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静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位处西南的巴蜀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经济文化区，自古以来便以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同吴越等江南地区一并成为文士游历的集散地。特别是入唐以后，唐高祖、唐太宗相继派遣窦轨、皇甫无逸、高士廉等重臣治蜀，均政绩卓越，加之入蜀交通线路的持续开发与完善，文士入蜀渐成规模①。无论是因主动漫游还是被动宦游而进入蜀中的外来文士，于出入巴蜀的旅途之上以及停留蜀中期间，在新鲜环境的激发下往往会将见闻感悟诉诸笔端，其中包括四杰等对诗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知名诗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入蜀题材文学作品②。文士入蜀因此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有“自古诗人皆入蜀”、“天下文人皆入蜀”等说法流传至今，③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对于入蜀热潮初露端倪的初唐时期的文士而言，他们的蜀中创作多选择当时最为普及的文学体裁——诗歌。除了漫游四方的知名诗人之外，入蜀官员尤其值得关注。朝官的政治身份使得他们游走在宫廷内外，承担起沟通朝野诗坛的历史任务。而蜀中的宴集交游唱和活动又对入蜀文士个人诗风的转向以及群体成员间相互影响提供了契机。当他们走出蜀地回归主流文化之后，蜀中形成的特有诗风也会渗透到宫廷诗坛，对笼罩主流诗坛的宫廷诗风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些都促使文士入蜀现象与诗歌发展进程之间呈现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在初唐引发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诗坛反响。

一、诗分朝野格局的形成与入蜀朝官诗坛身份的特殊性

历时近百年的初唐诗坛，呈现出诗分朝野的格局，诗歌风格大致不出朝、野两大范畴。唐人对此已有明确意识。自称“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的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指出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之分④。有学者从语言层面对殷璠所谓“四体”做出阐发:“雅体等的意义和内容比较单纯，指的主要是诗歌因语言使用的不同而产生的雅与俗的几种文体区别（读书人的语言——雅言，以及接近口语的语言等）。当然，‘雅’与‘俗’正如‘文’与‘质’，也可形成批评和选录的标准，如《文选》专致于‘沉思翰藻’，而《玉台新咏》则为‘僻而不雅’（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语）。”⑤也有学人从题材、主旨方面理解为:“雅体为正声，指宫廷中央诗坛典雅之体;野体既有别于鄙、俗二体，应指宫廷之外一般在野之体;鄙、俗对举，知俗是里巷民谣之类;鄙殆为边鄙夷狄之音。二者非大宗，当归之于在野之体。”⑥可见殷璠对盛唐以前唐诗风格的体认不出朝野、雅俗两大范畴。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序》中明言其选诗标准为:“朝野通取，格律兼收”⑦，亦提出诗分朝、野两路的概念。

考之作品，唐人所谓朝体，当主要针对宫廷诗而言。有学者这样定义“宫廷诗”:“主要指长期以文学侍从或朝廷重臣身份密集于君主周围的诗人在宫廷范围内的诗歌活动，旁及他们在宫廷以外但明显带有宫廷趣味与风格的诗作，以及虽不属于宫廷诗人，但受时代风气浸染而带有宫廷趣味的作品。”⑧并指出由于创作者特定的身份和审美趣味，决定了宫廷诗的风格特点在于“特重形式的讲求、辞藻的雕琢”⑨，呈现出富贵华丽的气象。以“绮错婉媚”风靡一时的上官体无疑是宫廷诗的范本。相比之下，野体诗的作者身份更加复杂，主要指宫廷之外，那些下层文僚或者未进入仕途的落魄文人以及隐逸之士的创作风貌。相对作者身份、诗歌主题、艺术风格较为统一单调的朝体而言，野体则显示出更为丰富的题材类型、充沛真挚的情感与灵活多样的艺术体制。

尽管在野诗人创作上表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但宫廷诗坛始终是初唐诗歌的中心，宫廷文人的创作是此期诗歌创作的主流，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余恕诚论及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指出:“横向地看，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集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据清编《全唐诗》所收的初唐诗进行统计，不难发现宫廷诗在诗坛呈覆盖之势。”⑩而吴光兴也认为:“总体来说，初唐诗歌依然平静地继续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风气，整个诗坛的局面还是一元化地由宫廷文学趣味主宰着。”（11）虽然也偶有如魏征《述怀》、陈子良《塞北春日思归》之类突破宫廷趣味的佳作出现，但整体来看，宫廷文学占据着初唐文坛的主流位置，初唐诗坛长期笼罩在宫廷诗风的阴影之中。

