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楠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多维视野下的大禹治水传说研究

夏楠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大禹治水传说作为跨越长时段的传说之一，文献记载丰富，传播范围广延，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古史辨学派以来的大禹治水传说研究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辨真伪，即通过勾稽考证，以考古学和历史学为主要视野，辨析传说中相关情节的真实性问题，这种辨析恰恰忽略了传说中的民族性;二是窥内涵，即借助文化学、人类学等,揭示大禹治水传说的文化内涵。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应用材料和研究路径的执着。置入传说学研究的视野，这两种维度涉及的是三种关系，即传说与历史、传说与社会文化、传说与其动力机制的关系，但对这三种关系的研究并不明确，有待深入。

大禹治水传说；历史；文化内涵；传说学

往古是可以想象的，面对“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情境，以当时的生产力与技术，似乎只有女娲可以“补苍天，正四极，涸淫水”。《淮南子》中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混沌思想中对远古的无限接近。由此，国内外学者往往将与洪水有关的叙事看作神话。①洪水神话的研究，参引阿兰·邓迪斯编著、陈建宪等译《洪水神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国外学术界经过数世纪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的个案研究、文本的比较研究，神学、地质学等多重视野。经过几个世纪的累积，逐渐形成经纬交错的研究途径。随着人智之开，社会生活的秩序逐渐浮现，洪水不仅仅是四极九州的废裂，而是同方国一般，是能够治理并纳入规划谱系的自然。因而，洪水之后，迷失在中国的诺亚方舟由大禹掌舵，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大禹治水传说的根本意义也在于此。

一、历史学视野下的大禹治水传说

(一)历史研究与社会思潮

研究者对学术问题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正是在思潮中保持思考的态度，方产生了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与文明的发展与大禹关联密切。从晚清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系列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发。

晚清时期，疑古思潮高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为这股思潮延续的代表，他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解读大禹治水传说。在学界引起大范围讨论的是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P2)中提出的“禹为动物”的观点，他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顾颉刚对于大禹为历史人物的否定引起不少人的反对。针对此讨论，顾于《辩禹：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明确将大禹作为神话人物提出，从禹是否有天神性、禹与夏之关系、禹与尧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后土)。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1]顾颉刚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其针对传说提出的层累地形成古史的观念，在对大禹的辨析中得到清晰的展开。尤其是1937年与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传说》一文，提出“禹为主山川的社神，禹来源于九州之戎，鲧禹本为独立人物，由于墨家的尚贤说和禅让说，才与尧舜发生关系”[2]。受古史辨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重视大禹治水传说，并得出了新颖的结论。丁山从文献中的“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出发，联系应龙传说情节中的应龙助禹治水，得出禹为山川之神，其神格为雨神的结论。丁山的研究带有传说学色彩，在分析完大禹神格后，对禹娶涂山进行了结构上对等的对比分析，“禹合诸侯于涂山演自祷雨神话，其‘娶于涂山’演自止雨神话”[3](P34)。徐旭生从文献学、传说学、历史学等角度，对大禹治水进行探讨，将上古史研究定位在“传说时代”，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其“洪水解”一章，针对大禹治水传说产生的背景、洪水从专名到共名的发展等数个方面做了梳理。他认为，在传说时代这个范围的框定下，由于受神话思维的限制，人们的思考不可能离开神话思维。徐旭生的结论也是笔者较为认同的，洪水的发生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逐水草而居则很少有治理洪水的传说，而在黄河中下游，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治水成为首要问题。从发生学角度来看，黄河中下游成为大禹治水的主要地区。从时间上来看，徐旭生指出，“大禹治水之后，政治的组织逐渐取得固定的形式，不像从前散漫部落”[4](P12)，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地位加以肯定。

①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古史辨派从时间顺序对大禹治水传说的整理，不仅为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层累的古史观，也为大禹治水传说的继续研究发展了新的方向。古史辨派及其周围学者的讨论背景，清晰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即民族主义的高涨，在这种思潮下，神话研究蔚为大观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文明和文化根底的重新发现。中国神话学的滥觞正是在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的思潮下发展起来的。而大禹治水传说中的民族性恰恰被忽略，成为可以研究的新问题。

(二)历史学视野下的新发现

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要求材料的客观和考证的客观，伴随着一些铭文的出土，学者们对大禹治水传说有了新的见解。尤其是对鲧禹之间的关系，传统文献中，通常的解释是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禹变堵为疏，治水成功。夏利亚在《鲧禹关系试探》中对鲧禹的关系做了四种关系类型的概括。[5]王晖在《古史传说时代新探》中，将大禹看作巫，认为大禹为巫师宗主[6]，这是继徐旭生“传说时代”研究之后，对大禹治水传说做出较为详细分析的著作。

