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乐平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网络语言’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媒介。我们可以爱它、恨它，但决不可以忽视它”，这是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在《语言与因特网》一书的结尾给网络语言所下的定义。刚刚过去的2014年迎来了中国互联网的二十周年。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发展普及，必然带动网络语言的活跃和相关研究的活跃。因此，在21世纪之交，国内外学界都迎来了网络语言研究的井喷，产生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下文将从语言学的视角回顾国内外对网络语言的研究概况。

1 网络语言的演变

1969年10月的一个夜晚，美国洛杉矶，伦纳德·克兰罗克正在为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通讯试验做最后的准备。他计划向另一座城市的互联网设备发送一个包含五个字母的单词LOGIN，意思是“登录”。助手依次传输了字母“L”和“O”，正当敲下第三个字母“G”时，设备死机了，字母再也没能发送出去。于是，“L、O”成为历史上第一条网络信息。用今天的眼光看，LO也是“呦，您瞧”的网络英语缩写。连后世尊称为“互联网之父”的克兰罗克本人也不禁感叹，“这真是注定要发生的妙事啊，我们没预先设计这条信息，但它呈现的东西是这么有先知的意味，有力而简洁，纯凭运气，我想我们大概为互联网的开端，传出了一条最佳的消息。”[1]“有力而简洁”，再带点偶然性，都是今天网络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个层面上，LO也可以视作为网络语言的雏形。

英语中可表述“网络语言”的词汇非常丰富，如Chat room short hand（简称Chat shorthand）、network language、cyber language和 internet slang等。 其 中 ，“Chat room short hand” 因为进入网络聊天室（Chat room）必须快速打字（short hand）才能交流而得名，用来指代网络语言，可谓既形象又生动，带着早期网络社交的色彩。此外，英语中也有专门为指称网络语言而诞生的词汇：“Net-speak”，更有大型网站以此命名，获得大量点击和关注。

“网络语言”最初的词义是计算机之间的协议用语。后来西方学者们将网络语言的概念限定在“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CMC）”，直译为“以计算机为媒介的语言传播”，专指不同于日常用语的、新的媒体 语 言。因此，西方学界将其归入网络传播的研究范畴。像上述Chat room short hand等英语词汇也是CMC意义上的“网络语言”的代称。

2 网络语言的国际研究概况

最早关注到网络语言的媒体传播属性的是社会学家莎拉·希尔茨和电脑科学家穆雷·图罗夫。他们于1978年出版的《网络国家：基于计算机的人类传播》厚达528页，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对当时才刚刚起步的互联网进行了大量技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甚至大胆预测了计算机互联网美好的未来。我们透过后人于1993年的同名追忆文章，仍然可以了解到该书对网络匿名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影响和语言变化的先见。它可以说是上世纪末社会学、社会 心理学研究网络语言传播时绕不开的技术工具书。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学界也陆续出版一批网络语言研究的工具书。 如2004年，三位社会学者克里斯宾·瑟罗、劳拉·伦格尔和爱丽丝·托米奇合编的《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在线社会互动入门》。

在林林总总的网络传播论著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情报科学与语言学教授苏珊·赫林最早采用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语言，奠定了语言学在网络传播研究中的学科优势地位。1992年，她率先发表《计算机媒介参与中的性别话语分析》一文，用实证方法检验了国际网络的社群语言对个体参与者尤其是女性参与者的场域作用。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网络语言对现实的建构与反作用等问题，形成了语言学关于网络传播研究的早期成果。同时，她在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性别、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对网络传播的影响，呈现出广阔视野和人文关怀。截至2014年11月，苏珊·赫林发表文章论著达139篇，研究对象始终不离网络传播，是网络语言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学家之一。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则凭借在《剑桥百科全书》语料库当主编的丰富经验，博采众长，广泛借鉴了包括苏珊·赫林在内的诸多早期网络语言研究之精华，于2001年著书《语言与因特网》。该书一开始就从电子邮件和聊天组等不同的传播语境切入，进而分析网络语言规则的特性与共性。作者克里斯特尔提醒读者：口语和书面不尽相同，在聊天组语言中也存在同步与非同步的差别，研究者们必须注意到网络语言规则也有其独特性，也即网络语言的传播应当顺势而为、顺应规则进行传播。作为研究网络语言本体的开源之作，《语言与因特网》自问世以来就被视为网络语言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2004年，克里斯特尔在他的新书《语言革命》中，又从语言多样性的视角再次重申了他对网络语言的特性分析和美好愿景。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苏珊·赫林和戴维·克里斯特尔为代表的语言学界热情拥抱了互联网。其后十多年，网络的语言学研究与网络的发展始终保持同步。

