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开智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当前抗日题材电视剧娱乐化现象反思

舒开智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近年来，良莠不齐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在打破传统战争叙事模式的同时，又限入了娱乐过度的境地，消解了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解构了历史理性和主流价值观。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主张反崇高、重解构的氛围中，抗日题材电视剧更应正视革命历史，以历史性、审美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影视叙述，高扬崇高、英雄主义，弥补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精神的裂缝。

抗日剧;娱乐化;消费主义;后现代;解构

近年来，荧屏上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越来越多，尤其是适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和我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之际，一大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视剧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受众们的视线。这些抗战剧不仅能使大众了解在日本侵华期间人民群众奋起抗战的艰苦历史，更能激起当下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使命感。然而，这类电视剧在数量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质量却良莠不齐，一些抗日题材电视剧不但在情节设计方面过分离奇夸张，而且在人物塑造和战争叙事上出现了娱乐化现象。从人物塑造方面来说，英雄人物均呈现出武侠化、浪漫化、时尚化的特点，敌对人物则呈现出丑陋化、愚笨化、弱智化的特点。从故事情节方面来讲，原本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演绎成了依赖夸张离奇的武林绝技险中取胜，缺乏合乎历史真实和情节逻辑的根据。这些抗战神剧、雷剧不仅解构了历史，也误导了当下观众。美国著名学者波兹曼指出，“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1］105－106。有鉴于此，本文欲深刻剖析这类抗日题材电视剧呈现出娱乐化现象的表征，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 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娱乐化现象表征

抗日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抗日题材电视剧的中心话题，过去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过于注重人物革命形象的刻画，强调英雄人物的牺牲精神和壮烈品格，彰显人物之间的革命情谊和生死与共。当下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呈现出很多崭新的特点。

(一)抗日英雄人物呈现出偶像化、武侠化、奇幻化

利昂·塞米利安曾说:“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人物的塑造是一种复杂和难以掌握的艺术”。“我们看一部小说主要看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的揭示，这也就是构成小说的魅力和教育意义的因素”。［2］138电视剧也和小说一样，没有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电视剧对观众也会失去吸引力。费尔曾经明确指出:“电视以连本剧的形式——或是系列片，或是连本连续剧，替代了电影的线性叙事形式，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们的兴趣由事件向人物的方向转移。”［3］27简单地说，电视剧在向受众传达信息时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中国传统文学叙事偏重人物的类型化，受这种影响，影视叙事在很长时间内也呈现类型化、脸谱化、单一化特点。近年来，抗日题材电视剧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不断地寻求创新和改变，“经历了从‘精英英雄’‘江湖英雄’‘草根英雄’的不断‘人性化’的历程”。［4］而传统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基本上都有“高、大、全”式的英雄。最近出现的抗日剧则有不同，它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走下神坛，但是又被夸张娱乐化，以《箭在弦上》和《抗日奇侠》为例。《箭在弦上》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部署全面进攻热河的计划。在这计划之中，徐家在徐一航大婚那天惨遭灭门。徐家三姐弟徐一航、徐二航、徐锦川三人为报灭门之仇，用自己家族祖传的神箭之技逐渐走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的道路。徐家三姐弟以神箭对抗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日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抗日奇侠》则讲述的是一个八路军队长王牧风在民间结识了几位身怀武功一心抗日的大侠，他们联合起来用超凡的武功绝技抗日的故事。女妖的绵沙掌，绣花针的针，鬼魂的鹰爪功，铁头侠的铁砂掌，王神风(王牧风的绰号)的太极拳都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全剧都显现着浓烈的武侠色彩。

针对抗日题材电视剧的“偶像化”倾向日益突出，有学者批评指出，认为这是“以主旋律之名行青春偶像剧之实”，完全脱离了当年抗日战争严肃残酷的背景，和青春偶像剧相似，男女主角衣着光鲜亮丽，外表或帅酷或惊艳，而且很多都是时下当红演员，如《一触即发》的钟汉良，《新亮剑》黄志忠、任泉，《向着炮火前进》的吴奇隆，《战火西北狼》的刘恺威等，在《箭在弦上》当中主要人物徐一航的扮演者，则是刚刚因扮演《甄嬛传》的华妃而火起来的蒋欣。

