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宁

1957年春，我的爷爷吴觉农回到了三十多年前久别的芜湖，在戈矶山招待所放下行李，他就去访教过书的芜湖农校。他沿着青弋江向东，再向北，然而在拓宽的十里长街上却找不到一幢熟悉的房舍了。东门外教场街到处都在施工，很大的一片地被圈起来，那应该是农校校址呵!爷爷向人寻问，说是三年前，芜湖发大水，校舍被淹，新校舍正在重建。爷爷在施工的墙外兜了好几圈，却进不去，夕阳西下，只好惋惜而归。

回到住处，当爷爷对同来安徽考察的古琴学者查阜西先生提起他的走访和遗憾，查先生顺口念出唐五代崔护之句:“回忆当年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爷爷真是百感交集:三十五年前，在农校他与学生俞海清和戴啸洲在茶园植茶，在江边聊天、喝茶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然而他们却都已不在人世了。人生如梦，这次旧地重游，不仅是“人面不知何处去”，连芜湖的市容也完全认不得了。

一

1922年秋，爷爷在安徽芜湖第二农校教茶叶，他领着学生们在农校的山坡上开辟了一片茶园。俞海清和戴啸洲就是班里一边修茶课，一边在茶园打工的两个学生。

俞海清安徽宣城人，1901年生。戴啸洲(在农校，他注册的名字是戴孝周，啸洲是毕业后爷爷帮他改的)安徽含山人，1900年生。他们比爷爷也只小三四岁，是同辈。俞海清声姿高畅，风采横溢，是学生头;戴啸洲话少，胆子也小，总是默默地跟在后面。

那年秋天，他们和爷爷一起在茶园里除草，整地，播下茶籽。戴啸洲人虽瘦小，干起活来却很麻利。他说，家里是祖传中医，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种采草药，跟着母亲採茶做茶。离他家不远的山上有很多野桑树和野茶丛，还有一口白龙潭，乡里的人用潭中的水煮茶。

俞海清的老家在宣城，全家有七口靠种田为生。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学的人。他的祖父不识字，最羡慕私塾里的朗朗书声，在海清出生前，他就打定主意:要是个男孩，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他读上书。海清在乡里读完小学，就到宣城蚕桑讲习所去读中专，可是不久学校停办了，他只好向叔伯借钱来芜湖读农校。

那年，安徽的政局不稳，学校的经费紧缺，学生们就只好酱豆腐咸菜拌饭了。海清人高大，饭量也大，总是饥肠辘辘的，相比之下，当老师的爷爷口袋里有几个钱。清晨在茶园里忙完，爷爷就会请他们到江边吃油炸糕。沿江的长街上有很多“老虎灶”——烧开水的地方。芜湖的人喝早茶，天刚蒙蒙亮，就会有很多人提着水壶，去老虎灶打开水，然后找个地方泡茶，吃炸糕。芜湖小摊上的糯米糕在油里炸得金黄透亮，很“管饱”。

三人在一起喝茶时，总是俞海清和爷爷高谈阔论，戴啸洲听着，然后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半份炸糕留给海清。学校不是每月都能发工资，每次爷爷领到工资，三人也会一道去江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开个荤，有时还能吃到江里刚刚捉到的鲥鱼。以后，爷爷说长江的鲥鱼最鲜美，也就是那时的印象。

那一年，除了上课爷爷还开过几个茶叶讲座，他也要海清和啸洲去讲讲。海清能“借题发挥”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讲稿都不大看。戴却一上去就口吃，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只能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一遍了事，爷爷问他:你怎么只能做，不能讲呢?

二

1923年初，爷爷在上虞筹到了一笔办茶场的钱。他从日本静冈买了小型的烘焙和蒸青机，又用他从日本带回的图纸，在杭州订制了一台臼井式揉捻机。爷爷看中了四明山岭南泰岳寺附近的一片毛竹葱郁的山地，他说，有竹林的地方，种茶一定好。那里的寺庙已多年无僧人，殿堂失修，而两边的厢房却还可住人，也可作制茶车间，院内有水井，墙外是清泉和古松。

爷爷打算从机制日本蒸青茶开始，他的制茶技术都是在日本学的。1920年，他曾利用暑假回家在章镇与茶农学制珠茶，也做过一些调查。他在写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时，对中日茶园收入、中国的炒茶与日本的蒸茶做过比较。他的结论是，炒青不如蒸青，手制茶不如机制茶。特别是制茶成本的不同:日本静冈机制茶，每担茶仅11元左右，而章镇的手工制茶却要近34元一担。爷爷以为改用蒸青和机制茶是中国茶复兴的关键。

