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拥军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焦作 454000)

纵观作家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创作，总是怀着对故土的深厚情感，以现代理性视角回望当代乡土中国，将创作之笔聚焦于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原故土，用其特有的方式，讲述着耙耧山下这群中原父老乡亲的生命、生活历程，丰富和完善着自鲁迅以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将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乡村场景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坛，展现出其独特的乡土小说创作和价值取向。

一

阎连科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原作家，成长于豫西伏牛山脉的耙耧山区。耙耧山区是一块虽贫瘠但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独特中原地域。由于中原地区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沉淀、文化积蕴和人文精神，使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文明中长期居于主流，一代代的中原人将中原文化的精髓世代相传，构建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内涵。处在中原文化背景下的耙耧山造就了阎连科家乡浓郁的文化气息，厚重的中原文化渗透着其对家乡的独特感受，呈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作为乡土作家，阎连科的乡村小说都是以耙耧山区为其创作的源泉，以耙耧山独特的地域文化为背景，将乡间的一草一木、一景一情，融入其文学创作中，构建起丰富多彩的乡村景象。在这些景象之中，蕴含着乡村人或悲伤、或欢笑、或奋进、或失落的日常故事，也正是这些简单而生动的乡村生活画面，完善着作家阎连科一个个乡土梦想。自1980年代初，笔耕不辍的阎连科将一篇篇带有耙耧山独特地域色彩的乡土小说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从《母亲是条河》、《乡村岁月》、《年月日》、《耙耧山脉》、《耙耧天歌》到《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小说的相继发表，建构着其“瑶沟”、“耙耧山”乡土小说系列，一次次引起文坛的多元关注。

阎连科笔下的“瑶沟”“耙耧山”并非是令人向往的山水田园，既非鲁迅所描述的水乡鲁镇，又非沈从文所写的田园牧歌式的神奇湘西，而是偏僻、落后、贫穷的干旱豫西山区。其笔下的瑶沟、耙耧山处处是“焦干的黄土，饿孩娃吸奶似地吞着流水。水本来很小。已经两个来月滴雨不落了，田地都龟裂成坚硬的板块，裂纹指头一般粗，曲曲弯弯，网卷豫西的山岭和平原”(《瑶沟的日头》)。“土地的裂纹，纵横交错地罩了耙褛山的世界，一团团黄土的尘埃在那山坡上雾样滚着，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耙耧山脉》)正如其所言，“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从文的湘西那样的世外桃源。”［1］然而，阎连科生长于这块贫穷的黄土地上，对这片沉寂的大山有着至深的爱，执著而热烈，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可以说，对乡土世界的魂牵梦绕，是贯通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血脉。”［2］因此，对故土有着深厚情感的阎连科坚持着自我的乡土创作取向，用文学的形式构建着一个个“瑶沟”“耙耧山”父老乡亲的梦想，将耙耧山脉乡村独特价值呈现在文学的怀乡中，用最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简单却又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画卷，这些画卷所展示的景象虽然简洁、淳朴，但却深深烙上了乡村的印记，“无论是‘瑶沟’，还是‘耙褛山’，在作家的笔下，都永远处于一种自然环境偏僻贫瘩、现实秩序僵固粗鄙、传统伦理积厚沉郁的状态”［3］，让读者阅文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二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肇始于鲁迅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成就斐然，作家辈出，都用文学的方式构建着自我对故乡往事的追忆，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条创作主脉，也形成了众多的现代乡土小说流派:如以鲁迅、王鲁彦、许杰、许钦文等为代表的“五四”“现代启蒙”小说流派，以沈从文、废名、师陀等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小说流派，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为代表的“政治意识”小说流派，以及新时期以来以张炜、陈忠实、莫言、苏童等为代表的“家族叙事”小说流派，共同构建起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形式多样性和内涵丰富性。而作家阎连科却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原父老的乡土往事，有着自我独到的取材视角和言说方式。阎连科笔下的乡土地域，总是取材于一个个相互独立的耙耧山下的村庄，如岭前村、岭后村(《母亲是条河》)，瑶沟(《瑶沟的岁月》)，三姓村(《日光流年》)，丁庄(《丁庄梦》)，受活村(《受活》)……讲述着每个村庄在当代社会的历次变革中所历经的往事。由此来看，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新乡村小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阐释着乡土中国的徙移变迁，以及当代乡土人的生存意识与生命感受。