在这类型电视剧中，男性角色不仅在外形上年轻帅气，而且穿着打扮也凸显他们的男性魅力，女演员也大多俊俏时尚。正是由于这种“偶像化”倾向，当下这类抗日题材电视剧一改过去简单枯燥的老套面目，很能吸引90后的青少年观众，“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件提供了一个完全封闭的时空片段，在其中青春期的激情张扬、心无旁骛与义无反顾，往往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有效释放，身处革命这一特殊境遇之中，忠诚、信仰、献身都获得了最好的阐释，使年轻观众在血脉偾张的同时心灵被净化、道德被升华。”［5］但是，这种对英雄人物偶像化、武侠化的处理，也消解了日军侵华战争给我们带来的惨痛记忆，陷入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

(二)抗日英雄人物之间关系呈现情感纠葛和浪漫化倾向

近年来，一些抗日题材电视剧，举着“抗日”的旗帜，却裹挟着爱情、时尚、性感等当代元素，甚至大量缠绵悱恻的爱情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虽然改变了过去从概念出发，以宏大故事淹没个人情感的理想化、主观化叙事，克服了以往抗战剧中人物脸谱化弊病，但是，在使英雄人物性格与形象丰富化、多面化的同时，也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欲望与爱情叙事僭越了严酷的战争叙事。

以《箭在弦上》和《抗日奇侠》这两部电视剧为例，其中主要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是重要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箭在弦上》出现了徐一航与赵华以及荣石三者之间的情感纠葛。抗日之路是充满血腥的，但是在情感的道路上徐一航也是迷茫的，她该选择曾经的青梅竹马赵华，还是如今患难与共的战友荣石?爱情的问题烦扰着徐一航。剧中第42集，荣石希望徐一航与赵华结婚，对徐一航所说:“一航，只有你们俩画上了句号，我这才能画上句号。我们才能一起安心打日本人。”“如果你们俩不能走到一起，那些死去的人是不能闭上眼睛的。”个人感情超越了家国情怀，抗战剧俨然变成了偶像剧和言情剧。英雄人物的爱情结局和走向甚至能决定战争的趋势和结局。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归宿竟能决定死去的人们能否闭眼……这严重伤害了历史和历史理性，消解了为抗日而牺牲的先烈反抗蹂躏和侵略的悲壮与崇高。

同样的感情困惑，也出现在该剧中的其他主要人物身上。在整部电视剧播放中，徐一航、徐二航、徐锦川以及荣石、荣意、赵华、吕良彪等人的爱情纠葛和最终感情归宿成为了观众议论和猜测的话题，以至于大家不是关心抗日战争的艰苦惨烈和成败经验，而是围绕剧中人物的感情戏展开思考评论。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更多人想着的应该是如何在艰苦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如何团结协作、浴血奋战齐心打败日军侵略者，将日军赶出中国，而非谈情说爱了。“这种感情渲染就过于违背历史真实和人情事理了，抗战剧也变为言情剧了”。［4］同样，在《抗日奇侠》中女妖与绣花针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是贯穿整部电视剧，连在最后一集中，女妖也是死在绣花针的怀抱中，整部剧才落下帷幕。

(三)敌对人物呈现出丑化、矮化、愚钝化

如何刻画敌对人物，一直是抗日题材电视剧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要尊重历史，也涉及到兼顾当代观众的感情倾向。既不能忽视日军的滔天罪行，也不能激起简单的仇恨。在最近的抗日剧中，作为反面敌对人物的日本军官和士兵都陷入了一种脸谱化的符号形象，邪恶猥琐、胆小怕死、刻板单一。

从外貌方面来看，无论是在《箭在弦上》中的日本军官竹木纯一、井口大佐、伪军中的张一平，还是在《抗日奇侠》中的土肥原联队长、森田中佐，他们的长相与正面英雄人物的徐家三姐弟或是女妖相比，被人为地矮化、愚钝化、妖魔化，甚至有的可以说是较为丑陋的，而那些充当炮灰的日本士兵那就更不用说了，每个人的战斗力孱弱、智商低下，衣冠不整、无组织无纪律，一脸邪恶、贪生怕死。不仅是外貌的丑陋，连他们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反感。在观众们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遇见中国百姓就会不停地喊“八格牙路”，碰见不满意的事就会说“巴嘎”的丑恶混账而已，遇到正方英雄人物的突袭时，不是怕死求饶就是为保命装傻。这样过度的丑化、矮化日本士兵，只会使得当代观众一味停留在电视剧的娱乐效果上，而无法深刻地反思战争的残酷给人的生存和命运带来的摧残与伤害，也无法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伤痛及战争给一切热爱和平的人带来的苦痛。