然而，宫廷诗也未能独霸天下。在稳居主流的宫廷诗坛之外，还有来自广阔天地的市井、关山、塞漠的在野诗人的创作，呈现出与宫廷诗迥然有别的风貌，在初唐诗坛上与宫廷诗人的大量朝体作品相制衡。入蜀诗人的创作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包括不少对当时诗坛走向及后世诗歌艺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朝、野两派的重要诗人。在野派的入蜀诗人身份背景多样，入蜀的动机也各自不同，主要包括下层文僚、仕途不顺遂的落魄文士以及隐居漫游之士。其中四杰作为名扬天下的文学团体堪称代表。而在朝方面，比重最大的是那些一度出入禁闱稳居京洛主流文坛，而后遭遇流贬的朝官。入蜀对于朝官来讲是出为外官，政治地位往往陡降。这使得他们远离宫廷之后，无论是生活处境还是被边缘化的心态方面，都更接近在野诗人的状态。因此他们入蜀题材的诗作大多应归入在野诗人的创作范畴。当他们日后或秩满或遇赦而得以还朝，便又恢复了宫廷诗人的身份。所以他们入蜀后的在野派诗坛角色往往是暂时性的。在初唐诗歌发展进程的三个阶段当中，每个阶段的领军人物几乎都曾入蜀，他们往往是游走宫廷内外，不断转换朝野身份的政坛重量级人物，例如陈子良、李百药、薛元超、张说、苏颋等人。他们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入蜀而暂时远离主流文坛，这无疑会对朝野文坛的格局以及文风走向发生微妙的影响。

由于地处西南交通不便造成长期闭塞，巴蜀地区自古以来便是独立于中原主流经济文化之外的。当外来文士们长途跋涉进入蜀中，等待他们的是迥然有别于京洛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他们在思想、心态、情感上势必会受到强烈冲击而发生变化。有学者分析朝野文士的差异指出:“宫廷文人以供奉帝王为职责，自有其御用性和依附性……它（宫廷诗）所需要的是装饰性而不是诗人特有的个性。与宫廷诗人不同，那些四方浪游，或应考求官、作吏风尘、从军边塞者，由于实际的人生阅历、多方面的磨砺，以及社会生活、自然风光的激发，则能培养丰富深厚的性情。”（12）入蜀文士的前后变化便是这种朝野分途的典型例证。从心态来讲，由于暂时摆脱了朝堂苑囿的桎梏与宫廷题材的局限，入蜀诗人在新环境的刺激下，内心积蓄的情感较为真挚而丰沛，得以在诗歌中相对自由地抒发其真情实感。所以王勃在入蜀途中便有“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13）的感叹，骆宾王也在蜀地的宴集唱和中明言:“弁侧山颓，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无山水助人。”（14）无不验证了刘勰所谓“江山之助”的环境影响创作论（15）。

纵观四杰的蜀中创作确实多为有感而发，“缘情”、“无情”、“愁”、“悲”、“恨”等情感意味较重的语汇频繁出现，体现了他们有意加强抒情力度以及保持本真情性的心理趋向（16）。诸如王勃入蜀纪行组诗里的作品，卢照邻《大剑送别刘右史》、《早度分水岭》、《赠柳九陇》等，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等，杨炯出蜀途经三峡所作古体诗《广溪峡》、《巫峡》、《西陵峡》等等，无不是缘情之作。尤其是宫廷诗人出身的杨炯，入蜀前受宫廷环境与新体诗风尚影响，诗作多为五律和五排，律化程度颇高（17）。作为宫体诗的高手，杨炯出蜀途中的三首诗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古体，并且都达到了写景、抒情、怀古浑融一体的境界，这是值得关注的诗史现象。高棅将其悉数收入《唐诗品汇》“五古正始”类，代表了初唐五古的最高水平。仅此三首高水准的古体诗便足以显示，熟谙宫体诗写作套路的杨炯入蜀后诗风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与拓展。由此看来，入蜀为引导诗人回到诗歌“缘情”而作的正轨，特别是为在朝诗人突破宫廷视野的局限，促使其创作风貌发生新变提供了契机。

前文已论及，入蜀诗人由于远离京洛文化主流区域，其蜀中的文学创作是独立于宫廷主流文坛之外的，从而极端化地呈现出朝、野两路迥然不同的创作风貌。高宗朝的文坛盟主薛元超性情豁达、颇擅交际，一方面因热衷汲引寒俊而得到大批在野文士的拥护，同时又与显赫一时的政坛权贵李义府、上官仪过从甚密。他也因此被流贬蜀中长达十年之久，其间放旷诗酒，诗歌创作上颇有作为，著有《醉后集》（18）。虽然此集已散佚，无法深入探究其文本面貌，但有学者对其蜀中诗风进行了推测。陶敏指出:“集中诗文具体内容虽不详，但从集名和具体创作环境，可以推断这是一部抒发贬谪中苦闷和愤懑的作品，初唐诗歌从应制咏物转向个人情志的抒写，薛元超应该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19）胡可先也推测其蜀中诗风当有较大转变，指出:“这是薛元超在特定环境下对上官体诗风的超越，也是对初唐文学发展进程的推进。”（20）值得注意的是，回朝后的薛元超仕途平顺，逐渐恢复了宫廷诗人的面目:“此时的薛元超，与作《醉后集》时的薛元超已判若二人，而又回到了与上官仪同僚及往还时的创作状态。”（21）薛元超的创作历程代表了朝官在出入蜀地期间，置身朝、野两路诗坛时截然不同的创作心态及其所呈现的诗风转变。

