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一、意义是区隔的产物

区隔是意义活动的根本性特点，是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之前提。人获得意义的需求，把事物割出意识观照的部分，以及暂时不予顾及的部分:意义本身的产生过程，就是区隔的产物。

意义是意识与世界事物的联系，意识产生意向性，把事物激活成意识的对象，同时对象使意识成为获得意义的意识，主客观之间就产生了意义。但是对象不可能是整体的事物，意识要获得意义，意向性必须把事物的一部分观相区隔出来，意向性不可能处理事物的“整体”。因此，区隔是意义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笔者认为，意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双向的构成物:意义是意识的获义活动从对象中得到的反馈，因此意义是使主客观各自得以形成并存在于世的关联。既然意义是意识用意向性激活对象的结果，事物在被意向性激活之前，是一片无意义晦暗，无秩序的混沌。对象被意向性激活后，被“意义秩序化”，就不再是纯粹的自在的事物，而是主观化、形式化的对象。意向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方向性和选择性。意向性这个概念，来自中世纪经院哲学，它的现代提出者布伦塔诺(Brentano)，再三强调意向性的方向特点［1］(P131)。正是因为这种方向性，意义就不是匀质的，事物的无尽观相被“意义性激活”的程度不平衡，由此，意向性造成“区隔”效果，即某些部分在意义上活跃，其他部分相对或绝对地不活跃。意向的方向性就是本文讨论的主旨“区隔”的由来:意向性把事物的某些观相隔绝在外，而在意义关联区内的对象诸观相，则成为意义源。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意识的方向性不一定是空间的，我们品尝美食时，获义意向的方向是混杂于各种感觉中的某种味道;指挥家在乐队排练时，特别听出小号手提前了半个小节。这些区隔与集焦方式，显然不是空间的:意向的“方向性”以及对象意义的“分区”，经常只是一个空间比喻。因此，事物在意向性的区隔作用下产生“对象的秩序”，此时事物不再是原先似乎自然存在的状态:事物原先具有无限的观相，任何事物的细节是无法穷尽的，在这一以上可以说“一沙一世界”。当事物变成对象，事物原先的细节无限性被限制，被挑拣，部分观相被选择，成为携带意义的感知，也就是变成了符号。正由于意向性这种区隔对象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意义世界中，不存在“童真”的意识，也不存在“自然”的事物，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两种东西，它们也与意义无关。而一旦与意向性沾边，那么意识就有了倾向性，有了获取某种意义的“偏心”，不再是不偏不倚;而在意向性的压力下，事物也就不再是中立的，被动的，不再是匀质的，而是凸出某种或某些观相。自然之物在意向性聚焦的压力下“变形”了。借用教育学和广告学的术语:意义实际上不是“信息性的”(informational)，而是“变形性的”(transformational)，前者被动地提供信息，后者主动地制造意义［2］。事物本来没有意义，是昏暗中的混沌，靠意向性给予照亮后，才能提供意义，代价就是事物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在意识的意向性压力之下变形后，形成的“对象”。“区隔”(建议英译segregation)，就是意向性造成的事物“对象变形”，本文将讨论三种主要的区隔方式，靠了这些区隔，意识才得以面对世界，认识世界。

类似本文所说的“区隔”概念，很多思想家意识到，属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完全不同学科的许多学者，都讨论过类似观念，他们提出的术语各不相同。通用的有“框架”“窗口”“图式”“概念地图”等等。比较接近本文提出的“区隔“观念的是“框架”。提出“框架论”的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在名著《框架分析》的第一章做过一个总结，认为框架概念很接近胡塞尔(Husser)的“括弧悬置”(bracketing)观念①戈夫曼的社会表演框架理论，认为在准备表演常规程序的后台，与呈现表演的前台之间，有一些要素构成了框架。它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框架，但却不是一种静态的框架，它们产生的目的是冀图在他人面前所投射某种情境。。也接近舒兹(Alfred Schutz)的“典型性”(typicality)观念，吕什(Juergen-Ruesch)的“互动传达”，与倍特森(Gregory Bateson)的“框架观”更是用的同一术语［3］(P56)。此后，麦克豪尔(Alec McHoul)指出，波普尔的“模式”(paradigm)观念，德里达的“范型”(paragon)与“框架“观念相近［4］(P18)。实际上，更接近的观念可能是认知学的“图式”(schema)观，尤其是心理学家马尔那(Joy Monice Malnar)与佛德瓦尔卡(Rank Vodvarka)的“感知游标尺”(sensory slide)设想［5］(P244)。文化学家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概念地图”(conceptual map)观念，也与之相近，霍尔认为，我们每个人可能是用一种独有的方式理解和解释世界，我们能够互相交往，是因为我们共享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概念图，并用差不多相像的方式理解和解释世界。因此他认为，“文化”应当被理解为“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而社会符号学家范鲁恩则认为人的社会生活中区隔无所不在，座位，车厢，居室，包间，既是社会生活所需的功能区隔，也是社会意义的符号区隔。叙述学家莱恩(Marie-Laure Ryan)则提出叙述“窗口”概念:“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叙述单位，其显示范围是叙事记录装置在特定时间内跟踪某物或聚焦某地时，文本世界一次所能‘摄入’的内容。”［6］(P78)

