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海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略论明代运河区域丝织品生产与工艺
——兼谈《金瓶梅》中的丝织品

许大海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在明代，由于人们对丝织品的社会需求大、纺织品生产管理系统完备和运河交通运输便利等因素，促使明代纺织经济繁荣，尤其是运河区域丝织业更是发达。在装饰纹样等工艺设计上，明代丝织品较前代得到了创新和发展。明代丝织品的繁荣在晚明小说《金瓶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明代；丝织品生产；装饰纹样；金瓶梅

1 明代丝织品的专业化生产

在明代，随着生产水平的改进，织造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品味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反映在生活必需品衣饰面料中，无论是丝织、棉织、毛织，还是刺绣、织物染色都非常突出。

明代丝织业水平的提高与人们对它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明代对丝织品的需求极大，统治阶层的需求自不必说。明代对官吏、贵族实行供养制，在配给的实物俸禄中，除以米为主外还有部分丝织品，这极大刺激了对丝织品的需求。高档丝织品除了满足皇族、贵族、官员使用外，朝廷还把丝织品作为对外交流的回赐礼品。譬如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明政府回赠“钞达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1]，明政府回赠瓦刺使者“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2]。郑和下西洋，除带有茶叶、瓷器之外，还带有大量的纱、绸缎、锦等丝织品。此外，明代中后期，对高档丝织品的使用限制逐步宽松。

民间需求同样旺盛。《金瓶梅》中几乎所有作为‘礼尚往来'的馈赠礼品都有各种丝织物。如第27回中西门庆送给蔡太师的寿礼包括:“两副玉桃杯、两套杭州织造的大红五彩罗缎紵丝蟒衣，至少两匹玄色焦布和大红纱蟒。”[3]68如图1绿地织金妆花缎云蟒纹女衣料，主题纹样为捻金线织造四爪蟒纹，并配有山崖水波纹、如意云纹等，整体显得华贵富丽。第65回宋御史送给黄太尉的贺礼有“两匹大红彩蟒、两匹金缎”。第62回作为丧葬用品的丝织品“又兑了一百两银子，教贲四往门外店里买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匹黄丝孝绢（作为搭建孝棚的丝麻材料）”。可见，在明代高档的丝织物品作为官场、权贵之间的馈赠礼品及民间需求量是很大的。

为此，明朝统治阶层大力鼓励桑、棉、麻的种植，并强制性规定：“在种植的农作物面积中，必须拿出一半的面积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4]69而且种植农作物的面积越大，拿出来种植桑棉地田的比例越高。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纺织业的发达。江南很多地方因为自然条件优势很快成为缫丝养蚕的生产中心。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18卷曾描述江南丝绸生产中心苏州盛泽镇：“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5]盛泽即是当时著名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此外，嘉兴“比户养蚕为急务”，杭州则是“机梯之声日夜不绝”，这些地方在当时也都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贸易中心。明代徐一夔《织工对》曾记载杭州丝织生产的繁忙景象：“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聚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6]

图1 绿地织金妆花缎

明代纺织业的发达与明代纺织品生产管理系统完备不无关系。明代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丝织生产管理机构，中央有隶属于工部的“都水清吏司”、“文思院”、“织染所”等。此外，北京、南京还设置有专为皇室及官吏制造高档丝织面料、服装的内局和外局。地方的工官主要设置在一些传统丝织手工艺产地的特殊丝织品管理部门，如在杭州、绍兴、苏州、济南等地设置的织染所，江西、四川、福建、河南、南直隶等地设置的布政司等。明代的手工业分工精细，非常专业化，如明代染织工匠分为染匠、织匠、针匠、腰机匠、挑花匠、捻金匠等30多工种，这也为丝织品的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此外，明代丝织产品的生产地域也有所扩大，山西潞安，江浙地区的苏州、嘉兴，成为当时的丝织中心。苏州地方“家杼轴而户纂组”，“具以蚕丝为业，男女勤谨，络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可见，管理细致，分工明确为明朝丝织品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中后期，丝织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以苏州盛泽、嘉兴王江泾、湖州双林的全国丝织品织造中心。