新千年之后，传播学奋起直追。这与传播学自身良好的发展势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今，传播学视角下的网络传播研究成果已大有赶超之势。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唐·泰普斯科特《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传播学早期著作中包含了对网络语言等数字化媒体语言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大胆推测，尽管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传播学前驱者们还是抓住了数字媒体语言万变不离其宗的一部分本质特征，如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他们的论断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如果说经典著作是散落的珍珠，那么专业期刊就是串起珍珠的线，也是丈量发展脉络和前沿趋势的一把标尺。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就是这样一把标尺。期刊直译为《计算机媒介传播学刊》，即CMC，意译为网络传播，因此也常译作《网络传播学刊》。该刊自1995年创办以来，就被收入SSCI传播学期刊目录，其年度影响因子曾一度高达3.639，位居所有传播学期刊第一。自创刊伊始，网络语言就是该刊的一个重要议题。该刊不定期设立新媒体文本分析专栏，为网络语言研究的交流讨论提供了平台。在《网络传播学刊》上，早期的网络语言分析经常关注网络传播的虚拟环境对原有语言规则的影响。如日本东洋学园大学西村由纪子2003年发表的《日本休闲网络传播的语言创新与互动特征》一文。作者对日本青年在BBS论坛上的语言表达和网络符进行了文本分析，发现网络社群内的人际互动使线上语言更倾向于口语化和形象化，认为是网络互动促进了语言的创新。2005年前后，《网络传播学刊》上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成果数量达到高峰，也大大扩展了网络话语分析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范围，涌现出一批涉及政治话语、性别权力、受众身份等跨学科重实证的论文。

在网络语言议题之外，《网络传播学刊》上还有一篇传播学论文值得单独提出：索林·亚当·马太的《从反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虚拟社区话语与现代性的困境》。与西方大部分网络语言研究文献不同，该文没有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而是少见地进行了理论研究，从文化的视角探讨网络文化的现代性困境。文中对虚拟社群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分析，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个性、自我表达和集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化中富有争议的核心议题。网络的出现更加剧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此，作者索林·亚当·马太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网络的虚拟社群试图在社会和个人主义的冲动之间制定一个“新的技术协议”。他认为，新协议建构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新的纽带。这个纽带的力量尽管比传统社会的纽带要弱小，但仍然能孕育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者试图以此证明，在现代社会中，虚拟社区的作用既是溶化剂又是粘合剂。

3 网络语言的国内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第一批网民给网络聊天时的特定用语起了一个名字，叫“网言”。“网言”迅速引发了语文教育家和语言学者们的热议。以此为契机，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网络语言研究一经起步就迅猛发展。

如果从中国接通互联网的1994年算起，到互联网彻底改变传播语态的今天，在这20年间，出版了约69本以网络语言为主题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其中词典8本、学术专著26本。一批与网络语言相关的研究项目也得到立项。在文献方面，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超星读秀和万方三个数据库的跨库搜索和查重检验，截至2014年10月，以网络语言为主题的科研文献高达4 754篇（含报纸、期刊、会议论文和硕博论文）。我们对这些文献分类统计后发现（图1），以语言学为首，语言学、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依次是五个最主要的研究视角。

