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

2015-02-20王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期

王飞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依靠否定、割断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前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明确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必须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至关重要。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传统文化精华如何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精华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接？传统文化精华如何转化文化软实力？当前的中国文化正处于一种“纠结状态”——既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明清以来开始传入中国并且现在仍在传入的西方文化，还有近百年的革命文化。三种“异质”文化的出发点不同，又同时存在于当代中国并各自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复杂的文化纠结现象，这种“纠结”还表现在，三种文化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时间间距”和“空间间距”问题，三种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显性认识和隐性解释”的张力问题。而其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破除这种“文化纠结”的关键所在。

一、历史维度

历史就是文化有机体的兴衰沉浮，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所谓历史维度，一是以历史研究、文本解读为基础再延伸其当代价值的路径；二是遵循以现实问题为坐标去总结历史教训和把握其历史经验的路径。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对根植于中国土壤中的民族文化的认可和传承，建立在自己所拥有的“历史意识”与未来意识之上。只有深入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本”，搞清其原生态、次生态和再生态之间的关系，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其一，按照历史的由远及近，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延伸历程。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鸦片战争起就成了一个争论不止的命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从清末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到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从维新派到五四爱国学生的数代有识之士，无不开始思考一个残酷到惨痛的命题：“曾经绵延和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究竟还能不能挽民族于亡国灭种之境地，是否依然能保持其伦理纲纪的地位？”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传统文化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浮沉起落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三个自信”被打倒、被迫反思又被迫建立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直强调，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还是“小学生”，“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2]55。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着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534。邓小平从“德治”这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治伦理思想出发，提出社会主义时代不仅要注意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加强历史文化教育和道德建设。“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206。江泽民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时，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5]278。胡锦涛则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6]24。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传统文化的历史重要性时，特别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同时也“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中华民族独特的近现代文明遗产、精神记忆和文化心理结构，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历史根基。

其二，把握历史过程中前进和挫折的两重性特点，对如何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探索进程中所遭遇的艰辛，对这一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进行辩证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强调和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8]。传统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保守复古派的顽固阻挠，也有全盘西化论的干扰”[9]690。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同样，在处理传统文化如何有效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也会不可避免的遇到挫折和挑战。错误本身当然不好，但从历史的错误中可以得到教育，使我们变聪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必须研究总结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基础的三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批判当时那些继承上了或接上了“传统”的思想观点，批判各种被扭曲的“三民主义”。从一开始的未能明确系统区分新旧三民主义，到后来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高度上，对三民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这种科学的继承观，“一方面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也是正确对待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10]15。正如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中国，把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史，大大的缩短了，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的水平”[11]。建国以后，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对于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12]399。继承借鉴古代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只是手段，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才是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的重大挫折，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这里的宽广眼界就包括宽广的文化视野”[13]62。他提出我们要“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14]121，“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15]350，“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15]273。在这一过程中，“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解放思想，提高觉悟”[15]326，“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不仅是一种宽广的胸怀，“而且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13]40。进入新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要科学的对待民族传统文化”[7]。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二、实践维度

所谓实践维度，一是指在观察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坚持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现时代背景作为实践的基础和出发点；二是要求把握实践的具体内容，做到目的性和自觉性的统一，注重实际活动和实践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的逻辑，所强调的是否定的辩证法的革命性和实践力量。“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6]161。做到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即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

其一，从实践与传统结合的时代要求来看。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上，每一面旗帜都带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坐标。它总是与一定时代的主体紧密相联，由其而生，伴其发展。而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永葆生命活力，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传统文化与历史和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正如“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历史实践场域的伊始，正是面向现实大地”[17]18。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出场，必须解决不同时空场域间关系性的有效转化，这是它在当代中国重新发生和认同的关键，做到把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邓小平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杰出的文艺家太少了，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14]367。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要使“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写的序言时，也指出，“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15]350。同时还要“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5]273。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实践，是在现实境遇及时代变迁中把握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从而推动本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如果我们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灵魂，“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那么就会“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15]287。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他强调“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的取舍”[7]。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力”和“改造力”，重在赋予传统文化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表达形式，激活其内在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看，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是一致的，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将实践理解为既是构成的，又是被构成的，目的正是使它们共同发展一种无法强行分割主客体的发生的结构主义，体现为一种“时代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亦是如此，传统文化的当代出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之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互动与结合”[17]179。