所有这些提法，各有自身的理论目的，互相之间只是相近而已，它们往往都只适用于意义展开的某个阶段。但是，接近观念之多，证明思想者们都感到了，在意义世界中，存在一种调节主客观关系的机制，对此他们各有自己的看法，各人提出自己的术语。

为了寻找一个适用于意义各个阶段的总体概念，笔者认为“区隔”这个概念更为明确，相比于所有这些观念，“区隔”明确指出了认识的关键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过程:有隔进的，就有隔出去的。只有区隔，才能保证意识的分析认知能力。我们经常听到要求认识全面，要求能作到“知人论世”“视界融合”“整体掌握”之类的整体性认识要求，是多次认识活动的积累形成的“理解”。对每次具体的意义活动而言，不可能实现全面理解对象，片面化是认识的本态。

意义对象，就像海上的冰山，我们在每次特定的认识活动中能加以关照的，永远只是露出海面的尖端。被意识的区隔“选下”的部分有多大，什么形状，可以猜测，但是永远看不清全貌。胡塞尔的“本质还原”，目的是要掌握事物整体，因此显露的并不比没有显露的部分更加本质，而在符号学的“形式还原”中，意识并不需要掌握事物的整体存在，只有显露的部分才参与意义活动，我们只能推断没有显露的部分的大致情况。为了能认识事物，我们首先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观察到的显露部分，是如何被区隔出来的。

二、区隔作用之一:“感知区隔”把事物变成意义对象

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提出认识必须“悬搁”(epoche)，意思是暂时中止对外部世界存在与活动的判断，对意识外的现象存而不论。胡塞尔复活此术语，为现象学的思辨找出一条出发途径，即让事物“从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和自然的问题中脱离出来”［7］(P16)，以取得“本质直观”，只有对外部世界是否“自然存在”这个问题存而不论，才能讨论事物与意识的关系。

就符号学的意义理论而言，悬搁也是获得意义所必需的区隔之第一步:对于本次获义活动无关的诸事物，或此事物的无关观相，必须区隔在外。特定的一次获义意向活动，能激活的对象的观相，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要深入理解，必须靠一系列意义活动累积在头脑中形成的经验综合。但是在一次性的获义活动中，必须区隔出关联域的范围，只有控制处理对象的特定观相，悬搁另外的观相，才能获得意义。

这种感知区隔，并不总是边界非常清晰的，并不能完全把与本次解释活动无关联的观相排除在外，万一被感知到的应当被悬搁但未能被悬搁的部分，就只是噪音。获义意向性会尽可能把关注保持在关联域范围之内，但关联域范围之外的观相经常也会被感知到，这就形成对这次解释的噪音。

面对自然事物，意向性排除噪音，这点容易理解:我们无法思及自然事物(例如一枚苹果)的整体存在，或作为“自在之物”的存在，我们只能攫取关联域内的观相(例如苹果的硬度，色彩)。噪音部分可以被感知，但不能为意义做贡献:我们读书时，会尽量忽视书页上乱涂的不相关词句;我们看电影时，会尽量不顾及起身遮住视线的邻座。在意向活动中，为了获得意义目的而排除噪音。如此目的化的意义世界，并不是经验世界，实际上是把世界的丰富性抽干了，但是世界本身，永远不可能靠特定的一次获义活动所能完全理解的。

意义的集中程度能否由人的主观意志控制，体现了意向的目的性。在纯技术层面，一个信息不可能全部由与意义关联的成分组成，绝对没有无关因素噪音的“纯信息”，没有任何所谓无关成分的符号文本，不可能构成，也不可能传送。

意向性在获义活动中，不仅决定了悬搁范围，不仅划出了关联区外的噪音，还造成了对象的意义关联程度非匀质化，使对象“凹凸不平”。这是我们的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我们的意识不仅造成意义世界的千姿百态，而且造成看来是“同一个”对象在意义突出程度上的千变万化。由此，同一个事物，经过复杂的“对象化”，形成携带不同意义的符号。

