写作，诗歌作品多是角度偏激或者自我意识的文字，这样的呈现让诗歌的读者觉得这一类私人的阐述没有阅读价值之外，也让读者难以和诗歌产生共鸣。诗歌不被读者看好，甚至写诗人自己也不看好其发展前景。

（二）诗歌写作和出版的商业化

诗歌商业化是市场经济形势下发展的必然现象。著名诗人被请去做评委，有名没名的诗人就写写应景的诗以赚取奖金，大

赛奖金对诗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常见的诗歌商业化形式主要表现为诗歌主题征文，例如生辰死祭等纪念日、相关主题征文等噱头。当然也有一些官方诗歌刊物和民间刊物正力图避免商业化，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商业化在所难免，纯文学难以养活自己。也是在市场形势之下，发自肺腑的诗歌写作就愈发少。

诗歌的商业化还体现在诗歌的出版上。有一些专职从事诗歌相关的出版人，他们靠出版为职业，当然诗歌出版并非没有利润可图，因为他们要求入选者订购——还是钱的问题。这些编辑家们或许也是淌过诗歌这条河的，只是“饿死诗人”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一种商业化的形式则是自费出版。目前自费出版（带国内出版刊号）的价格大概在几万元不等，那些有钱的、没有经过出版磨砺的诗人便自费出版诗集，出版的诗歌也无任何质量要求，反正自己给钱。一些手头比较紧的诗人也在考虑合作印制诗歌合集，反正结果都是发表。诗歌的商业化让诗歌作品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三）网络诗歌的传播和诗歌群落的出现

与八九十年代油印诗集不同，网络给诗歌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样化的网络化手段，为诗歌的传播带来了极速和便捷的渠道。网络对诗歌的影响同样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网络加速诗歌传播，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歌可以到达每一个读者的手机，同时也使得诗歌和诗人的内部交流成为可能；但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市场因素对诗歌有更多负面的影响。网络的开放性开始悄悄反抗传统诗歌出版制度，随着信息化手段的开发，诗歌无所不在，但是这些诗歌是个人的主观呈现，没有经过咀嚼和认可便作为诗歌传播出去，这可能会使得诗歌变

得轻浮而泛化。外行人看写分行的散文，也可能会认为是诗，从而使得大众对诗歌的认识呈现更加多元，大众的诗歌审美分化会使得诗歌评价标准模糊，诗歌的界限变得含混不清，诗歌的纯粹性受到质疑。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诗歌传播可以跨越国界，也可以跨越阶层。诗歌写作也就越来越多地跨越阶层，不同阶层的诗歌写作者又开始被全球化型塑，因此诗人也体现出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矛盾：一方面，跨语种诗歌交流和诗人活动成为可能，诗歌与诗人被放置在全球语境之中；另一方面，地方性的诗歌交流和诗人活动仍然是主要形式，诗歌群落和诗歌圈子大量出现。一些地方性的诗社，或相同写作理念的诗歌圈子都是地方性的体现，“中国诗人”与“地方诗群”同时出现。

三、诗歌的内耗与危机

诗歌的内耗无非值得是诗歌开始走向某种极端，自我消耗的阶段。这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们仍然要警惕这种现象。诗歌和诗人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诗歌便是靠诗歌编辑和读者来断定，诗人以作品来确定，这样使得诗歌和诗人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可塑造性。没有统一的尺度来衡量诗歌作品和诗人，导致诗歌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一，诗歌创新停滞不前。事实上诗歌创新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靠一人之功。要认识到诗歌这样一种表达形式需要灌入新的血液，就要不断地创新。当前仿制品、抄袭作品层出不穷，有的伪诗人把前人的诗歌作品翻新加上自己的名字，那简

直就是无耻。更有甚者，有一些“诗歌发表集团”，他们把有限的作品群发到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上去，获取大额的稿费，这样毫无道德的行为只是商人投机的表现，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诗人。出版业一旦乱了套，自然诗歌这一项讲求产出的事业就会受到威胁。而有些诗人或许江郎才尽或者太过欣赏某些前辈的作品，把他们作品的经典拿来改造成自己的，虽然文字再怎么加工制作，也无法掩饰形式上的雷同，这样自然没有创新可谈。不经过思考的诗歌创作或许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思想需要时间打磨，诗歌也是如此。“梨花体”、“羊羔体”等表现形式大胆而有些偏离了探索的方向。这样类似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是我们更要勇敢地批评。勇于创新用于实践，只有经得起诗界推敲的诗歌才是有价值的。

第二，诗人与职业诗人的分离。这里涉及到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说近代诗人从未成为一种职业，虽然可能从来就没有。诗人这个词只是代表着诗歌作品的生产，是个结果，而不是过程。所以大部分的诗人其实都是业余的，他们是编辑、作协主席、出版商、大学教授、医师或者家庭主妇，才不至于“饿死诗人”。这样诗人被分配到某一特定的职业，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使得诗人的诗作可能会偏离一种自然抒发的状态，其视野自然会受到职业的限制，不过倒也使得诗歌覆盖面深入到各个阶层。事实上，这也反映了诗歌的贬值，其作品已经无法养活一个诗人，更别说他的家庭了。

