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香，罗 翎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引言

近年以来，美国亚裔文学批评日渐兴起。但占据中心地位的始终是华裔文学研究，继而是日、韩裔文学研究。至于东南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仅散见于相关专著的一些章节中，国内对于东南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鲜有涉及，系统性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因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但能够丰富现有族裔文学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越裔美国作家曹兰（LAN CAO）于1997年在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的处女作《猴桥》（Monkey Bridge)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被称为是“越裔美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越战及其影响的小说。”曹兰于1975年移民美国，当时13岁的她亲身经历了越战，战争带给她以及她家庭的创伤促使她开始以创伤记忆叙事的模式写下了该书。小说中不仅讲述了一位越南母亲和女儿移民到美国后的故事，还向我们详尽地描述了许多关于越南的风土人情、民族传统、生活习俗、越南传说等。小说《猴桥》（Monkey Bridge)所反映的主题让我们从中思考了涉及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冲突等方面的议题，最为令人深思的则是作家通过诉诸话语而非对抗的方式来消除“他者”与“自我”的对立，实现民族沟通和文化交流的二元融合的意旨。本文关注小说如何通过对其创伤记忆、文化、历史背景等层面的探究，来思考越裔美国人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反思历史和现实的。纵观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曹兰试图凭借对越南生活和文化的阐述来展示越裔美国人对越南传统文化的坚守，但其中又伴随着难以回避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影响，让我们体会到了作者对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向往。

一、复调叙事：《猴桥》中的纪实与记忆

在《猴桥》中，主要有两位叙述者，一位是女主人公，17岁的女孩麦（Mai，后简称“我”),另一位则是她的母亲，48岁的传统越南妇女清（Thanh)。小说经由“讲故事”的方式形成了母女联系的纽带，正如巴赫金曾提到的“对话是一种联系着批评和内在反驳的积极接受。”[1]麦的叙述的展开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去描述她与母亲的日常生活以及越南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状况，而母亲则是通过她的信件展开对旧日越南生活和习俗、家庭秘密以及她与女儿在美国生活的描述。小说的背景是在1975年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市、越南共和国覆灭后，女主人公移民到了美国。而母亲却因为“我”的外祖父的去留问题而不得不在几个月后才只身去到美国。母女俩在美国生活了三年之后，母亲不幸长了脑瘤导致半身瘫痪。病痛中的母亲总是在叫唤着外祖父的名字，而外祖父当年没有一起移民美国是她永远的心结。“我”为了帮助母亲打开心结，不仅尝试各种方式联系外祖父，也尝试着去深入了解外祖父为什么没有移民美国的真正原因，但母亲和她的好友均对此事保持沉默，这让“我”对这件事萌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为了了解自己的母亲和外祖父在越南的过往，“我”潜入母亲的房间并找到了几封信件。通过这些信件，“我”真正了解到了母亲从未提及的家庭秘密：当年穷困潦倒的外祖父因为无法支付地租，而不得不将外婆拱手让给了没有子女的地主，并生下了母亲清。外公忍受着这般屈辱，在地主的阴影下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战争爆发，外祖父成为了越共党人，就在将要移民的前一天，母亲在家乡的河边亲眼目睹了外祖父的借机复仇，他亲手把地主给杀死了。这样的惊吓让母亲逃离了家乡独身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却因为这样的烙印致使她终日郁郁寡欢，无法适应她的移民生活。小说的最后，母亲在病痛折磨和精神创伤的双重折磨下抑郁而终。而“我”在陪伴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一步步读完了母亲的信件，从中更多地理解和疼惜母亲的辛酸与艰难，感悟到母亲对“我”的深沉的爱与呵护，也让“我”更进一步地思考了越南移民的生活以及战争给“我”的家庭、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沉重的历史与创伤。在现实中，越南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与越南的生活截然不同，他们对越战的态度以及在美国新世界生活的格格不入，让他们越发怀念故土，而这份思乡愁绪让他们认同美国文化的道路更加举步维艰。