对于诗歌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言，大批在朝文士相继入蜀，从宫廷走向市井草莽，走向无限江山，置身更加广阔的天地，扩充了在野诗人的创作力量。他们在入蜀前多是朝庭重臣、宫廷宴集活动的核心人物，自然也是宫体诗创作的主将。这些曾经活跃在宫廷文坛的在朝官员，由于入蜀而暂时切断了与中原主流文化的联系，进入另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文化空间。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他们不得不中止了宫廷诗的创作，而逐渐回归到以诗歌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正轨。由于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的差异，他们在蜀中的交游及其创作活动与置身京洛宫廷时自是判然有别，诗风往往出现明显的转向。加之客观上的空间距离、蜀地相对封闭的自然文化环境，这无疑都加剧了初唐诗坛朝、野分化的格局表征。

二、蜀中文士群体的形成及其交游唱和活动的诗史意义

入唐以后，交游宴集成为唐代文士们在举选之外，以社交方式切磋提高诗艺的主要途径。由于蜀中相对独立封闭的客观环境与入蜀文士心态上“弃置如天外”（王适《蜀中言怀》）的疏离感，当他们置身蜀地后，精神上的孤独感往往愈加凸显，自然会寻求“同是宦游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志同道合者，以交游酬唱来排遣漂泊异乡的寂寞苦闷。因此，有一定威望的入蜀官员文僚周围往往集结大批外来文士，宴饮唱和，寄情诗酒以遣怀。史载高士廉在蜀期间“因暇汲引辞人，以为文会”，（22）当是蜀中宴集活动的常例。四杰便作有大量出席各种宴集交游活动的诗歌与序文。正如王勃所述:“或三秋意契，辟林院而开襟;或一面新交，叙风云而倒屐。”（23）高堂群贤之中，有故交重逢，更有萍水相逢，但因“俱是越乡人”（王勃《他乡叙兴》）的相似遭际而得以相识相知，或结伴寻幽访胜，或宴饮唱和、同题赋诗，都成为入蜀诗人们交流情感、切磋诗艺的重要活动平台。

在蜀中特别的环境下，宴集交游唱和活动使得蜀中文士在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上更易相互启发影响而趋同，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诗人群体，这有利于壮大主流文坛之外在野派的创作声势。四杰的交游唱和便极具代表性。早有学者注意到:“大约在高宗龙朔（661－663）期间，卢照邻出任新都（今属四川）尉。这时，宫廷中流行着‘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浮靡文风，四杰中的三杰恰好都在蜀中，相互间有诗歌酬唱往还。同气相求，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学观点，是宫廷之外的一个革新流派。”（24）可见入蜀的共同经历凸显了四杰在文学思想与创作上的统一特征，增强了他们作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凝聚力，在宫廷诗坛之外为打破宫体诗风的僵化格局、实现诗歌革新开辟了空间。四杰中最晚入蜀的杨炯在出为梓州司法参军期间，同当地的同事文僚也有不少唱和往还，如《和刘长史答十九兄》、《和酬虢州李司法》等作，与其此前宫廷宴赏的应制诸作迥然有别。

从现存作品与史料来看，四杰不仅彼此间往来频繁，自成文人小团体，他们各自也都是各种交游宴集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与不同文人圈子的核心人物。例如王勃、卢照邻与玄武县尉邵大震、鹿弘胤的交游（25）。他们曾共游玄武山，并留下同题唱和之作:邵大震的《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王勃的《蜀中九日》（一作《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初唐诗坛七绝尚不多见，而三人的同题之诗均为七绝，可见交游中同题赋诗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不可忽视。卢照邻、王勃与九陇县令柳太易也曾共相游处（26）。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王勃在九陇县，应县令柳太易之邀宴仙居观，有序及诗（27）。卢照邻亦赴九陇游历，柳太易尽地主之谊，伴其同游昌化山，卢照邻有《九陇津集》、《游昌化山精舍》，而柳太易的同题五绝《游昌化精舍》当为同行之作（28）。此外，卢照邻在新都尉任上与张柬之、柳太易都有酬唱赠答之作，如《酬张少府柬之》、《于时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赠柳九陇》等。