其二，从实践与传统结合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就是要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使之操作化、行为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旨归。“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8]，“中国共产党恰恰把中国历来尊重的忠孝节义信廉仁勇的好的方面，发扬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现在如此，将来更应如此”[19]32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弃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时所具有的道德判断，将其转移到事实判断；从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转移到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最高准则；从中国传统比较封闭的社会生活方式转移到开放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从“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到“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敢闯敢冒之法”；从“干部使用、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到“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20]5，邓小平理论中处处贯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法。而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强调“实”、注重“行”的务实精神和“经世致用”、“学用一致”的优良传统。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教化功能体现在，它通过家庭启蒙、社会示范、社会心理、社会舆论、学校教育、新闻传媒等各种手段把系统的行为规范体系加诸生活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实现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21]。而在以民为本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后的历次讲话中，“人民”都是一个突出的关键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也是将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的对接。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老子和孔子的民本思想找到丰富的资源，都是滋养当下“以民为本”实践的宝贵的思想材料。特别是在处理两岸关系和对外传播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在积极促进“两岸同胞在厚植共同利益、弘扬中华文化”[16]235的过程中，增进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既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同时还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构筑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传播格局。

三、发展维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2]114。所谓发展维度是基于辩证法的发展原则和统一原则，从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关系中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推动实践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它由多种合力来推动其发展，传统文化是这个文化系统不断螺旋式上升运动的内源性动力。

其一，传统文化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力”。“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它们以各自存在的形态展现自己的文化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广泛的民族认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提供强大的凝聚力，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理论创新提供创造力，以庞大系统的知识资源为抵御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同质化趋势提供智慧力”[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实践中，是中国人民大众的选择和创造，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成长发育机制。这种创新是在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区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的基础上，用符合大众口味的形式对传统文化做出新的“阐释”。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融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邓小平理论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通过对传统分配观念、财富观念的深刻反思，率先提出共同富裕的思想，并把它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倡导的“有先有后”、“由部分到全体”的共同富裕政策，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批判性超越。

其二，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力”。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延绵不息，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相传中得到精华的积累，在相依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积累提供其后续发展的动力，发展保证其活力永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它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延绵不绝的文化动力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曾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47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力一方面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但同时也离不开赖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只有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才能更好的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理念。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贵和尚中、善能解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应用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赋予了其新的发展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爱国、友善、诚信、公正、和谐等理念，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价值理念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相结合发展而来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与时俱进。

其三，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优秀文化的“整合力”。文化整合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协调，融为整体的一种文化创新过程，它建立在选择、消化、吸收等一系列复杂程序的基础上。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是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而正确的文化整合会给民族文化带来新的因子，改造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元素。在当今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环境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文化整合可以提升抵御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提升我国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与此同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整合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使其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中国社会相协调，弘扬了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也使中华文化许多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也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同。这种整合力使“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7]。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宽容，既坚持了文化价值的核心，又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创新。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唯有基于自身文化基因的发展与创新才可能坚实强大。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中吸收优秀成分作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和价值认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传统文化其生命必将更加灵动。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繁荣，这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然之思，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应有之义。中国道路源自以史为鉴的道路进步，中国模式来自立足本土的模式发展，中国文化袭自古为今用的文化传承，中国精神承自源远流长的精神志气，这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文化自信。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涵义阐释清楚，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话语解释系统，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上更加彻底，内涵更加清晰，更有逻辑力量。这“既是领导能力、治理思想、执政风格的折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古人治理智慧运用于治理现代化的当代实践”[25]3。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从多方面支撑、滋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有效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准确对接，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得更好、更远、更高。

[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1.

[2] 解放社. 整风文献:修订本[M]. 中原新华书店,1949:55.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6.

[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8.

[6] 胡锦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4.

[7]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8] 宋进. 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文化成因[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4):31-34,67.

[9] 胡绳. 胡绳全书:第三卷(下)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90.

[10] 宋进. 挈其瑰宝：抗战时期中共与三民主义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5.

[11] 张闻天. 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J]. 解放,1938(43，44) .

[12] 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