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晖

近二十年来方志艺文志研究成果综述

□马春晖

摘要分析梳理近二十年来有关方志艺文志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肯定的同时指出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方志艺文志文献综述

方志艺文志，是指我国传统文献方志之中的艺文门类，又称艺文略、文艺考、典籍志、经籍志。它来源于一地的图经、档案、牒谱、传志、碑碣、钟鼎、笔记、信札以及逸闻轶事等原始材料，专门展现一地的著作名称、著者、成书年代、序跋、内容提要及记载诗文、奏疏、金石碑刻等内容。通过方志艺文志可以了解一地的图书文献、学术源流及文化发展情况。从其起源来看，方志艺文志是仿正史艺文志而来，并在参互勾稽正史艺文志之例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演绎过程而形成的。根据唐代刘知几《史通·史志篇》的记载，方志艺文志的开端之作，当是北朝齐周间宋孝王所著《关东风俗传》，其中的《坟籍志》是最早的地方志艺文志，记录了邺地的地方著作，它比最早的正史的《汉书·艺文志》晚出了约五百多年。方志艺文志的编纂历史悠久，并且经历志家学人的传承接力，累积留存了一定数量的编纂成果。据李濂镗所编《方志艺文志汇目》，仅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藏中国方志中所载之艺文志，就计有一千六百五十三部、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一卷，可谓是撰述宏富。方志艺文志的出现和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许多先哲志家较早地注意到了方志艺文志的发展和变迁，并且在其编纂实践中，以“序”、“跋”、“例言”或书札信函等形式，发表自己的理论见解和学术主张。这种评析和探讨以方志艺文志为主体的文化现象的学术活动，推动了方志艺文志编纂实践的发展。

目前可查的关于方志艺文志的较早理论研讨，当属刘知几就《坟籍志》所作的介绍：“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并对其给予了很高评价，“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于宋效王得之矣。”当然，这种散落在志书当中的理论阐释比较零散，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但到了清代，随着志书编撰进入鼎盛阶段，方志艺文志理论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乾嘉时期，出现了许多不乏见地的理论阐释，如方志批评大家章学诚，以其深刻详实、评之有据的风格，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近代以降，关于方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呈现。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继承历史经验，总结新的成果，并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在方志艺文志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笔者试将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希望藉由本文之粗浅探讨，抛砖引玉，证明方志艺文志研究也是一片值得关注并可拓宽的领域。

1研究成果综述

1.1　理论著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朱士嘉、傅振伦、王重民等学者在致力方志研究时，都不同程度地涉猎了艺文志理论问题。继之而起的王欣夫、仓修良等人显然更近一步，他们在著作中特辟专章研究方志艺文志。傅振伦的《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收有《方志立文献志刍议》，指出“今日修志，当师承纪传体‘正史艺文志’之义，扩大门类，创立地方文献志，以保存地方故实”[2]，同时提出具体的编纂意见。王欣夫的《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在其“地方著述”一章里，以“方志艺文志的重要[1]”为题进行了阐述，并就方志艺文体裁和体例做了说明，这是从文献学角度对方志艺文志的研究。仓修良著《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方志为研究对象，对艺文志有所述及。

1.2　研究论文

关于我国方志艺文志研究的学术论文比专著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案研究，一是通论。

个案研究的论文主要是就历史上某部志书艺文志进行研究评价，如曹培根《论丁祖萌及其〈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常熟高专学报，2000年第5期)；张耘田《集珍聚珠，新意盎然：〈苏州民国艺文志〉的价值浅探》(新世纪图书馆，2006年第5期)；温显贵，吴猛《试论〈湖北通志·艺文志〉案语的学术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2期)；吴猛《浅谈湖北通志·艺文志〉编纂的不足》(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1期)；谭德兴《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之嬗变及其文学意义：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秦蜡英《道光〈武昌县志·艺文志(下)〉孤本考略》(图书情报论坛，2008年第1期)；黄朝霞、秦蜡英《〈武昌县县志·艺文志(下)〉之文学价值》(语文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29期)；纽绪纯《“安康史志艺文志”研究的意义》(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1期)等。这些论文就具体方志进行研究，大处着眼，小处着笔，强调了方志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以及编纂情况。如谭德兴总结了贵州方志艺文志的编纂体例及其演变发展历史，将其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目录性质的解题方式，二是文选性质的全文收录，从微观层面总结了传统方志艺文志的编纂特点和方法。