对象意义的非匀质化，可以把对象分成背景区、衬托区、焦点区。我们在市场看到某种中意的苹果，此时市场的楼面景象是环境背景，周围的柜台是衬托，在这个背景上出现焦点，即那一堆苹果。焦点不完全是由于这个这堆苹果特别鲜亮，而是我们的意识集中激活这一堆苹果的意义。我走进一个市场，市场作为对象的各种观相，是非匀质化的分布，我要买东西的货摊会在意识中凸显，而这正是意向性区隔的产物。

这种分区区隔，并不局限于视觉，所有的感知在每次获义活动中，都有类似三区之区隔，味觉触觉过于紧窄，却也并不例外。当关联域的各种感觉集合起来时，人的意识就获得无数种综合的意义。

皮尔斯(C．S．Peirce)的符号现象学，对这种非匀质分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说明方式。皮尔斯在讨论符号的性质时，把现象分成三性: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第三性(Thirdness)。皮尔斯学说中的三性——质地、事实、判断——是意义认识的先后顺序，笔者认为，它们也可以是同一次获义意向性激活的对象非匀质分区，与本文前面说的三区——背景区、衬托区、焦点区——完全一致，只不过皮尔斯的三性，是认知深入的过程，而本文说的三区是同时产生的。

“第一性”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对象的观相进入意义关联域的最起码条件是第一性品质。第一性是感知到的现象的基础品质:“那种使我们成为如是的进化过程的特殊效应，吸收了我们大部分的感官与感觉(它们曾经是模糊的)，并且使它们变得明亮与清晰，而且可以使它们与其余部分区分开来”。注意，这里的重点号是皮尔斯自己加的［8］，皮尔斯明白三性的区隔作用。

对象区隔是获义过程必然现象，因为意义的形成是一种符号操作，而任何符号表意行为，都无法摆脱组合与聚合的操作，操作本身就是选择，是对各种因素的整理，排斥一部分，接受另一部分。只要有意识，就不可避免地把关注的事物对象化，寻找意义，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这个过程几乎是不经意，随时在进行，其核心机制是区隔与选择:每个人的意识是不同的;同一意识的每次驱动获义活动的意向性是不同的;每次获义意向活动把事物对象化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事物必须有(对本次获义意向)“无意义”的部分，才会构成意义对象;对象必须有弱意义的部分，才会出现强意义的焦点区。对于每一次的获义意向活动而言，不同的区隔构成一个独特的意义格局，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在面对同一个事物时，获得的意义很不相同。

事物在框架中变成意义对象，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框架中变成不同的意义对象，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分叉衍义”［9］(P107)。即使同一个解释者，也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心态下，在同一符号中也会读出不同意义，也会朝着不同方向延伸。正因为区隔方式不断变化，对同一事物的意义解释，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过程。

三、区隔作用之二:“再现区隔”把符号组合成文本

正如前面说的到市场买苹果的例子所示，由于区隔分区，符号不可能单独表意:我获得一堆苹果的意义，是以整个市场或整个柜台为背景的。区隔是聚合选择的产物，而聚合选择必然投影到组合上，导向组合的连接因素。

被分区的各种事物观相，作为一个意义组合呈现，这个组合就具有一定的合一品格。因此，我看到的苹果，是市场里诸种货物中被我的意识选出来的一系列意义单元(符号)组合成的苹果。这样的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组合，我们一般称为“文本”。文本是由符号组成的，但是并不一定是由人造符号组成的。一幅蓝天白云的画固然是文本，一个蓝天白云的自然景色，也是文本，因为意识从这个景色中感知到意义。

在符号学中，文本一词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最窄的意义，与中文的“文本”两字原意相近，指的是文字文本。这个中译经常会误导:文本是一个意义组合，不一定指其物质存在，更不一定是文字文本，因此，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如果文字意义没有变动(哪怕简体变成繁体)，依然是同一“文本”［10］(P609)。

但是在符号学研究中，文本的定义完全不同了。乌斯宾斯基则认为文本是“文化的基本单位”;洛特曼定义最为清晰:“文本”是“整体符号”(integral sign)［11］。而塔尔图学派的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最宽的定义，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12］(P6)，这个定义几乎与皮尔斯对符号下的定义相当(“没有被解释的就不是符号”)①"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 Press，1931-1958，vol 2，p 308。

