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耀（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论明刊《西厢记》版本的流变

陈旭耀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元杂剧《西厢记》没有留下元代的文本，明代却仍有五十馀种版本留存至今。现存明刊《西厢记》从早期的弘治岳刻本始，其文本从内容到体制形式一直都处在演变中，至万历朝基本形成了四大版本系统。天启之后，《西厢记》文本出现了凌濛初朱墨套印本和闵寓五的《会真六幻》本等新品种，它们是凌、闵二氏对之前文本校改整理的结果。

《西厢记》；明刊本；传承演变

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虽问世于元代，却没有元代的文本留存。今知最早的《西厢记》版本是明永乐年间成书的《永乐大典》中的抄本，如今也早已随《大典》佚失。现存五十馀种《西厢记》明刊本，又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向后人演绎着崔张那哀婉艳丽的西厢恋曲，使得“花间美人”蒙上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因而，孰是《西厢》的原貌，或者说，谁更接近王著的本真，确实让人莫衷一是。笔者暂时还无意也无能去弄清楚《西厢记》的本来面目，然而，梳理一下现存五十馀种明刊《西厢记》文本内容传承演变的脉络，对探寻《西厢记》原貌的工作当是有益的前期准备。

一、早期刊本

今存最早的《西厢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现的《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从残存的内容来推测，“残叶本”与弘治岳刻本①全称《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明弘治戊午年（1498）冬金台岳家刊行，故学界一般称作弘治岳刻本。的内容应大致相当。弘治岳刻本给我们展现的早期刊本形态面貌是：①分五卷，每卷分折（第二卷五折，其余均四折），每卷各有一四字标目，这五个标目依次为“焚香拜月”、“冰弦写恨”、“诗句传情”、“雨云幽会”、“天赐团圆”。②前四卷有“题目”、“正名”各二句，但所处位置不一，卷一、卷二均位于第一折末，卷三、卷四则置第四折末。卷五虽有“题目”四句，但内容与后来刊本不同。③宫调名多数未标，全剧仅卷二的第二、三、四折，卷四的第二折，卷五的第一折有宫调名。④卷二、卷三、卷四末，各有一支【络丝娘煞尾】（按，卷四作【络丝娘】）。这些形态上的特点告诉我们，早期刊本对剧本体制的处置有着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也折射出早期文本在传播、刊刻过程中由于校勘的粗疏、人为的改易而可能存在文本内容的变化。

比如，最早的“残叶本”是分卷而不分折的，每卷可能也没有四字标目，卷一的“题目”、“正名”则位于第四折末尾，这些均与弘治岳刻本不同。可见，从“残叶本”的分卷不分折，到弘治岳刻本的分卷分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而且，像弘治岳刻本这种分折的《西厢记》可能也刚刚开始，因为，弘治岳刻本卷二各折的起止相较后来的刊本而言，显得很不合理，当属开始之作。不过，弘治岳刻本上述形态特征基本为后世刊本所继承，其每卷一则的四字标目虽仅见于天启年间凌濛初所提到的日新堂本，但万历年间《西厢记》刊本出现的四字出目，源头或许可追溯到这里。

弘治岳刻本的正文内容也基本为后来的刊本所继承，当然，这里所谓“继承”指的是一种大致情况，并非细节的完全一致。因为，在明刊《西厢记》的四大版本系统中，即使同一系统的版本也存在细节的差异，更遑论不同系统的版本。我们认为，从弘治岳刻本这一源头，流出两条支流——“重校北西厢记”系统与“时本”系统①有关明刊《西厢记》的版本系统，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言。。笔者之所以这样立论，是因为这两大系统的版本分别继承了弘治岳刻本的某些细节，这里从卷一、卷二中举部分例证加以说明。如，“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卷一第一折 【寄生草】）；“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卷一第二折【醉春风】），“小生空妄想”（卷一第二折【四煞】），“粉香腻玉搽胭项”（卷一第二折 【三煞】），“净扮孙飞虎上开……彪镇守河桥，统着五千人马，劫掳良民财物。近知先相国崔珏之女莺莺”（卷二第一折开场，孙飞虎上场白）等，为“重校北西厢记”系统继承。而“正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卷一第一折 【节节高】），“怕甚么能拘束的亲娘”（卷一第二折【五煞】），“稔色人儿，他家怕人知道”（卷一第四折 【甜水令】），“万余斤黑面从教暗”（卷二第二折【叨叨令】），等等，则为“时本”系统所继承。