自“五四”时期鲁迅开创以国民性批判与改造为核心的现代乡土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以来，一代代的乡土小说作家都沿着鲁迅所创立的乡土小说模式，承继起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理念，推动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延续和发展。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现代乡土小说这一特定文学概念界定时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鲁迅所言的“隐现的乡愁”，就是其乡土作品中所展示的他对中国国民性的不懈探究与思索。虽然在国民性的思索上，现代乡土小说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极力挖掘乡村之丑，以探求中国国民最美的国民性;另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挖掘乡村之美，呈现出乡村人至美至淳的人性向善的乐章。而阎连科在中原故土国民性的探究上，似乎两者兼有。不管是“瑶沟”系列小说，还是“耙耧山”系列小说，作者都刻画了一群中原国民最朴实的形象，这些当代耙耧山脉的民众虽然语言粗俗、性情率直、行动鲁莽，但他们内心淳朴、善良，在与多难命运抗争中不屈不挠、坚韧挺拔，进行着一次次的自我生命救赎，将耙耧人的“忍”与“韧”的中原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日光流年》一文中，作者用细腻、老到的笔法极力刻画了一群备受病痛折磨而又不屈服于病魔艰难抗争的三姓村村民。三姓村由于地处山岭，海拔较高，常年干旱无雨，地下水质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致使村民们一代代患上喉堵症，在村史上没有人能活过四十岁，都是在英年去世。村长司马蓝面对生命的短暂与生存的艰难，毅然决定带领村民开山修渠，将干净的水源引到村内，与命运、与自然、与疾病抗争，以延长村民们的宝贵生命。为了筹集开山修渠费用，全村男人到医院去卖腿皮，女人卖掉嫁妆，老人卖掉棺木，以期取得与自然抗争的胜利，展现出中原民众的不屈抗争精神。整篇小说处处真实感人，阎连科把乡村世界里的这些人物描写得真实具体，给人如临其境之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平心而论，河南人、特别是河南农村人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河南农民所受的外部压榨，以及外部压榨造成的内在的、精神的伤害，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痛之又痛。”［4］

阎连科在《乡村岁月》这篇自叙传式的小说里刻画的队长，为了村民们能够吃饱饭、孩子有学上，拼了命地为村民们争取机会，他脾气暴躁、粗话连篇，但是时刻有着一腔热血为村民们打抱不平。他的心里满满的都是队里人，为了一块地、为了一批救济粮，他不顾一切，只要能为村里人争得应有的东西，他都不怕吃苦、不怕别人笑话。为了能让村里人出息，他号召全村人筹款供给连科上学。为了能够凑钱给连科的大姐治病，为了能够给阎连科筹钱继续读书，他不惜卖了父亲的棺材、砍了祖坟上的树。他是一个硬汉，一个为村民可以放弃一切的人。村长被村民誉为“瑶沟的日头”，瑶沟有了他，仿佛日头才能永远照在各家各户，成为村里人希望的象征。

的确，耙耧山独特的乡村与人文环境孕育出了耙耧山人们独特的品质。他们既有不肯放弃的执著追求，与命运顽强抗争、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又有淳朴、善良，血浓于水邻里真情，这些优秀品质构成耙耧山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母亲是条河》向我们讲述了几代人的风风雨雨，周翠这位伟大的母亲形象被作者塑造得栩栩如生。她倔强，坚强，与命运顽强抗争;为了儿女，她忍辱负重，不惜流血、流汗，甚至卖身、卖血，被儿女误解过，甚至被三个孩子恨过，但是不怕苦不怕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打掉牙往自己嘴里咽，始终对儿女无私地奉献。还有小说中的嗦婶虽然口快，却对人真心实意，她为叶秀置办婚事，叶秀推了婚事，她恼过叶秀，但是心里不记仇。就如文中描写的那样:“但一村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避是避不了的，又没有什么阶级仇，民族恨，又都和解了。只是嗦婶为叶秀惋惜。嗦婶这个人对人倒很热心，谁家遇上婚丧嫁娶，她不请自来，忙里忙外，就像做自己家的事一样。谁人家大姑娘小伙子，她都关心着呢，说成一对是一对呢。只是她口快，心里经不住事，心却不坏哩。”

