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演变

□王 军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有一个“V”形的曲线变化，即鸦片战争前的自闭自傲心态、洋务运动中的矛盾调和心态、甲午战争后的质疑批判心态、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鄙弃心态、新中国之后的理性自信心态。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程度与国家的富强程度成正比，由此可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心态与国家的兴衰命运同步。今天，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着高度的自觉自信，既不能全盘西化丢失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不能走向全盘复古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心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在一个国家强大或衰败的时候，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国家的强大会带来文化上的优越感甚至傲慢心理，反之则会产生文化上的自卑自弃。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民族复兴梦想的逐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思想理论焦点。回顾历史上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历程，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思想借鉴和经验教训。当然，由于文化心态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从而每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心态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不乏其人，因此试图对这一历程的变化轨迹作出绝对的界限划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不追求绝对的精确，那么我们结合重要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还是能够对每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心态进行大致的描绘勾勒。

一、鸦片战争前的自闭自傲心态

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相比，都似乎显得“早熟”，因而在历史长河中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且不论汉唐雄风四夷宾服，乃至明朝郑和下西洋之时依然威名远播，到了明末清初虽然已显颓态，但康乾盛世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居世界领先地位。历史上的清平繁荣、“万国来朝”的遥远想象，以及闭关锁国导致的鼠目寸光，使得鸦片战争前夕上至皇帝、达官贵族下至布衣平民，都有一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自傲心态，这在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得到十足体现。

当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携工业革命之威到中国要求与清政府通商时，清政府还误以为英国使团是专门来为乾隆皇帝祝寿、朝贡，于是不由分说就将英国使团的“礼物”改为“贡物”。为了显示自己的阔绰，清政府在沿途接待英使团时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英使团但有所需，接待官员不问价值几何，立即从速办好甚至不收分文，甚至英使团也讶于他们所受的超规格礼遇。接待官员之所以殷勤备至，为的就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或者说是满足他们在这群“蛮夷”面前的优越感。但接待官员很快发现，这群英国人很“不识抬举”、很“不给面子”，因为他们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以前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都是下跪的。马嘎尔尼声称，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他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因此他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于英国国王的礼节。乾隆皇帝尽管不高兴，但毕竟“来的都是客”，况且还是给自己“祝寿”，因此他还是“皇恩浩荡”地准许了马嘎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但是却为通商失败埋下了伏笔。此后，英国人所有的通商要求被清政府一概拒绝，乾隆皇帝还在回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中留下了那句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最终英使团带着工业革命的成果骄傲而来，却不料败兴而归。[1]清政府在这次接待英使团时将傲慢无知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留下祸根，中国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徒使后人无限感慨和万般无奈。

正因为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待于人的观念在中国人头脑中达至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鸦片战争后，即使割地赔款、狼狈不堪，也无法让中国人从虚妄中清醒过来，大部分官僚和卫道士依然将西方的枪炮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不足取。极端守旧派或是认为只需重整纲常名教，就可以抵御外侮；或是担心“奉夷为师”会丧失礼义廉耻等立国之本，进而“变而从夷”。不管西方如何强大，旧知识分子依然不愿承认欧美列强比中国先进，在内心依然视他们为“蛮夷”。开明如李鸿章尚且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2]一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更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人的狂妄自傲在鸦片战争前阻碍了中西方的正常交往，中国由此错过了向欧洲工业革命学习的机会。及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人仍然不能从狂妄自傲中及时清醒过来，而是依旧不知变通、抱残守缺、死守孔孟之道，以致在与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修睦和好”中贻误自强时机。

二、洋务运动中的矛盾调和心态

鸦片战争后，即使是再愚昧保守、妄自尊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军事技术远胜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最早觉醒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逐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进步性在于勇敢承认自己的不足，为消解自闭保守、狂妄自大的文化观念打开了缺口，但又折射出从旧文化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心态，包括此后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都在努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

“师夷长技”口号的矛盾性、局限性体现在：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不似往日全面落后于己的“夷狄之邦”，故应刮目相看、择善从之。但又认定，帝国主义依然与“夷狄之邦”没有本质区别，仍与华夏民族有着天壤之别。口口声声称“夷”，不能简单视为用语习惯，而是仍然透露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以上国自居、轻蔑外邦的高傲心态。值得一提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多处违背地理事实，力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地势、气候冠绝于世界，这反映出魏源陷入“夷夏之辨”观念的束缚中不可自拔。另一方面，“师夷长技”只承认帝国主义仅在“技”方面优于中国，实际上依然没有超越乾隆时期制定的“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中西文化交流政策。这个口号可能有策略性的一面（“夷夏大防”依然深入人心），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魏源没有意识到学习西方学理的必要性。“师夷长技”的局限性表明，尽管林则徐、魏源等人已经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但他们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信仰却不曾动摇，而是依然以儒学正统作为学术的取舍标准。他们不曾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有任何需要反省和改造的地方，更不会预见到西方文化即将对中国产生猛烈的冲击。[3]