通论方面主要是就方志艺文志的编纂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鲁勇、鲁军《谈方志的艺文志》(新世纪图书馆，1990年第6期)指出：“古典目录学研究中，对方志艺文志的研究还应深入，而其金石目录正可补各书目之缺”。史五一在《浅谈新志艺文志的设置与记述》(巴蜀史志，2005年第4期)中写道：“我国历代正史、方志的艺文志，保存了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献典籍资料，使我国的文学遗产丰富多彩；它们记录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新方志无疑要收录、保存乡人著述文籍，并在编纂方面胜过旧志，续写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在学位论文的成果方面，篇数屈指可数，数量和深度上都稍显薄弱。近期发表的学位论文当属 2011年辽宁大学张波的硕士论文《清代盛京地区方志艺文志研究》，就清代盛京地区编修的十七部方志艺文志的体例、特点、价值等进行研究，总结它们对地方文化的价值。

2研究分析

2.1　研究的焦点在于方志艺文志的意义和价值层面

方志艺文志发端于春秋秦汉，延袤至今，人文蔚起，前辉后映。对这一绵绵两千年的非物质文化工程，近现代的有识之士非常重视和强调，纷纷提倡编纂方志艺文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方志研究者也曾从各个角度强调艺文志的编纂意义，呼吁新方志中要重视艺文志的编纂。

1959年，董必武在湖北省谈地方志，他强调各县要修县志，“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一是要写方言志、风俗志和食品志；一是要写新人物志、艺文志、科技志等。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时愈久，则愈有价值。”

王重民在《重修无极县志序》中曾有这样的忧思，“关乎汉萧何之入关也，先收典籍，其重甚于玉帛，如果听其漫灭，致后来之生于兹长于兹者，不能道本地风光之详，伊谁之咎欤？”

已故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方志中的《艺文》一类，记录了许多前人的诗文，这些文字一般没有经过修志者的改动，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学者仓修良认为，方志艺文志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对了解地方文献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任何著作无法替代的。就全国而言，艺文志的著录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学术发展之大势，学派之盛衰，可以起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一个地区而言，更是衡量本地文化是否发达的重要的、直接的标志。他认为，“方志中《艺文志》的编纂，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发展祖国学术文化，提高一个地方的知名度都有着其他内容所无法代替的作用”[3]，充分肯定了方志艺文志的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巴兆祥也认为艺文志“集中反映了某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是研究某一区域的文化发展的依据”[4]。

王欣夫说：“各地的艺文倘是都编得征实可信，那么，汇合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国史艺文志。”[5]

学者来新夏认为，在地方志中设《艺文志》之类可以反映一地文化，如“《浙江艺文志》久称名录，于征文考献，发扬地方文化颇具参考价值”[6]。

可见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学术界对方志及艺文志的研究相应增多，方志艺文志的学术性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且在认识的层面逐渐加深。

2.2　研究的高峰阶段与两轮志书的编纂时间相呼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五百多个县开展修志工作。在首轮方志编纂的热潮中，传统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文志或被忽略，或被删减；而且，编纂者多数为初次参与修志，边学边实践的同时进行理论研究，因此总结性和体会性的成果较多，深入的理论探索较少。

20世纪80年代，新方志的编纂工作重新开始，并确立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地方志。截至2007年底，约有六千多种新方志问世，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由此，方志编纂的视域被逐渐打开，方志研究逐渐走向纵深。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总结首轮修志经验和对第二轮修志作理论探索为主要内容的新方志理论研究全面展开，方志艺文志的研究也同步深入，发表的文章比较集中：如刘希汉等《新艺文志编纂刍议》(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李德平《浅谈艺文志的编写》(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4期)；朱林枫《新(续)志艺文志初探》(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陈华《第二轮修志要重视艺文志：兼评〈惠州志·艺文卷〉》(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5期)；陈华《第二轮修志应增补艺文志》(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1期)；金达迈《论县志不可缺艺文志》(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5期)；张凤雨《论第二轮县志艺文入志问题》(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缪小咏《浅谈艺文志的编写》(江苏地方志，2008年第1期)。

