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晶晶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媒介议程的社会影响
——以央视“东莞娱乐场所涉黄”报道为例

沈晶晶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发布，影响公众对什么是重要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来解读央视2014年2月9日开始对于东莞娱乐场所涉黄的报道，试图为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议题的选择设置、议题的建构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引导，有效引导舆论发展提供借鉴。

议程设置；媒介议程；公共议程

2014年2月9日中午11点，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氛围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记者探访东莞众多娱乐场所出现嫖娼的现象。整个报道持续了25分钟，不仅对东莞的众多涉黄娱乐场所进行了曝光，还报道了东莞市民对此的态度。此报道一出，反响强烈。9日下午，东莞市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在东莞国安酒店，警方查处了多对涉嫌卖淫嫖娼的人员。10日，央视继续报道了东莞的娱乐场所经营现状。

与此同时，各大媒体开始关注东莞扫黄。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一场扫黄的风暴。由央视的报道引发的全国扫黄风暴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扫黄的风暴。这是一起典型的媒介议程最终影响社会议程，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议程设置理论的成功运用。

一、议程设置的概念及建构

（一）议程设置的概念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指“大众媒介经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发布，影响着公众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问题的认识”。［1］议程设置创始人麦考姆斯和肖恩对于议程设置的解释是，“通过选择和播发新闻，编辑、编辑室全部成员和播音员在塑造政治现实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众不仅获悉一个特定的议题。而且也通过该新闻的信息量和它的编发位置来判断该议题被赋予了何等程度的重要性。”［2］即“随着时间推移媒介议程中报道对象的显著性会转移到公众议程上，媒介不仅能成功地告诉我们去想什么，而且能成功地告诉我们如何去想。”［3］根据麦考姆斯的说法，媒介的议程设置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对报道对象的显著性的传输，即“客体”的显著性从媒介议程走向公众议程的过程；第二个层级是属性显著性的传输，即“客体的一些属性被突出强调，而另一些属性则被一带而过”，而这个属性议程会影响到我们对该客体的理解。

（二）议程的建构

何为议程？按照迪尔英（Dearing）的定义，“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按其重要性分层排列并予以传播的一系列议题就是议程。”因此，哪种议题能成为议程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对听众、观众和读者产生影响，不仅是因为它传播了什么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对另一些内容部加以传播”。［4］不仅如此，议程本身的属性成为影响人们关注的点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过程。

按照韦弗的观点，媒介议程设置更多受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媒介的议程设置大多是按照专业规范和新闻价值来决定的，“而这些规范和价值多多少少是新闻记者和受众所共同拥有和共同认同的”。［1］下面的这个图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议程设置的流程：

通过图表，我们不难看出，议程的形成到产生效果，要经历从媒介议程到公共议程的转变，然后才能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央视及其他媒体对于“东莞涉黄”事件的报道

2014年2月9日上午，央视对东莞市部分酒店经营色情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下午，东莞市委、市政府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东莞市从9日下午开始，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10日，央视持续关注东莞娱乐场所的经营情况。之后，多家媒体开始持续关注东莞娱乐场所涉黄事件，事件持续升温的同时，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扫黄流。

下面是2014年2月9日到2014年2月18日，央视新闻频道对于东莞涉黄事件的报道统计：

9日 11：00 新闻直播间

广东东莞：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

广东东莞：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 星级酒店暗藏色情服务

广东东莞：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 “莞式服务”竟成“特色”

广东：东莞色情业“违法”何以不“畏法”

广东：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 娱乐场所高消费的背后

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 东莞“黄流”通过网络涌出东莞

东莞市民：扫黄就要彻底

编后：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

9日 19：38 焦点访谈

管不住的“莞式服务”

9日 23：16 24小时

广东：东莞全面清查全市娱乐场所

东莞全面清查全市娱乐场所：查封曝光涉黄12家娱乐场所

记者暗访东莞色情服务：群众举报东莞多个娱乐场所涉黄

记者暗访东莞色情服务：KTV消费高“包房费”可以开发票

10日 08：32 朝闻天下

广东：组织查处东莞娱乐场所卖淫嫖娼

10日 09：57 新闻直播间

央视曝光东莞酒店涉黄 胡春华：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迅速打击东莞酒店涉黄事件 胡春华：坚决打击 绝不手软