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终于将“师夷长技”付诸行动，这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标志着人们开始从世界范围内观察中国所处的地位与前景，其释放出的危机感无疑是民族自救观念觉醒的一种表现。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日益深入，有识之士开始从主张“制洋器”扩充为“采西学”。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关系的大问题。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这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雏形和蓝本。[4]

事实上，在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守旧派更为敏感。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守旧派的反对声不绝于耳，他们斥责“师事夷人”是离经叛道、舍本逐末、用夷变夏、丧国失体，并认为作为异端的西学与中学绝不相容。晚清大臣、理学家倭仁就一再重申：“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尽管守旧派的反对意见显得迂腐不堪，但是他们却提出了一个何为“本”、“末”的深层次价值标准问题。相形之下，洋务派往往只看到西学之用，而未曾察觉其与中学会产生什么冲突 。[5]正是在应对守旧派的诘难并与之论战中，洋务派才一步步提出并完善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顽固守旧派和开明洋务派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态度迥异，但是他们在中学的核心立场上是毫无二致的。顽固守旧派寸步不让地捍卫礼乐教化、伦常纲纪，而开明洋务派学习西方也始终以不损害孔孟之道为前提。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对西方富强之本的探寻，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所倡导的西学，已经不能为不触动中学根本的“中体西用”所容纳了。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开明知识分子想在中学和西学之间进行调和已经是左右支绌、力不从心了。

三、甲午战争后的质疑批判心态

洋务运动磕磕碰碰、筚路蓝缕三十余年制造的强大幻象在甲午战争中被击得粉碎，被一个毫不起眼且从未视为竞争对手的近邻小国打败，其所带来的震撼远超万里之遥的英美列强三番五次的敲诈勒索、趁火打劫。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6]对甲午战败的反思，不仅使得引进西学实现从器物到制度的飞跃，而且使得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这与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变化。

率先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当属维新变法的中坚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维新变法前后，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轰动、恐慌，不啻于扔下了两枚重磅炸弹。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的所谓古文经学皆是刘歆为了王莽改制而伪造，与孔子并无直接渊源，因此清代正统学派——乾嘉诸老的汉学——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并不可靠，这就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否定了清末守旧派自认为正统学说的权威。[7]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将孔子打扮为托古改制的“素王”、维新变法的祖师，还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而相对应的则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8]异常敏感的守旧派识破了康有为企图挖掉他们赖以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的“阴谋”，于是进行了疯狂的反击：“康有为之徒，扇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9]从“攻防双方”的言论看，康有为的学说确实对顽固守旧派起到了当头一棒的震慑作用。虽然康氏学说牵强附会、论证粗疏甚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毫无疑问，他对经典权威的质疑批判以及返本开新的精神，为广大传统知识分子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牢笼打开了缺口。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康有为将西化的“孔学”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因此梁漱溟骂他“几十年冒孔子之名”并没有委屈他。[10]

梁启超早期追随乃师康有为，参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编校工作，对传统文化也有诸多质疑和批判。1896年梁启超就尖锐地指出：“《春秋》之记号也，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11]在这里，梁启超基于对“礼”、“义”的新解，对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心态予以辛辣的讽刺。不过与谭嗣同相比，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可谓小巫见大巫。

在呼吁维新变法的同时代诸人中，谭嗣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攻击无人能出其右。在《仁学自叙》中，谭嗣同表示将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最后的冲锋：“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当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从“冲决网罗”的对象来看，谭嗣同是要将传统文化翻个底朝天。在抨击儒家伦理时，谭嗣同指责君主为独夫民贼，君臣一伦尤为黑暗；父子一伦严重违反自然人性；对纲常名教压迫下的妇女则寄予无限同情，尤其是对宋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谬说法极为厌恶和反感；似乎只有朋友一伦符合平等之义。[12]

加强党委职能部门的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省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省委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省委统战部统一领导民族工作、统一管理侨务工作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真正做到定位准确、分工合理、增强合力。

维新变法尽管失败了，但是维新志士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质疑以及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宣传，使得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愈发受到挑战。此后清政府的无可救药，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对革命的鼓吹、实践，以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尝试，日益将封建传统文化置于千夫所指的地步，夷夏之防这样的腐儒之见日益不得人心，孔孟之道在进步知识分子心中也终于走下神坛。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鄙弃心态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先后失败、流产，让后来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沉痛的反思：为何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乃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何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还会出现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逆流？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最后得出结论，是中国的文化本身出了问题。于是一场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终于以雷霆之势爆发。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文化予以猛烈抨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之为战斗堡垒向封建传统文化发起攻击，炮火最猛的当属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总司令的陈独秀。1916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4号明确指出：“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13]1918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2号上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14]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上发文，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5]从陈独秀充满火药味的激进观点看，大有将一切旧文化砸碎并以西方新文化取代之势。

除了陈独秀，还有许多《新青年》同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战斗呼声，这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钱玄同。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其观点之激进、偏颇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还赞成吴稚晖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如此偏激观点，竟然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他在最后点评时说：“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16]钱氏惊世骇俗之说，今天重读依然让人瞠目结舌，在近一百年之前引起的震撼、争议，恐怕不亚于一枚核弹在知识分子中间爆炸。钱氏内心是否真如其文所写值得商榷，以今人之心揣度，恐怕有故意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之嫌，其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抨击旧文化。