由于现代水利技术的发展，也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析大禹治水传说真实性的研究论述。如王青《鲧禹治水传说新探》认为，上古时期中原国家政权与霸主的交替大多与黄河中下游各势力集团的争斗有关，推测其历史背景是黄河中游(今山西芮城地区)。[7]卞玉山《古兖州一带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对尧、鲧、舜、禹、皋陶、伯益等方国联盟首领的生居之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古兖州一带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和夏文化的发源地。[8]

二、文化学视野下的大禹治水传说内涵

“文化内涵”四字，不是一两句能够解释明白的，就如同文化的定义就有数百种一样。学者们在深入分析文化内涵时，往往是对文化内涵的一部分进行探讨。

文化学在西学东渐思潮中发展起来，从西方引入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理论为大禹治水传说的文化内涵分析注入了新视野。闻一多认为，“画地成河的龙实即禹自己，能画地成河就是禹疏凿江河图腾的龙禹，与始祖的人禹并存而矛盾了，于是便派龙为禹的老师，说禹治水的方法是从龙学来的。”①图腾学说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从认知论角度研究神话和传说，打破了文献爬梳索引的壁垒。在现代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继续图腾学说的研究，叶舒宪在《大禹的熊旗解谜》一文中提出，禹所使用的熊旗是一种关于图腾的记忆[9]，何根海《大禹治水与龙蛇神话》认为，禹治水传说是神话的变形，传说再现了龙同山川之间的关联。[10]图腾或者动物崇拜的研究缺陷也依然存在，尤其是以涂尔干为主要代表的宗教社会学兴起，将图腾研究放在社会场域下进行，认为图腾是一种社会成员相互理解的社会象征体系，在该体系中才能理解图腾的意义，上述研究没有将图腾研究还原于社会场域，仍是在旧有的人类学认识论中徘徊。

徐旭生将大禹治水传说放在传说时代的古史里看，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社会、文化秩序确立的起点，学者们也认识到这点。汤夺先、张莉曼《“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一文，从人类学和文化学角度探讨大禹治水传说的文化内涵，认为大禹治水传说中包含多元的宗教思想，反映出族群起源的神圣性，折射出中华民族的精神。[11]李岩的《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起源》承接徐旭升的观点，认为“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他按地域划分国民，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建立了国家暴力机关，完善了法律，个人权威得到增强，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形成，为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12]。从传说神话中窥探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是传统的民俗学表述范式，这源于民俗学最初起源的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

三、大禹治水传说的本体视野

追究真实性的历史学视野，透视文化内涵的文化视野，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材料应用和研究路径的单一。历史研究和文化内涵的分析，两者都是对于文献材料的不断累积，而忽略对于传说而言更为重要的口头表述，“传说是一种经常交易的活性很强的口头文学，虽然是在口头上流传，不过古人很早就懂得了用文字记录民间传统”[13]。规避众多散落的口头文本，导致两种研究取向过于执着于对真和假的判定。

大禹治水传说作为一个传说，从传说学自身角度的研究较少。尽管已经有不少论文，如程蔷《鲧腹生禹神话的产生和演变》，以社会演变、神格变迁为角度，对治水神话做了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仍然立足于传统的文献和古典人类学的认知视野。当然，也有学者认识到大禹治水作为传说的本体性质，例如，孙国江《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地域化演变》认为，大禹治水传说相关叙事由区域性的传说向全国性的传说扩展，后又逐渐与各地文化结合，发展为各地不同的地方传说。[14]文章对传说的空间扩展即传播有了较好的研究。再如周书灿《大禹传说的兴起与丰富扩大》[15]、《大禹传说的多元并起、“层累”积聚与定型统一》[16]两篇文章，对该传说的传播和演变做了相关研究。在历史和文化双重维度的启示下，就传说学而言，涉及了三层关系，即传说与历史、传说与社会、传说与其动力机制，这三层关系,具体研究中很少涉及。

