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智者的生态忧虑——朱玛拜·比拉勒小说的生态批评阐释
2015-02-20朱亚丽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郑 亮,朱亚丽,张 凡
(1.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832000;2.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生态文学的发端之作《寂静的春天》中切尔·卡逊说道:“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去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1]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由于物欲的无限增长,人们开始对养育自己的大自然大举入侵,科技的进步更是助长了这种气焰,长期以来人与自然温馨和谐的关系被打破,自然的神圣性被亵渎甚至是肢解,人类既无法回复到原始的农耕文明社会,又无法超越当下这个尴尬的局面。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生态危机时代到来。
文学反映时代,时代推动文学发展。生态危机的爆发使一大批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对连同自己在内的同胞们所犯下的罪行勇敢的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以期唤醒人们的生态自觉意识,从而为人类今后发展的道路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学应运而生。王诺教授在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中,为生态文学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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