与钱玄同的“简单粗暴”相比，同一时期鲁迅、胡适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无疑显得“温和”“委婉”许多。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鞭挞了旧礼教旧道德，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此外，1918年8月鲁迅还在《新青年》5卷2号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批判了“夫为妻纲”的夫权主义。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了“父为子纲”的父权主义。胡适则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后世文学深受影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有偏激、粗暴的一面，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鄙弃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的确给人以“全盘西化”的印象。不过如果不被上述极端言论所遮蔽双眼，而是全面考察以上诸人的思想观点，那么将他们安上“全盘西化”、“文化虚无主义”的罪名是有失公允的(譬如胡适，虽然多番贬低传统、鼓吹西化，但是他也强调“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偏激、粗暴，正是因为深知中国病入膏肓，封建传统包袱太重，国人又好中庸调和，于是开了一剂猛药。对此，陈独秀和鲁迅都有过绝妙论述。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7卷1号上发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他认为社会进化就像货物买卖一样存在“讨价还价”的现象：“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17]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讲演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18]陈独秀和鲁迅的论述表明，他们表现出全盘西化的激进心态只是作为改造中国旧文化的一种策略而已。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改造，其批判力度和改造力度前所未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肌体剜去了脓疮，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青春光彩。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只是重点谈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观点，实际上，同一时期继续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性的也大有人在 (可参考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的观点)。

五、新中国之后的理性自信心态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化交流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曲救亡图存的浩气长歌。中国共产党历尽千辛最终带领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亡国灭种阴云的散去让知识分子不再惶惶不可终日，中国人民得以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以比较理性、平和的心态审视哺育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逐渐树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过去对传统文化或保守或偏激，或自傲或自卑，此类盲目被动、游移漂浮的文化心态在先进的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得以克服。正如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认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19]毛泽东如此自信、豪迈，是因为中国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强调中国人民文化的“复兴”既是指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又是对融合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精华在内的未来新文化的展望。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徒，因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认识、评价过去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否定，又如何继承文化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的问题。195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有过明确回答：“对于历史知识，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五四运动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先要把它摧毁掉，把它否定，以便打出一个新的天下。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了。我国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革命的传统。比如，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我们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这些革命传统，都是很宝贵的。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发扬。”[20]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从而与全盘否定或复古继承的形式主义相区别。

在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一极端扭曲的岁月后，中国人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氛围。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让中国人看到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批判的那样水火不容。此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人逐渐恢复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从20世纪80年代国学开始升温，到四大古典名著拍成电视剧后持续热播，再到新世纪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掀起“品三国”“读论语”的热潮，“国学热”一直持续到今天“高烧不退”。其二，在新文化运动大举批判传统旧文化之时，就坚守传统文化价值的所谓新儒家，目前在国内学术界越来越活跃，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三，成立了致力于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截至2014年9月底，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465 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1亿[21]。其四，韩国等周边国家在文化遗产上与我国的争执，让中国人意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传统佳节被列为法定节日，体现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保护意识。其五，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及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中国的“春节”有成为像西方圣诞节那样的世界性节日的趋势，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多有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到了习近平任总书记的新时期，这种自觉自信就体现得更加鲜明、强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22]习近平这番讲话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如何继承及未来发展目标作了高屋建瓴又不失细致的谋划，洋溢着喷薄而出、不可遏止的传统文化自觉和传统文化自信。

回顾这段心路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有一个“V”形的曲线变化，即从高傲自负渐渐坠至自卑自弃，又一点一滴找回自信自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程度与国家的富强程度成正比，由此可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心态与国家的兴衰命运相同步。今天，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西化丢失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不能走向全盘复古让历史悲剧重演，而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1]李刚.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M].安徽：黄山书社，2011.

[2][3][4][5] 丁伟志，陈崧.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9，29，43、51，70、120.

[6][1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81，11.

[7][12] 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155，182-183.

[8]百度百科：孔子改制考.

[9]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74.

[10]汪澍白主编.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中国近代人物的中西文化观[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181.

[13][14][15][1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59，277-278，317，444.

[16]董丛林主编.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2 民国卷1[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18]鲁迅文集（第三卷）[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52.

[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58-59.

[21]陈至立.对外汉语推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实践——写在孔子学院创建10周年之际[N].人民日报，2014-12-19(12).

[2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09-25（2）.

【责任编辑 潘琰佩】

On Evolution of Chinese Attitudes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WANG Jun
(College of Marxism, Wuhan Technology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Since modern times Chinese attitudes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performed a "V" shape curve changes, from the autism and arrogant attitudes before the opium war to the reconciliation and contradiction attitudes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question and critique attitudes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disdain attitude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period, and the rational and confidence attitudes after the setting up of new China. The Chinese level of confidence to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degree of rich and strong of the country. So people’s attitudes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of phase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s fate. Today, we should tre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we should neither lost our spiritual home in the wave of westernization, nor restore ancient ways and repeat the historical traged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attitudes; culture consciousnes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G641

A

1004-4671（2015）06-0076-07

2015-11-01

王军（1985～），男，湖北嘉鱼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