二、创伤记忆的多重性

创伤是指一种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伤痛。创伤性记忆(精神创伤或心理创伤）是指那些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可能比较轻微，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就可以自动痊愈。但是也有一些精神创伤的影响会延续较长的时间，甚至常常是终身的。对于较为严重的精神创伤，在心理学和精神科的分类中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研究始于对一战、二战及越战的受创老兵的创伤医治。20世纪90年代，创伤理论在这种契机下形成。1995年由凯西·卡鲁斯编著的《精神创伤：记忆的探索》一书，可以说是创伤理论的里程碑，此书强调了创伤理论的跨学科本质。安妮·怀特赫德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创伤小说》中首次提出“创伤小说”这一术语，她将创伤理论系统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与文学文本相结合，第一次论述了创伤研究在文学上的潜质。著名创伤研究专家拉凯布拉(Dominick LaCapra)在《再现大屠杀》(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1994)一书中提出了三种描述历史创伤的叙事方式：回避或否认、展演及安度。回避或否认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复杂和微妙的回避的模式”[2]，而展演则是指过去强制性地反复再现。

1、战争的创伤

战争创伤在文学作品中主要指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如精神紧张、难以融入社会、习惯接受命令、不会自行寻找生活目标等等，这类战争综合症在战争后的和平时期，会留下各种心理疾病，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需要长期的精神治疗。美国的越南战争（Vietnam War,1961-1973)是越南共和国（南越）联合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共组成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场战争。它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最后由于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以及损失的惨烈，美国军队逐渐撤出越南。1975年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动总进攻，最终推翻了越南共和国，解放了西贡，完成了南北统一。至此，越南战争结束。[3]据历史记载，在1975年越南战争白热化、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大约有135，000名越南人逃离越南，躲避战争，将近5,600人通过美军飞机或是渔船去往美国，但真正移民浪潮的开始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大部分人的身份都是难民。在美国，他们一直都为自己的身份、民族、宗教信仰或是政治问题等担惊受怕。事实上，他们很多人并没有为移民美国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唯一的想法只是能够逃离越南，但这却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巨大的冒险。毕竟，他们将故土所有的东西都抛弃了：家庭、国家、社会地位、身份等。越裔美国人也与其他亚裔移民不同，他们被归为难民而不得不依靠美国政府的救济才得以维持生计，他们其中还以儿童青少年占大多数。他们亦属于第一批越南移民，无法像华裔那样已发展到了第二代、移民社区和生活相对成熟。所有的事物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全新的，他们必须完全靠自己去创建相互扶持的越南社区等。另外，越南的相对落后导致了越南移民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工作技能等方面难以适应美国的生活。[4]

《猴桥》真实地再现了越南人民深受精神和肉体伤害的战争经历及其在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创伤烙印，这在越裔美国人身上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作品的叙述中，历史上的越南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创伤直接体现在广大无辜民众被动卷入战争，他们深切感受到战争的恐慌及其所导致的精神混乱。战争使幸存者对人生的未来感到茫然、绝望，在心灵上烙下久久挥之不去的痛苦和焦虑，进而遭受精神上自我分离之苦。这种精神负担日积夜累最终导致精神疾病，需要很长的时间“医治”才能恢复或愈合。首先，战争受害者的记忆中充满战争的创伤。正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显示，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个体常常倾向于沉浸在对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反复回忆战时曾经历的情境和事件，无法自拔。即使战争结束，战争的阴影仍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导致精神上的顽疾。另一方面，战争幸存者的记忆表现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作品中所刻画的“母亲”形象，是亲身经历越南战争的受害者典型，其记忆中所有的重要“碎片”均与战争有关联，以至于后来她无法分辨虚幻与现实，而一味执着于战争的种种创伤事件的追忆中。再次，自我分离倾向使得幸存者生活在痛苦之中。战争中交战双方各持“正义”观点，深陷困境的民众却总受到良心谴责的煎熬。为了忘却战争和摆脱压抑，他们饱受内心痛苦和罪咎的多重折磨，成为一群脆弱无助的难民。

