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芳，刘进田，谢军华

“三秦”一名始自楚汉相争，项羽为“距塞汉王（刘邦）”[1]61而“三分关中（今陕北、关中）”[1]61是为“三秦”。此后,人们便习惯称关中与陕北为“三秦”。今日,人们常将包括陕南、陕北、关中在内的陕西简称三秦，将陕西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的古老而灿烂的文化称为三秦文化。

三秦文化源于炎黄，形成于周秦，成熟于汉唐，内省于关学，反思于明清，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特点和思想特征。

今天面对国内经济社会的转轨转型和深刻变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审视三秦文化的古今流变，探索三秦文化思想的当代变迁，以当代三秦文化表征窥视时下秦地的生活状态、民众命运和文化趋势，为三秦突破局限实现新时代大发展寻求文化共识。

一、三秦文化的主要特征

三秦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与中华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中国古代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小农经济的发达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广博的容纳性”[2]269，其主要价值观表现为“注重人伦和睦和道德至上，提倡重义轻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爱国爱民”[2]269。古三秦人也因地理环境上的农业优势，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和生活习惯。其农耕文化特征明显表现为安土知足的处世态度和重农轻商的生活传统。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赖以形成的土壤和载体。其形成和发展既有相对稳定和持久的自然生态因素,又有复杂多变的历史契机和人为因素。前者构成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后者则直接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历史沿革、思想内涵和价值判断。

三秦地处祖国中部偏东靠北,位于东经105°29′—111°15′、北纬 31°42′—39°35′。南北长 863公里,东西宽400公里,面积约20.6万平方公里。与蒙、晋、豫、鄂、川、甘、宁等省毗邻。整个地貌以高原为多,山地次之,川地平原较少。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是三秦主要的地形地貌代表。其中关中平原是三秦文化生长发育的中心地域。三秦文化在表现中华文化共性的同时，也彰显着自身的地域特性。

1.以关中文化为地域特征的农耕文化

受渭河冲积形成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气候湿润,自古就是理想的农耕之地，其农业发展为历朝历代重视。农业的发展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并为其他文化类型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八百里秦川孕育了以敦本务实、经世致用为核心精神的关中文化。

早在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士人们就积极参与治经著史活动。甚至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大多士人谈玄论道寄情山水时，三秦人仍恪守儒家传统,讲学著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唐宋以降，韩愈、李翱对关中文化进行反省，至张载集大成而为“关学”，进一步充实和深刻了关中文化的内涵。程颢因此评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3]1196，称赞关中士人积极入世,信守“学贵于有用”[3]1196的理念。

蓝田四吕以《吕氏乡约》继续传承张载重礼贵教、经世致用思想，南宋朱熹又将其增删编纂而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当、礼俗相交、患难相恤”[4]为核心内容，成为南宋民间老百姓遵守的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影响巨大。

鸦片战争期间，陕西各地举人自发送别因抵抗殖民入侵而被充军伊利途径西安的林则徐；时任军机大臣的陕西浦城人王鼎不惜以尸谏请求道光皇帝起用林则徐抵御外辱。时任山东道御史的陕西礼泉人宋伯鲁支持康梁变法活动而屡上奏折，后被慈禧以“滥保匪人”罪革职，永不叙用。

2.以农耕为主，游牧与草原并具的兼容文化特征

三秦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东有潼关,南有秦岭,西部与北部有连绵的戈壁和沙丘。如欲发展必须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向外开拓。早在秦人与戎夷和处并居的秦国时代，秦人就敢于冲破陈规不拘现法，大胆从他国引进大批地位卑贱却才华出众的非秦籍人士,如百里奚、西乞术、商鞅、张仪、公孙衍、田文、白起、范雎、吕不韦、尉缭、王剪、李斯、蒙恬等，大刀阔斧，励行改革，为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候亲服”[5]，作出巨大贡献。历史证明,周秦汉唐都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向全国开拓并且迅速地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秦文化中兼俱的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因子，使得三秦因迁徙文化而形成不墨守成规随现实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开拓创新精神；因尚武文化而形成浑朴实用直接功利的意识；因草原文化而形成开放昂扬自由浪漫的气质。

三秦文化还有以明代王恕、韩邦奇等为代表的三原学派。此派尊程朱,但受关学学风影响,重风土气节,颇有三秦古风,又称“关学别派”；以及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教，“宗道德以为本”,倡三教合一,主躬行践履。