王勃在蜀中的交游甚广，酬唱颇多。他每到一地，都是雅集宴饮的常客。在九陇县，王勃与九陇令柳太易、卢照邻、邵大震、鹿弘胤等人交游，有《游山庙序》、《游山庙赋》、《与邵鹿官宴序》、《蜀中九日》等数量可观的诗文。当他游至益州德阳县，又与时任德阳令的宇文峤、游宦蜀地的中山人郎馀令、入蜀省亲的薛曜、座上客巨山等众多文士相聚，多次宴集唱和，作《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集序》、《送宇文明府序》、《秋晚什邡西池宴九陇柳明府序》等文（29）。而当他达到绵州，又参加多位绵州当地文僚组织的宴集，与薛昇华、何少府、韩法曹等众多故交新知欢聚一堂，作有《仲氏宅宴序》、《秋夜与绵州群官席别薛昇华序》、《绵州北亭群公宴序》。王勃与薛昇华素有累世之交，二人邂逅蜀中正值人生低谷，感慨良多（30）。分别之际，王勃作有《别薛华》、《重别薛华》，均为初唐赠别诗中的上乘之作。

此外，蜀中的宴集交游也会加深文士间的情谊及文学观念上的默契。卢照邻为郎馀令撰写《乐府杂诗序》，亦缘于二人的蜀地交谊。文曰:“撰而集之，命余为序。时褫巾三蜀，归卧一丘。散发书林，狂歌学市。虽江湖廓朗，宾庑萧条;绮季留侯，神交髣髴。”（31）可知二人的惺惺相惜与蜀中交往密不可分。而卢照邻在蜀期间与时任益州都督府长史的乔师望也很投缘，所作《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可说明二人在文学理念与审美趣味上颇有共鸣（32）。序文篇末云:“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33），此当不仅是恭维之辞，彼此间的默契与知赏离不开他们同在蜀中的交谊。此外，从王勃《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集序》、《绵州北亭群公宴序》等序文来看，（34）四杰在蜀中因其才高名显，吸引了大批游宦蜀中的文僚好友聚集交游，形成了分散在益州九陇县、什邡县、德阳县等地的蜀中诗人群体，大致以益州长史乔师望、九陇县令柳太易、德阳县令宇文峤等地方官为组织者，王勃、卢照邻、邵大震、鹿弘胤、郎馀令等人为核心成员。从骆宾王自述其蜀中生活境况来看，他也是类似的蜀中文士群体的活跃分子。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新发掘出的郭虚己撰《开承简墓志》（35），其中记述了墓主开承简青年时期游历蜀中的经历，可窥唐高宗朝入蜀文士群体之一斑。开承简生活在高宗朝后期，少有令名，在文士中声望极高。他生性淡泊名利，无心仕宦，二十一岁便入蜀漫游（36）。当时不少青年才俊皆追随开氏入蜀，天下慕名而拜谒归顺者竟多达千人，其中包括郭震、薛稷、李宏等知名文士（37）。又据杜甫《陈拾遗故宅》，曾为太学同窗的郭震、赵彦昭、薛稷，当时同在蜀中有过交游（38）。郭震任通泉尉又在蜀中结识了陈子昂，几位青年才俊同气相求，形成了蜀籍文人与入蜀游历的外来文士交游往还的文士群体。后来张说出使蜀中，遇郭震、卢崇道，从张说《新都南亭送郭大元振卢崇道》来看，张、卢二人应该也是这个文士群体的成员。他们彼此间多有交游唱和，诗风上难免相互影响。

值得关注的还有以陈子昂为联结纽带，以李崇嗣、晖上人、齐少府、卢藏用、马择、王无兢、崔泰之等人为主要成员的蜀中文士群体。武则天天授二年（691），陈子昂丁母忧，解官归梓州。第二年夏，陈子昂居梓州守制，与李崇嗣、晖上人有诗赠答，李崇嗣时以许州参军使蜀。如《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等诗均为陈子昂与李氏在蜀中酬唱之作。还有入蜀游宦的齐少府，与陈子昂、晖上人交谊匪浅，唱和颇多（39）。又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荆州仓曹马择曾在圣礼初年入蜀，与陈子昂同游岷峨，周围也集结了一批如崔泰之、冀珪、王无兢、毕大拾遗、陆六侍御等宦游蜀中的文僚（40）。

不难想象，相对宫廷中作为政治衍生品的宴饮活动更强调交际功能与仪式感而言，蜀中文士群体间的宴集酬唱更适合那些才情富赡、放旷诗酒者。当这些游宦蜀中的文僚回朝之后，昔日于蜀山巴水间畅饮高谈的回忆始终萦绕心间。正如陈子昂所言:“载想房陆毕子为轩冕之人，不知蜀山有云，巴水可兴，睽阙良会，我心惄然。请以此酣，寄谢诸子，为巴山别引也。”（41）骆宾王《畴昔篇》所谓“寻姝入酒肆，访客上琴台”，既是他个人对蜀中岁月的回顾，同时也代表了入蜀文士对蜀中游历生涯的集体记忆。