第三，诗歌缺乏个性和吸引力。诗歌的商业化让诗歌成为生活中一种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没有神秘感，触手可及也可能会造成某种意义上的贬值。独特的生命体验能够为诗歌的个性有所

提升，但这种追求恰是印证当前诗歌个性的缺乏。这里所要强调的诗歌要有某种吸引力，让诗人有归属感，让读者有读的兴趣。最近有两个网络诗歌事件值得一提：一是一度流行网络的诗歌软件，用电脑软件对诗歌进行批量生产，这种生产是空皮囊；二是一位诗人在被质疑抄袭之后到公证处申请对诗歌进行公证。这两个事件均表明，诗歌被认为是产品、是产权（或者说是利益），而很少被拿来当作生活的、个性的作品。

第四，诗歌小众化、丢失话语权。诗歌小众化恰与大众化相反，诗歌的读者群体越来越局限。而关注于自身世界的诗人，把作品都写得自我，像是自己在诗歌里修行一样，这在诗歌写作者中还算较为清高的。这样一种自我呈现，无法打动读者，打动不了读者就自然失去了受众。一个陶渊明就好，全都是陶渊明，那这样的诗歌自然没有什么意思。后先锋时代的某些独特诗歌写作形式，也让读者无法理解诗歌，无法挽留本来就不多的诗歌的读者。而今诗歌读者局限于诗歌研究者或者写作者这几个群体之中，这也是某些文学期刊难以为继的一个原因。

第五，诗歌评论力量单薄，批判性缺失。当前诗歌评论尚不能对诗歌有权威的评价，不能引领诗歌的方向，而是过多的关注对过去的诗歌、或诗歌作品的、或诗歌风格的评价，很少从过去的写作中反思如何引领未来的诗歌写作方向。同时诗歌评论作为评价诗歌的中坚力量，并不能发挥其批判的功能。多数诗歌评论仅仅是在夸赞，而没有多少人在批判，反倒是一些作为外行人的社评人等公共知识分子在对诗歌进行批判，缺少专业性的视角。此外，诗歌与诗歌评论的界限越来越明显。诗歌评论主要来自学院派，而诗歌写作则更多地来自民间，这就导致了诗歌评论家与

诗人产生了某种隔膜。国内的诗歌评论力量较为单薄，新生势力的培养更是较差，诗歌缺少内省和批评，其发展缺乏有效的控制。

诗歌没有好的产出，只是一些文人在撑着场子，自然在国内外诗坛、文学界落不到好名声。评论也不能够对诗歌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使得诗歌与诗人必然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在文艺界没有说话的权力，在中国失去说话的权力。当诗歌消耗完自身，便会走向衰落。

四、诗歌前景探微

以上的批判或许有些极端，看客们也尽可以当这是一种中肯的忠告。但是以下的忠告则更加针对以上所批评的现象。可以并不隐晦地说，如果任诗歌按照当前发展下去，这些危言耸听就有成为现实可能。当然，新诗的发展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要改变这些不良的发展态势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地改良，倡导有益于诗歌发展的写作。除此之外，要从商业化和诗歌评价两个方面来谈。

为了诗歌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支持适度的商业化是必不可少的。适度的商业化运作，是诗歌在当前市场经济情况下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具体适度到什么程度？只能说，诗歌只是要从市场中获得一些资金，来维持诗歌产出的持续性而已，我们大可不必去为了钱创作，为了创作而创作，商业化的同时要把握把持诗歌自身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同时，鼓励诗歌改革和尝试，为诗歌注入新鲜血液，才能够写出感动的作品，才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

界，真正地入眼世界文坛。

对诗歌的出版和诗歌评论的关注是两个殊途同归的问题，都意指的是诗歌的评价体系。它们是对诗歌作品的质量和质量评价的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对诗歌的质量有着关键的作用，尽管诗歌的评价体系是多元的，但是仍然希望由主流的出版机构和主流的诗歌评论来引领正确的诗歌方向，对诗歌的产出质量进行有力的把关，对诗歌产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才能够发挥诗歌出版和诗歌评论在诗歌场域中的发言权。树立权威的诗歌评价体系是为了更好地辅助诗歌写作，从而营造更好的诗歌氛围，保障诗歌质量。

[1] 马德生：《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宏大叙事的误读与反思》，《文艺评论》，2011年5期，第25页。

[2] 史蒂文·康纳：《后现代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严志忠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4页。

[3] 朱慧劼：《诗歌与社会学分歧的消解与关系架构》，《星星·诗歌理论》，2013年第10期，第74-86页。

[4]朱慧劼：《作为知识的诗歌：诗歌的知识社会学视野》，《西部学刊》，2014年第8期，第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