这些三秦文化的有机思想，在历史的变迁中，或浓或淡于特定时期，或被继承发展再创造，而成为原来三秦文化主体的继续。

二、三秦文化的基本内涵

三秦文化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受农耕文化与游牧草原文化影响，既有未经教化之造反传统，又有天朝礼仪之熏陶渗透；既有北方狄族之粗犷豁达骁悍，又有中原民族之勤劳侠义英勇；既有桀骜不驯之李自成，又有《史记》《汉书》之司马迁班固；既有革命圣地之延安精神，又有马踏匈奴之西域雄风。

朱熹言：“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其民厚重质直……，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戍富强之业……”[6]521。三秦文化是矛盾的统一体。它开拓进取、创新思变、质朴诚信、尚武尚法、兼容博取，它封闭保守、怀旧崇古、现实功利。这些特征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共同构成三秦文化的基本内涵。

1.敦本务实崇礼尚古

这是三秦文化的核心精神。在古代农业为立国之本，稼穑为立家之本。古代关中优越的自然条件而带来的发达农业，更使务本格外重要。司马迁说关中“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桔,殖五谷”[7]98。尚农的习俗使关中人祖祖辈辈接受一个古老的关于农耕文化的朴素哲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关中民谣也如此唱到：“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因此反映在人性中就是务实、朴实、勤俭、节约。以土地而延伸的这种敦本思想在关中农村的乡约族规家法民俗中表现明显。直到20世纪30年代游历中国的外国人仍然评价“西安人对浮华、轻佻的娱乐并不感兴趣。在陕西省会的社会生活中，戏院对这里的影响要比其他大城市小得多”[8]。

因敦本故重耕田，重耕田则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因敦本故重视土地，重视土地则重视因土地而带来的财富。因敦本而衍伸的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结合，造就了以崇尚礼仪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成为秦人的生活原则。

三秦从黄帝到大唐其风俗民情基本符合圣人理想，从司马迁到张载都强调礼仪,提倡务实。张载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直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人仍然评价：“陕西的官员都极其文雅，有涵养，从容而威严。话语中经常夹杂着一些愤世嫉俗的揶揄之辞。……他有荣誉感，言出必行”[9]35-36。此外，重义轻利、注重孝悌、贞洁妇道的准则观念千年来也深入人心,浸入血液。

2.功利质朴敢为

在极为艰苦和较为落后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秦，受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影响，养成了崇尚武力、重视功利的观念。“从秦建国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的事。他们不屑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无心于超越时空、驰聘古今的玄想,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诸国那样严格”[10]。所以《淮南子•要略》称:“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话虽讲得有些尖刻,但并不缺乏史实根据。

程熙也评价:“关中人刚劲敢为”[11]354。这种尚武的传统直到北宋时期的张载仍有表现，他在被范仲淹劝导读《中庸》之前，也是以兵家武力为报国要义的。至金代，忻州文豪元好问也在《送秦中诸人引》中云：“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12]365。

秦人提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因务实所以戒虚敢为。江藩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中评价李因笃时称到：“平生尚气节,急人之难。亭林在山左被诬陷,因笃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诉当事而脱其难。性慷直,面斥人过,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因笃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奇龄骇走,当时相传为快事”。

3.自苦乐天知命

唐末五代至明清，急转直下的历史境遇和持续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自然经济观念制约，三秦日益失去核心辐射作用和中心地位。使苦自唐宋以降一直伴随着三秦人左右。

元代骆天骧云长安久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备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垣。禾黍离离，难以诘问……”[13]6。清朝翰林院大学士王培在采风录《七笔句》中更是以淋漓尽致又高度凝练的笔调概括了三秦生活条件之恶劣人民之粗鄙蛮荒与落后——“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飞，山花无锦绣……裤腿宽而厚，破烂且将就。……可笑女流，头发蓬松尘满头。……塞外荒丘，土羌回蕃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诺（即埃伦斯诺）及夫人在西安、延安等地采访，对西安的印象均感到凄凉。甚至在几十年后再度西行仍然看见：“西安异常凄凉。你根本无法辨认出这就是西安”[14]49。

然而三秦人既不淡化对天灾人祸的冷峻审视，也不忽视对苦难降临时人的坚忍品格的称扬。生活虽艰辛，生性却乐观。严酷的自然环境没有消磨秦人生活的热情，而是造就了他们豁达务实的人生态度和坦荡浪漫的民族精神。这种态度和精神表现在秦腔就是繁音激越，慷慨悲壮，热耳心酸；表现在信天游就是征服苦难的强烈冲动和生死相随的牺牲精神，表达的是三秦人尤其是陕北人披肝沥胆、高亢奔放、回肠荡气、苍茫恢弘、凄凉悲壮、沉郁厚重的审美情怀。