弘治岳刻本中已出现了部分韵文说白，且多为后出刊本所采用。这或许是后来的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等版本中大量出现韵文说白的滥觞。如，“诗曰：英雄将叛从今起，搅乱贼徒到此休”（卷二第二折杜将军剿贼时所念，亦见批点画意本、容与堂刊本等）；“红云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卷三第四折开场后，红娘下场前念白，后出大多数版本均有）；“生念：堂上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斋后钟。三十年前尘土暗，如今始得碧纱笼”（卷四第一折【寄生草】后，张生念白，仅见徐士范本等“题评音释”本系统）；等等。

当然，也有部分内容在弘治岳刻本中出现，而不见于后出刊本，或在后出刊本中有变化。如，①“佳人才子正青春 月下相逢欲就亲／不忆兵来围普救 伤心谁是解危人”、“多情佳丽，无缘难会洞房春／有意书生，无计支吾飞虎将”（卷之一末尾，这些内容在“残叶本”中也有，“多情佳丽”一联虽见于后出的徐士范刊本、批点画意本等版本中，但位置已有变化，且“无计”作“甚计”）；②“旦喜不自胜探花郎是第三名”（卷五第一折，莺莺读张生书后白，后出各本或删或改为“惭愧，探花郎早是第三名也”）；③“旦同欢郎上云近闻张生一举及第，得了探花郎，未曾除授何处掌权。今日乃是六月十五日，请神归殿。欢郎，去收拾香纸轿马，我和人同去前面神祠祈筊，保庇他人，皆是我心之愿也”（卷五第二折末尾莺莺白，不见于后出刊本）；等等。

二、万历年间的刊本

今存《西厢记》万历间的最早版本是刊于万历七年（1579）的金陵胡氏少山堂刻本②全称《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学界一般称作少山堂刊本。，现藏日本御茶水图书馆，由于收藏馆关系，一般难得一见。此本分上下卷，二十出，每出有四字标目一则，根据黄霖先生的介绍，刻于万历八年（1580）的徐士范刊本及万历二十年（1592）的熊龙峰刊本当与之关系密切③参见黄霖《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亦可见拙著《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第20－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由于笔者无法目验此本，故本文暂不涉其详情。

徐士范刊本也是现存明刊本中的较早刊本之一，这个距弘治岳刻本问世约82年后出现的《西厢记》刊本，将不少新信息带到我们面前：①分上、下两卷，卷各十出，每出有一四字标目；②完整的“题目”、“正名”，即第一出、第五出、第九出、第十三出、第十七出前各有两句“题目”，两句“正名”④按，第九出、第十三出前的“题目”、“正名”与弘治岳刻本相应部分有区别，其中第九出前作“题目 小红娘传书简 张君瑞害相思/正名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第十三出前作“题目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原因/正名 长亭上送君瑞 草店里梦莺莺”。而弘治岳刻本的相应内容分别是“题目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正名 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题目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正名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后来的刊本基本继承了弘治岳刻本。；③第四、八、十二、十六出末尾各有一支【络丝娘煞尾】；④每套曲均标有宫调。徐士范本将全剧分为二十出，已经不再像弘治岳刻本分成二十一折，并且每出都有一则四字出目。当然，这种将《西厢记》文本像南戏一样分出的做法，肯定不是此本首创，因为，徐士范刊本全书次序井然，已不存在弘治岳刻本那种混乱的划分。而且，徐本的 “题目”、“正名”、【络丝娘煞尾】、每套曲的宫调名均完整无缺，显示了校订的严谨性。学界向来认为，【络丝娘煞尾】是《西厢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表明《西厢记》是五本前后相连的长篇杂剧。但在早期的弘治岳刻本中，卷一第四折末尾没有 【络丝娘煞尾】，并且不少后出的版本，如，起凤馆刊本、容与堂刊本、批点画意本等等均如此。这支【络丝娘煞尾】在徐士范本中首次出现，而后出的起凤馆刊本、容与堂刊本、批点画意本等竟未效仿，直到天启年间凌濛初校刻《西厢记》，它才在《西厢记》文本中安定下来。这表明当时大多数《西厢记》的传播刊刻者并未认可这支失而复现的【络丝娘煞尾】。