明代国内丝织品繁荣与贸易发展和运河交通运输的便利密不可分。明中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全国逐步形成了以顺天、应天、临清、德州、济宁、苏州、常州、镇江、淮安、湖州、扬州、仪征、嘉兴、杭州等为主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形成的标志即是有专门的税收机构“钞关”，负责商业税收。这些商业城市中有大量从事包括丝织品买卖销售行业的店铺和商人。这些丝织品商家店铺的存在还促生了丝织品丝绸牙行的发展，在当时丝绸生产重镇盛泽从事丝绸行业买卖的经纪人就有很多，如《醒世恒言》（第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到个相熟行家来卖，……施复分开众人，把绸递与主人家。主人家接来，解开包袱，逐匹翻看一过，将秤准了一准，喝定价钱，递与一个客人道：‘这施一官是忠厚人，不耐烦的，把些好银子与他。'那客人真个只拣细丝称准，付与施复。”[7]施润泽家住当时生产丝绸的重镇苏州盛泽，那些丝绸生产大户，多通过“牙行”做中间人招引从事丝绸的商人进行交易，当然他们是要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佣金。而施润泽作为生产丝绸的小个体户，也会到“相熟行家来卖”。因此，《明律集解附例》卷10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可见，当时的丝织品买卖是非常活跃的。

明代丝织品货物生产流动主要是通过运河输送的。明代丝织品的生产地，大多集中于京杭运河区域，如杭州、苏州、湖州、常州等地，便利的水上交通很快使上述地区的丝织品成为全国性商品，而这些地区的丝织品生产大多仰仗运河的输送，据嘉靖《常熟县志》载：“至于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稇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氓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8]明代常熟的棉织材料十分之六是通过运河从山东运输而来。因此。时人王象晋在《二如亭君芳谱》这样评论：“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9]除了棉花之外，北方的丝绸原料也销售到江南丝绸纺织中心苏州，《盛世滋生图》有山东茧绸店（图2）和临沂茧绸各一家。茧绸为山东特产，利用山蚕 (食柞叶之蚕)茧丝织成，故称茧绸或山茧绸，质地粗硬，结实耐用。当时山东全省出产茧绸较盛，但沂州府沂水县或沂水一带出产茧绸名声不大，各地出产的各类丝绸，无论大宗产品还是稀见产品，在苏州均有出售，说明苏州当时通过运河输送汇集各个地方丝绸材料。尽管《盛世滋生图》反映的是清乾隆时期的景况，但明代丝毫不逊于它。

2 明代丝织品的装饰图案

明代丝织品装饰纹样种类丰富，无论是从纹样内容还是从结构，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和发展。从明代丝织品的装饰题材看，主要分为动物性纹样、植物性纹性、几何纹样及其他内容的表现：

明代丝织品动物纹样主要有如龙凤类、狮子、喜鹊、仙鹤、寿鹿、鸳鸯、祥鱼、蜂蝶、瑞兔、锦鸡等。龙凤题材的丝织品主要是帝后服饰中的专用纹样。龙为皇权的象征，是帝王袍服上的专用纹样，其他各阶层不能僭越。图3为明代缂丝地龙纹寿字裱片，为帝王龙袍的前襟所用，以蓝、绿、黄五彩丝线及金线织成祥龙，上部为龙头呈正面圆眼睁目状，前爪张舞连龙角之间托举一“寿”字，底部为龙侧身双爪前后脚踏祥云作奋进状，龙身四周为祥云环绕，显得庄重威武。

图3 缂丝地龙纹寿字裱片

除了帝王专用龙纹外，明代的贵族及官府可以使用蟒龙。据明沈德符《野获编》载：“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凡有庆典，百官皆蟒服。”[10]明代蟒龙纹饰是官服的装饰纹样，至明中期之后，随着制度约束的逐渐放宽，织绣蟒龙纹的绸料服装逐渐转入市民社会，就连西门庆这种社会混混都可穿服。如《金瓶梅》第27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李瓶儿道：‘我那边楼上还有几件没裁的蟒，等我瞧去。'西门庆随即与他同往楼上去寻，拣出四件来：两件大红纱，两件玄色焦布，俱是织金莲五彩蟒衣，比织来的花样身分更强几倍，把西门庆欢喜的要不的。”当然，官服和一般配有蟒纹的市民阶层的服装在颜色、蟒数上还是有区别。

动物纹样中的狮子、仙鹤也常用在官服中，如文武官府中的补子。此外，像寿鹿、鸳鸯、祥鱼、蜂蝶、瑞兔则广受市民阶层的喜爱，被运用在罗、纱、绸料、缎面中。在明代的动物丝织纹样中，单纯以动物纹样作为主要装饰的很少，如龙纹就是以龙做主体，并配有其他装饰图案。此外还有动物、植物组合装饰、综合装饰等图案的组合方式。