(一)传说与历史

夏商周三代被称为传说时代，在文献记载或者不同朝代对记载的阐释中，夏禹为夏朝的建立者，因此，大禹治水传说与历史相关性极大。柳田国男将传说的两极定位在历史和文学。钟敬文在阐释历史和文学时，认为历史的真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如洪水的发生、部落的战争等；另一种是历史记忆的真实，如面对洪水的恐惧。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是传说与历史不可分的主要缘由。大禹治水传说的时间节点，使得该传说与历史拥有更为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要从口传的民间传说或者地方传说中来寻找。钟伟今等学者对浙江地区的防风神话进行收集整理，发现了防风神话中大禹治水神话在书面记载中不同的表述[17]。文献记载防风后至被杀，口头传说中也有很多解释防风后至原因的传说，防风成为治水的重要人物。对于民众来说，传说是作为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力而存在的。可以说，传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传说告诉我们一种应然生活，而故事是对可能性生活的诉说。民众对传说的依赖和不同文化圈的非共享状态，导致传说与历史的关系充满冲突和微妙的互动。

(二)传说与社会文化

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核心情节，在《天问》中，以发问的形式流传下来，证明“鲧治水、鸱龟指引、禁鲧羽山、鲧腹生禹”四个情节在当时已经流传开来，而且，四个情节关系紧密，形成一种因果关联，即鲧治水失败，被杀于羽山，三年后，禹生于鲧腹。在鲧禹治水的基础上，《国语》增加了共工治水及其从孙四岳助禹治水的情节。大禹治水在此时已经发展为更加完满的传说了。从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大禹治水传说包含以下母题：鲧治水失败，鲧腹生禹，禹续治水，应龙协助，禹娶涂山，禹化黑熊治水，涂山开石生子。传说的各个母题，在社会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融合中，成为一种社会范式与模型，例如对集体主义精神根源的探讨。从笔者搜集的传说异文来看，大禹治水传说接近于中国传统乡村的行为规范，例如禹与涂山之间的关系、黄河与其他直系之间伦理关系的表达、水患治理中的宗族组织、社会结构性质等，上述研究的资料建立在对小传统中流传的口头传说的整理之上。

(三)传说与其动力机制

传说的动力机制实际是对传说传承动力的分析。一个传说能传开，一是要有一定的传奇性，所谓无奇不传；二是要具备满足社会需求的功能。对于大禹传说而言，传奇性在不同地方性知识的孕育下，形成了依托不同传说核心物的情节，如大禹斩龙、劈开龙门等，成为当地的风物传说。大禹治水传说能不断传播、历代延续的原因在于同社会、政治所要求的权力话语具有一致性。尤其是当代，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变之际，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递进之交，古老的依存水资源的农耕生存方式转变，在转变和文化变迁中的传说传承的动力为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对于大禹传说而言，还未从这方面进行把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大禹治水传说所体现的复杂性。当口头传说作为资料素材进入研究对象范围之内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历史学、文化学、传说学等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途径[18]。无论哪种方法，其本质都是对民众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进行窥探，发掘折藏在国家意识形态背后的风貌。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下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夏利亚.鲧禹关系试探[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6).

[6]王晖.古史传说时代新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王青.鲧禹治水传说新探[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3).

[8]卞玉山.古兖州一带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J].齐鲁文化研究,2013.

[9]叶舒宪.大禹的熊旗解密[J].民族艺术,2008(1).

[10]何根海.大禹治水与龙蛇神话[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11]汤夺先，张莉曼.“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12]李岩.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起源[J].学术论坛,2011(10).

[13]程蔷.中国民间传说[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14]孙国江.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地域化演变[J].天中学刊,2012(4).

[15]周书灿.大禹传说的兴起与丰富扩大[J].吕梁学院学报,2011(1).

[16]周书灿.大禹传说的多元并起、“层累”积聚与定型统一[J].吕梁学院学报,2011(3).

[17]钟伟今,欧阳习庸.防风氏资料汇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8]龚维英.《天问》鲧禹传说难点考释[J].荆州师专学报,1996(6).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Studies on the Legend of Dayu Flood Control in the Multi-Dimension Horizon

XiaNa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

The literature in one of the legend of Dayu flood control across a long time is rich and spread range is extensive,attention has been paid by the researchers for a long time,the lege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The school of ancient history think that the legend of Dayu flood control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One is to distinguish the authenticity,namely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to differentiat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 the legend,but just ignore the nationality;The other is to see the connotation by means of cultural studies,anthropology etc.,and reveal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legend of Dayu flood control.The common is that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and research path.The two dimensions refer to the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hip: legend and history,legend and culture,legend and its dynamic mechanism,but the research on the three relationship is not clear and need to be further.

the legend of Dayu flood control;history;cultural connotation;legend

2015-02-25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00471200)

夏楠(1987-)，女,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叙事文学研究。

B932

A

1673-1395 (2015)03-0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