在内容上，徐士范刊本一开始就比弘治岳刻本多出了一篇《末上首引》：

【西江月】放意谈天论地，怡情博古通今。残编披览漫沉吟，试与传奇观听。 编成孝义廉节，表出武烈忠贞。莫嫌闺怨与春情，犹可卫风比并。（问内科）且问后堂弟子，今日敷衍谁家故事？那本传奇？（内应科）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末）原来是这本传奇，待小子略道几句家门，便见戏文大意。

从头事，细端详，僧房那可寄孤孀？纵免得僧敲月下，终须箇祸起萧墙。若非张杜作商量，一齐僧俗遭磨瘴。虽则是恩深义重，终难冺夫妇纲常。重酬金帛亦相当，郑家的妇岂堪作赏？翻云覆雨，忒煞无常。种成祸孽不关防，空使得蜂喧蝶攘。全不怪妖红快赸，憎嫌是士女轻狂。不思祖父尚书望，暮雨朝云只恁忙。没疤鼻的郑恒，他是枉死；无志气的张珙，你也何强？看官若是无惩创，重教话把笑崔张。

诗曰：张君瑞蒲东假寓 崔莺莺月底佳期

老夫人忘恩负约 小红娘寄简传书

这段《末上首引》已俨然是南戏的“副末开场”，据黄霖先生的看法，类似内容在早一年问世的少山堂刊本中也有，但更简略，仅【西江月】为二者一致［1］（P43）。然而，或许它必竟不是《西厢记》原有的内容，故后出刊本，除同属“题评音释”本的熊龙峰刊本、刘龙田刊本予以继承外，另有天启元年（1621）的《西厢定本》部分继承，其它刊本均予删汰。

徐士范刊本在内容上另一特别处，是较弘治岳刻本增加了不少韵文说白。如，“（红云）姐姐，今日天气晴明，咱两个就往那壁厢去罢。你看：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幽。（莺云）小院回廊春寂寂，落花飞絮两悠悠。（并下）”（第一出【赏花时】之【么】后）；“（生云）帘下三间出寺墙，满阶垂柳绿阴长。嫩红轻翠间浓妆。瞥地见来犹可可，却来闲处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乡。（并下）”（第一出【赚煞】后，张生白）；等等。这些韵文说白大多也见于后来的批点画意本，但批点画意本称，它参照的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碧筠斋古本，看来这些韵体白在徐士范刊本之前数十年已渗入到《西厢记》的文本中。

还有一些在徐士范刊本中首次出现，并为后来刊本，尤其是天启间的凌濛初校刻本所继承。如：

（生云）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第一出【混江龙】后，张生白）

张生的这几句说白，在弘治岳刻本中是没有的，徐士范本之后的刊本，如，“重校北西厢记”系统与“时本”系统的版本，仍依弘治岳刻本之旧，未予采用。批点画意本一系也有这些说白，可见，嘉靖年间，它们已入住《西厢》。后来，凌濛初将其采纳，如今它们已是《西厢记》的当然内容。在徐士范刊本中，还有不少类似实例。