对地域文学有深入研究的戴伟华，分析陈子昂独自标举汉魏风骨的原因时指出:“陈子昂在初唐诗坛急于完成格律诗体式的背景下提出汉魏传统、复兴古调，和他在蜀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密切相关。西汉而下，蜀地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在南朝有一断层，陈子昂的诗学传统是隔开南朝而上承汉魏的。”（42）这种尊古、崇古的文化传统自然也会波及入蜀诗人。诸如郭震蜀中作《宝剑篇》，宫廷诗人薛稷游蜀后的《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显露古风（43），甚至以擅写闺情著称的刘希夷蜀中也有《蜀城怀古》、《巫山怀古》等数首古韵颇浓之作，都并非偶然。他们入蜀后创作上体现出跳出宫廷诗风窠臼而复古的共同趋向，显然同他们参与当地文士群体的交游活动，潜移默化中受蜀地文化传统影响存在关联。这也是蜀中文士群体交游唱和活动的诗史价值所在。

三、入蜀文士蜀中创作与宫廷诗风的交互影响

虽然初唐诗歌在发展轨迹上朝、野两路分途明显，但二者又并非彼此隔绝、完全独立，而是存在紧密的沟通与互动。正如余恕诚的观察所得:“随着宦海浮沉，宫廷诗坛成员时有变动，四杰及陈子昂等即曾进入过宫廷或诸王府中。同时，诗人之间又有各种交往，诗艺彼此影响。因而从总体看，宫廷内外双方在初唐诗歌发展中实是一种互补。”（44）聂永华也认为:“宫廷诗坛的人员构成并非铁板一块，政治格局的变迁动荡、宦海的升沉浮降，一些人走出了宫廷，一些人进入了宫廷，人员的变动使宫廷诗风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正是宫廷内外、朝野两体在风格趣味、题材内容、形制体式诸方面的既相区别又相互容受，形成了二者的沟通互补，其消长流变，推动着初唐诗史的演进。”（45）具体到入蜀诗人，他们中大部分都来自京、洛主流文化区，其诗作大多体现宫廷诗风的特点。而当他们进入蜀中之后，自然会将此前驾轻就熟的宫廷诗的路数带入蜀中的诗歌创作。葛晓音以卢照邻入蜀诗《奉使益州》、《晚渡渭桥寄示京邑游好》为例指出:“无论描写蜀中山水还是渭桥晚景，均按赋法分类罗列江流、山岭、岸树、花草、莺蝶、鸥鹭、钓浦等景物，以致看不出南北风光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认为，王勃、卢照邻等人虽然已经走向江湖郊野，但由于关照自然的传统方式的惯性使然，他们不由自主地在诗里留下了与宫廷池苑取景类似的痕迹（46）。

事实上，将宫廷诗的创作习惯带入蜀中的不仅仅是王勃与卢照邻，很多入蜀文士的蜀中创作都明显带有宫体诗的印记。杜淹在蜀中有《召拜御史大夫赠袁天纲》、《寄赠齐公》，其中虽也偶有真情流露之处，例如“赭衣登蜀道，白首别秦川。泪随沟水逝，心逐晓旌悬”，但更多的却是“佩兰长坂上，攀桂小山前”之类偶对板滞、结构程式化的句子，宫廷诗的缺陷暴露无遗。而李义府流贬蜀中期间所作如《招谕有怀赠同行人》、《咏鹦鹉》、《在雟州遥叙封禅》等作，所显露的宫廷诗风更加突出。尤其是颂体诗《在雟州遥叙封禅》，典型体现了龙朔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特征。

此外，元兢蜀中所作虽然仅存一首《蓬州野望》，但对于考察宫廷诗风与诗人蜀中创作之关系也颇具价值。从诗题来看，蓬州治所大寅县，在今四川省仪陇县大寅镇附近，可知元兢曾被贬入蜀，然具体年代已无可考（47）。此诗被收入空海大师《文笔眼心抄》的《调声》篇内。诗曰:（48）

飘颻宕渠域，旷望蜀门隈。

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开。

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

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

据学者考证，此作当摘自元兢的《诗髓脑》，他正是以蜀中此作为例解释了何为“换头术”（49）。他在阐释上官仪的声律规则时引用自出之作，说明此诗当为元兢的得意诗作，代表了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水准与基本风格。

元兢在诗学上是上官仪诗风的积极推行者，对诗歌的声律、对仗等艺术形式问题异常重视且颇有心得。尽管被贬至蜀中，离开了宫廷的环境氛围，但他在诗歌创作上依然积极实践以上官仪诗学理论为核心的诗律学，将个人发现的“换头”术用于蜀中创作。由于上官仪势力的垮台，元兢随后谪居蜀中而远离主流诗坛，其蜀中诗作的影响力当十分有限，但也能说明作为活跃于龙朔年间的诗论家，元兢本人的创作也积极实践上官仪诗学理论。同时也证明了龙朔文风对元兢诗歌创作的影响之深，以至于即使远在蜀中，这种烙印依然清晰可见。