图4 缠枝莲花妆化绸

图2 《盛世滋生图》中山东蚕茧店

植物纹样在明代丝织品装饰图案中异常丰富，种类繁多，结构精美、变化丰富，是使用最多装饰纹样，在植物装饰题材中多使用牡丹、莲花。如图4缠枝莲花妆化绸，以红色纬线织成莲花、荷叶、莲蓬结构；图5为蓝地牡丹菊花纹闪缎，主体装饰缠枝牡丹和菊花纹，中间填充梅花点缀，采用四方连续的组织结构方式，表达富贵长寿的吉祥文化内涵。除了牡丹莲花之外，明代丝织品还多采用梅花、海棠、秋葵、石榴、桃花、菊花、灵芝、萱草、山茶、宝相花等植物纹样。从植物纹样的组合方式看，有单纯植物的组合图，植物与动物的组合、植物与人物的组合，组合性植物组合（即包含植物、人物、动物、文字等），植物与文字的组合。从结构看以四方连续居多，图案多采用对称、缠绕的表现方式。从文化内涵看大多具有平安、富贵、长寿、高洁的吉祥文化内涵，这与传统植物纹样所表达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在明代丝织品纹样中常见的还有各类几何纹。几何纹样主要有：八达晕、六达晕、四达晕、回纹、万字、龟背、盘绦、如意、菱格、八宝、金银锭、锁子、云纹、水纹、山纹、冰纹、火焰纹、雪花纹等，如图6为橘黄盘绦四季花卉锦料，即用各色纬线织成龟背、锁子纹、回纹、矩形纹等几何纹样，并填充菊、桃等四季花卉纹。整体显得华丽富贵，织造技术高超，明人描写苏杭一带丝织技艺道：“诸家字体，随意书之，付机工起样，织成纻丝或卷轴。青地黄字，体势不变发差，佳制也。”[11]明代丝织品中的几何纹大多作为附属或结构图案使用，如八达晕、六达晕、四达晕，即是作为图案结构的组织形式运用的，象回纹、万字、龟背、云纹、水纹、山纹等几何纹更多的是作为填充的附属纹样。从图案的结构形式看，明代丝织品中的几何纹样具有连接、分割、填充的功能。此外，其他纹样包括宝剑、童子、仙人、天马等。如图7仙人祝寿妆化缎料，此缎面由仙女、水波、山纹、凤凰、如意云纹、蝠磬纹组成，仙女手捧珊瑚、寿桃。可见，明代丝织品单纯使用几何纹是少见的，大多综合使用，图案结构灵活生动富有灵气。

图5 蓝地牡丹菊花纹闪缎

图6 橘黄盘绦四季花卉锦料

图7 仙人祝寿妆化缎料

3 《金瓶梅》中的各类丝织面料

《金瓶梅》反映了晚明社会社会风俗、礼仪状况及家庭日常生活，体现了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面貌。在《金瓶梅》中不仅有各种人物故事情节及明代衣、食、住、行的各类器具设计的信息，同时也包含了大量关于丝织品服饰、面料、纹样内容，反映了市民社会中丝织品的使用状况。

《金瓶梅》中所涉及明代丝织品种类有很多种。如从功能上有服装面料、馈赠礼品、丧葬用品等。按照织造方法有妆花、本色花、织金银等几类。从品种看主要有缎、绢、罗、纱、锦、绫、改机、绸、绒等，这几类主要是官宦及富豪人家使用。

这些品种在《金瓶梅》中都有出现，如第1回中写到纱：“只见应伯爵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坐在上首。”[12]69纱为绞经织物，主要是官宦、学官人家的服装面料。明代贪官严嵩被抄家后搜罗出大量服装布匹，其中有大量的纱。据《天水冰山录》记载的纱名称就有近10种，如“素纱、云纱、绉纱、闪色纱、织金纱、遍地金纱、妆花纱、织金妆花纱等”。[13]主要是用来裁制裙、袍、衫等。如图8为兔衔花纹妆化纱，主体装饰有兔衔灵芝、桂花，并以牡丹、菊花点缀，具有富贵长寿的吉祥含义，是南京云锦早期妆化的代表。

绸在明代是官宦和平民都可以使用的面料。《金瓶梅》中绸料的描写很多，如第3回王婆让西门庆送她的物品中就有绸：“大官人如干此事，便买一匹蓝绸、一匹白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都把来与老身。”明代规定庶民、农民可以穿绸，当然只能穿素绸。《金瓶梅》中的白绸、蓝绸都是市民社会中礼尚往来的佳品。北京定陵出土万历龙袍、袍身为绸料。《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府中的绸料有“云绸、妆花绸、潞绸、潮绸、素绸、织金绸、织金妆花绸、锦绸等十几种”（可参考图4、图9）[14]。明代的绸料中，潞绸是绸料中的精品。《金瓶梅》第21回中李瓶儿穿着“大红潞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潞绸主要产自山西潞安，据《潞安府志》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15]潞绸织造技术高超当时就有“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天下”的美誉。如图9为桃寿纹潞绸，主体为双桃托寿，具有长命百岁之意，寓意健康长寿。就连皇后穿的衣服也选用潞绸织造，定陵出土过孝靖皇后大回纹潞绸女衣，足以说明潞绸的精美。