万历二十六年（1598）出现的继志斋刊本，其直接底本是万历十年（1582）的龙洞山农本。继志斋刊本依然分五卷，但每卷分出，卷各四出。且每出有一四字标目；第一、五、九、十三、十七出前各有“正名”四句，内容上，前四组十六句基本与弘治岳刻本同，最后四句则同徐士范本第十七出的“题目”、“正名”；每套曲均标出了宫调，无【络丝娘煞尾】①。上文提到，继志斋刊本的最早源头或许可溯及弘治岳刻本，但相比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也有不少变化。体制形式的不同如上所言，内容上的区别突出的有：①【么】一轮明月可中庭，似对鸾台镜。常恨团圆照孤另，转伤情，恰万里长天净。忽的风云乱生，晕的清光掩映，吁的人作喟愁声。（第三出【小桃红】后增此曲）②（红云）姐姐，焚罢香时，早还绣房。今夜天寒，恐伤风露呵。正是：月微风细罗衣薄，只恐娇娥不耐寒。（第三出【圣药王】后）③（莺云）事已无成……咱却怎生？自来只恨红轮促，今夕方知玉漏长。（第八出莺莺上场白）④（红云）张生，且耐心者。小姐留你再住一程儿，毕竟有个好处。（生云）无意谩劳终日想，有情谁怕隔年期。小生专等小娘子回话者。（下）（第八出【尾声】后）⑤（卒抢莺下）（生云）小姐，小姐！（搂住琴童科）（琴云）哥哥怎么？（生云）小姐抢在那里去了？（琴云）这里那有那勾当？（生云）呀！原来却是梦里……（第十六出【水仙子】后）⑥（生读书科）薄命妾崔氏拜覆才郎君瑞文几：别逾半载，奚啻三秋。思慕之心，未尝少怠。昔云“日近长安远”，妾今始信斯言矣。琴童至，得见翰墨，知君瑞置身青云，且悉佳况，少慰离人沉思。有君如此，妾复何言？琴童促回，无以达意，聊具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裹肚一条，汗衫一领，绢袜一双。物虽微鄙，愿君详纳。春风多厉，千万珍重，珍重千万。后依来韵，敬书一绝，统乞清照：阑干倚遍盼才郎……窗前览镜试新妆。（生云）我那风风流流的姐姐……（第十八出【迎仙客】后），等。其中①②项徐士范本中已经出现；③④项徐本也有类似内容，而稍后的批点画意本则基本一致（按，据批点画意本，则此二项内容亦当在嘉靖年间掺进《西厢》）；⑤⑥项则为后出的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所继承，批点画意本中的莺莺书也基本与此相同，继志斋刊本另有眉批曰：“莺书坊本讹传日甚，今依元本正之。”这里，“坊本”或指徐士范刊本一类，而所谓“元本”或与碧筠斋本有关。

当然，继志斋刊本与弘治岳刻本、徐士范本等相比，还有不少细微的差异，上面也涉及了一些，这里不再详述。需要明确的是，以继志斋刊本为首，后来出现了一批刊本，我们称之为“重校北西厢记”系统。当然，此系统内的刊本也不是毫无改变地继承继志斋刊本，最突出的是将继志斋刊本的五卷体系变成上、下卷的编排，而细小的差别，甚至明显因袭另一系统，都是不争的事实。可见，明代《西厢记》的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

万历三十八年（1610），出现了两种对后出刊本产生较大影响的《西厢记》版本，它们就是容与堂刊本（全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和起凤馆刊本（全称“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学界也有称“王李合评本”）。这两种刊本不仅同年出现，并且正文内容几乎就无甚差别，区别仅在版式、插图、附录等。而且，在它们之后出现了一批刊本，我们将其称作“时本”系统。

容与堂刊本和起凤馆刊本将全剧分上、下两卷，卷各十出，每出有一四字标目；此前刊本所具的“题目”、“正名”已然全无踪影；每套曲的宫调名也移到卷首所附《目录》中的每出出目前，即正文中未标注宫调；【络丝娘煞尾】与弘治岳刻本一样有三支，分别位于第八、十二、十六出末。

这两种刊本的正文主体基本承续了弘治岳刻本，当然差异还是相当多的，只是没有如徐士范刊本或批点画意本新增一批韵文说白。

大约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浙江山阴人徐渭（字文长，1521－1593）校订批点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问世，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提起的批点画意本。批点画意本呈现给我们的《西厢记》又换了一个模样：全剧分作五大折，每折则分套，折各四套，每套有一四字标目；每折第一套前各有“正名”四句，内容基本与继志斋刊本同；【络丝娘煞尾】有三，与弘治岳刻本同，即第二、三、四大折的第四套末各有一支；全剧未标注宫调。最特别的是，在第一折第一套正文前，较此前刊本多出所谓“楔子”四句：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此前刊本惟徐士范刊本的“目录”标题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总目”，算是出现过上述四句的最后一句。但用来作“楔子”，在今存明刊本中则是自此本开始。后来，王骥德校注本又将之移到全剧末，并稍稍变易了一二字词，作为“总目”。

如前所述，批点画意本较弘治岳刻本增加了不少韵文说白，并且它的曲文相对弘治岳刻本而言，也变动较大，常能看到加字减字现象。这里从其第一折第一套中略举数例，与弘治岳刻本卷一第一折中的相关内容作一比较：