以上文章深入分析了首轮方志编纂在艺文志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刘希汉等人认为，“自宋代始，尤其清和民国时期，几乎所有志书无不设置艺文志”，“惟独在我们这一代，却砍掉了艺文志，岂不成为一件怪事、憾事和蠢事”[7]。巴兆祥说，“从已版的志书看，多数新志的文化志对本地近几十年的文献和论著的反映十分贫乏，着力很不够”[8]。仓修良查阅了二百二十九部新编县志，记载艺文的仅有七十四部，占百分之三十二[9]。他特别撰写了《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一文，呼吁新修方志应该载一地的艺文，“艺文志在地方志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门类”，“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新修的县志，许多都将这一篇目丢了。”“作为一部新修县志，将本地人士的各类著作都能加以著录，这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而新编地方志却把艺文志过于随意地处理，而不加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第二轮修志要重视艺文(志)的编修，不宜再错过良机了”[10]。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是方志工作者和学者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及时发现和分析了方志编纂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第一轮方志编纂活动催生了活跃的学术讨论和争鸣。

学者的呼吁和阐述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后续的第二轮修志中有意识地增补了艺文志的部分。如2006年12月出版的《龙岩市志》，是继1992年10月出版的《龙岩地区志》之后的第二轮编修，它汲取了第一轮修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上承前志精华，下聚各方灼见，篇目设计较为科学合理，资料取材力求创新，“续、补、纠、创”把握适当、得体。《龙岩市志·凡例》第十条对艺文进行表述说明如下：“《龙岩地区志》未设艺文(著述)志。本志增设‘著述’，编、补、续一体，辑录龙岩市籍人士及在龙岩工作、生活过的人士有关龙岩历史人文的书目，并选录各种历史文献、诗文辞赋、民间文学部分作品，借以反映闽西历代文化的概貌，为探寻龙岩学术文化流变提供系统资料”。

3不足和可改进之处

综上可知，当今学者对于我国方志艺文志的研究，既有对历史的关怀，也有对现实的关注。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缺乏应有的研究深度和历史维度。

3.1　研究者少，整个学界对方志艺文志缺乏应有的重视

对于方志艺文志，不论是从理论的研究总结层面，还是对方志成果的开发和利用层面，都有必要将其作为特定的对象加以研究和探索。然而，往哲时修对于方志艺文志的系统的理论总结，相对来说还是较为贫乏的。尽管方志艺文志和正史艺文志在学术史上属于同一层位，可是当前学术界对于二者的研究重视程度并不同：正史艺文志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而方志艺文志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是吉光片羽，更谈不上系统全面的总结归纳了。

在一些方志专著中，除王欣夫、仓修良等学者专辟章节对艺文志加以研究外，其它的作品主要是对资料的汇编或节选，严格来说并不能算艺文志研究专著。即使是上述部分专著中的专门章节的论述也存在一个通病，即它们只勾勒了我国方志艺文志产生及发展的轮廓，而较少深入研究具体问题。

论文方面，数量少，涉及面窄，少有或完全没有涉及方志艺文志与正史艺文志的关系、对方志艺文志的批判分析等诸多内容。而且，今人蹈空于具体的艺文实践，一味作纯理论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好，如陈其弟在《新方志“艺文”读后》中，就“人名”、“室名别号”、“错简倒置”、“干支和书名号”[11]等例进行具体分析，是指导实践的考订之作。