那年的春夏之交，俞海清、戴啸洲和爷爷在泰岳寺住下来，试制蒸青绿茶。三个人白天到处去收茶青，晚上制茶，工作不分昼夜。海清更是有劲头，一有空，他还读日文的栽培和制茶书。爷爷说，海清学茶入魔，学校放假他也不回家，去茶农那里了解怎样制毛峰和大方，到了四明山之后，他又向浙江的茶农学炒青。

爷爷把他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拿给他们读，海清对爷爷所做的蒸青制茶结论不以为然，他说，皖南制毛峰的茶人有一个口诀:“善蒸不如善炒，善晒不如善焙。”蒸的效果不一定好。海清是很自信的人，他喜欢争论，喜欢“赢”，有时会和“吴先生”争得面红耳赤，而爷爷却在背后常常夸奖他说，海清学茶，举一反三，聪明加勤奋。而戴啸洲就只是跟着做，无论是多辛苦多繁琐的工作，他都没有怨言，可要他讲讲他的想法就难了，事无巨细，他总是听爷爷和海清的。有空时，他不读茶书，不学日文，只读《三国志》。他的那本《三国志》不全，只有几卷，是他祖父手抄的。

在泰岳寺生活，他们睡稻草铺，点柴油灯。寺庙附近人烟稀少，寄封信都要到三十几里外的章镇。三个人都不大会烧饭，也没有像样的炉灶，所以多是煮粥。从农民那里买到鸡鸭蛋，青菜，也都丢进粥里去煮。有一次，爷爷的母亲托乡人送来一只家里腌的火腿，他们舍不得一次吃掉，分了一半放在坛子里，用大石头压住坛盖，结果夜里还是被“聪明”的动物把肉叼走了。

四明山麓虽有很多茶蓬，但都散落在每户农家，多数人家只在宅旁、田边，路边种上几篷，是给自家喝的，喝不完，就卖一点，每户能收到的毛茶最多一两担，鲜叶就更收不上了。加上茶农采摘随意，收到鲜叶大小、老嫩不均。也就是在这时，爷爷与余杭的庄崧甫先生认识，1923年底把茶场搬到了那里，然后通过张任天先生在香港和新加坡销茶。

1924年春茶之后，爷爷他们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住下来，这是他们振华茶栈的地址。在上海做茶的几年，俞和戴常在上海茶业会馆与上海茶商公所进出，也常与上海的洋行和浙江的茶商、茶行打交道。每次与洋行讲“价格”，爷爷总是自己去或让海清去，说啸洲尽被洋行欺负，总是吃亏。

那以后的几年，除了办茶栈，爷爷还参与了中华农学会，在电台讲国茶，为《新女性》和其他杂志投稿，他自己也办过《新农业季刊》。然而，戴啸洲却没写过任何文章。我搜索了能找到当时的报纸杂志，他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在1926年申报上，去参加过广州中华农学会的年会。而俞海清除了在《新农业季刊》发文章，还写了好几篇调查报告。

1928年，爷爷到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任职，被局长潘公展欣赏，下一年，爷爷调去杭州建设厅时，潘公展再三地挽留他，爷爷就介绍了俞海清和胡浩川先生去社会局做。到了社会局之后，俞海清在《社会月刊》上发表了长篇的《上海之茶业》。在那篇文里面，他对茶栈、茶行、茶庄、茶厂和茶叶店的制茶、贸易功用、组织结构、资本来源及在上海的同业组织，做了详尽的介绍。

1929年，爷爷去了杭州建设厅之后，又介绍俞海清和到杭州省政府农矿局做茶业调查。1930年12月俞海清发表了《浙江省杭湖两区茶业概况》的长篇。而戴啸洲在振华茶栈关门之后，就一直在安徽人开的茶栈打工。奶奶从日本回来后，与俞海清、戴啸洲也很熟了，常在家里给他们烧点好小菜。她看戴在茶栈做得辛苦，要爷爷帮他找一份工职，爷爷叹气说，人家可是要能独挡一面，能干的人呵。

爷爷对奶奶说过，啸洲很像“三国”中那个胆小心善，窝囊的吴国大臣鲁肃。爷爷对三国人物的印象多是来自听说书和看乡戏:《捉放曹》、《单刀会》、《借荆州》很多。在爷爷的眼里，关羽、刘备是英雄，曹操杀人不眨眼、恩将仇报，而鲁肃却是糊涂的老好人、居然把荆州“借”给刘备了，那还要的回来么?爷爷还说，俞海清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周瑜，可就是太自信了。有一次，奶奶把爷爷的话传给戴啸州，他笑笑:“三国里的曹操没有那么坏，鲁肃也没有那么笨。”