此外，四杰中最晚入蜀的杨炯，在梓州司法参军任上的创作也显示出宫廷诗风的深刻印记。他与梓州长史刘延嗣唱和的《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便是一篇颂美体风格的五言排律。虽然杨炯对龙朔文风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但他身为御用文人常年混迹宫廷诗坛，其诗作难免深受宫廷诗风的熏染，这从其应制诗《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可窥一二。当他以左降官的身份来到梓州司法参军任上，他的上级是在与徐敬业叛军独战中坚守立功的刘延嗣，而杨炯又是因坐族兄参与徐敬业叛乱而被贬，诗中的歌颂溢美之辞自有尴尬处境中“主动修好、卑辞交结”的复杂心态使然（50），但不可否认此作体现出的典雅富丽的颂美体诗风，也充分说明杨炯将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宫廷诗创作习惯也带入了蜀中。

由以上所举数例可知，由于入蜀文士中有大量游宦蜀地的朝官，他们曾经身为宫廷诗人群的成员而进入蜀地，自然会将多年来在主流宫廷诗坛风气熏染下形成的习惯与风格带入蜀中，在蜀地的诗歌创作中明显体现出来，对蜀中诗歌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反之，入蜀文士的蜀中创作在自然环境、心态变化以及地域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之下，诗风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形成特有的风格。入蜀文士中的不少朝官本身也是颇有影响的宫廷诗坛的主力，例如曾在蜀中与王勃、卢照邻等人共相游处的郎馀令、赵彦昭、薛曜、薛稷等人，出蜀归朝后又都是宫廷宴饮集会中的活跃人物、宫廷诗人群的核心成员，自然会将蜀中诗歌风格上发生的或多或少的新变带回到宫廷诗坛，从而实现朝野两派的互相影响与交叉渗透，这是初唐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诗史现象。其中某些诗人的蜀中创作给宫廷诗坛造成了冲击甚至震荡，郭震即为典型一例。虽然其中多少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入蜀游宦对郭震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郭震年少时与赵彦昭、薛稷为同游太学的同窗好友，三人后来又都是开承简的追慕者而随开氏入蜀，并且与巴蜀才子陈子昂在蜀中共相游处。命运的真正转机出现在他进士及第而出任通泉尉之后。郭震在蜀中地方官任上特立独行、任侠使气、闻名四方，甚至引起皇帝注意被召见，又因呈上蜀中旧作《古剑歌》而受到武则天盛赞，从此声名鹊起。应该说，这首歌行体古诗成为郭震平步青云的阶梯。郭震的“忘言之友”张说在为其撰写的行状中评价道:“文章有逸气，为世所重。”（51）而郭震侠义性情的展现、诗文特质的形成主要是在蜀中实现的。因此，他能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及擢拔与其游宦蜀中的经历直接相关。

郭震于咸亨五年（674）左右进献武则天的蜀中旧作《宝剑篇》，引发了宫廷诗坛的震荡，武则天不仅盛赞其诗才，甚至“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遂授右武卫胄曹”（52）。一篇怎样的歌行竟博得皇帝如此青睐?《宝剑篇》诗云:（53）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

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

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全诗有慷慨激昂之气流宕其间，任由充沛的情感倾泻而下，语言本身也有声韵铿锵、节奏明快之美感，确实是歌行中的浑然天成之作。郭震此作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于几十年后杜甫客寓蜀中，经过郭震通泉故居时不忘凭吊其人其诗（54）。而武则天下令传抄此诗并遍赐身边诸学士，意味着将郭震此作立为诗歌创作的范本，并强制性地将诸如《宝剑篇》这种歌行体古诗进行推广。郭震献诗一事，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干预，在当时的宫廷诗坛引发了强烈反响。

事实证明，武则天对郭震《宝剑篇》的推广颇见成效。则天朝宫廷诗坛上一度出现“篇”诗、“行”诗的创作热潮。就连武则天本人也有杂言歌行《游仙篇》（55），也显示出她在诗歌审美趣味上对歌行体的偏好。天册万岁年之后的宫廷诗坛涌现大量歌行（56），例如崔湜的《大漠行》、阎朝隐的《鹦鹉猫儿篇》，为宋之问赢得锦袍的《龙门应制》、《放白鹇篇》、《明河篇》等等。长安年间，张说、沈佺期、宋之问、李峤、苏味道、徐彦伯、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十余人赋武三思尚安乐郡主之《花烛行》（57），武三思的《仙鹤篇》，薛曜的《舞马篇》，李峤也有杂言歌行《宝剑篇》、《汾阴行》。素以新体诗见长的李峤作有与郭震同题的《宝剑篇》，其献媚之意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由郭震献上蜀中旧作《宝剑篇》而受到武则天盛赞拔擢，以此激发了宫廷诗人对歌行创作的极大热情，继而又有宋之问以歌行应制诗夺袍，以及再献《明河篇》以求“北门学士”等一系列宫廷事件的发生，无不证明武则天激赏郭震蜀中旧作，并极力推而广之的举措所引发的诗坛反响之强烈。借助武则天的直接干预，郭震的蜀中创作对宫廷诗坛造成了显著影响。正如王勃言及蜀中文学的影响曰:“禺同金碧，暂照词场;巴汉英灵，潜光翰苑。舋舋焉，萧萧焉，信天下之奇讬也。”（58）正道出了巴蜀文学创作在文坛的独特位置与特殊价值，这既是对巴蜀作家成果的赞誉，其中显然亦包含大批入蜀文士的蜀中创作，对当时主流宫廷诗坛的影响不容忽视。