2、家庭的创伤

“我”的家庭在越战期间可谓是“创伤累累”。“我”的父亲和外祖母相继的突然去世，与远在越南的外祖父的失联，母亲的重病等等，都让年轻的我难以应对。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中的任何事件都会在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留下痕迹[5]，“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模式，是孩子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6]，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一代代传递的。通常，过多的创伤彻底改变了生命感官，在家庭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足以导致更多苦难的阴影。母亲对“我”的养育方式和她极力隐瞒的家庭秘密和苦难就应对了上述观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母亲常对“我”说：“父母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必须按照祖宗的生活方式生活。”可我常常和她唱反调，让她头疼不已。在母亲的信件中，她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了她与“我”关系僵化的原因。母亲认为：“在我女儿的成长中，我竭尽所能的想为她指引正确的道路，就像下象棋一般，想教会她怎样去把守她的一兵一卒，避免一些暗藏的危险，能够保护好她的国王与皇后。但我的女儿再也不理会和听我的劝告了。因为她认为我不能够为她的‘人生’这盘棋做好引导。”[7]母亲对我的管制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虽然她支持我上大学深造，也认为教育是唯一能让我立足于世的能力，但她不允许我申请离家远的大学，害怕“我”离开了她生活就会危险重重；不希望我穿T恤牛仔，而是要穿上越南传统的带有刺绣的衣衫长裙才显得得体。尽管我对母亲的强制性要求不满，很多时候过着“我”一贯以来的美国式“崇尚独立，个人主义，张扬奔放，主动争取”的生活，但在潜移默化中“我”也部分接受了母亲的教育方式，塑造了“我”越南式“服从，含蓄内敛，谦让隐忍”的性格。[8]

而小说从开头就设下的疑团“外祖父为什么没有一起来美国”以及母亲直到逝世前都缄口不言的家庭过往，在母亲最后一封信件中得到了解答：“因果报应一直在我们家族中循环着，就像你的外公对地主的复仇，即使时间过去了很久，这整件事情还是会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担心我们家族中的罪恶、复仇和谋杀等对我这一代人健康成长的扼杀和心灵创伤也会延续到你身上而毁掉你的前程。”[9]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的认知是：创伤给民族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巨大影响正是通过一个个家庭具体呈现的[10]。越裔美国人在遭遇到生活中的诸多磨难时，他们会在父辈的创伤记忆中寻找到理解当下的线索。

3、文化差异的创伤

“文化创伤”理论与族裔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关注某一群体的身份问题。在文化层面上，某一群体的创伤将会对其身份产生不良影响。文化身份问题是《猴桥》作为族裔文学极其关注的叙事主题，它所呈现的历史画面正是越战后“难民”身份在美国种族歧视下所带来的群体文化差异创伤。作品从人物的个体和群体各层面体现了种族主义和主流社会对越裔历史的“阉割”给越裔群体造成的集体心理创伤。以“母亲”为代表的、经历过战争动荡的群体对自我身份意识极度敏感，这种敏感源于美国的政治政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语言等等给越南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甚至“排斥”；以“我”为代表的移民后裔则长期遭受身份困惑的煎熬，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的文化和生活环境，却成为两种文化的“他者”。

透过历史叙事视角我们清楚看到，对于美国，越裔美国人常持有复杂的情绪，而文化差异则时刻在挑战着他们的现实生活。1975年4月30日，越南的西贡政府被推翻，越南的南北两部分实现了统一。越南的统一导致原西贡政权的“贵族”大规模逃亡。与此同时，南方很多下层民众也因各种原因出走异国他乡，难民潮因此而起。在难民潮开始时，很多人慌不择路，且多有暂避风头的心理，故其首先的避难之地还是一些东南亚邻国。但是这些邻国却因各种原因拒绝接收他们，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将“船民”拒之门外。于是，国际社会开始伸出援手，印支难民才大量移往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还有一些难民逃往柬泰边境和香港等地的难民营。在1975年逃到美国并定居下来的难民就有13万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越南。1979-1982年的难民潮高峰期间，到达美国的印支难民人数飙升至45万人。无疑，美国的越南人社会已经成为另一个最大的海外“越南”。