10日 18：43 共同关注

东莞酒店涉黄事件·公安部：坚决打击组织者经营者及保护伞

广东迅速打击东莞酒店涉黄事件 胡春华：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10日 19：38 焦点访谈

东莞扫黄 重拳出击

14日 13：05 新闻直播间

扫黄不力 相关负责人被处分

14日 18：52 共同关注

广东省问责东莞扫黄不力责任人

14日 20：28 东方时空

广东省委问责东莞扫黄不力责任人

16日 23：16 24小时

东莞四镇委书记因扫黄工作不力公开道歉

随着央视新闻频道对于东莞涉黄事件报道的不断持续，央视其他频道以及其他媒体也纷纷关注起东莞涉黄事件。2月11日起，人民日报持续刊文《城市发展应向畸形繁荣说“不”》、《人民日报评东莞扫黄：是非界限岂能模糊——“东莞扫黄风波”的思考》系列、《“无良大V”的歪理邪说》等关注东莞娱乐场所的涉黄事件，与央视的报道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场。

各级地方媒体、网络媒体等也纷纷关注东莞扫黄事件的进展，同时结合各地的涉黄事件进行报道。以凤凰网为例，2月9日11：59起，凤凰网凤凰资讯对东莞涉黄事件的转载、报道的新闻218条。此外，凤凰资讯还报道或者转载了株洲、三亚、张家界、江苏、北京等地的扫黄情况。

在各级媒体的关注下，全国各地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扫黄行动。针对全国上下的扫黄风暴，各级媒体也在反思扫黄风暴，如新华社2月20日发布的“新华视点”记者的文章《“刮骨疗毒”能否防止“死灰复燃”？》、云南信息报《“扫黄”风暴下的中国》等，将对扫黄的关注至于扫黄之后的维持、扫黄的根本原因的问题，更加深入探析了扫黄的长久之计。

三、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分析东莞涉黄事件的报道

（一）“一家媒体议题”到“媒介议程”

根据上文的统计，我们可以从报道数量和传播模式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报道数量上看，央视在2014年2月9日至18日东莞娱乐场所涉黄的报道中，集中的报道主要集中于9日至11日，报道的重点在于广东东莞娱乐场所涉黄的现象，以及报道播出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应对举措。

在此过程中，“东莞涉黄事件”——“客体”，由于其显著性的特征开始逐渐从央视新闻频道走到了央视的其他频道，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对东莞涉黄事件的报道逐渐开始增多。“东莞涉黄事件”成功地从新闻频道的一次“选题”转向了中央电视台的“媒体议题”。

与此同时，各级媒体开始广泛报道“东莞娱乐场所涉黄”事件，百度新闻搜索关键词“东莞”、“涉黄”，得到的结果是40万篇。

以《江苏卫视》为例，2月10日开始至2月18日，对于东莞的涉黄事件的报道为37条，其中2月10日为14条。可见由央视这样的国家级有影响力的媒体掀起的议程成为“媒介议程”速度之快。从央视到地方媒体，东莞涉黄事件由央视一家媒体的“媒体议题”很快上升为“媒介议程”。

其次，从传播模式上看，东莞娱乐场所涉黄事件的显著性也是其完成从“一家媒体议题”到“媒介议程”的主要原因。黄、赌、毒一直是国家司法部门密切关注并希望严厉查处的社会毒瘤，公众对于涉及“黄赌毒”的案件关注度也会比其他事件的关注度更为密集。因此，在央视报道了“东莞娱乐场所涉黄”事件之后，各级媒体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关注此事。

（二）“媒介议程”到“社会议程”——第一次议程设置

9日上午，央视报道了“东莞酒店、娱乐场所涉黄”之后，9日下午，东莞市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10日，全国上下各级媒体开始关注东莞涉黄事件，东莞涉黄事件出现在国家级以及省市级等各级媒体。

14日，东莞公安局长被免职、2000多家涉黄场所停业整顿、抓获犯罪嫌疑人500余名。随后，在公安部部署下，全国各地开展“扫黄”风暴，范围广、力度大，令人关注。随后，各地媒体不断通报本地“扫黄”情况。