在《箭在弦上》中的清水二十三，一个在未出场之前就已经被告知是一个神乎其神的神枪手，但是在面对徐家三姐弟的时候，要不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要不就是在最后一集里面不堪一击，让徐一航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掉他。在《抗日奇侠》中的杉木少佐也是类似的角色。且不论是她的智力还是武功都与大侠们旗鼓相当，甚至能猜测到大侠们的行动计划并做好防范措施，在一次次的角逐之中却总是略逊大侠们一筹，当然，与《箭在弦上》相同的是，她也是在最后一集被大侠们杀死的。

清水二十三和杉木少佐虽在日军眼中都是有能力、与主要人物匹敌之人，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的努力，甚至运用计策，猜测行动计划，都无法从根本上捉住或者杀掉大侠们，反而会被大侠们所杀掉。剧中别的日本士兵更是一次次英勇地做了炮灰。这些敌对角色能力的矮化、愚钝化倾向，既消解了侵华日军的残酷血腥，也罔顾公共理性，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简单化，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奋战为国牺牲先烈们的不敬和亵渎。真实的历史是:“我们一个团攻不下日本鬼子一个大队(600－800人)的阵地，拼刺刀，八路军是八个对一个，松山战役1 340名日军固守杀伤中国军人7 763人，中条山战役日本鬼子十万人就击垮了国军20万人，被俘5万多人，弃尸4．7万人，日军亡673人，伤2 292人。”［6］电视剧和历史反差实在太大，完全脱离了真实。

(四)故事情节违背逻辑常识，人物行为荒诞离奇

如同小说，电视剧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时代、社会和自然环境。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7］194。就像《箭在弦上》中的徐一航，正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她才对军事武器了如指掌;但也正是由于她是徐家军的大小姐，当经历徐家被灭门的悲剧后，在面对日本人时，她才会如此的嫉恶如仇。

抗战题材电视剧“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7］。虽然电视剧不像小说，能够用语言文字来描绘环境背景，但它用一个个镜头向受众展示当时背景的画面，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尤其是抗日题材电视剧，其中环境背景的拍摄对于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受众来说，更应该是“情景再现”。而新近出现的娱乐型抗日剧，情节超乎逻辑常识，人物行为荒诞离奇。如在《永不磨灭的番号》中被子弹打中的营长孙成海竟然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把日本飞机炸下来了，《神枪》中打出的子弹居然在空中能够转弯，《女子炸弹小队》中女特种兵竟然用石头打下日本飞机，《满山打鬼子》中小英雄瞬间用弹弓射杀鬼子，《一个鬼子都不留》中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等都能轻易杀死鬼子。同时，这些戏说娱乐型抗日剧对于抗战环境的表现也陷入离奇失真、泛娱乐化的弊病。如果不看叙事内容，很难让观众觉察到剧情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光线、布景、服饰、道具，都给人以鲜亮的时尚感、现代感，这是完全背离了真实的抗争环境进行的胡编乱想。

在一些抗日剧中，八路军的很多装备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明的，很多西方现代的武器装备也凑入，如M16、AK47、沙漠之鹰等。虽然电视剧不能绝对还原当时的抗争条件，但像现在这样把大量现代装备当成道具，完全离谱。抗战剧就变成了警匪片，充斥大量暴力、凶杀的情节内容。特效技术和现代科技的运用，违背了历史真实，消解了抗战的残酷艰辛。

二 戏说娱乐现象出现的原因

综上所述，抗日题材电视剧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戏说现象，既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电视剧投资方逐利的心态、大众接受心理有关，也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

(一)电视剧投资方、编导等主创人员的创作机理和商家逐利心态

抗日剧本来属于主旋律范畴，比起涉案剧、谍战剧、宫廷戏、当代家庭伦理剧等来说，其题材是官方意识形态大力扶持的，有相对稳定的收视率和市场需求，对于电视剧投资方来说，风险小、回报丰厚。按理来说，拍摄抗日题材电视剧一般旱涝保收，收益可观。但是，正是这种稳赚不赔的利润诱惑，吸引了大量投资方一哄而上。为了赢得收视率，自然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局面。据媒体报道，热门抗战剧的利润率普遍达到了200%，即使因“手撕鬼子”的情节备受争议和批评的《抗日奇侠》在多家地方卫视依然成为收视冠军，第二轮播出时每集卖出了高达200万的价格，利润相当可观。