《乡村岁月》中村里人为了给连科凑钱上学，也是人人热心地贡献一份力量，钱多钱少无所谓，但是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却难以忘记，六伯、四叔、三伯、五伯、邻居哥……他们的形象都深深刻在连科心里，“学费嘛，不就是六块……我还有一块二烟钱，先拿去!”“这是五毛，拿去交学费吧，算伯的一点心意。”“连科，这两毛是你婶给的盐钱，别嫌少。”“娘的，你娃子读高中，是咱村的指望，打死你叔也只有这三毛钱，拿去吧!”语言句句朴实、真切，村里人的淳朴、善良的品质被作者刻画得至真无暇。

在《年月日》里，阎连科描述了一位被称作“先爷”，过期式的农民形象。这位生存在贫瘠耙耧山的普通庄稼汉，在面对百年难遇的大旱时，全村人相继逃离家园，向异地求生，以求延续生命。而先爷对故土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最终选择守望家园，为了干旱地里长出来的一株玉米苗而留在百里无人的大川中默默坚守，并以自己的身躯作为最后一颗玉蜀黍的肥料，期望这颗玉蜀黍长大、成熟，为逃荒归来的人们留下培育粮食的种子。文章看似充满了荒唐悲剧的意味，但阎连科在作品里却深深流露出对先爷坚守家园、自我牺牲精神的由衷赞叹。

三

从阎连科的小说中，我们时时都能感触到其对生命意识的关注，将自我对生命、对人生的深度思索融入作品的字里行间，以引起读者的共鸣，阎连科曾说过“我从小就崇拜三样东西:一、城市;二、权力;三、生命，即健康，或说力量”［5］，而耙耧山下生活的乡亲是个命运多舛的群体。不仅面临着干旱、风沙、贫瘠、酷热等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临疾病对肉体的折磨，瘟疫、喉堵症、艾滋病……尤其是三姓庄所面临的喉堵症，英年死亡似乎成为了三姓村村民一生的宿命。尽管死亡贯穿了整部小说，每个人都有随时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能，但每个人的求生意识都从未磨灭过，从未放弃与苦难的抗争。阎连科所讲述的这种绝地求生的精神，彰显了中原民众生命的无限韧性和生存的本质意义。同样，也正是中原乡民面对多难命运从不言弃的坚忍与坚韧精神，孕育了耙耧山厚重的乡土文化。

阎连科对耙耧山周边环境的描写，对耙耧山乡民不屈抗争精神的歌颂，以及对耙耧山人苦难生活的描绘，不只是体现了作者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和追忆，更体现了他在自己构建的乡村世界中对生命的不断关注与思考。沈从文曾说过:“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建筑，这种庙里供奉的是人性。”［6］阎连科也是如此，不仅仅是为了创作乡土作品，而是在作品中构建自己的一份灵魂框架，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回望曾经的乡土，展现其对生命、人性的执著关注。

在中国当代文坛，阎连科作为乡土作家，始终没有忘记其之于乡土中国的独特使命，执著地关注着当代社会变迁中乡土之民的生存状况和处境。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中运用乡村特有的景物描绘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的最底层掩藏着作者对偏僻、落后的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生存现状的关注与反思，体现出了作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体现出了他对中国现实农村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变化的独特认识和艺术感悟。

［1］ ［4］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2］ 林舟.乡土的歌哭与守望［J］.当代文坛，1997(5).

［3］ 洪治纲.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5］ 阎连科，石龙.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知——阎连科访淡［N］.人物周报，2001-11-26.

［6］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