4.保守怀旧求稳

三秦地处内陆,地形较为封闭。北部黄土高原为横山山脉、子午岭、黄龙山环绕,东以黄河与晋地分离,交通极为不便；秦地南部又以山地为主交通极为不便；关中虽有秦川平原,但其封闭性则更为突出。它三面环山,东面临水,在过去发达的农业经济时代就形成了不赖外力独立封闭的发展模式。

地理环境劣势在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后加剧凸显，加之现代工商业崛起农牧文明相对停滞，以及西学东渐的蓬勃突进，都使三秦大地面对巨变猝不及防。三秦人逐渐内聚封闭、守旧僵化。地域本色由于过分沉淀而走向优势的反面即致命弱点——淳朴敦厚走向过于克己谨慎，强悍刚烈走向倔强排外，务实重惠走向不敢开拓。宁愿抱缺守旧谨遵传统安于现状，而顾影自怜念念不忘往日汉唐雄风，造成三秦人“阿Q”式的自大自卑及保守怀旧。即便对现实不满,也不会努力开拓创新,改变现实;而是以回想过去的盛况宽慰自己，求得心灵满足。

三、三秦文化的当代变迁

三秦文化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洪流中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变迁。当今的三秦文化已少了许多“苦”味，情感也渐趋含蓄与细腻，对乡土的迷恋也不再执拗。

1.厚重刚健的基本精神依然高拔

三秦人自二十世纪以来至今依然与土地胶着，继续沉淀厚重质朴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土气逼人不假虚饰；刚气提神强毅果敢，塑就硬骨头精神和犟牛脾性；大气摄魄粗犷豪迈，不整则矣，要整就整得惊天动地。

这种精神表现在气节上就是经世致用忧国忧民。清末民初，关中大儒牛兆濂淡泊名利,奉行“学为好人”原则，弘扬关学、教书育人、尊礼重教、传播仁爱。在近代中国数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面前,牛兆濂从民族国家大义出发,冒死奔走,为三秦父老殚精竭虑。

至于被誉为“陕军”的三秦作家们从五四时期的郑伯奇到延安文学时期的杜鹏程、柳青，再到五六十年代的“白杨树派”，直至后来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他们的创作都紧贴现实，满怀救世的忧患与苦闷。

表现在饮食上就是不拘形式以迅速吃饱喝足充实身体热量和力量为主要目的。表现在言谈举止中就是说话高亢激越、言语粗犷奔放；习惯粗喉咙大嗓门直抒心声酣畅淋漓爽直痛快。表现在生活中就是不尚花哨浮华，不随波逐流，“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中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新地面对现实”[15]123。他们宽厚仁爱，助人为乐，正直仁义；他们讲求实际,量入为出,奉行节俭;他们诚实待人,不讲客套,不慕虚名,不谈玄理。

2.保守思想依然作祟，导致开放不足创新受限

当代三秦土地不再成为人们繁衍生息的唯一生活场，“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再对它们有较大震慑。三秦人不再从骨子里看不起手艺人与生意人，相反，物质财富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判断。

然而怀旧保守的历史积淀仍然影响着三秦人低调内敛胆怯卑微的性格，缺乏应变的勇气和信心。正如来自陕南山地的当代作家贾平凹所言：“知道我德性的人说我是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伏低伏小……”[16]。不仅如此，三秦人甚至以行事低调内敛沉稳为幌子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胆怯卑微遮掩，搬出孔子“讷于言而敏于行”[17]83的古训，为自己忍气吞声不惹事、不喊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万不得已不发作的种种胆怯开脱。

这种文化心理究其主要思想缘由当追张载关学。张载的“气化”理论,一方面使三秦文化向思想理论高度哲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其“心性”理论的提出,过分强调了内向修养的重要，致使三秦文化中原有的开放精神和功利主义特征都有所削弱,而加剧了固步自封、不求进取的守旧心理。这是张载“关学”对三秦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以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念》中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清代三秦学者李颙思想的保守性和落后性，批评其“为旧学坚守残垒”。贾平凹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汉代的文化是最有力量和气度的,比雍容富贵的盛唐文化更引起人的推崇和向往,而陕西人已没有了秦汉强盛之气,古人崇扬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看重负重慢行的耕牛,于是性格由开放型归于封闭型”[18]。

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着种种巨变，时代洪流中的三秦也一直处于价值多元与文化选择的艰难中。今日中国仍然经历着更深层次的变革，古老而深厚的三秦文化也在多种文明、思潮的对峙冲突与合流中痛苦蜕变。今天的三秦文化仍然是矛盾的统一体，其怀旧保守性仍然是影响其发展的致命因素。沉疴需用猛药治，三秦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信心，放下包袱，放下身段，放开视野，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寻找合适的文化生长点，实现三秦文化的再次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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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贾平凹.〈土门〉后记[M]. 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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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