现实中，美国在越战最后撤军时对他们撒手不顾，然后以难民形式接纳他们到美国生活，给予了他们政治上的自由、教育的机会和经济上的支援。但美国民众在对待越南移民问题上总是会联想到越战带给美国的“耻辱”而把持着“自我”的态度，将他们视为低下的“他者”。与此同时，美国对难民的政策，是在美国不同时期难民政策的总框架下制定的。回顾美国在战后的难民政策，可以看出它首先是从美国的现实利益，即它的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的。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国际普遍认可的人道主义原则。美国的人道主义政策自始至终是按照意识形态划线的。具体到印支难民问题上，明显地就有1975年来自越南的“自由阵营”难民和此后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难民的区分。

在被歧视和生活困境压迫下的越裔美国人，他们对家乡和越南亲人的思念，对越南民族风俗的坚守，让他们的美国移民生活更难以适应和窘迫。小说中，和母亲年龄相仿的越南人辗转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时，“他们生命中的一大部分却留在了千里之外的故土”[11]。尽管越战给他们带来了撕心裂肺的创伤记忆，越南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意味着他们的根，是它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生活方式。母亲的好友贝太太就可以说是越南移民的缩影，“我”对她的看法是，“她是旧日世界的坚守者，她每日沉默地过着越南式的生活，拒绝美式生活的诸多方面。对我的一些美国式做法相当鄙夷，认为我大逆不道没有遵循越南传统。”[12]和贝太太一样，很多越南移民认为，孩子必须按照父母所规定的生活模式来生活。另外，越南女性是注定不被允许拥有自我的。她们“对自己所具有的一切情绪、需求和欲望都感到羞耻……被迫发展一个假我—— 一个按照文化或家庭需求而塑造的面具……与真我逐渐分离”[13]。

除了教育方式和个人地位的大相径庭，越南与美国其他方面的文化差异也在书中着墨诸多：信仰方式上，美国人信仰上帝，而越南人虔诚地信奉佛教，对佛教中的迷信、因果报应深信不疑；消费方式上，经济发达的美国的大超市常让越南人难以置信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便利”，习惯于以农业为主的越南移民在社区中的“小西贡”（Little Saigon)则是可以走街串巷的市集；风俗习惯上，美国人无拘无束，生活自由，而越南人有着约定俗成的繁琐的婚礼、祭祀等仪式；思维方式和语言障碍上，平日生活里的话语习惯和手势的不同都会给越南人和美国人的交流造成阻隔，很多越南人都不能很好的掌握英语，“我”能够流利地说英语，都被母亲和邻居视为“唯一拥有在光明世界生活的本事的人。”[14]至此，“我”的身份困惑就体现在了种族和文化态度上面。“我”既接受美国的精英教育，又受到来自越南社区的传统越南文化的影响，故而“我”的种族和文化身份形成了错位。在美国人眼中，“我”的种族身份是少数族裔和外国人，是“他者”，而“我”的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又让“我”在越南移民中成为了“他者”。

三、创伤记忆下的文化适应

《猴桥》真实地再现了一幅越南历史的画面：残酷的越南战争给越裔美国人民带来累累精神创伤。首先是战争中老百姓普遍遭受家庭创伤的困扰，如战乱中亲人之间的骨肉分离、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家庭支柱成员的长久失联以及焦急等待音讯的老人在家突然暴病或离世等等，这种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下一代逐渐得到减缓直至消解；文化创伤则集中反映了难民进入到美国这样一个新国度后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和适应的挑战的艰难进程，最大的挑战源于面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并趋向于融合，尤其是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适应。作品中，无论是“我”还是“母亲”都各自经历着一个有意识的、理性的异文化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伴随着超越传统的痛苦经历，最终，“文化适应”是母女两代人必须选择的、能够超越所有创伤记忆的唯一出路。

从叙事策略上看，《猴桥》中的母女冲突主线讲述的正是美越文化的冲突过程，最终母女相互理解则是美越文化的适应结果。这种文化适应是两方面的。首先是母亲对女儿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越南文化对美国文化的适应。母亲曾说过“美国生活如毒药般让她痛不欲生，就像当年美国的战火将家乡夷为平地一样的恶毒。”[15]但她最后的希望是“我”能够理解她，她对我生活的放宽和包容，都只是让我能在美国拥有更好的生活。其次，女儿对母亲的理解和认同也可以看作是美国文化对越南文化的适应。“我”终于理解了母亲含蓄地表达关爱的方式。诚然，随着家庭创伤记忆疑团的逐渐明朗，女儿开始触摸到母亲与家庭的过去，心结也渐渐打开，她不仅懂得自己和母亲矛盾冲突的深层文化原因[16]，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越战带给家庭和民族的创伤，越南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挣扎与艰难的文化认同之路。