三

1931年爷爷去上海商品检验局上班之后，俞海清和戴啸洲也先后进了商检局。

1932年4月底，俞海清到江西修水调查宁红，去了修水、浮梁、武宁产茶县，本来的目的是考察在那里开发宁红的茶场，可他看中了宁茶振植有限公司。那个公司在修水的白鹇坑，有一千五百亩成熟的茶园，多在高山上，还有上百间房和各种机械，加上有修水河的运输便利，应很有发展前途，然而因投产计划不周，管理经营不善，多年不断地亏损，而当时的广东股东们以不愿意继续投资，茶场面临倒闭，处在功亏一篑的危机之中。俞海清回到上海之后，他向爷爷和蔡无忌先提出了接收振植有限公司的建议。

那年的九月，俞海清的《江西之茶业》发表之后，在实业部中农所和上海商检局引起了很大反响。上海商检局的人都讲这篇文写得太好了，对该公司的接收所需资本和改进意见具体、可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钱天鹤先生曾是俞在浙江农矿处的上司，他也非常赞同这个建议。就在那年11月实业部、武汉商检局与宁茶振植公司签下了接收的协议。

去年，我也读到俞海清的《江西之茶业》，写得深入、准确、全面。不仅讲宁洲茶，也分析江西茶，讲制茶的过程细到每一到工序，讲茶经济，茶贸易，讲怎样接收公司，怎样改进和发展。既有远见，又现实，内容丰富文字精采。这份近两万字就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是极有说服力和震奋人心的。

那年秋天，俞海清怀孕的妻子也跟着他去了修水。奶奶说，她是杭州人，从小没吃过太多苦，他们是那年二月才结婚的，可是四月之后，海清就一直在江西，她不愿一个人留在上海。奶奶真为她和未出世的婴儿担心。茶场生活太艰苦了。果然，婴儿出生之后，因母亲营养不良，无奶，又雇不到乳母，缺医少药，只能靠着玉米糊，稀粥喂娃娃。每次有人去那里，奶奶都要带几桶奶粉给她。

1933年茶季，与俞海清在修水白鹇坑茶叶试验场的还有冯绍裘、童衣云和汤成。在那里，他们因陋就简，一试再试，采摘精细，废了脚踩揉捻方法，控制好发酵和烘干的过程。到了六月，他们制的宁红在上海的茶市上真的一鸣惊人。谁想到七月中的一天，俞海清骑马去山里看茶，回来的路上一头从马上栽下来。爷爷听那里的人说，当晚就发高烧，一直昏迷不醒。他可能已经高烧好几天了。白鹇坑没有医生，病人又送不出去，三天就走了。爷爷收到了冯绍裘从修水来的电报，真如晴天霹雳，这样生龙活虎，英俊有为的人怎么会一下就没了呢?

那一年，方翰周先生正在武汉商检局调查江西茶业，在四月茶季里曾去过修水白鹇坑，他对爷爷说，茶场人手短缺，几个人工作都是不分昼夜，不得休息，特别是海清，茶场里，事无巨细，都要他决断，责任太重了。在修水时方给他算过一卦，有凶险，但晓得海清不信，分手时也没敢提。

四

1931年12月汉口商检局筹备茶检时，蔡无忌先生建议戴啸洲去负责，他对爷爷说，戴啸洲心细，善于计划，给他机会，他能行。爷爷当时还不大相信，可几年之后，他对蔡无忌先生的判断心服了。

1938年初，爷爷、汤成、向耿酉、韩伯振和车仲谋五人从浙江三界赶到武汉，参加与苏联“茶易武器”的谈判。第二天，听说有湖北中茶的人介绍情况，他们都去听。爷爷没想到戴啸洲竟是介绍两湖茶况的人。那次，戴啸洲讲汉口红砖茶，羊楼司、羊楼垌的老青砖及宜昌的红茶现状，湖南的黑茶的制造，还特别讲到俄国阜昌、顺丰和新泰洋行在汉口的贸易历史。他从茶品种到制作，到贸易，到运输，对两湖的茶了如指掌，虽然还是声音小，却一点都不口吃。