这种轰轰烈烈的抗日题材电视剧热播的背后，是一个成熟而竞争激烈的逐利场，它是文化权力和现代资本共同打造的结果。主流意识形态默许拍摄抗日题材电视剧，因为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追求民族独立、抗御外来侵略的伟大壮举，对抗争的影视叙事可以再现论证政权的合法化过程，而抗战剧投资方和制作者则是要追求金钱利润。为了追求卖点，赢得高额利润，拍摄出来的抗战娱乐剧并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历史讲述使命，而主要是以一种通俗、娱乐的方式，尽可能地贴近市民阶层，从而达到吸引大众、获取更多眼球关注的目的。“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1］120因此，有的电视剧为追求收视率和利润，片面地夸大民间功夫和冷兵器在抗战中的作用，掩盖了抗日战争中残酷的历史真实，更消解了无数革命先烈以血肉之躯换取抗战胜利的坚韧崇高和英勇伟大。

正因为如此，2013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对各地方卫视提出明确要求，对各家卫视在黄金档已经报批的抗战题材电视剧进行重新审查和甄别，对存在过度娱乐化的抗战剧进行修改甚至停播，同时要求以严肃认真态度对待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拍摄。

(二)受众的娱乐心理需求和狂欢期待视野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逐渐深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正一步步走进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除了物质的商品生产、消费之外，文化符号、文化意义也能进行生产与消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大众文化也随之兴起，而电视剧作为凭借现代电子传播技术风靡全球的当代大众文化，自然也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当中的一部分。问题是，在电视剧这种视觉文化消费中，受众追求的是一种表象消费，留恋于视听的震撼和画面的惊奇，任凭感性的狂欢，沉浸在对形式美的追逐之中，不再重视形象背后的“思”。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8］60。而抗日题材电视剧戏说现象，如主要人物以一当十地杀死日本鬼子这样的场景，会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宣泄，让受众获得心灵的快感，满足内心的娱乐需求，特别是对一些80后、90后的青年观众来说，昔日的那段抗战历史对他们来说很遥远，他们更多喜欢这种现代武侠和青春偶像剧模式的视觉文化叙事。同时在当前中日关系曲折复杂的背景下，日本一些政要不顾中国人民感情，在钓鱼岛问题和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一再激起民众的不满，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竟公开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类抗战神剧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民众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幻想性娱乐心理和狂欢期待视野。殊不知，“人们可以自娱自乐，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8］。抗日剧更要帮助大众铭记历史，而目前不少剧中这种夸张离奇的情节、易如反掌的取胜只会模糊、颠倒大众的历史记忆，在追求形象消费的同时，忽视了对形式背后的理性价值内涵。

(三)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虚无“历史”、消解“崇高”的影响

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国是否进入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当下中国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这是可见的事实。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深度模式削平导向平面模式、历史意识消失产生断裂感、主体性的消失导致“零散化”、复制盛行导致距离感消失。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的理论归纳，也指出了当下中国抗日题材电视剧创作与拍摄中出现弊病的原因。一些投资方和导演，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抗战叙事当作一个简单的娱乐文本，忽视了文本背后所指的历史真实，缺乏以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历史，不顾已有抗战史料中对抗战历史事实的陈述，任凭自己恣意想象和对抗战历史过程的主观理解，一味追求轻松娱乐的感官效果。既使得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的沉痛历史“虚无”化，也消解了崇高，出现了很多混淆视听、让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和画面。

理查德·沃林说过:“后现代主义文化，虽然具有超级犬儒主义和反讽的独特修辞，但它却毫不迟疑和问心无愧地买进了这些形象。后现代主义将黑格尔永远颠倒了，它无休止地宣称‘现象就是一切’”。［9］301虽说抗日题材电视剧能使国人们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那段惨痛的历史，同时也能传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但是抗日题材电视剧在过度戏说娱乐过程当中，已逐渐地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这种被戏说娱乐的“革命叙事”更是对历史的一种“虚无”。“被叙述的历史”消解了人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情景之下，它已不再是历史，它已经丧失了历史的真实性和沉重感，其中的娱乐化、游戏化现象更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戏谑，而非正视，以致歪曲历史，解构崇高。

三 对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娱乐化现象的批判与思考

崇高是人的心灵在顽强的对抗中生发的一种力量，它远超乎平常的强度，在精神上它能使人超越平凡的自我，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从而能够对抗并战胜强大的对象或力量。康德指出，“美的愉快和崇高的愉快在种类上很不相同，美直接引起有益于生命的感觉，所以和吸引力与游戏的想象很能契合。至于崇高感却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所以崇高感作为一种情绪，在想象力的运用上不像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的，因此它和吸引力不相投，心灵不是单纯地受到对象的吸引，而是受到对象的推拒”［10］375－376。虽然康德所理解的崇高是人的理性对当下有限性的超越。但是，当代社会，普通个体面对社会压力和人生磨难，依然满怀信心有尊严地活着，善良而温暖地面对他人，也是一种崇高。因此，崇高的实质是人的心灵超越和精神升华，是人在面对困境与挫折时闪耀着的一种博大气韵，是人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时，心灵在艰难的抗争和努力中生发出的一种惊人的力量。人的尊严、价值、道德、责任感、使命感、牺牲精神、奉献精神等都是崇高蕴涵的精神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前这个欲望膨胀、金钱崇拜、道德失范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更需要培育、弘扬与传播崇高精神。抗日题材电视剧要为当代感性化、娱乐化、平面化的审美文化建构真实、深刻的崇高维度。