上一节已经讨论过，符号不可能单独表意，因此，任何携带意义等待解释的都是符号文本。人的身体是文本，整个宇宙可以是一个文本，任何思想概念都是文本。因此，文本的定义可以简化为“文化上有意义的符号组合”。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意义向度”。

这个定义牵涉五个因素: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意义向度。“合一”的意义，就是一个文本的各部分联合起来表达一个意义。组成一个文本的符号成分，拆散开来当然也有意义，不然不称为符号，但是合起来表达的意义，不是各部分之和，而是一个整合性的意义。

文本要如何组成才能有合一的意义?实际上取决于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看到的文本，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意义传达构成的关系:文本使符号表意跨越时间空间的间隔，成为一个过程。反过来说，通过表意过程，此符号组合就获得了“文本性”(textuality)。

本文的各种品质中，“合一的意义”是最主要的。这不是说一个文本只有一个意义，文本的多义性并没有取消其合一性，因为多义中的每个意义，依然是这个文本集合起来表达的。如果一个没有意义的合一性，就不是一个文本。这就是为什么《劳拉快跑》这样明显分成几个故事的文本，依然是一个文本。它的意义可以是“生命可以重来”，或是“爱情给人力量”，或“生命贵在坚持”，却都需要合成一个文本才能表达。

安伯托·艾柯(Ulmberto Eco)提出过“伪组合”理论:某些“文本”的组合缺乏“整合性”，各部分之间关系不明。他举的例子是蒙德里安的画，勋伯格的十二音阶音乐。实际上，很多符号组合都让人怀疑是否有“整合性”:长轴山水切出一块难道不能形成单独文本?电影剪辑不是可以割出好几种版本?剪裁后照片比原幅照片整合性更多还是更少?70回《水浒传》是否真不如120回“全本”?60年代实验戏剧的一种，“发生”戏剧(Happenings)，没有预定情节，演到哪里算哪里，无始无终，有意取消文本的“整合性”［13］(P64-68)。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说:“文本是直接的现实(思维和经验的现实)，在文本中，思维与规律可以独立地构成。没有文本，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②Quoted in Tzvetan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e，Minneapolis: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81，P17因此，区隔用来保证意义单位的完整，形成了文本性，文本就是区隔符号组合的结果。

因此，“文本性”是解释者对符号集群的区隔化的结果，而并不是符号文本固有的品格。艾柯对文本的构成有个绝妙的定义:“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也就是说，文本(至少文本的意义)是解释为了自圆其说(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建立起来的，它的意义并不具有充分性。这样一来，要找到解释有效性，只能通过接收者与文本互动。艾柯承认这是一个解释循环:“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③Quoted in Tzvetan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e，Minneapolis: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81，P78。有意义，才有意义的追索，有解释，才能区隔出文本的边界。

文本的区隔方式，并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它的解释方式。意义接收者在解释符号组合时，必须考虑发送者的意图(例如画家的画框范围)，也必须考虑文化对体裁的规定性(例如绝句应当只有四句)，但是最后的取舍只需要适合于接收者自己这次特定的解释。例如:某人上路时，区隔出一整条线路上的各种信息构成一个文本;但当他走到某处时，路标与周围的某些路况构成另一个文本。如果某人坚持读到底，一部诗集被区隔成一个文本;如果他中止阅读的话，一首诗，甚至半首诗，也构成一个文本。文本作为符号组合，实际上是解释者将文本形态与解释“协调”的结果。正因如此，摄影者的每一次“重拍”(re-take)，就是另建一个文本的尝试，而的确每个文本给了我们不同的意义可能。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冰山这个比喻:一座冰山不可能冒两个尖。沃卓斯基与提科威尔(Andy＆Lana Wachoski＆Tom Tykwer)导演的电影《云图》(Cloud Atlas)是从18世纪的过去，到人类移民别的星球的未来，六个故事完全谈不上关联(电影中只是演员轮流在不同片段中表演不同角色)，但是一旦放到同一个电影文本之中，他们就有一个合一的主题，人类命运的六重奏。

为了保证这种合一意义，文本就必须有边界。文本的区隔偶尔会像书籍封面、美术画框这样明显具有物质性，大部分情况下，它只有一个抽象的界限，例如街头剧的“舞台”，实际上没有一条明确的线，但是观众意识到有个文本边线，隔离出一个不同于观看世界的被演出世界。

四、区隔的本质作用

区隔在人的意义活动中，重要性至今没有得到本质化的讨论，原因是论者一般把它作为认识工具。实际上区隔是人的意识得以展开意义活动的最根本保证:它把人的意义活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画出意义活动区的内外。