中茶公司与苏联的合同签下来之后，戴啸洲与汤成、向耿酉他们先清点汉口的砖茶、然后去羊楼垌、羊楼司、聂家市各茶行、茶栈清点因银行欠款而囤积的砖茶，然后全部接收购买下来，用从俄国送军用物资的空车从当地运走。在汉口，湖南、湖北、山西茶帮派很复杂，竞争激烈，但那次是戴啸洲牵头，几个茶帮派都能合作。在羊楼司戴啸洲与把那里的山西商人和伙计都组织起来帮助青砖茶的收购和运输。汤成对爷爷说，“戴啸洲真神了。”

1938年春，爷爷电招陈君鹏等几个年青人从三界到武汉参加中茶，到了武汉之后，他们就跟着戴啸洲去收验红茶，先去了湖南平江，然后去了湖北宜昌，鹤峰、五峰。君鹏先生是第一次见到戴，他说，看看他人瘦小，话少，其貌不扬的。可是无论到哪里，茶行、茶栈、茶店的老板伙计都认得他，亲密的叫他大哥，尊敬的叫他戴老板。特别是鹤峰和五峰的茶农把他当贵客，说他是“茶华佗”。原来，1933年夏天，戴啸洲在茶检时发现从五峰山的茶里有茶粉虱，以后每年的秋冬天，他都到茶宜昌地区，帮助茶农防治茶虱。因为他的办法防治有效，所以当地的茶农都信他。

那时候，两湖的交通不便，公路和铁路少，不是坐船就是走路。君鹏先生说，戴啸洲比我们大十五、六岁，我们那时候都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个子都比他高，却跑不过他。而且他的地理知识很丰富，三国的历史很有研究，《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谁是谁非，他都知道。从平江到宜昌，路经华容镇，他说这是关羽放走曹操之地;到了蒲圻，他说是当年的赤壁之战就是在这里。

君鹏先生也是不善言语的人，他总是觉得自己是“笨”人。有一次坐夜船，戴啸洲说，他是改医学农的。他的家兄，非常聪明，被家人宠爱，他很“钝”，家兄学医，继承祖传，在家也学了一段，学医要和人打交道，要能讲，他口笨，决定改学农。正赶上二农招生就去了。他的祖父离家时把自己手抄的几卷《三国志》給了他，还对他说“驽马有逸足之力，驽牛能负重致远。”两句。那是《三国志》中庞统的话:笨马有脚力，笨牛能负重。

1938年6月，中茶公司迁到重庆，戴啸洲先生随中茶到了重庆。在中茶重庆公司做中茶公司产制课课长，也去重庆复旦讲过学，他在恩施实验茶厂和中茶灌县实验茶厂做过厂长。但见过他的何耀增、熊森、尹在继都对他没有很深的印象，说他是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唯一记得戴啸洲的是郭柽先生。两人在恩施茶场当过正副场长，两人相处很好。郭柽离开时，戴啸洲送了很远，在分手时，正好前面有一排树，戴对郭说，我恨不得把这些树都砍了。郭柽对他说:“那是"三国中刘备送徐庶呵”两人在哈哈大笑而分手。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目送徐庶离开，一座树林挡住了刘备的视线，他就要手下的人把树都砍了，以表达他舍不得徐庶离去的心情。

戴啸洲在1953年秋天因脑溢血病逝，据说，他走的当天晚上还在写文章。

五

1979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冯和法先生主张爷爷写一本事茶回忆录，钱梁、陈君鹏伯伯每天都帮着记录，我也参加了。有一次，爷爷对我讲起他在安徽芜湖的经历，他和奶奶提起俞海清和戴啸洲的往事，十分感叹他们都走得太早了。那次，不大讲话的陈君鹏先生，回忆戴啸洲却讲了不少，很生动。去年读到爷爷回芜湖的日记，及奶奶在她回忆稿中提到写俞海清、戴啸洲的几句钩起了我的记忆。

近年来我不仅读了俞海清写的文章，也读到了戴啸洲写的“湖北羊楼垌之茶叶”、“两湖之茶业”、”汉口之砖茶“等多篇。他还写过《茶叶制造法》、《中国之茶叶》、《桂茶》、《红茶制造法浅说》和《复兴湖北茶叶试验厂之管见》的单行本。这些文章使我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茶农、茶的制法、茶的贸易。这两个人虽然文风不同，总有“耳目一新”之感。为什么那时的人写的文那么实在，不空洞呢?

小时读《三国演义》最崇拜的是诸葛亮，对鲁肃周瑜印象都不佳，以后读了陈寿的《三国志》才知道罗贯中为了“神化”诸葛亮，“贬”了吴将周瑜和鲁肃，特别是鲁肃。陈寿云:“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