图1 以网络语言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学科类别比例图

此外，我国已立项的网络语言相关项目在2014年底达到548个，其中415个为国家级项目，163个来自人文社科领域。这既表明我国政府对网络语言研究的高度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近年来网络现象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问题之多。

最后，在网络语言研究中，有一个“常在常新”并且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就是关于网络流行语和网络热词的研究。为此，我们也特别关注了网络流行语和网络热词的研究现状。在4 754篇网络语言研究文献中，一共有391篇与网络流行语、网络热词相关。在上述网络语言文献之外，单独以网络流行语和网络热词为主题的人文社科类文献接近三千篇。而成果数量的峰值出现在2011年，正是媒体所谓的“微博元年”。

不论从文献著作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语言学都是中西方网络话语分析领域的急先锋和主力军。国内第一次全面收录网络流行语的两本词典《网络时尚词典》（2000年）和《英汉网络用语词典》（2000年）、第一本系统研究网络语言的专著《网络语言概说》（2001年），都出自语言学界。

面对1994年-2010年间的中文CSSCI来源期刊对网络语言的大量研究成果，陈敏哲、白解红曾这样总结：“综观近二十年来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过程，学者们逐步将研究的范围从网络语言本体（包括网络语言的性质、词汇、句法、修辞特征等）和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以及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问题，逐步拓展到网络语言与语文教学、网络语言与当代社会文化、网络语言与网民的心理特征、网络词语及其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等领域，学者们对网络语言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2]

以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网络语言》（2002年）为例，作者刘海燕在书中概括了中国网络语言的起源、性质、语境、语体、风格和规范化问题，进而归纳出网络词汇的七种生成方式：“符号图形、数字会意、谐音替代、缩略简称、转义易品、双语混杂、重字赘语”。[3]可以说，这本论著有针对性地吸收了国内网络语言研究的前期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网络语言这个新生事物的基本面貌。当前，语言学的探索已经深入到网络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语义、语用、语境、语体等多个层面。

在语言学蔚为壮观的研究成果中，有一类研究方向兼具理据性与时新性，并与本文提供了语言学层面的理论支撑，这就是对网络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于2012年出版的《网络变异语言现象的认知研究》是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全面分析网络语言变异现象的论著。该书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局限与一般的常规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因为人类语言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自足、一成不变的形式系统，而是与宏观人类社会文化环境不断进行能量交换的矛盾复综体。新兴网络变异语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形式技艺，潜层次上乃是受控于人类的认知特点与概念结构。因此，对网络语言种种变异现象的研究就必须要深入到其所赖以存在的广义认知层面。”[4]

在2015年1月召开的第十届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语言学专家们济济一堂。商务印书馆于殿利认为，网络语言经过十年、二十年风风雨雨的混乱，现在已经从混乱进入到混合状态，混乱是一种无序，而混合是一种新的秩序。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指出，新媒体时代曾有一种观念很盛行，就是“语言纯洁论”。他认为纯洁论是五十年前甚至更早时代的看法，语言是不可能纯洁的，一旦语言纯洁那么这个语言就死亡了，语言一定是在每个人心上想的、键盘上跳动的，绝对纯洁的语言并不存在。事实上，早在2001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其著者就曾顶住外界对网络语言规范和纯洁性的巨大争议，积极展开对这个新兴语言的研究。此后每年学界联合媒体发布的年度热词也表明，自网络语言诞生以来，语言学界就抱持着一种热诚在关注和研究网络这个新兴媒体对语言传播、对语言创新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以往对媒体语言的研究大多以语言学为视角，对语言风格、语体变迁、新词语的建构、语义的转移与丰富等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解析。诸多文献以纵向的历史维度，深度阐释了语言变迁的原因与影响，甚至预测了今后的演变方向，为网络语言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宝贵的理论基础。

[1]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主创团队.互联网时代[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1.

[2]陈敏哲，白解红.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3）：130-134.

[3]刘海燕.网络语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4]吉益民.网络变异语言现象的认知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