缎类织物在《金瓶梅》中出现很多。缎在明代已经取代传统锦类织物的地位，作为一种高档服装面料，受到皇室、重臣权贵的广泛喜爱。《金瓶梅》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不同花色、图案的缎织物。如第24回描写宋慧莲穿着，“于是走到屋里，换了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第27回西门庆送给蔡太师的寿礼为蟒袍，“两套杭织造的大红五彩罗缎紵丝蟒衣”；第37回西门庆聘娶王六儿女儿爱姐的聘礼，“买了两匹红绿潞绸、两匹绵绸，和他做里衣儿。又叫了赵裁来，替他做两套织金纱缎衣服，一件大红妆花缎子袍儿” (可参考图1、图5、图7、图9)。第40回西门庆送给爱妾“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16]69诸如此类描写的还有很多，不难看出明代缎类纹饰花色种类繁多。《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府中收受缎子面料近20种，有“素缎、暗花缎、织金缎、织金妆花缎、两色缎、闪缎、遍地金缎、妆花缎、妆花遍地金缎、云缎、补缎、暗花云缎、暗花补缎”。[17]可见明代高档丝绸不仅需求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即使同一种类，因其材质、织法的差异也分为很多品种。

图8 兔衔花纹妆化纱

图9 桃寿纹潞绸

《金瓶梅》中关于丝织服装类型的描写也很多，几乎涵盖了明代所有服饰类型。从官吏的朝服到普通百姓的着装都有涉及。在《金瓶梅》中有多处涉及到官吏的官服。如第31回西门庆经贿赂升官之后招摇过市，“每日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补子员领。”第54回西门庆亲自登门送给蔡太师的寿礼，呈上一个礼目，其中“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狮子补子”、“蟒袍”都为明代官吏的朝服。明代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服饰制度体系，无论文武官员都按照等级差别穿着不同材质及绣有不同图案的服装，即补服。如文官官服补子为禽类，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武官官服补子为兽类，一二品为狮子，三四品为虎豹，依据等级高低不同。女性服饰在《金瓶梅》中出现很多，从正式场合的礼服到日常起居的穿戴都有涉及。第2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时的穿戴“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第14回李瓶儿的穿着，“瓶儿就买礼物坐轿子，穿白绫袄儿，蓝织金裙”，第15回“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比甲、网巾（一般以丝结网）是用来罩拢头发的梳妆用具。

一本小说很难起到通古达今的作用，但其中所包含的丝织品信息仍能让我们窥见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风貌，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域了解当时的丝绸的生产、管理、种类及与丝绸相关的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尽可能的从不同的视角还原那个看似遥远确又近在眼前的时代。

[1]明太宗实录.正统十二年：卷216[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2]明英宗实录：卷158[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3][4][12][16]许大海.金瓶梅与明代器物设计[M].齐鲁艺苑，2013（4）：68.

[5][7]冯梦龙.醒世恒言：卷1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6]丁丙.武林掌故丛编（仁和县志）：卷14[M].北京：京华书局，1967.

[8]邓韨.常熟县志：卷4[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9]王象晋.群芳谱诠释增补订正：利部：第2册：棉谱小序[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256.

[11]莫旦.弘治吴江志：卷15.[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13][14][17]周石林.天水冰山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2-182.

[15]姚学瑛.乾隆潞安府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59.

On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of Silk Products in Grand Canal Area in Ming Dynasty——Also on silk products in Golden Lotus

XU Da-hai
(Design School,Shangdong University of Arts,Ji'nan Shandong,250014,China)

InMingdynasty,thefactorssuchasthegreatdemandforsilkproducts,theperfecttextile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convenient canal transportation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textile economy, especially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canal area.In the design of decorative patterns,the silk products in Ming dynasty achieved grea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previous dynasty,The prosperity has been fully reflected in the novel Golden Lotus in late Ming dynasty.

Ming dynasty;manufacturing of silk products;decorative patterns;Golden Lotus

TS941

A

1674-2346(2015)01-0071-06

（责任编辑 竺小恩）

2015－01－12

许大海，男，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设计史、民间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