此外，批点画意本第五折第四套末有诗二首，其一曰：“郑衙内施巧计，老夫人悔因缘。杜将军大断案，张君瑞庆团圆。”其二曰：“蒲东萧寺景荒凉，至此行人暗断肠。杨柳尚牵当日恨，芙蓉犹带昔年妆。问红夜月人何处，共约东风事已忘。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旧下西厢。”第二首早在弘治岳刻本中就已出现，第一首则是首次出现，并且后来的王骥德校注本将之作为第五大折的“正名”。

据批点画意本中所附徐渭“自叙”，他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亦微有记忆不明处，然真者十之九矣”。又据王骥德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碧筠斋本刻嘉靖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刊行。那么，如果徐氏所言不虚，则类似批点画意本的《西厢记》刊本在嘉靖中期就已出现，比批点画意本约早70年。

万历四十二年（1614），徐文长的同乡兼学生王骥德（？－约1623）精心校注整理的《西厢记》问世了，王氏称，其《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是以碧筠斋本、朱石津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徐文长公子徐尔兼所藏其父批点本、金在衡本、顾玄纬本等当时的众多刻本①参见《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第一则。。所以，王氏校注本在曲文上与批点画意本基本一致，但改变也多，最明显的是批点画意本中的韵文说白，在王氏校注本中几乎是看不到了。王本也分五大折，每折分四套，每套有一二字标目；“正名”移到每折第四套末，且第五折的“正名”与批点画意本不同，为批点画意本第五折第四套末的第一首四句六言体诗；每套曲均标注了宫调，但【络丝娘煞尾】则予删除；将批点画意本第一折前所谓“楔子”的四句诗放到全剧末作“总名”。

王氏校注本在每折前还对本折各套所属宫调、用韵情况等作出说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三、四、五折的说明中，均有“楔子引曲某章”这类文字，这里的“楔子”已经是《西厢记》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指的是正文中套曲外起补充作用的一二支曲子。王氏虽没在正文中标明，但已经指向明白，这在明刊《西厢记》中也属首次出现，后来凌濛初整理《西厢记》文本时，就采纳了王氏的做法，并因为王本第二大折无“楔子”，而将其第一套中的后一套曲，即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分出作“楔子”。凌氏这样处理明显也不妥当，因为真正的“楔子”已被王骥德删除（按，之前的刊本惠明下书后，均唱【仙吕·赏花时】二支，王本是首次将其删掉的刊本），凌氏盲从他，并称此二曲非周宪王本所有云云。

万历间还有一个较特别的本子，即金陵文秀堂刊本，其全称作“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署“肩云逸叟校”。这个本子的正文大致与容与堂刊本、起凤馆刊本等相同，其特别处在第一出前有《开场统略》一段，内容如下：

开场统略

【七言律】（末云）三春行乐兴无涯，诗酒相将度岁华。世事看来成幻化，登台且唱后庭花。今日敷演《锦绣春秋》，看者洗耳以闻词气，便见戏文始终，略言大意。

张君瑞闲游佛殿，崔莺莺玩景奇逢。孙飞虎恣情掳掠，杜将军威镇蒲东。

这段《开场统略》又是另一版本的“副末开场”，可见，明人欲将《西厢记》演绎成南戏、传奇的努力从未停止。这个本子的出目及分卷情况也与别本不同，将全剧分为三卷二十出，第一卷为第一至五出，第二卷为第六至十三出，第三卷为第十四至二十出②详见拙著《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第170－171页。。

三、启祯间的刊本

《西厢记》明刊本的各种版本形态在万历一朝已基本出现，进入天启朝之后，尽管书商对《西厢记》的刊刻热情依旧未减，但并未产生新的版本系统。不过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对《西厢记》文本校勘（或说校改）整理的力度远远超过前朝。著名的凌濛初朱墨套印本《西厢记》、闵寓五的《会真六幻》本等，就是这一时期的校勘力作。