注释:

①《全唐诗》收录初唐诗人共计336位，据现存诗作及相关史料可知到过蜀中的文士有王珪、杜淹、郑世翼、陈子良、李百药等90人，占初唐有诗作流传的诗人总量1/4强。统计范围为《全唐诗》卷三十至一一八所收录的诗人，帝王除外。总量据《全唐诗补编》、《全唐文》卷一八七补入释法琳、玄奘、高士廉、郑元璹、元兢、柳太易、于志宁、张敬之、薛开府、魏元忠、薛登、李邕共12位文士。

②《全唐诗》收录诗歌数量达到一卷以上的诗人共计34位，其中确定有入蜀经历的诗人有褚亮、王绩、卢照邻、张九龄、杨炯、宋之问、王勃、李峤、杜审言、苏味道、郭震、崔融、刘宪、苏颋、骆宾王、乔知之、刘希夷、张说、沈佺期、赵彦昭、张子容，共计21人，占初唐主要诗人的比例为3/5强，可知初唐有大量诗歌传世的主要诗人中多半都曾入蜀。

③有学人指出:“‘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萌于中唐韩愈，宋代渐成气候。宋人对杜甫的入蜀尤为关注。明清时期对于入蜀现象的认识上升为规律总结，这一说法得以最终定型。”将韩愈《城南联句》“蜀雄李杜拔”视为“自古诗人皆入蜀”的最早萌芽，认为这一命题是后世文人对于“唐代诗人皆入蜀”的一种扩大化的浪漫表达。参见张仲裁《略论“自古诗人皆入蜀”》，《文史杂志》，2010年，第2期。

④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⑤傅璇琮、李珍华撰《盛唐诗风与殷璠诗论》，收录《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7页。

⑥聂永华著《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⑦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第456页。

⑧参见尚永亮对宫廷诗的定义。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序》，第1－2页。

⑨聂永华著《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1－2页。

⑩余恕诚著《唐诗风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11）吴光兴《论初唐诗的历史进程——兼及陈子昂、“初唐四杰”再评价》，刊载于《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12）余恕诚著《唐诗风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13）王勃《入蜀纪行诗序》，《王子安集注》，第227页。

（14）骆宾王《秋日于益州李长史宅宴序》，《骆临海集笺注》，第316页。

（15）《文心雕龙·物色》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第695页。

（16）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云:“萤踈夕砌，蝉促朝林，感序缘情，登高寄赏。”《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云:“五际飞文，请动缘情之作。”卢照邻《狱中学骚体》开篇云:“夫何秋夜之无情兮，皎晶悠然而太长!”《对蜀父老问》曰:“此数物者，岂恶荣而好辱哉?盖不失其天真也。”骆宾王《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诗曰:“迢迢纤路望芝田，眇眇函关恨蜀川”、“独坐伤孤枕，春来悲更甚。”

（17）有学者统计过他的五言八句诗几乎全部合乎粘对规则。参见王运熙《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第200页。

（18）据崔融撰《薛元超墓志》言其蜀中生涯云:“耽味易象，以诗酒为事，有《醉后集》三卷行于时。”参见《乾陵稽古》，第96页。

（19）陶敏撰《初唐文坛盟主薛元超》，刊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5期。

（20）胡可先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8页。

（21）胡可先著《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第189页。

（22）《旧唐书·高士廉传》，《旧唐书》卷六十五，第2442页。

（23）王勃《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王子安集注》，第221页。

（24）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第115－116页。

（25）王勃有《游山庙序》（一作《题玄武山道君庙诗序》）云:“时预乎斯者，济阴鹿弘胤、安阳邵令远耳”，又有《与邵鹿官宴序》，可知王、邵、鹿三人曾多次同游宴集，鹿弘胤当亦有诗文，惜其不存。参见《王子安集注》第208页、636页。

（26）《春思赋》序云:“九陇县令柳太易，英达君子也，仆从游焉。”《王子安集注》，第1页。

（27）参见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214页。

（28）《全唐诗》卷七七八无世次爵里可考作者中，录有柳明献《游昌化精舍》一首，据李云逸考证，柳明献即九陇县令柳太易无疑。参见《卢照邻集校注》，第59页。

（29）《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集序》云:“友人河南宇文峤，清虚君子;中山郎馀令，风流名士。”《送宇文明府序》云:“况乎巨山之凛孤出，昇华之丽清峙，群公之好善，下官之恶俗。”蒋清翊注曰:“‘巨山’，未详，盖亦当时坐客。”《王子安集注》，第220页、254页。