崇高曾经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这个商品社会中，崇高与美都已被充分地商品化了，我们每天被各种崇高与美的影像所包围，却缺少真正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如何激活美学的政治能量，不仅成了当下美学研究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创作抗日题材电视剧应该思考的现实问题。历史本应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抗日战争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心理深处无法抹去的沉痛记忆。电视剧艺术本是一种较好地利用视听语言来进行叙事的综合艺术，创作者在面对抗战历史时，需要有敬畏历史的心态。

日本侵华战争是一部非正义的罪恶历史，以抗日题材为故事内核拍摄电视剧，要正视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沉重的历史主题。传奇、武侠、浪漫爱情，只是创作电视剧可以利用的现代娱乐审美元素，而不能娱乐过度。对草根英雄、民间小人物的形象塑造有一定的艺术探索性质和意义，但是不能演绎过度。后现代主义的戏谑、拼贴、反讽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不能消解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不能瓦解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不能掏空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不能冲淡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

创作与投资电视剧要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和审美符号，抗战剧具有消费价值。但是，伟大抗日战争蕴涵的历史观、价值观不容消费和颠覆。针对新近出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文艺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文艺活动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怎样的价值定位，是文艺的重要问题。消费主义思潮造成了文艺价值观上的混乱。如果一味地被消费主义思潮牵着鼻子走，则必然会导致文艺创作缺乏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11］。

电视剧具有一定的娱乐属性，但是娱乐要有底线，在追求好看的同时，不能解构抗日战争中孕育出来的崇高精神和革命献身精神。而不少抗日剧中过度无厘头的戏说娱乐现象，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虚无”，是对“‘过去时态的’的解构与否定”。［12］这种“想象历史的方式和独特的书写，确实呈现了另一种‘历史’面貌”，［13］但同时也影响了大众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和了解。如果当年日本士兵真的像电视剧中的弱小、低劣，中国的大侠们都能够以一敌百，那么抗日战争或许也不会打得这么艰难了，中国也不会伤亡3 500多万人了。这种“被叙述的历史”虽然在观看时让观众享受到精神上的快感，但“对于没有思辨能力，历史常识也有所欠缺的普通受众来说，在娱乐神经之外并无助益，更可怕的是这种对历史的解构，支离破碎地参与建构了受众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危害尤甚”［14］。

结语

电视剧可以有娱乐功能，但是不能扭曲历史，不能胡闹。当前出现的以“青春偶像剧”“武侠”“奇侠”的叙事模式再现这段历史，不但消解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解构了英雄的崇高形象，放逐了对艺术的追求。虽然我们反对过去有些抗战剧中“高、大、全”式的伪崇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消费主义盛行，理想匮乏，物质主义横行，我们更需要崇高精神和品格来净化心灵，提升境界，警示社会，充实振奋当下人们荒芜的内心世界。不屈服于物质生活的平庸，不服从于消费主义的流俗。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主张的反崇高、重解构的氛围中，抗日题材电视剧更应正视革命历史，以审美性、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影视叙述，高扬崇高和英雄主义精神，弥补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精神荒芜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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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商金林．文学的边界和本质［J］．文学评论2014(2)．

〔责任编辑:王 露〕

Reconsideration on the Entertainment Orientation of Anti-Japanese Themed TV Drama

SHU Kaizhi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Huanggang 438000，Hubei，China)

Recently，the Anti-Japanese themed TV drama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quality，in breaking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war narrative，show an excessiveness of entertainment inclination，leading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heroism and the lofty spirit．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make up the spiritual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transition of society，the anti-Japanese themed TV drama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lofty and heoric spirit in the western Postmodern context by showing proper concern for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with aesthetic，ideological and artisitc narrative．

the Anti-Japanese themed TV drama;entertainment orientation;consumerism;Postmodernism;deconstruction

J905;I207.352

A

1671－5365(2015)02－0106－08

2014－12－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究”(12YJC751069)

舒开智(1979－)，男，湖北武穴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