天启元年（1621）出现了一种《西厢记》的改编本——《西厢定本》，改编者槃薖硕人 （徐奋鹏，1560－1642）利用当时《西厢记》版本众多这一条件，结合自己对《西厢记》的理解，将王实甫《西厢记》作了全面的改编。在形式上，《西厢定本》分三十折，若加上开始的《西厢总题》（按，类似于徐士范刊本的《末上首引》，内容上也对徐士范本有一定借鉴），则总共三十一折。在内容方面，此改编本参照之前众多的刊本，如碧筠斋本、徐文长本①按，《刻〈西厢定本〉凡例》中有“迩来海内竞宗徐文长碧筠斋本”一句，国内学者如蒋星煜、张人和二位先生都认为，槃薖硕人误将碧筠斋本归为徐文长（见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第7页；张人和、杨今才《明刊本〈西厢记〉体制的演变轨迹》文后注释⑤，《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笔者以为，这里存在一个理解问题，因为万历年间出现了多种徐文长本，槃薖硕人为了区别，用“徐文长碧筠斋本”指徐文长依碧筠斋本校订的本子，也就是批点画意本或田水月山房本。，更有京本、闽本等②蒋星煜先生认为改编者在书中摆出“闽本”、“京本”等等，是在制造版本迷雾，因为现在已难知其确指（参见蒋星煜《评槃薖硕人〈西厢定本〉的校订与增订》，《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第254－258页）。但使用“闽本”、“京本”等版本概念，在明代并非始于槃薖硕人。而且，它们在古代版本学上还是较为流行的概念。又，笔者经考核，槃薖硕人在书中提到的依某本，或某本作某某这类情况，大多能在现存明刊本中找到。因此，虽然槃薖硕人的指称不很明确，但他却比同时代的凌濛初要诚实，因为凌氏校刻本也是博采众长的结果，可他偏要弄出个“周宪王元本”来混淆人们的视线，欲使人认为在明初就已出现了杂剧文本体制完备的《西厢记》。，对曲文基本予以保留，对说白则作了较大改动，但有不少是以此前版本中改编者所看重的说白为基础进行改写，比如，较多的保留了徐士范刊本或批点画意本中的韵文说白。当然，也有一二折的内容是完全重写的。对其改编原则，此本卷首所附巢睫轩主人的《词坛清玩西厢记》序文说得很清楚：“无用先生于是曲仍其旧，间有累句，即出自王氏原手者，不惮更换，然亦百中之二三耳……白语原本俱无足观，则止用其意，而大变其词。”槃薖硕人改编《西厢记》目的是要使《西厢记》能在舞台搬演，并要改变“李之短浅”③见卷首巢睫轩主人《词坛清玩西厢记》。（按，这里指李日华《南西厢记》），使《西厢记》归于他所谓的“大雅”。所以，其文本改编明显趋于传奇体制，因为北曲在当时已很难在舞台演出。

当然，《西厢定本》并未如改编者之愿，在后世源远流长，这是历史的自然选择，毕竟它并非王实甫的原作。

天启年间，乌程凌氏（凌濛初，1580－1644）校订刊行了朱墨套印本《西厢记》，凌刻本在体制面貌上，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凌刻本将《西厢记》分作五本，每本又分四折，并一“楔子”，且每本还取后面“正名”末句作该本剧名，如“张君瑞闹道场杂剧”等等；每本最后一折末有“题目”、“正名”各两句；【络丝娘煞尾】全，内容与徐士范本同；每套曲（包括“楔子”）均标注宫调。显然，在文本体制方面，凌刻本已经是典型的“四折一楔子”的元杂剧范式。

凌濛初在《西厢记凡例十则》中称：“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有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也就是说，在明初朱有燉时代，《西厢记》已经有这种体制完备的文本在流传。对周宪王本，学界历来质疑，个别学者如蒋星煜等，虽主张周宪王本确曾存在，但无任何证据④笔者曾撰文对凌氏校刻本的底本、校本作了全面考察，详见《凌濛初校刻〈西厢记〉之底本、校本考》，《文献》2009年第2期。。

其实，在凌濛初的时代，不但有丰富的《西厢记》版本文献可资参考，而且在《西厢记》校订整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徐文长、王骥德等人的校勘经验），在元杂剧体制范式方面，前人的成就如臧晋叔的《元曲选》等也提供了借鉴。所以，凌氏校刻本在这时出现，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凌氏托古改制已然无疑，这可从其文本内容中找到许多证据。凌氏校刻本既不是天外来客，但也不是简单依从之前的某一版本。这里试举一例，凌氏校刻本五本的“题目”、“正名”都是择取众本而成：第一本“题目”的前一句作“老夫人闲春院”取材于徐士范刊本，因为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王骥德本等，“闲”均作“闭”，而批点画意本等版本则作“开”；但第三本、第四本则未依徐士范刊本，因为徐本与众不同（详见本文有关徐士范刊本“题目”、“正名”之注释），故凌氏采用了弘治岳刻本或王骥德本，尤其是第四本“题目”的后一句“老夫人问由情”，只有弘治岳刻本、王骥德本等如此，而继志斋刊本、批点画意本等则作“问情由”。