在上面说的区隔的三个功能(范围化、文本化、类型化)之中，前两者比较容易理解:范围化主要是对象的观相集合中的选择区隔，排除认识活动所无法达到，也不想达到的部分，以保证意义获取活动的顺利进行;文本化则是组合的区隔，把不需要也不可能纳入理解的符号切割到组合之外，以保证理解的对象有个合一的意义。类型展示中的区隔，则需要作一番想象，这是一种文化的区隔，提供文化认定的类型解读方式，排除类型之外的过多可能性，以保证意义活动能够高效地服务于意义解释，也更利于解释回应类型中包含的发送者意图意义。因此，区隔既是基础性的，也是文化性的，获义意识与理解意识，必须首先就是一个“区隔者”，一个有意确立框架的建构者。

意识将对象区隔范畴化，实际上是古老的哲理。《庄子·齐物论》曰:“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庄子》指出，世界的秩序，靠的就是“畛”，划出畛域，显示区隔。区隔的范围化、文本化、类型化，都是因为意向性的本性就在于区隔，而不是对事物的理解反应，区隔并不是面对符号文本的特殊性才“别立个心”，而是意识的本质范畴。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区隔框架是意识的效率的要求，它保证了追索意义的效率，减少了意义模糊的可能。同时区隔框架也限制了认识的区域，尤其是转换了焦点的区域。尤其是类型展示，携带着展示者明显的意图意义，这种现设的类型，必然有社会规范、组织压力，在专业程序外表下，携带着意识形态倾向。一篇表面客观的报道，可以因为文本区隔的方向性而意义完全不同，例如可以说“这次灾难性事故死亡人数高达50人”，也可以说“经奋力抢救从这次巨大的灾难性事故中救下了60人”，前一种是负方向的区隔，后一种是正方向的区隔。这两种区隔都提供了一种认识和理解的捷径，显然这种认知效率是有代价的。这本来就是符号的感情模态构成的方式［14］。

聪明的动物——例如猩猩、海豚、小狗或婴孩——能不能画出美术杰作?这个让评论界窘迫了几十年的问题，用展示原理来看，就很容易解决。展示，即是把他们放在展览厅里，或是拍卖行里(或是相反，把他们扔进垃圾堆里)，显然使我们不再考虑“艺术究竟是什么”这个烦人的问题，而反过来安心观看这些文本，如何作为“美术”被社会接受，或作为“胡闹”被社会拒绝。对动物的画可以如此，对人们辛苦拍出的电影也可以如此。“三亿大片，震撼上映”，与在“观影俱乐部”放映的小制作，预先就决定了我们的观看态度。因此，社会性展示者们显然在利用大众媒介和社会机构提供的类型区隔，代我们做了选择，强加给我们事先区隔出来的选择性影响。

因此，建立区隔，以划出意识关联的内外关系，是意义活动的根本前提。我们可以理解区隔框架是个人处理世界信息的最基础的模板，也可以理解它是建构社会性意义活动必须用的策略，总之，它是主观与客观，这两个无边无沿的世界相遇时，所必须有的边界划定方式。不然主观意识无法掌握也无法理解事物的无穷观相，社会性的人类意识，也无法管理处置生活经验的无形无态。没有区隔边界，人的存在就会变成一片混沌，因此意识用一连串的隔离得到认识对象，使世界具有意义。

［1］MARGOLIS J．Reflections on Intentionality［M］．In Dale Jacquette(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rentan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ROSENBROUGH T，LEVERETF R G．Transformational Teaching in the Informational Age:Making the Why and How We Teach Relevant to Student［M］．Alexandra，VA:ASCD，2011．

［3］GOFFMAN 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4］MCHOUL A W．Semiotic Investigations:Towards an Effective Semiotics［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6．

［5］MALNAR J N，VODVARKA R．Sensory Design［M］．Madis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

［6］玛丽-劳尔·莱恩．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M］∥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8］PEIRCE C S．Collected Papers［M］．Cambridge 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31-1958．

［9］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MCHOUL A．Text［M］．in Enclopedia of Semiotics，(ed)Paul Bouissac，Oxford:Oxford Univ Press，1998．

［11］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J］．符号与传媒，2011，(3)．

［12］USPENSKIJ B．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M］．in(eds)Jan van der Eng ＆ Mojnir Grygar，Structure of Texts and Semiotic of Culture，The Hague:Mouton，1973．

［13］SZILASSY Z．American Theater of the 1960s［M］．Carbonda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

［14］张智庭．激情符号学［J］．符号与传媒，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