3.2　方志艺文志的研究忽视了从古文献中挖掘史料

目前对方志艺文志的研究鲜从微观层面切入剖析，对文献挖掘的深度无疑是不够的。其实，对志书编纂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解析也十分必要。纵观千百年来方志艺文的发展，其内容、体例等的改制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总结中产生出来的，尤其是体例问题，是一个远比体裁内容更为丰富和复杂的范畴。体裁有一定之规，相对固定，上下数千年，横跨文史哲，可以共用同一体裁，而义例则有千差万别。一方面，它为“艺文志”在方志中继续存身找到了出路，为目录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从选文和分类角度考察，搜罗其他文献所不载或所载不完整的大量诗文，是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是辑佚的渊薮，具有相当大的价值。纵览不同历史时期的方志艺文志，笔者发现：艺文的分类越科学、文体划分越细致，展示文学和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越充分，那么这部志书的编纂越富有成效，志书的质量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艺文选文又十分多样化，是根据特定的目的，从众多有关地方的诗文歌赋中取其精华，精心编排而成，涵盖经、史、子、集，兼收赋、诗、骚、诏、策、令、表、奏议、制诰、策、诗、墓志、祭文等等不同的体裁和文体。这些文献多为地方学术和文化的精华，是学者文人思考社会、人生、自然的思想结晶，提供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问题的系统资料。通过这些选录的内容，读者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考见地方的文化风貌，洞悉时代精英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对这一“富矿”的挖掘不够，这显然和方志艺文志的学术地位、源远流长的方志编纂历史是不相适应的。从方志艺文志文化学、史学、社会学发展的意义上说，目前学界对我国方志艺文志的研究存在着极大的空间。

3.3　方志艺文志的研究视域狭窄

虽然近二十年来的艺文志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上看，还存在研究视角狭窄，缺乏跨学科或泛学科联动研究的问题。艺文志作为一种承载地方学术和文化的载体，保持着独特的地方特征和人文气息，恰到好处地将文史哲通融合一，具有史志、言情、义理三重功能。从宏观层面分析，方志艺文志的研究需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拓展：

方志艺文志的内涵，是指它的基本构成元素，主要包括其所选辑的畛域、设置、分类与编排等。在选辑内容上，与正史艺文志的焦点集中在图书目录上不同，方志艺文志蕴含的史料较为丰富，有的只录书目不录诗文(如民国《钟详县志》)，有的集录文学作品而不是书目(如清张高等纂修的《崖州志》)，有的记载书序(如乾隆《大名县志》、嘉庆《广西通志》)，还有的诗文与书目并载(如民国杨恩元、赵俏等篡《续遵义府志》的艺文目载目录及诗文碑铭，再如民国《黑龙江志稿》艺文志载目录、文征)。研究方志艺文志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元素，有助于全面解读地域的文学文献概况、社会文化和历史思想等。

方志艺文志的外延，主要指撰修艺文必然有所涉及的一些因素，如方志艺文志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交互关系，各个时期主要方志的特点、成因以及数量、质量、收藏、存佚等。对于外延的研究，将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了解方志艺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所映射的时代精神，感知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方志艺文志是一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对方志艺文志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作分层梳理，交代体例、议论得失、提要勾玄，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必将有助于我们今人在甄采前人的基础上，对方志艺文志作进一步探究，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其在学术和文化上的巨大能量。

参考文献

1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1

2傅振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423

3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5

4巴兆祥.方志目录学刍议.中国地方志，2003(3):7

5王欣夫.古文献要略(讲稿上册).南京：南京大学中文系，1959:57

6来新夏.为《天津艺文志》呼吁.今晚报，2007-01-12：6

7刘希汉.赵云翠.刘金凤.艺文志编纂刍议.中国地方志，1995(5)：59

8巴兆祥.方志目录学刍议.中国地方志，2003(3):6

9仓修良.方志辑存诗文的文献价值例说.福建论坛之人文社会科学院，2005(9)：61

10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842

11陈其弟.新方志“艺文”读后.江苏艺文志，1995(04)：30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北京，100048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Fangzhi Yiwenzhi in the Past 20 Years

Ma Chunhui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studies of Fangzhi Yiwenzhi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Wood-block printing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which is popular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s called a “living fossil.” Although there are a certain numbers of New China wood-block printed books, the relativ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is still blan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b the condition of New China wood-block printed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rving new books and reprinting books by older wood-block.

Keywords:Fangzhi; Yiwenzhi; Literature Review New China; Wood-block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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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ood-block Printing in New China

Qin Jiahang

收稿日期：2014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