就此，媒介的持续关注不仅带来了公众对非法嫖娼的关注，同时也带来了公安部领导的全国上下的“扫黄”风暴，“媒介议程”成功转变为“社会议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从媒介报道的数量来看，百度新闻上以“东莞”、“涉黄”为关键词的搜索所得到的40万篇报道成功让媒介的议程几乎覆盖了各种媒介的各个角落，包括互联网。

其次，从传播模式上看，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的“受众议程与大众传播议程显著性相关”，［5］“黄赌毒”本身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也一直是民众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因此，涉及“黄赌毒”的事件因其显著性被关注亦在情理之中。

最后，从微观上看，“只有在公众认为媒介的内容具有与其自身相关的特性和实用性的情况下，媒介议程才能影响到公众议程”。［6］非法嫖娼、卖淫不仅会滋生腐败，影响国家的发展建设，最重要的是其还将影响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和谐。

（三）理性分析——第二次议程设置

在对东莞涉黄事件的报道中，尤其是报道的中后期，更多的媒体开始分析东莞涉黄事件背后的成因，并对全国扫黄风暴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例如，《钱江晚报》的报道《东莞之后，扫黄风暴席卷全国》一文中就指出，“尽管年年‘扫黄’不断，但一些‘黄色产业’却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并提出，“扫黄”要除根……切断利益链，就要求必须打掉“保护伞”，这也意味着一场成效显著的“扫黄歼灭战”必然也会带来一场“反腐战”。

这些反思、思考不仅体现了媒体对议程的再次思考，以避免“扫黄”最终沦为一场“媒体和舆论的狂欢”，受众中一些人也开始理性思考扫黄的根本性问题。于是，由媒介和受众开始的第二次“媒介议程”将关注点放在了现象之后的“本质”上。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新闻观察：谁打造了“色情社区”？》等开始成为公共普遍关注的问题。

四、对央视报道东莞事件的议程设置的总结与反思

从东莞事件的影响来看，对“新闻媒介议程设置功能退化”持担忧态度的社会学家们可以暂时放下心来。此外，关于东莞涉黄、扫黄的事件报道几乎涵盖了包括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等四大网站在内的各种网络中。而麦考姆斯在分析社会学家们的担心时，提到的两个假设的第一个，关于数字鸿沟的问题，“公众的注意力被广泛且异质化地分散到互联网上，从而使我们已知的媒介议程走向终结的问题”，［3］在东莞事件被互联网如此广泛地关注之下，也迎刃而解。

“媒介议程”到“公共议程”的最终结果是到“政策议程”，“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7］由“媒介议程”影响到“公共议程”最终以影响“政策议程”才是关键。不过，至少从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层面来看，如果说大众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引导和相互构建议程设置这一假说成立，这对我们以后的媒体工作者提出更多思考与更高要求。［8］

在今后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介更要加强对议程设置的研究与思考，此外，还要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受众在面对媒介议程的过程中，对于公众议程的能动作用。此次央视报道黄赌毒过程中，在微博上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东莞挺住”的言论，影响了原本“媒介议程”所传达的抵制非法嫖娼议程的传递。

麦库姆斯曾指出：“在媒介系统持续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基本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检验议程设置效果都将至少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重要的研究议程。”［9］因此，检验议程设置理论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无论是针对新媒体还是传统大众媒体，不仅重要而且必须。

［1］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17，223.

［2］ 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07.

［3］ 麦克斯维尔·麦考姆斯.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和未来［J］.郭镇之，邓理峰，译.新闻大学，2007（3）：55-67.

［4］ 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157-183.

［5］ 李本乾，张国良.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J］.复旦学报，2003（1）：122.

［6］ 蔡雯，戴佳.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与麦库姆斯教授的对话［J］.国际新闻界，2006（02）：14-19.

［7］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05）：86.

［8］ 周敏.论媒介与受众共建议程设置及反思——以央视《新闻1+1》钓鱼岛事件报道为例［J］.新闻界，2013（05）：14-17.

［9］ McCombs，M. “A look at Agenda—Setting：Past，Present and Future”［J］ . Journalism Studies，2005.

G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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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5）20-01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