事实上，从1975年大量越南人民来到美国生活至今，不论美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如何，也不论他们自身生活的好与坏，美国都将是他们一直生活的地方。在美国的许多工业部门中，越南人的效率和勤勉都让美国人为之惊叹。很多越南家庭的经济水平都达到了美国的中等家庭标准。据统计，越南移民一般能够在移民5年之内就能够自给自足。而他们的“成长”也可见一斑：在学校里，很多越南裔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成就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譬如说美国高科技集聚地“硅谷”中有成就的人很多都有越南裔的背景。在文化上，越裔美国人擅长将越南的音乐风格融入到美国音乐中形成独特的曲风，他们的诗歌、艺术、雕刻等都融入了东西方元素；在政治上，很多越裔美国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仅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应得权益，举办一些公益活动也会帮助到很多人；就连烹饪上，越菜的美味可口也让美国人赞不绝口。越裔美国人各方各面的“改变”很好地证明了他们诉求“身份”（identity）所付出的努力，其实这也离不开美国所采取的包容的姿态促进了自身多元文化的不断发展。美越两种文化正是在不断的碰撞中逐渐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并取长补短。这便是两者的相互适应，也是两者共同进步的表现。[17]

四、结语

《猴桥》运用多重叙述视角讲述了越裔美国年轻人麦的成长故事以及她从母亲的信件中获取的故事。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手法让读者身临其境，更深刻地体会到其成长过程中的创伤和文化差异冲突。当我们再解读小说本质时，不难发现由于生存发展的特殊环境不同以及越战所产生的隔阂，导致了美越文化冲突的必然的深层原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之间的适应与融合也是必然的。这就像小说的名字《猴桥》，猴桥在越南的乡村等地方依然存在着。它实际上是一种越南传统的用竹条搭建的不稳固的“独木桥”，单薄、摇晃、狭小，却可以支撑整个人的重量，让人能够从河的一边走向河的另一边，实现沟通。它似乎暗含了两层内涵，首先是猴桥见证了越南从战争走向了和平，见证了水深火热的战争带给整个民族的巨大创伤到如今的国家统一和对创伤的慢慢修复与淡忘。更深层次上，则是展现了作者对越南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态度——尽管两者之间有着鸿沟，但庆幸的是还有“猴桥”这样的互通，看似艰难险阻，但只要依靠努力和协调，一定可以促成双方的深入交流。越裔美国作家曹兰正是通过对越战的创伤过去和越裔美国人现在的奋斗的描绘，以及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恰到好处的整合，让《猴桥》这部作品深入人心。面对越南传统文化和美国种族主义者对“他者”的压抑，她恰当地运用自身在主流文化中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双重身份，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个性显著的创作主题，并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 白春仁、晓河、李辉凡等译.河北：河北出版社，1998.

[2][10]Dominick LaCapr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 Theory, Trauma.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48, 7.

[3]http://baike.baidu.com/view/14949.htm?fr=aladdin.（百度百科：越南战争）.

[4]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Corey, Geral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Belmont, California: Books/Cole, 2005:424.

[6]武志红.为何家会伤人——揭示家庭中的心理真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50.

[7][9][12][14][15]LAN CAO. Monkey Bridge[M]. USA:Penguin Books, 1997: 58, 252, 147, 37, 191.

[8]顾悦. 论《喜福会》中的创伤记忆与家庭模式[J]. 南京：当代外国文学， 2011，2：100-108.

[11][16]吴冰、王立礼主编：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250，376.

[13]约翰·布雷萧:《家庭会伤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5.

[17]James M.Frecman.Chang Identities: Vietnamese Americans,1975-1995[M].USA:Allyn and Bacon,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