凌氏校刻本虽然是托古改制的结果，但凌氏对《西厢记》文本整理的功绩则不可磨灭。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指出：“不过凌氏对于恢复《西厢记》本来面目的努力，却是我们所应该致敬意的。 ”［2］（P577）

崇祯十三年（1640），乌程闵氏（闵齐伋，字寓五）刊行《会真六幻》一书，包括《会真记》（幻因）、《董西厢》（搊幻）、《王西厢》（剧幻、赓幻）、《李西厢》（更幻）、《陆西厢》（幻住），可谓别出心裁。其中《王西厢》前四本属王实甫，称“王实父西厢记”（剧幻）；后一本属关汉卿，称“关汉卿续西厢记”（赓幻）。

闵氏将《西厢记》也分五本，每本分四部分，称作“一之一～四”、“二之一～四”等等，每部分有一四字标目，内容基本与继志斋刊本一致；继承了凌刻本对“楔子”的处理；除第三本外，每本末有内容同凌氏校刻本“题目”、“正名”一样的四句诗，但未标明“题目”或“正名”（按，第三本或许刊落）；每套曲（含“楔子”）均标注了宫调；【络丝娘煞尾】仅第一、二、三本末有，第四本被删，因为闵氏认为最后一本为续作，既如此，表示多本连接的【络丝娘煞尾】就不必用在第四本末了。可以说，闵寓五又为《西厢记》穿上了一件“闵氏牌”的新装。

闵氏校刻本的内容也和凌氏校刻本一样，是广泛借鉴之前刊本校订而成。比如，第一本《楔子》一段，基本继承了批点画意本。其实，这个本子从说白方面来说，继承了不少批点画意本的内容，尤其是批点画意本中的韵文说白。但曲文方面则不怎么遵从批点画意本，而是博采众本，如一之一《佛殿奇逢》中，“【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其中“渊泉”，同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等，批点画意本作 “高源”；“【元和令】……似这般可喜娘的脸儿罕曾见……”，其中“脸儿”，也与弘治岳刻本、继志斋刊本等相同，批点画意本作“庞儿”；而“【寄生草】……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院”，又与批点画意本同。对此，闵氏倒是直言不讳，在《五本笺疑》一开始，对自己的改易行为就开诚布公道：“家夸善本，户信真传，亦安所适从哉？既非经世之典，何烦义礼之讼，意者取其长而已矣。记中异同，悉从此例。”

启祯时期，《西厢记》刊本虽多，但除上述几种外，基本不出四大版本系统。其间也有少数改易较多者，如属碧筠斋古本系统的张深之校正本，对曲文改动较大。要之，《西厢记》的文本大致在万历一朝基本定型，形成了四大版本系统，后世有变化者，则进一步将四大系统加以揉合。但只出现个别精品，如凌濛初校刻本、闵寓五校刻本等，而未形成群体效应，出现新的版本系统。

［1］黄霖.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A].郑振铎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On the Evolution of Xi Xiang Ji Versions Published in Ming Dynasty

CHEN Xu-yao
（School of Humanities,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Though Xi Xiang Ji(Love Story in Western Chamber),a drama written in Yuan Dynasty,left no written text of Yuan Dynasty,it had more than 50 versions published in Ming Dynasty.In surveying the existent versions,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versions underwent constant evolution since the early Hongzhi Yueke edition,and later formed four edition systems in Wanli Reign period.After Tianqi Reign years,the Xi Xiang Ji books saw new versions including Ling Mengchu's red-black print and Min Yuwu's version titled Hui Zhen Liu Huan (Six Fictions of the Love Story).The two were based on Ling Meng Chu and Min Yuwu's collation of former prints.

Xi Xiangji;versions published in Ming Dynasty;evolution

I207.37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4．018

1674－8107（2015）04－0 115－08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

2014-11-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刊《西厢记》整理及研究”（项目编号：15xzw014）

陈旭耀（1968-），男，江西乐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和戏曲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