（30）《秋夜与绵州群官席别薛昇华序》云:“然义有四海之重，而无同方之感;分有一面之深，而非累叶之契。故与夫昇华者其异乎!”蒋清翊注曰:“《旧唐书·薛收传》:蒲州汾阴人。子元超，元超子曜。清翊曰:薛收是王通弟子，故子安与曜累世通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薛曜，字昇华。给事中，袭汾阴男。”《王子安集注》，第264页、80页。

（31）《卢照邻集校注》，第352页。

（32）据李云逸考证，显庆三年七月，乔师望在益州都督府长史任上。此序文疑作于显庆二至三年卢照邻奉使益州时。《卢照邻集校注》，第302页。

（33）《卢照邻集校注》，第306页。

（34）杜诗云:“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赵次公注云:“上两句正用引下彦昭、郭元振，后句直言子昂与赵、郭二人题壁见在耳。赵则彦昭，郭则元振。彦昭本传虽云以权幸进，然亦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价言之。元振则自通泉尉而往，先天二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定策诛窦怀贞等。二人皆作宰相，秉辅佐权也。”《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丙帙卷之七，第522页。

（35）同（34）。

（36）墓志提及开承简蜀中交游活动的盛况云:“公恭己待贤，虚诚纳士，尽其力而济美于人，殚其财而博施于物。时论以此多之，故常食客盈门，高车结辙。林亭风月之赏，琴酒笙竽之盛，虽封君梦如也。”

（37）《唐故宣州溧阳县令赠秘书丞上柱国开府君墓志并序》云:“初无宦心，欲以所好求志，廿一去家游蜀，时天下贤豪，慕公英名而归之……于是，郭振、薛稷、窦元海之徒，皆千里命驾，一见公如旧交。”《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册，第80页。

（38）同（34）。

（39）《晖上人房饯齐少府使入京府亭》云:“东海齐子，宦于此州”，文末云:“永怀千古，岂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何崇不朽之迹。斯文未丧，题之此山，同疏六韵云尔。”《全唐文》卷二一四，第2165页。

（40）《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文云:“时醉书散洒，乃昏见清庙台令，知此有蜀云气也。毕大拾遗、陆六侍御、崔司议、崔兵曹、鲜于晋、崔湎子、怀一道人当知吾此评是实录也。若东莱王仲烈见之，必以为真醉。”《全唐诗》卷八十三，第903页。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周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崔泰之、冀珪使蜀，与陈子昂有诗文《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并序》、《赠别冀侍御崔司议》等，共相唱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372页。

（41）《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序文，《全唐诗》卷八十四，第917页。

（42）戴伟华著《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第122页。

（43）此作无法考知其确切年代，但从“西登咸阳途，日暮忧思多”、“客游节回换，人生知几何”来看，其人生慨叹有迟暮之感，当为晚年之作。又据《开承简墓志》所载，薛稷、郭震等人追随开氏入蜀当在三十岁左右，正当壮年，因此可推知此作当为薛稷入蜀游历数年后所为。

（44）余恕诚著《唐诗风貌》，第56－57页。

（45）聂永华著《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6页。

（46）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77页。

（47）据诗意推之，很可能是麟德元年（664）坐上官仪党而遭贬。参考王梦鸥、杜晓勤对元兢被贬原因的推测。《初唐诗学著述考》，第68、69页。《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第74页。

（48）（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83－1984页。

（49）原文如下:“乃其自引以为调声换头之诗例，原文当为《诗髓脑》中所有，故《文镜秘府论》乃并录之。”王梦鸥著《初唐诗学著述考》，中国台北: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8页。

（50）参见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第240、241页。

（51）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三，第2356页。

（52）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三，第2354页。

（53）《全唐诗》卷六十六题为《古剑篇》，题下注“一作《宝剑篇》”。《全唐诗》，第756页。

（54）杜甫《过郭代公故宅》诗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9页。

（55）《全唐诗》未收，《全唐诗补逸》卷一据赵绍祖《金石续钞》卷一补录之。彭庆生将此作系于圣历二年（699）。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第91页。彭庆生著《初唐诗歌系年考》，第249－250页。

（56）据彭庆生考证，郭震受到武则天召见并献诗，当在天册万岁元年（695）左右。参见彭庆生著《初唐诗歌系年考》，第232页。

（57）《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武承嗣传》附《武崇训传》载:“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则天时，封为高阳郡王。长安中，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体，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其时张易之、宗昌、宗楚客兄弟贵盛，时假词于人，皆有新句。”《旧唐书》，第4736页。

（58）语出《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集序》，《王子安集注》，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